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30 | 来源：转角国际

图为2021年8月3日武汉的核酸检测。武汉封城时间是在2020年1月23日，也正是农历新年除夕的前一天。当时所有陆空交通全面中断，只有公路没有被完全封死，而全城将近1,100多万人的武汉，从此成为孤立封闭之城；但是封城的决定来得又急又快，当地几乎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措施和医疗资源。 图／美联社

本文摘录自学者杨大利（Dali L. Yang）专书，谈中国2019年底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透过扎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重探中国从应对SRAS到后来的COVID-19，在政治优先的体制下为何会应变失灵、酿成大祸。全书名为《武汉：新冠疫情早期阶段的权威研究，中国体制如何造成疫情失控蔓延，引发人类史上最严重公卫危机》（2026，八旗文化出版）。

习近平、政治运动与医院中的党务运作

要厘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及往后几周的发展，必须考量到升温的政治因素，特别是习近平在二〇一九年夏天发起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共教育运动。

意识形态和组织运作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习近平也不例外。习近平对苏联解体感受到危机意识，并且对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于是自二〇一二年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就将政治统治的核心放在强化对党及其领袖的忠诚度。他发起各种运动，整顿党内贪腐与不忠行为，巩固自己在党与军中的主导地位，并透过政治教育与思想灌输来强化对中共的信仰。意识形态与纪律整顿的各类运动，加上严厉的反贪措施，让习近平的权力大幅扩张。

然而，这样的做法也使官员士气低落，整体风气变得比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更加保守、畏惧风险。这股风气甚至让习近平在武汉疫情爆发一年后的二〇二一年一月，公开表达不满，批评官员没有收到他的明确指示就不敢行动。

图为武汉2020年1月30日，街上一名老者突然倒下死亡，这个画面后来成为武汉严峻疫情的代表性照片，也是《法新社》的回顾年度摄影。 图／法新社

在二〇一九年美中贸易战高度紧张之际，中共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并加入数位化的手段。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款名为「学习强国」的数位应用程式成为党员及国家资助机构（如大学与公立医院）从业人员的必备程式。该应用程式用来传播官方新闻与论述，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论，并且监控使用者在平台上的学习情形，掌控他们完成任务的进度。同年六月，习近平发起针对党员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以学习中共党史为主轴。此运动起初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到了二〇一九年下半年，进一步扩展到企业、机关与基层社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运动强调维护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以及党的权威，因此在大学、医院等机构中，这场运动强化了党委书记的权力与地位，同时削弱校长与院长的主导角色。

湖北省卫生系统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运动极为重视。二〇一九年七月，湖北省卫健委（当时称为「湖北省卫生与计画生育委员会」）高层接受指派任务，在全省推动这项计画。到了九月，该委员会的高层更带领湖北省各公立医院院方前往清华大学，参加以「推动公立医院党的建设」为主题的培训课程。这项强化大型医院党务运作的措施获得国家卫健委高层的肯定，也让我们更能理解背后的制度性权力结构，见识到湖北省卫生主管机关如何掌控医院与医疗人员。这对进一步分析二〇二〇年一月武汉的情势尤其关键，因为武汉正是湖北的省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运动同时也用来提倡党员的公共服务精神，习近平呼吁基层党员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争取人民信任。这场运动也进一步导致地方党务系统对医疗主管机关与医院提出更多要求，以求改善医病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正值严重流感季，武汉多家大型医院的党高层仍推动名为「摘口罩行动」的政策，要求医护人员在与病患互动时尽量不要佩戴口罩，以「拉近医病距离」。遗憾的是，即使卫生单位已知悉冠状病毒疫情，武汉多间大型医院仍坚持在大多数科别中维持「不戴口罩」的原则。

根据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师的说法，科主任曾严厉警告同仁：「不要跟上面对着干，不准戴口罩，也不准乱讲话。」

2020年2月6日COVID-19疫情期间，武汉的重症医院收治患者。 图／路透社

2020年3月30日已经封闭的华南海鲜市场。 图／路透社

SARS 危机与公共卫生紧急应变体制

在前述的政治行政体制下，SARS 危机成为中国建立公共卫生紧急应变体系的关键转捩点。尽管广东省与卫生部早在二〇〇三年一月初便开始辨识非典型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并加以诊治，但由于整个风气倾向保密，直到二月十日才对外公布疫情。这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也导致中国各地医疗人员对疫情一无所知，无法及早因应。即使疫情已蔓延至香港、北京与其他城市及国家，卫生部与北京市最初仍刻意淡化事态的严重程度。这场资讯封锁与过度控制，反而成为病毒扩散的一大推手。

SARS 爆发初期之所以应对不及，部分是归因于中国在传染病防治上的政治与法规结构。中国政治运作虽然赋予决策者相当大的弹性与裁量空间，但一旦涉及责任追究，常会严格按字面意思执行相关法律条文。一九八九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及一九九一年的《实施细则》将传染病分为三类，但这套制度无法自动适用于新兴疾病，例如 SARS（当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必须等到国务院卫生部门正式认定为法定传染病后，相关防疫措施才能依法启动。这样的设计造成应变延迟，进而影响整体防疫效率。

