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26年06月04日 来源：上报

未来对六四的研究，应当充分引进当初民意这个维度，将其作为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变量来分析。 （维基百科）

37年前的六月，在中国，一场史无前例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血腥镇压中戛然而止。时光流逝，历史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但对于这段历史的叙事权和解释权之争从未停歇。在纪念六四37周年之际，我想有必要提出两个新的概念， 作为六四研究的新的内容， 与关心此一议题的朋友讨论。

记忆伦理：还原历史的比例原则

对于八九六四事件的评价，我始终认为可以概括为「政府有罪，学生有错」。然而，在当今的公共讨论中，一股思潮正在形成，它以看似「反思」的姿态，完全避而不谈「政府有罪」的部分，转而将全部的焦点集中于「学生有错」，不断要求当年的学生检讨自身在策略上、组织上、甚至道德上的「不足」。

我认为， 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记忆的比例原则。在任何一场由公权力对民众施加暴力镇压的事件中，是非的衡量必须以前后因果的严重程度来判定。六四事件的本质，是和平请愿的民众遭到了国家机器的武装屠杀。政府动用正规军，持最具杀伤力武器，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伤亡。相较于这场由国家发动的、目标指向人民的「屠城」罪行，学生方面即使存在经验不足、策略失误等「错误」，其严重性与政府的罪行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如果任由这股思潮主导舆论，不断地要求受害者检讨、却对施害者避而不谈，其后果必然是是非混淆，历史扭曲。特别是对于年轻世代而言，如果他们接收到的历史讯息只有关于学生「不够理性」、「不够成熟」的讨论，那么他们最终接收到的历史就会是片面的、扭曲的。他们会误以为那是一场因学生激进而引发的悲剧，从而失去了对暴政本质的认知。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记忆的伦理：应当先充分地还原「政府有罪」的历史事实在先，检讨受害者在后。只有在充分认知了镇压的残酷性、还原了死难者的牺牲与公权力滥用的真相之后，任何关于学生策略的讨论才具有严肃的反思价值，而不是为遗忘与开脱提供借口。

隐藏的主角：民意的作用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六四事件回顾与研究中，传统上通常聚焦于两个核心主角：学生与政府。学生作为事件的发动者和主体，政府作为镇压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构成了主流的叙事框架。然而，我们必须引介和重视第三个，也是一个「隐藏的主角」：民意。事实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汹涌的民意不仅构成了事件的背景，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政府和学生双方的行动轨迹。

首先，民意影响了政府。八九年春夏之交，全国上下，从知识分子、工人到普通市民，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同情卷入了这场运动。北京市民在戒严部队进城时筑起人墙、提供支持，正是民意汹涌的体现。这种广泛的民意支持，正是政府感到极度害怕、并最终采取武力手段进行「断然措施」的原因之一。对于一个以「代表人民」自居的政权而言，全民反对的民意汹涌，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最大威胁，从而促使其选择用最血腥的方式来震慑社会。

其次，民意也深刻影响了学生。现在有人从「革命」的角度进行事后诸葛式的批判，认为「当年应当冲进中南海」、采取更决绝的激进方式。 但实际上，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激进的行动，正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民意并不期待学生做那样激进的事。当时的民意主体仍是温和的、要求对话和改良的，学生对民意的顺应和自我约束，恰恰反映了运动的非暴力和和平本质。简而言之，民意这股力量，既是政府暴行发生的催化剂（政府因恐惧而施暴），也是学生保持克制与和平诉求的稳定器（学生因尊重民意而自律）。

我认为，未来对六四的研究，应当充分引进民意这个维度，将其作为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变量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场运动的覆杂性、历史参与者的动机，以及非暴力抗争在极权环境下面临的困境。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文章 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