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芳铭／政治经济观察员  镜报 2026-5-8 | 转自 新世纪

当前美国正在经历深层转变：从政治主导科技，转向科技重塑政治。图为2025年9月4日，美国川普总统与与第一夫人在白宫国宴厅宴请商界和科技界领袖。图／美国白宫flickr

如果仅从新闻理解当代美国政治，很容易陷入一种过度简化的叙事：一切似乎仍围绕着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这位善于制造话题的政治人物旋转。从关税、移民、地缘政治冲突，到社群媒体发文等，这些碎片化议题不断交替出现，塑造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政治景观。

被误解的政治表象：川普之外的权力转移

若将视野从表层的政治戏剧场景拉远些，一条更深层、也更具结构性的变化观察脉络正悄然浮现，可以发现：美国权力的核心，正逐步向一群矽谷科技菁英倾斜。

除了在传统意义上的政商互动变化之外，这还凸显出更具方向性与意识形态的融合。过去数十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多半停留在资金支持与政策游说的层次；但如今，以PayPal创办人、被誉为「矽谷创投天王」的彼得・提尔（Peter Thiel）、帕兰泰尔（Palantir）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特斯拉（Tesla）及SpaceX创办人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为代表的科技资本，正从「影响政治」走向「塑造政治」。

他们被《财富》（Fortune）杂志称为「PayPal黑手党」（PayPal Mafia），是科技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创业族群，包括创办Tesla、SpaceX、领英（LinkedIn）、Palantir、YouTube、Affirm、Yelp、Yammer等知名具影响力企业。这群菁英已不再满足于成为政策的旁观者或赞助者，而是试图介入政治重写国家运作的逻辑。

尤其是，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史诗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精准攻击，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人工智慧（AI）主导的杀伤链，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等高层的身亡，以及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Nicolás Maduro）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接抓捕的军事行动，以及回溯从2011年击毙宾·拉登（Hamza bin Laden），到俄乌冲突中为乌军提供情报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抓捕非法移民行动，外界均指向Palantir的AI系统发挥了看不见的关键力量。

政治献金结构的变化：从民粹动员到科技资本主导

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资金结构的改变上。 2016年，川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仍可被视为一场民粹主义的意外胜出，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大量的小额捐款，象征着对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 camp）的不信任与草根动员力量的崛起。

但到了2024年，这一基础已明显转移，大量资金来自矽谷与科技资本。诸如，马斯克捐款近3亿美元帮助川普赢得大选，之后掌管政府效率部（DOGE），对联邦政府进行极富争议的改革。与此同时，另一位PayPal元老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也号召科技界发起对川普2.0的支持。他除募款超过千万美元作政治献金，还在川普胜选后进入白宫掌管人工智慧（AI）与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政策。

这些科技巨擘的行为指向，川普的背后已形成一张成熟的科技右派支持网络与政策思维。他们不是传统能源、军工、金融等传统共和党的金主资本，而是一群对政治、经济、金融与军事等领域已成气候的矽谷科技右翼鹰派。而且，这群科技菁英已不若过去站在幕后不插手政治，而是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介入白宫事务。

这不仅是支持者结构与资金来源的改变，更指向政策导向、治理理念的转向与政治方向的重塑。同时，川普主义不再只是民粹情绪的出口，而逐渐与科技菁英的利益与理念交织，形成一种新的政商科技混合体。换句话说，美国政治正在从「反建制的情绪政治」，过渡到「科技菁英渗透的权力工程」。

提尔的思想核心：少数菁英决定世界的统治

不过，要进一步理解这个现象的关键，并不在于金钱本身，而在于这些科技菁英所持及正在推动的世界观。

以提尔为例，他曾公开表示「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可以相容」，怀疑官僚体制，迷信技术的力量，推崇菁英统治。他长期持有一种极具争议的核心信念，认为世界的进步，并非源于多数人的共识，而是来自少数菁英的决断。他在颇负盛名的著作《从0到1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中提出「竞争即失败」的观点，主张真正有价值的企业应建立垄断性优势，从「0到1」创造新事物。这一思想原本属于商业策略，但在政治领域中，却演化为对民主协商机制的深层质疑：如果创新需要权力集中，那么政治治理是否也应当如此？
他进一步主张「技术没有中立，只有立场」，科技公司必须在生存竞争中成为「美国的军工厂」，而不应自认为是超越国界的「智力上帝」；如果因为道德洁癖而拒绝与五角大楼深度融合，那么这等同于在数位科技军备竞赛中向敌人单方面缴械。

