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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修订二版)
ISBN13：9789571933979
替代书名：
The Frustrations of Going Global: Guo Songtao and the Late Qing Era (Second Edition)
出版社：东大
作者：汪荣祖-着
出版日：2026/05/27

编辑推荐

1876 年，当大清帝国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残梦中时，郭嵩焘在众人的唾骂声中启程，成为首任驻英法公使。他不是去观光，而是去承担一个时代最沉重的误解。

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砍树者」。当同僚还在争论要买多少枪炮时，他已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看见了西方文明真正的本源——学术与法制。他试图领着中国走向世界，换来的却是家乡父老要捣毁他房舍的愤怒，以及朝廷同僚「怀私互讦」的冷箭。

史学名家汪荣祖教授，透过地毯式挖掘郭嵩焘长达数十万字的私密日记，带领我们穿透外交奏折的冰冷文字，走进这位晚清士大夫最真实、最痛苦也最清醒的内心世界。

这里有他与左宗棠翻脸的愤懑，有他与曾国藩姻亲间的微妙张力，更有他在伦敦街头观察「西洋政教」时的惊叹与忧思。他的挫折，不只是个人的官场失意，更是晚清中国错失走向世界最佳契机的悲剧缩影。

三十三年后经典再版，内容与史料全面增补。如果您想读懂晚清，就不能错过这位最寂寞的先行者。

商品简介

史学泰斗汪荣祖教授经典之作增订重现

★以清季之臣的经历，映照近代中国迈向世界的挫折与命运★

在清末名臣群像中，郭嵩焘无疑是最具争议且独特的一位。他怀抱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初衷，却因不愿随波逐流的性格在官场屡遭排挤。身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英、法期间亲身体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对世界局势有着超越时代的精确洞察；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却不容于当世，使其在误解与毁谤中，成为一名寂寞的先知。

郭嵩焘的一生，正是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年过半百出任使节，犹如古老疲惫的帝国尝试与世界接轨。他在国际外交场域据理力争，积极倡议接纳西方文化，最终却仍面临「孤臣无力回天」的困局。他的个人挫败，似乎象征了十九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重重阻碍。

本书特色

▎经典重塑，增订再出

史学大家汪荣祖教授代表作，以全新排版与增补内容重新问世，是研究清末人物与外交史不可错过的经典著作。

▎跨语言史料的严谨解读

汪教授发挥深厚的国学素养与精湛的英文能力，以《郭嵩焘日记》为核心，广泛采借郭氏文集、奏稿、清末同僚纪录及大量英文外交档案。透过中西双重史料的交互辩证，呈现极具公信力的历史现场。

▎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关怀

汪教授以细腻且具同理心的笔触，深入探讨郭嵩焘的起居、交友、应试见闻，以及在洋务博弈中的心路历程。从个人心境到帝国局势，全方位建构这位清季重臣的生命史。

作者简介

汪荣祖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曾任美国维琴尼亚州立大学教授31年，获1993年全校最高研究奖、维琴尼亚州社会科学院授予杰出学者奖，2003年获「荣誉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称号。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访问教授，台湾大学兼任教授，台湾中正大学、中央大学，大陆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讲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大学等校讲座。已出版中英文专书26种、学术论文百余篇、中英文书评40余篇。英文著作《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曾获全美研究图书馆联合会评选为2001年度全美最佳2%学术著作之一（List of Outstanding Acdemic titles），此书已有中文、韩文、俄文、土耳其文译本。

序 / 增订二版序言

此书于1993年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列为沧海丛刊之一，至今已三十三年，仍有再版的需要，经久尚有阅读的价值，作为作者自感幸慰。三民书局计画重新排版，将旧书以新面貌再现，嘱我校阅，我细读一过后自觉内容与章节无须改动，论点似尚稳妥，偶见前所未见的史料，略微增补之，错别字纠正之，个别文句略加修饰之。惟陈书新出之际，虽对郭嵩焘(1818-1891)未有进一步的研究，但阅读所及不无所感，谨于此序中述之。