尽管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下旬，香港及其他地区已确认冠状病毒为 SARS 的致病原，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访问香港期间仍坚称，广东的非典型肺炎病例与 SARS 是两回事。张文康表示，广东最早确实检验出类似非典的肺炎，但是否与香港及其他地区的 SARS 病例有关，尚无定论。他甚至还表示，他「不认为香港的感染个案一定是由内地传入的」。

图为2003年4月13日SARS疫情期间的北京故宫。 图／路透社

SARS疫情期间的2003年4月23日凌晨，广州街道进行大规模消毒作业。 图／路透社

世卫组织曾花费数周试图向中国取得疫情相关资料，并希望派遣专家前往广东调查，但屡屡受阻。直到世卫对广东与香港发布旅游警示，引起中国高层关注后，驻北京的世卫团队才在二〇〇三年四月二日获准前往广东。当时的世卫秘书长布伦特兰医师（Gro Harlem Brundtland）公开批评中国在处理 SARS 疫情时过度保密、缺乏合作，这番言论在世卫中实属罕见。她气急败坏地表示：「这是第一次有疾病以这种方式在国际间扩散。」两天后，二〇〇三年四月八日，在国务院核可下，卫生部终于将 SARS 正式列为乙类传染病。自此，依据《传染病防治法》（一九八九年）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开始实施甲类防治措施，包括对感染者强制隔离与检疫。

尽管 SARS 已被正式列为法定传染病，中国在北京的防疫工作仍漏洞百出，且不断试图掩盖事实。与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关系密切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仍坚称疫情已受到控制，即便北京市多家大型医院的确诊人数明明不断攀升。二〇〇三年四月中旬，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的多家医院负责人，甚至将部分 SARS 病患安置在救护车上，绕行市区，以躲避正在实地调查的世卫组织专家小组。

尽管 SARS 已被正式列为法定传染病，中国在北京的防疫工作仍漏洞百出，且不断试图掩盖事实。图为SARS疫情期间的2003年5月16日，北京北郊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 图／美联社

SARS的17年后，中国再度因为防疫漏洞和掩盖真相而使得疫情扩散。图为COVID-19疫情期间的2020年4月15日，北京朝阳区的医护人员（俗称「大白」）。 图／美联社

蒋彦永医师和世卫驻华团队最终揭露官方隐匿疫情，促使中央意识到北京疫情已无法拖延，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二〇〇三年四月下旬，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遭撤职，由副总理吴仪接任卫生部长，王岐山接任北京市长。中国政府随后展开全面防疫行动，隔离 SARS 患者，力求控制疫情，特别是在北京。众人努力抗疫，再加上幸运之神的眷顾，以及世卫组织强力主导之下，最终在二〇〇三年七月，中国及全球终于成功控制住 SARS 疫情。

根据世卫统计，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全球共有八千零九十六人感染 SARS，其中七百七十四人死亡。死亡人数较多的地区依序为中国大陆（三百四十九人）、香港（二百九十九人）、加拿大（四十三人）、台湾（三十七人）、新加坡（三十三人）、越南（五人），以及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各二人）。这场疫情让受灾城市的决策者与临床医师都永生难忘。

中国在二〇〇三年应对 SARS 疫情的表现曾饱受抨击。不过，当时的中央高层，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副总理吴仪，皆坦然承认中国在防疫上的种种不足。各界普遍认为，中国急需建立一套健全的疫情资讯通报系统，以及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制度架构。作为回应，卫生部于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要求各地疾控中心每日透过加密网站回报 SARS 病例，一个月后，医院也纳入该通报系统中。

二〇〇三年五月九日，国务院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即刻生效，条例中要求卫生部与各省级单位制定突发公卫事件的应变计画。该条例严格规范传染病疫情的即时通报。五月十二日，卫生部又公布《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作为各地处理 SARS 病例的依据。

2021年武汉的核酸检测。 图／美联社

《武汉：新冠疫情早期阶段的权威研究，中国体制如何造成疫情失控蔓延，引发人类史上最严重公卫危机》

作者：杨大利 （Dali L. Yang）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6/04/01

内容简介：2019年底，武汉爆发新冠疫情（COVID-19），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造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冲击。尽管这场疫情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针对武汉封城前数周中国政府决策与举措的独立研究却出奇地少，尤其是那些让病毒几乎毫无阻碍扩散的错误与缺失。在《武汉》一书中，杨教授深入检视中国政府对武汉新冠疫情的紧急应对，探讨中共在疫情资讯处理与决策过程中所影响的规模与范围。研究指出，中国的卫生决策者与专家在2019年12月底启动卫生紧急行动方案时，其实有个好的开始。然而，杨教授以他细致的分析告诉读者，中国政府的官僚程序如何阻碍资讯流通与共享，以及中共既有的认知框架如何限制他们理解病毒的传染力，进而阻碍他们制定有效的决策。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