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业已宣判，祈祷刚刚做完，最后一次深呼吸，闭上眼，等待枪响后的奇观）——北明，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一种爆烈的忧郁，突然击中我全身经络，我被七零八落的经络们提起来，如一张空洞的皮，从门口踉跄到沙发。我看见窗外白色的太阳已经冉冉升起，呆呆地、长久地、俯瞰着无神的大地。
“党地光昂、昂、昂辉——，照嗷——我哦、哦——心——”。我突然尖着嗓子，跟着外面的高音喇叭吼完最后一句，从沙发上跳起来，扑倒在床，拉过棉被，蒙头大睡。
棉被里，隐约听见喇叭越发高亢激昂。是很齐、很齐、很齐的大齐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江苏沐阳人王鲁湘不久被转移到楼上去与同样见不着面的“客人”毗邻而居了，隔壁从此变成警察们的长者老宋的领地。 “雨露滋润禾苗壮”的大齐唱却天天重复：
“雨露滋润禾哦苗噢壮昂，干革命靠地是毛泽东——嗡——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啊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唉共——嗡——产——安——党，毛泽东——嗡——思想——是不落——地太唉唉唉阳——”。
一九九O年一月二十三号，《人民日报》推出一篇署名闻迪的长文，题目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看着通栏标题，我发觉比起通常那句如雷贯耳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叫嚣来，它少了“只有”这两个字。这样一来，它似乎暗示了一种温和的气息，似乎并无意强词夺理，而是要认真讲一讲社会主义也能救中国的理。
理讲不讲得通是一回事，至少讲理，实在不易。
因为讲理，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注意，便有了各房间“部长”们传阅时留下的“批示”。 “批示”使各屋邻居们见字如见人，亲切感油然而生。这时，大家有了一种真切的感受：虽然失去了自由，毕竟生活在朋友中。
文章是分两期刊出的。待文章的续篇传到我的房间时，已是三天以后了。上边划了不少红色的、蓝色的杠，在杠的旁边，各位“部长”的手迹跃然纸上。
文章在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权力时指出：作为一个公民，其诸种权力中最基本的是维护宪法的权力等等。这段话被重重地划了横杠，横杠旁，一位“部长”愤然批驳道：
“狗屁不通！公民的基本权力绝不是维护宪法，而首先是制定宪法，修改宪法！”
文章在谈及中国特色的“民主”时写道：我们党历来提倡民主，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这段话也被划上了横杠，在它的旁边，另一位“部长”写下了“批示”，颇为幽默：
“千真万确。早在三十年代就这样大力提倡了。”
谁都知道，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革命队伍内部畅所欲言的方针，同时开始对内部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进行清洗，又名“抢救运动”。大批运用自己民主权力、表达对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看法的人，遭到残酷迫害和打击。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仅有三、四万人的延安，就搞出上万名的特务和特务嫌疑，真叫人不可理解。”以后的反右、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迫害了成千上万党内外的畅所欲言者，无一不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的。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了解中国特色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
文章在论述时，某处使用了“……从而导至……”这样一个词。其中“至”字被圈了起来，某“部长”用揶揄的口吻“批示”道：
“这个字写错了，博士先生。”
时代不同了，一篇文章只要肯讲理，肯摆出事实来，原本荒谬的立论自然无法自圆其说。这类文章的好处在于可以让人捏着鼻子读下去，而且其中的破绽让历史真迹呼之欲出，能激发真正愿意动脑筋的人们。于是，我除了在关于公民权力的“批示”旁，加了一句批示的批示：“完全正确”外，在文章结尾处，我意味深长地写道：
“此类文章多多宜善。论争至少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至少要有相同的理论水平和逻辑起点，至少要讲道理。”
这份报纸当天就被别的“部长”要走了。十分悲惨，它注定要“批示”累累，体无完肤了。我对我的第二任看守高建华半开玩笑地说：“保存好这份报纸，将来可以进历史博物馆当文物。”
这是一个政治迫害不能改变人的思想信念的见证。令人惊讶的是，这份记载了“反动思想言论”的报纸似乎并未引起不良后果，它引起的仅仅是看守们的兴趣，他们也传阅它，也在上边添上了不少新的杠杠。
再后来，《参考消息》上也开始出现着重杠。越来越多的报纸被剪裁掉，越来越多的看守到各屋去搜寻前些日子中某月某日的某份报纸。 ——谁都明白，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在我们身陷囹圄的这些日子里，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共产主义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土崩瓦解的时代。
1991年北明与在逃的中共八九通缉犯大丈夫郑义在四川”乐山大佛“脚上的合影。
后记：囚禁审查结案，既然不够资格去秦城，没被正式逮捕判刑，我本可以回原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文学所报到，继续学术生涯，或者如王鲁湘、周舵，以及我的许多其他被监外整肃的同道那样，留在大陆，另谋生路。可是不然，我身边有一个遭全国追捕、依然在逃的八九通缉要犯郑义。我确是因为编辑《新闻快讯》而“涉嫌动乱”被抓的，也确实结案释放了，但是我立刻成了公安当局的天然诱饵。一年以来，当局四处撒网捕捞郑义这条漏网大鱼却毫无线索，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囚中归来后种种迹象显示，我被暗中严密监控，他们不至于守株待兔，但绝对准备好了放长线钓大鱼。我不消失，郑义就不安全。于是当我们这一行人或者去了秦城服刑，或者回归社会的时候，我进入了另一种状态：我哪儿都没去，我把自己从社会上消失了。
（全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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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八九六四后，我被北京政保一处收容审查，关押在北京昌平县招待所。与我关押在一处受审的，是参加八九民运的北京知名知识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八九期间我任编辑的中国当代第一份独立报纸《新闻快讯》主编包遵信；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原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大陆知名的改革派理论家李洪林；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法学者、中国首部《企业破产法》起草人曹思源；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河殇》总撰搞人、中国文化学者、后来的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王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学研究室主任、与李克强同窗共同完成译着《法律的正当正序》的杨百揆；以及一位的国家体改所女士（不知名）等。八九六四距今三十七年了，包遵信、李洪林、曹思源、杨百揆已先后辞世。我把当年逃亡中写的有关他们关押期间的故事放在这里，谨示缅怀和纪念。
这是最后一节，狗尾续貂，记录自己，同时记录时代。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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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脸书 202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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