此书初版问世后，台湾师范大学前文学院院长亡友李国祁教授曾在《中央日报》发表长篇书评 ，至今犹存感念。李兄举出拙著第一个优点颇能「深入郭嵩焘的内心世界」，对郭嵩焘「有进一步的了解」，「改正过去不少错误的看法」，「故汪着的贡献是卓越的，是超越前人的」。此主要归功于详尽的郭嵩焘日记，犹忆1981年之秋，我初访武汉大学，得以拜识久仰的唐长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长者，和蔼可亲，相谈甚欢。他正在研究吐鲁番文书，偶尔提起新出郭嵩焘的大量未刊日记，并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难得的上好史料。我听后印象深刻，很快购得四大厚册的《郭嵩焘日记》。披览之下，内容之丰富，令我大感兴奋。曾在清华大学教外交史的蒋廷黻，后来参与外交事务，对其乡贤郭嵩焘的外交长才，敬佩有加，特于1950年代，希望台湾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写郭氏传记。多年后由尹仲容创稿，郭廷以编定，再由陆宝千补辑，于1971年完成《郭嵩焘先生年谱》。因当时不知有郭日记，年谱缺漏甚多。后来宝千兄利用日记再增补年谱，出版续编一厚册 ，足见这部日记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的重要。名人日记多矣，但价值参差不齐，罕见如郭日记之翔实完备，他一直记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记未于生前或身后披露，百余年后无意中被发现，可见他原无意公诸于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间，实话实说，真情流露，几无隐晦，自是深入其内心世界无可取代的珍贵史料。

李评认为拙著「第二个突出之点是对郭氏出仕与归隐的性情有透彻的描写」。郭氏的仕途并非快意，他虽得咸丰皇帝、慈禧太后、权臣肃顺的赏识，又与曾国藩是姻亲、与李鸿章为密友，但他的官位远不能与当时的咸同将相，相提并论。要因他的耿直性格，不屑钻营求官。事实上，他所得的职务多半是奉命要他去排难解纷，位置并不显赫。他的归隐也与他的个性有关，他狷介固执，做官是为了做事，做不成事，绝不恋栈，断然求去。出仕往往勉为其难，归隐则不愿屈心抑志，所以并无如国祁兄所说有仕与隐的矛盾。他在官场的挫折事小，国家未能妥善处理洋务，顺利走向世界，兹事体大。他与长官与僚属难以相处，虽与他的固执个性有关，但他是执善固执，并非顽固不化，而且在他身前死后多证明他所执之善，不仅正确，而且具有远见。

李评认为「汪着的第三个优点是利用郭嵩焘的诗词韵文来诠释郭氏的思想与心境」。诗作原是绝佳的史料，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几无不能诗，故而留下的作品难以数计。郭嵩焘不仅能诗，而且非常老到，自是高手。他的诗作又极为丰富，当可从诗中深入其内心世界。鸦片战争那年，郭正在浙海，森严门户已被摧坏，他的感受见诸于诗。郭于咸丰年的鲁东之行，在诗中透露：「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的心情。同治年间，收复天京，太平天国覆灭，郭以「撑起东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开日月新」的功勋，且在含蓄的诗意中，表达功高不赏的弓藏之惧：「谁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梦醒时」。郭不讳言，曾国藩一生谨慎，对至亲好友如刘蓉与郭自己，从不荐引。郭也于诗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复进取」。诗也最能触及灵魂的深处，长子郭刚基，也是曾国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焘在诗中透露了极为哀伤的真情：「晨昏已断门闾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毁谤中辞去驻英法公使，即将回国，道出「去住两随松竹健」的孤怀。他回到湖南老家，乡友朱克敬字香荪，虽劝他「肯容疑谤道才尊」，但他仍难以释怀，还是要「提防醉语更传讹」，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间忧患长」!诗言志、道性情，颇能窥见郭氏的思想与心境，他留下大量的诗作​​，不仅寄情而且记事记行，足补对他行事的理解，诗确是大可利用的上乘史料。