这些思维，构成了当代「科技右翼」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其眼中，传统民主制度的问题，不在于价值错误，而在于效率低落。官僚体系庞大、决策过程缓慢，以及利益协商过于分散，使得国家在面对全球竞争与安全威胁时，逐渐失去行动能力的即时性与有效性。因此，他们提出的解方并非回归传统，而是导入科技与工程思维，将国家视为一个可以优化的系统。

在这样的逻辑中，「菁英」拒绝「平庸」，「效率」优先于「共识」，「决断」凌驾于「程序」；民主制度的问题，不在价值，而在于其缓慢与分散，使国家难以快速应对竞争与危机。这种思维，正是科技右翼崛起的思想根基。

在这个思路下，当科技持续创新、共识退位于效率、菁英寡头掌握钱与权，对于普通人来说，上述的景象显然是一个越发令人焦虑、没有安全感的世界。

卡普的人工智慧军事霸权论：恐惧即安全

卡普信奉美国军事霸权，将之视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他主张以人工智慧建立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透过威慑维持和平，并推动科技与军工复合体达致深度融合，重塑国安、产业与战争的美国霸权模式。

卡普主张「持久和平的前提，往往仅建立在可信的战争威胁之上」，源于具压倒性优势的人工智慧威慑力的「吓阻」（Deterrence），而不是核武平衡或外交角力，才能让对手因恐惧瞬间遭到毁灭，进而畏惧挑战美国；持久和平的前提，往往仅建立在可信的战争威胁之上。另外，卡普在雷根国防论坛（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上直言，人民「想确认自己是否安全，而安全的意义是让对手感到恐惧」。易言之，不能忽略地缘政治中「谁更有能力伤害对方」这个残酷但关键的现实主义力量。这些正是驱动当今国防科技产业与矽谷菁英阶层的核心信念。

卡普也自称是「移民怀疑论者」（Immigration Skeptic），他认为，「开放边境」政策并非进步派（Progressive）理念，而是一种「灾难」；他更批评「现代多元主义」掩盖了部分文化「具有退步和危害性」的事实。他认为这些对民主和社会凝聚力具有腐蚀性。

卡普以为，保障安全的关键，在于赋予军队、警察、移民与情报机构更强大的权力，建设为一个强而有力的监控国家。如今，随着多名美国公民遇害和更多人道主义悲剧发生，纽约街头随处可见谴责Palantir为「全民公敌」的海报，Palantir也成为人权组织和矽谷左翼活动人士的主要抗议对象。

今年4月发表源于《科技共和国》的「22 点宣言」，卡普力倡矽谷全力打造反敌对、恐怖主义及对抗西方的军事霸权人工智慧，建构由美国霸权主导、科技公司控制世界的美国优先新时代。荷兰政治学者卡斯·穆德（Cas Mudde）等评论家对此批判为「纯粹的科技法西斯主义」（pure techno-fascism）。

知名记者及畅销书作者雅各·希弗曼（Jacob Silverman）评论，这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与霸权主义，在反对多元主义与竞争下，预言未来将陷入撕裂世界的持续冲突，或可称为帕兰泰尔主义（Palantirism）。

由提尔和卡普共同创办的Palantir，正透过科技与川普政府的紧密结盟而扩张的信仰，且其影响力早已超越公司本身。正如《科技共和国》所勾勒的，一个由先进科技力量架构的军事共和国愿景，为美国维持霸权而效力。前财政部长莱克（Robert Reich）近期更直指 Palantir被称为「矽谷最危险的公司」。而《经济学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打仗的方式已经被Palantir及马斯克的SpaceX彻底改变，不再是单纯依靠更猛烈的武力，而是利用人工智慧算法提供情报并进行侦查，完全采用一套全新的打法。