李评认为「第四项优点是具有很好的英文素养，能将郭着中很多翻译的英文地名、人名，机关名称等，予以复原，使读者有更清楚的了解」。郭氏海行四万八千里，深入西欧，提到许多人名、地名、府名、学名，无不用他的湘音来拼，未附原文，如将理雅各(James Legge)译作里格；将牛津鲁道夫旅馆(Randolph)译作兰多甫；将牛津大学的万灵书院(All Souls College)译作阿勒苏尔士；将维特岛(the Island of Wight)译作歪得岛，诸如此类，难以辨认。幸亏郭氏的音译并不过于离谱，仔细揣摩，追寻郭氏行踪，参照地图，旁参一些官方资料，几皆可以复原。

李评认为「第五项优点是将郭嵩焘一生的私生活记叙甚详，得力于郭氏完整的日记，以及郭氏同时代人的著述」，李评因而认为「参考资料的详尽亦是汪着的重要突出之处」。郭氏日记不仅完整，而且内容丰富，毫无掩饰，遇此难得内容丰富的日记，得以窥知他的生活面向与感情世界。我不是偶尔引用其日记，而是做地毯式巨细靡遗的「扫描」，铺陈郭氏生平的脉络，追踪他一生的踪迹。其中有不少惊喜的发现，例如从日记得知，他是如何从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顾，有书可读，犹如「水上旅馆(boatel)」，与现代的「汽车旅馆(motel)」，相映成趣。我也从日记意外看到郭嵩焘与陈宝箴、三立父子的真挚友谊，以及赏识留英的后辈学子严复，正如严复后来悼郭挽联所说：「平生蒙国士之知」，可见他的知人之明。我在书中有专章论述郭大人如何「激赏严又陵」。除了日记之外，郭氏留下的大量书信，也极有参考价值。近年湖南岳麓书院出版的《郭嵩焘全集》卷帙庞大，日记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册。第十三册是厚厚的一本书信集，收录不少前所未见或罕见的信函。上海复旦大学更不惜工本出版了五大册《郭嵩焘亲友手札》，彩色精印，收录了那个时代许多知名或不知名人士致郭嵩焘的书信。我乘再版的机缘，选用新出书信可以增益之处，使这本郭传的参考资料更为详尽。李评见及此五大优点之余，「再加上汪氏文字的流畅，叙事析理的清晰，遂使其著可读性甚高，不似甚多学术史著，虽写作严谨，但干涩枯燥，不具有可读性」。

李国祁是认真的书评作者，于指出优点之余，并不讳言有挑剔与可议之处。他认为「汪着的最大可议之处，是对郭嵩焘充满了同情与敬仰，致而郭嵩焘性格上与人相处的缺点，不能尽显」。李氏说：

嵩焘性格诚如汪氏所言，固执偏狭，自视甚高，而且猜疑特甚，再加以崇尚理学，注重内省。内省—自我反省原来的立意是检验自己的缺失来加以改正，而嵩焘由于上述的原因，其内省的结果，往往形成认为错在对方，乃加重其责人，因而曾国藩，甚至李鸿章，均认为郭氏的性格不适宜独当一面，祗宜于从事咨议性的职务。郭氏对沈桂芬的不满与成为嫌隙，极有可能不少是出于郭氏的猜疑。例如他的出使英国，是否是沈氏的陷害与排斥，实深值得怀疑。盖此事的决定权不在沈桂芬，而且郭嵩焘是最适当人选，似为当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决策大臣的共同看法。郭嵩焘因此事视沉为「居心险恶」，显然有猜疑过什之处。

郭嵩焘耿直的个性众所周知，他也自知，如果过于强调其偏狭的性格为其一生挫折的原因，未免所见太小。他的挫折要因他的见解超越时贤，不容于当世。郭嵩焘与他的上司、同僚，多有龃龉，甚而成仇，固然由于郭氏的固执，不愿委屈事人。但曲直是非，未尝没有公论。李兄认为郭与毛鸿宾的矛盾错在郭，与督抚同城无关。按毛于咸丰十一年(1861)抚湘时，与郭已有交往。同治二年(1863)毛任两广总督，郭任粤抚，督抚同城，两人都是曾、李欣赏的人物，但督大抚小，事大不易，事小更难。毛年长于郭，郭以老前辈相称，书翰往来，敬礼有加，但遇事直言不讳，如督抚具名上奏，郭指其有绝非实情之处，令毛不快，于是强横自擅，视郭如幕僚，郭只能审阅文书，而毛又不满郭之条陈，不仅使郭难有作为，且更有辱巡抚尊严，而好友曾国藩、李翰章又左袒毛氏，令郭悲愤不已，以郭之个性有所反弹并不意外。督抚同城，如巡抚委曲求全、犯而不校，便不成问题，若碰到郭巡抚不受委屈，便成为问题了。