Palantir与科技治理：科技服务于国家

于是，科技不再只是市场商品，而成为国家能力的核心基础设施。 Palantir的投资设立及崛起，正是这一理念最具体的体现。这家公司自创立以来，便专注于为政府、军方与情报机构提供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其技术不仅用于反恐与战争，也逐步渗透至移民管理、国家安全与政策决策等领域。

更重要的是，Palantir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家企业，而是一种新的治理想像，透过大数据、演算法与人工智慧，将分散的资讯与权力集中于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中，使决策更快速、行动更精准。在这种模式下，战争不再只是武器的较量，而是资讯处理能力的竞争；国家治理，也逐渐转变为一种科技问题，谁能更快整合数据、做出判断，谁就掌握主导权。这不只是科技创新，而是一种治理哲学的转变。

在Palantir创办人卡普在《科技共和国》（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中指出，未来的战争胜负越来越取决于软体，未来的国家竞争也越来越取决于科技公司是否愿意与政府重新结盟。或许，它更像是一份宣言：矽谷应该重新爱国，而且要以能直接服务国家力量的方式爱国，尤其透过人工智慧优势等科技手段介入并统治未来战场，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坚实后盾。

Palantir一词出自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奇幻文学巨著《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在托尔金的世界里，它是古代精灵族制造的一颗魔法水晶球，意为「远观者」。透过水晶球可以跨越时空，看到极远地方发生的实时场景，并能窥视到过去甚至未来。

这种「监控」与「偏见」的隐喻，恰恰是Palantir成立以来一直被外界诟病的地方。透过将演算法深度嵌入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和边境管理，提尔和卡普十年间已经打造了属于一颗真知晶球。即使总统每四年或八年一换，Palantir的合同和它掌握的海量关联数据都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垄断。

这正是当前美国正在经历的深层转变：从政治主导科技，转向科技重塑政治。

制度内的渗透：看不见的权力再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并非发生于制度之外，而是渗透于制度之内。选举依然存在，国会仍在运作，媒体也持续喧嚣；但在这些表面结构之下，真正关键的决策资源，包括数据、运算能力与技术基础设施等，正逐步集中于少数科技公司与其背后的精英手中。这种权力的再分配，并不容易被察觉，却可能对未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它改变的，不只是政策，而是「谁拥有决策能力」这个更根本的问题。政治表面上仍属于公民，但实质上，决策基础正逐渐技术化与专业化，并远离一般民众。这是一种静默的权力再分配。

效率与民主的张力：一个未解的难题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这或许标志着一种新型态国家模式的萌芽。在工业时代，国家力量建立于制造能力与军事实力；在资讯时代，则转向资本市场与全球供应链；而在人工智慧时代，国家竞争的核心，可能将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整合数据、演算法与决策系统。因此，科技精英与国家机器的结盟，并非偶然，而是一种结构性趋势。

而且，这一趋势同时也带来深刻的政治与伦理问题。如果国家治理逐渐转向少数科技菁英主导，那么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将如何维持？当决策依赖高度专业化的科技系统时，普通公民是否仍具备参与与监督的能力？更进一步，当「效率」成为治理的首要目标时，「正义」与「程序」是否会被边缘化？

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有明确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前的转变，已不再只是政党竞争或政策选择的差异，而是关于「谁应该治理国家」的根本性辩论。

真正的问题，不只是川普

川普或许仍将继续占据媒体版面，制造下一个政治风暴；国际局势与地球政治也将持续动荡，新的危机不断出现。但在这些显而易见的事件背后，一场更为深层的权力重组正在进行。这关乎科技、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新型态态关系，也关乎未来政治形态的可能走向。

或许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川普会做出什么决策，而是：当矽谷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开始将国家视为一个可以被优化、被重构的系统时，我们所熟悉的民主政治与全球秩序，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这个问题，远比任何单一政治人物的兴衰，更值得被反覆追问。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