李氏认为本书论郭左交恶，过于同情郭嵩焘，左宗棠严劾郭嵩焘虽冷酷刻薄，但有其道理。按郭左两人不仅是湘阴同乡，自小相识，而且旧谊甚深，郭甚佩左之雄心壮志，甚至在面见咸丰皇帝时说：「左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自是真心话。然而同治年间，左宗棠节制闽浙粤三省军事，对广东巡抚郭嵩焘，一再陵借诋毁，再三参劾，更力荐亲信蒋益澧夺粤抚之位，更无所掩饰，令郭极为难堪，全是事实，是非曲直显然。郭声望地位远非左比，对左也素无芥蒂，自无挑衅左之可能。然左瞧不起郭，以广东军务不振，归罪于郭，已经不公，郭虽自责，而左谴词更加严厉，甚至怒骂，口出恶声，令郭大动肝火，不能原谅左，也是事实，岂能不同情郭氏？平心而论，左郭挚友交恶，要因左雄才大略，自视之高，固非郭氏可望项背，即曾国藩也遭左诟，唯曾顾全大局，以德报怨，而郭不能如曾之隐忍。左既不顾旧谊，又为亲信蒋益澧觊觎粤抚之位，不惜极力倾郭，辱及郭之人身。郭嵩焘是左之受害者，不同情弱方而同情强者，可乎？

郭与僧格林沁有始无终，是非对错也甚了然。郭僧原无渊源，只因奉咸丰皇帝之命，助僧协防津沽。僧一意主战，而郭素主「战无了局」，有谓「处衰弱之世，支持强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 ，以至于触僧之怒，鄙视郭之怯懦，连曾国藩也有所误解，曾未明是非曲直，令郭悲愤莫名，不得不离职返乡，于覆曾函中质疑说：「谕书责鄙人，盛称僧邸，其坚韧耐苦，固足称也。今虽败岂谁敢以恩怨成败定天下之是非哉？」 。结果是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僧军溃败，圆明园惨遭英军焚毁。当他在湖南老家听到噩耗，记起不久之前的劝僧之言，居然应验，令他不胜伤感，痛悼无已。所以所谓僧郭交恶，只因郭坚持所见，不容于僧，僧因而闯下大祸，悔不听老郭良言，悔之晚矣！

至于清廷于光绪二年(1876)决定派遣使节前往英国，郭嵩焘自是不二人选，他之所以心不甘、情不愿，主要因为出使引起舆论大哗，京师士人，乡里父老，相与咒骂。湘省乡试诸生，聚集玉泉山，力诋郭氏出使，要捣毁上林寺以及郭家住宅，凌逼百端。而且他此行还要为滇案赴英道歉，为误国者受过，使他痛感何必担此羞辱，做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所以他才一再请辞。他最后不得不出使，并不是李鸿章等人的决策，更非沉桂芬所能决定，而是在慈禧太后的劝导下，郭才在屈辱中出洋，可称忍辱负重。郭视沉桂芬等保守派「居心险恶」，主要憾彼辈幸灾乐祸。后人若认为他怯于赴任，纯属误解。他出使英国，证明唯他能独当一面的艰巨职务，而且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任务。他在英法两国公使任内，得心应手，得到洋人的信任与赞许，维多利亚女王多次接见郭公使，并曾随同女王检阅海军。郭于1879年1月17日向女王辞行时，女王祝郭一路平安之外，表达期盼两国交好，并希望郭将英国愿意深固邦交之意，转达给中国皇帝。郭也回答说：「承君主盛意，谨当代陈总理衙门，奏知大皇帝」。当时的英国名相，年逾古稀的毕根斯由冶(Benjamin Disraeli)，他对郭也极为友善，并要郭回国后务必告知朝廷，英国倾心愿与中国交好，「绝无他意」。郭回称见女王辞行时已闻此说，必能「互体此心，可以共信」。英相并赠郭玉照一帧，签名后起立相赠，并说愿郭受此小像后，永念英国有此良友「长勿相忘」，最后握手道别。郭嵩焘对这位英国伟人，也深敬服，更因其情深意挚而感动。英国名相葛雷斯东(William E. Gladstone)也赞美郭氏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郭嵩焘初次出使西方，没有受过现代外交的训练，也不通外语，于无所取法中，做得相当出色，因他为人明察，善于沟通，又得人缘，颇能在国际舞台上周旋应对。郭嵩焘办洋务不仅很有自信，而且自负，亦有不少赏识者，如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咸丰皇帝与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都对他的勇于任事颇有好感。若说「他的性格不适宜独当一面，祗宜于事咨议性的职务」，显然认知有误。

郭出使虽相当成功，但在位又未能持久，要因郭得意于外，受扼于内，朝廷保守派如李鸿藻、沉桂芬等人的掣肘，污蔑其夸大外国，顺从夷人，副使刘锡鸿又与之沆瀣一气，不时打郭的小报告，甚而因天寒，洋人覆大衣于郭肩，刘以郭「披服洋衣，顾盼自得」上报总署，清廷大员听信谗言而参劾郭，指为「怀私互讦」，使郭悲愤莫名。我在书中有详细的论述。然则，若谓郭与时人不和，由于他的性格难与人相处；在职不永，由于能力不足，未免皆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应该看到他走向世界的见解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严复挽郭嵩焘联有言：「惟公负独醒之累」，以中国之大，不可能唯郭独醒，同侪中如李鸿章、曾国荃、沈葆桢、丁宝桢、丁日昌等都是清醒者，然唯有他敢于赞赏泰西文明之高、制造之精、船炮之坚利，非中国可敌，同时不讳言自家的弊端，因而碰触时忌，指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而横遭廷议谴责，指为崇洋媚外，使他的外交工作受挫，力辞求去，回国后失望之余，不愿重返总署，无法传达英国的善意，误己误国。

读史理当明辨是非，对古人做同情的了解。当时最了解郭嵩焘的人，不是曾国藩，而是曾国荃，国荃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国荃心目中的贾生，就是郭嵩焘，以郭与受屈于长沙的贾谊相比，说出郭所遭遇的挫折。郭见识超越时代，且直言不讳，很容易被时人视为用夷变夏，甚者视他为奸人。而当国者之中又不乏保守派人士如李鸿藻、沉桂芬之流，时而作梗。一般士大夫又多喜放言高论，邀取时誉，既不切实际，又适足以误国。郭嵩焘曾譬喻说：「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当时即使略知洋务的人，亦仅知洋人可憎可畏，而不察与洋人周旋之道。洋务派不少领袖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郭嵩焘常被视为洋务派，但其视野已超越坚船利炮。他无疑惊羡洋人的武备，但认为那是洋人的末务，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学术，尤其是西学，他曾说：「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学问才是根本。他一到伦敦，就参访各种学校，探明学制，认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佳。他曾于1877年11月28日，应里格之邀，赴牛津大学访问两日，印象极为深刻，体认到「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于此可见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动力，所以一切莫急于学。相比之下，中国士子习为虚文，所学唯取科名富贵而已。同时他深知，中国要取法西洋的富强，须先整顿人心风俗，政治法令，以修明吏治。内政修明之后，才有基础取法西洋。类此见解，为时人所不及。郭为了矫虚务实，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

郭嵩焘办理外交，知道国门已经洞开，事情日繁，与列强交涉日广。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几皆由洋人拟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争议，予洋人要胁的口实。他认识到法律原是适用双方的，然而列强却以法来束缚中国，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伦敦，见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赏他懂西洋法律，要揽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国。他也十分留心《万国公法》，曾与日本公使畅谈国际公法。他到法国之后，立刻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备用。他关心在巴黎学习公法的马建忠，垂询其学习情况。他力请总署纂成《通商则例》，明定章程，审定之后，颁发各省以及各国驻京公使，共资信守，遇事有所率循，以免滋生事端。足见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并不一厢情愿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警觉到西方霸权的蛮横，他曾与英使威妥玛交涉，常受其辱，认识到若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全无置喙的余地。郭嵩焘开启出使外国之端，之后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相继派遣。郭到任英国后，在伦敦闻悉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不过，华民较多的地方，多是英国的殖民地，设置领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构想并不顺利。几经交涉之后，通过当地殷商胡璿泽的协助，仅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总理衙门于1877年10月31日同意后生效。即使如此，华民实同英民。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异常缓慢，到清朝灭亡时，才逐步完成，这已经是郭氏身后二十年以后的事了。他曾有诗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出海浪翻，象征中国面临三千年的变局；一船痴顽，隐讽昧于中外情势的朝野保守派；风急而无计收帆，说明他内心的挫折感；不能独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写照。他面对「俗蔽民顽，君骄臣谄」，深感孤掌难鸣，有心无力，大有回天乏力的感叹。他的老朋友黄彭年劝他不要再谈洋务，以免取辱，但他深知洋务关系重大，臣僚们就因为忌讳洋务，大都相顾不敢言，以致察觉不到洋患之深。他因不能有所作为，而感到挫折。

面对敌强我弱的变局，时贤多只问强弱，不问曲直。郭并不以为然，认为强弱是一时的定势，曲直必有定论，即使强者虽可罔视曲直，但也不能不据理以直其气，何况弱者更须讲理。所谓理，其实就是以理性处理洋务，凭《论语》所说「言忠信、行笃敬，蛮貊之邦行矣」的古训，主张心平气和与洋人说理，说得通便能和平解决问题，如果说不通，再言战不迟，然后无论胜败，都无悔憾。然而僧格林沁辈既骄又忿，感情用事，不顾国家大计，逞匹夫之忿怒，结果忿兵必败，骄兵必灭。郭嵩焘自信颇悉洋情，认为以理处理洋务才是正确的，从事后看也是正确的，只是当时掌权的保守派难以领会，遑论接受？朝廷里的保守派非不知天朝已今非昔比，无能御外，遇事避之若浼，只有愤洋人的欺凌，恨郭嵩焘为虎作伥，以郭为出气筒，极力诋毁。郭虽不惮直言，但被置若罔闻，终不免抚膺一叹。

郭嵩焘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至亲好友，与曾还是亲家，但没有曾、左、李三大将相的功勋。郭曾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在学问上颇有心得，着有《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礼记质疑》等书，但也没有阮元、王闿运、张之洞的学术声望。然而从历史长河看，他的「远见」(vision)，远非乾嘉学者、咸同将相可及。所谓远见，指能高瞻远瞩，具有深远的眼光，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战传统之权威，能与主流意见相左，指出正确的前程。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以「砍树者」与「爬树者」作比喻。人们习于在大树下纳凉，不仅讨厌「砍树者」多事，甚且谴责妨碍其纳凉。郭嵩焘在他的年代成为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砍树者」。郭嵩焘的远见使其深刻体会到三千年变局的到来，并提出应变之道，他认识到西方列强以通商牟利为务，有异于古代的夷狄，并无征服中国的意图，可有和平共处的余地。中国只有面对已定的通商局面，更没有轻启战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才提出「战无了局」的结论。处理洋务，对他而言，何莫因势利导，相互往来，师其长技，以求自立自强。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接着英法联军之役，中法马江之役，以及于其身后发生的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一再重蹈覆辙，每次战争的结果，贻患一次比一次凶恶。他直白指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战争只会使中国割地赔款，屈辱更深。郭嵩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非天真无知，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也不想轻启战端，中国正宜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所以郭氏战无了局之说，绝非虚言。郭颇能在外交战术上有所掌握，但战略掌握在朝廷之手，无奈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士大夫又多浮嚣不实，无可行的战略。郭有战术而无战略依靠，难有作为。他更因与西方接触的经验，洞悉西方富强的根源。呼吁必须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强。

郭嵩焘在当时守旧的中国，因而遭遇到唾骂、讥讽与谴责。他受到极为无理的毁谤，虽感气愤，但并未动摇他的见解。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国走向世界，却被拒绝，他的远见不容于强大的顽固势力。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国的挫折。然而他的明见睿识，不仅不被接纳，且被视为故意夸大夷情，而遭横加诋毁，令他感到不可理喻。他的气愤与委屈，时而可见之于其日记。他得不到当事人的同情，后人于是非对错已尘埃落定之时，仍不与同情，真不知从何说起？

郭嵩焘绝意仕途后，隐居乡里，颇与乡亲士绅来往，与年轻一辈的湘阴小同乡张自牧，过从甚密，意气相投。自牧字笠臣，以生员筹贵州饷有功，授候选道，加布政使衔。张氏家族「先世以行贾，寄籍宛平」，其父张学尹，字少衡，举进士，曾以知县官福建，因事罢官，归而著书讲学三十年。自牧虽仅为诸生，而以才名震动长沙学界，他于咸丰年间得到学政张金镛的欣赏，可称高才士子。湘军之兴，自牧积劳至道员。同治六年更以筹办黔捐，洊保藩司衔，并戴花翎。其为官时备极奢侈，后寓居长​​沙，退隐林下，凭借家世、财势及才学，确立了在长沙上层社会的显赫地位。湖南政府设局编纂《湖南通志》，志局以郭嵩焘、曾国荃为总纂，张自牧、黄彭年列名提调，其中张自牧掌管资金而地位尤重。粗略捡拾岳麓书社1984年版《郭嵩焘诗文集》，关于张自牧的篇什就有〈送张笠臣赴黔南〉、〈张笠臣邀同海琴诸君小集，海琴有诗，笠臣见示和作，并邀同作〉、〈张笠臣用前韵赠石似梅感赋一首〉、〈张笠臣招同南屏研生笏山友石香荪史亭上巳日絜园修禊〉、〈题张笠臣〈无知知斋诗〉册〉、〈九日邀同吴南屏邹咨山龙皞臣周桂坞石似梅张笠臣黄子寿张子恒及意城登定王台、天心阁、归饮养知书屋〉、〈同张笠臣送别彭雪芹宫保中〉、〈秋日王壬秋邀同张笠臣过朱香荪饮〉、〈张笠臣邀同傅青余李次青邓弥之黄子寿黄小麓黄杭生定王台修禊〉、〈清明日朱禹田邀集萱圃赏牡丹次张笠臣〈龙华岭〉韵〉。张自牧喜研讨外国史地，曾言欲采英、法等国史，用中国史书体例编成一书，未成。郭嵩焘出使英法，尝疏请他充参赞官，为人所劾而罢。张自牧着有《瀛海论略》、《蠡测卮言》等书。 《瀛海论略》主张西学中源，指出泰西格致之学覃精研思，考求真实，皆卓然可观，自成千年之绝技，高出宋明，无庸讳饰，主张中国采用其所长，于制器利用皆有所益。所见《瀛海论》三卷，清光绪十三年(1887)蒲圻但氏校刊本。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世界地理，概括叙述了各国的总体情况，如日本、土耳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一些作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第二部分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强调西方势力的进人对中国的威胁。第三部分以一问一答的方式，驳斥了当时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八个洋务观点，再一次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与主张，自牧受到郭嵩焘的赏识，自不待言。郭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两人讨论时事与洋务，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称赞张「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 。任光亮整理的《郭嵩焘致张自牧手札》计二十一通 。 《瀛海论略》、《蠡测卮言》在当时绝对是开风气之书，颇具影响。严复知道郭张为好友，也认识到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说法，具有积极开拓西学的意义。张自牧不排斥西学，且认为儒者应以不知西学为耻。严复看到张自牧思想的局限，批评张对铁路与机器持保守态度，以及对海防工作的忽略，郭嵩焘日记里也提到：「严又陵指驳张力臣《瀛海论略》凡四谬：谓铁路数年为之不足，一夫毁之有余，非中国所宜造，是一谬；谓机器代人力，日趋淫侈，二谬；谓舟车机器之利，后来必转薄而更废，三谬；谓中国有各国互相牵制之势，海防非所急，四谬。此皆《瀛海论略》中篇语，谓之谬，良然」 。但郭嵩焘也见到张自牧投资「盐引」获利，认为「笠臣于经营事理，均能洞悉原委，精微透辟，委曲周至，于时罕见其比」 。张自牧挽曾国藩联：「三朝老大臣，伯仲之间见伊吕；万古儒林长，先生有道出羲皇」，知与曾大帅也有交情。张自牧的声望虽不能与郭嵩焘相提并论，但不能视之为小人物。若以见解而论，已超过当时的许多大人物，似不能以声望高低而定大小也。

郭嵩焘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曾纪泽说：「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张自牧则说：「今夫数千年来未经见之事，数万里不相知之人，一旦盘踞于腹心之地，往来于堂闼之间，此古今运会一大变局也」 。当晚清大变局时，力倡学习西方以自强的主张，在中国社会中并未得到普遍支持，反而时常受到社会歧视。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通省公议攻击洋务派巡抚吴大澂勾结夷鬼，狼狈为奸，还把具有较先进思想的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张自牧称为「四鬼」，足见处境之难。笔者并非因敬仰郭嵩焘而写此书，而是「深入其内心世界后」，始感佩其见识，同情其遭遇。

十余年前看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湖南与近代中国》一书 ，其中涉及郭嵩焘，非常离谱说郭在王夫之的基础上，奠定了湖南的独立运动，说是「郭的目标是湖南，不是要改善儒教中国」 ，但湖南人却不领情，痛骂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普氏竟将「拔乎其萃」译作「离开他的亲戚」(apart from his kin)，将「不容于尧舜之世」译作「他不能容忍尧舜那种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 ，显然连尧舜是何人亦不知。这不是小问题，而且又非孤例，如郭氏的诗句「海外人归秋色尽」，诗人从英国归来时秋天已过，但普氏却译作「秋色注满一切」(the colors of autumn infuse everything)；「贾生祠宇疏泉石」，郭氏所见的贾谊的祠堂只有稀疏的泉石之胜，但作者却译作「这里的贾谊庙被石头溪床疏忽了」(here lies Jia Yi’s Temple, neglected by the stone creek-bed)。普氏将郭嵩焘在湖南建庙宇，视之为建立自屈原、周敦颐、王夫之以来的「湖南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 ，建学校只是要振兴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罔顾郭嵩焘创办思贤学舍，明明是要「汉宋并重，行己有耻」以及效法「国初诸老气象」来改革书院的恶习，岂是普氏所说「湖南的特殊命运」(Hunan’s unique destiny) ？国初诸老如顾炎武、黄梨州，都不是湘人。这位作者居然认为：郭嵩焘会视湖南人「明显不同于其他的中国人」 。美国名校出版社的出品，居然如此低劣不经，惊骇之余，表出域外论郭怪论，聊供谈助。

汪荣祖

2026年2月于林口大未来居

目次
弁　言
第一章　湘阴郭家的龄儿
第二章　亲身体验鸦片战争
第三章　与太平军作战
第四章　咸丰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　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　巡访津沽鲁东
第七章　黯然南归惊闻国变
第八章　应李鸿章之请赴沪任职
第九章　到广东去当巡抚
第十章　粤东攻防与左郭交恶
第十一章　荔湾话别前后
第十二章　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　伤　逝
第十四章　城南书院
第十五章　海疆多事奉诏入京
第十六章　重游京师与新任命
第十七章　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　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　首任驻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　置身西欧文明
第廿一章　激赏严又陵
第廿二章　坚决请辞的底蕴
第廿三章　辞行　观光　归程
第廿四章　初返春申追诉申报
第廿五章　食沪返湘不愿北上
第廿六章　定居省城长沙
第廿七章　不忍不谈洋务
第廿八章　晚年心境
第廿九章　走向世界的挫折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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