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重庆儿童医院创院院长石美森先生不堪文革迫害羞辱，自缢而亡，年仅45岁。那一年是赤马红羊年，文革开始的第一年。

五十年后的2016年，重庆石院长的儿子，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院长石应康，在审查之中从20层高楼一跃而下，年仅65岁。

这一对父与子，都是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医院院长，精英之中的精英，最后都以自杀方式谢世，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文革中亲见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究竟为什么？今年又是赤马红羊年，还会有什么新故事？

不知不觉，文革过去，己经一个甲子了。有人在怀念，有人早已忘记，而更多的人，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身外之事。我是怀念之人，也是反对之人。文革当年我12岁，作为一个小学生，且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竟然参加了早期的川大文革。在此特别声明，我生在川大，住在川大，除去天天在校内外看热闹外，从来没有批斗过任何一个人。

而我与这位过早离去的石院长，恰恰是认识的，八十年代曾经同台手术过，甚至躲在外科手术室的更衣室里，偷偷一起抽过烟。川医石院长走了十年后，今年是又一个赤马红羊年，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如同国运，为何如此多舛？我希望我能写出我所知道的川大早期文革史。写给那些不读历史，不懂国情，不清楚状况，误入认知岐途，最后只能从输家变成更大输家的人，但愿他们能够今后少错一点，少输一点。

是为序。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滿12岁，是川大附小望江楼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当时文革并不动员小学生参与，特别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更加应该远离。然而我却深深地卷入了，积极参加了川大8.26早期在校内外的大部分活动，时间大概是1966年6月至1967年6月。

所谓参与，其实和邓小平说长征一样，就是“跟到走”。当时，川大8.26东方红广播站里冲锋号一响，声震全川大，8.26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从工作组进校，几张著名大字报开始，以后就是东方红大礼堂8.26造反大会，隔三差五的各种上街游行，包括庆祝游行和示威游行，甚至还有好多次抬尸游行。斗黑帮冲川报，1113造反大会，静坐军区，二月镇反，四月翻身，五月武斗，六月文攻武卫，我都是现场参与者。严格一点说，我曾经是一个现场目击见证者。

然而六十年后，大部分文革事件的经过和细节，多己忘记，只有两件事，我记了一辈子。这件事，就是我在文革中才第一次知道，人是应该有爷爷的。可能因为爷爷参加过国民党，父母从不提起，因此对于爷爷概念全无。另一件事，是在运动后期，清理阶级队伍，不仅把右派父亲再次关起来（我去第一教学楼送饭，亲见他们整天在水泥地上坐着，不许躺下），还知道了我母亲，居然曾经是国军中尉军官！这事对我的震憾，才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长期党文化的洗脑宣传，在我们概念中，最坏的还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匪军！而我爷爷是匪军少将团长，我一直仰望的优秀母亲，湘雅毕业的基督徒，川大先进工作者，竟然是匪军中尉！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祖父因为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参加国民党前身中华革命党，上世纪二十年代牺牲于护国战争，被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追赠少将旅长。我母亲所在的衡阳公路医院，被国军53军整体收编，是为了参加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而在当时，这却使我在很长时间感到无地自容，很长时期不再说话。这个童年心理创伤，甚至超过了父亲当右派的影响，毕竟在当时的川大，右派遍地走，彼此都见怪不怪了。当年这些事，很可能就是我后来退出文革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会说这些事其实是挽救了我，让我从文革深坑中爬了出来。坏事之中必有好事，万事万物，皆是如此。

我参加文革的最初阶段，是看大字报，看热闹。最早是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川大卫生科那幢灰色小楼。有一天突然被大字报整体包裹起来了，我就去看热闹。当时还看不太懂那些言辞激烈的愤怒声讨，只知道是卫生科王斯立医生和殷述生医生，害死了工农大学生。其实是大学生在军训拉练中，发生休克猝死，属于医疗意外事故。但在文革初期被某人刻意煸动起来的阶级斗争氛围中，上纲上线，无限加码，最后被变成国民党对工农学生的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

王斯立阎俊霞夫妇，是我母亲在川大的最好朋友，两家常有往来。王殷二人被全校围攻，仅仅因为曾经作为医务人员，服务过国军，王曾经是国军上校医官。川大学生模仿内战电影，把前国民党人员殷述生戴高帽挂牌游校，工作组对于这一私刑，试图劝阻而未果。记得这是川大文革中，第一次有人被挂牌斗争游校，尤如土改重来。当时宣传主题是，“解放”十七年了，国民党跑台湾了，而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官方声明里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内战打跑了国民党，掌权坐江山了，不斗争，干啥呢？干谁呢？这是我当年想不明白的事情。

5.16通知发布后，谁也不知道这个文革是什么？怎么搞？直到省委派工作组进校，川大才真正热闹起来。8月8日发布的十六条，对文革方式方法及目的，作出了具体规定。现在大家公认，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说是路线斗争，实为权力斗争，类似于政治诈骗。毛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总能让你自己搞死自己，甚至临死还不自知，还要高呼万岁。所以，他让刘少奇邓小平去发动文革，先干死威胁最大的彭罗陆杨和三家村（吳晗邓拓廖沫沙），假装成文化正在革命。刘邓也不傻，派出工作组进校指导，推广桃园斗争经验，矛头向下，大整群众和学生。还让子女出面成立红卫兵组织，大搞红海详，大讲出身论。掀起红八月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内部斗争引向全社会，搞乱全社会。红色恐怖万岁！然而，这并不是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所以他不得不直接出面，多次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纠偏，亲自指导工作，鼓动群众起来革命造反，明确指出革当权者的命，造走资派的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川大校园首先起来反抗的，就是被工作组压制和批判的大学生，他们很自然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省委派来的工作组。6月18日，数二学生，预备党员江海云贴出《章添，你在干啥子？》。7月5日，外文系红心战斗组贴出《川大党委烂掉了》。7月9日，化学系“赤卫”“风雷”“十人”战斗组贴出《川大保皇党为什么能稳坐钓鱼台？》。这应该算川大第一批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记得我看完了这篇贴在川大党委正门，铺天盖地的，长达70多页的大字报。当时虽然看不太懂，但我至少知道，这些大字报要把斗争矛头向上，指向企图导向运动并压制学生的工作组和川大党委，而不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这批被工作组压制并起来抗争的大学生，就是最早的革命造反派。

为了指导运动，川大也成立了文革小组，并在大操场开辟了三排大字报棚，号召全校师生积极参加，任你张贴，任你现场评论，欢迎现场辨论，其认真激烈场面，确实非常文化，非常革命。如果到此为止，所谓文化革命也算名符其实。然而中国历史，从来就不是这样写的。

三年大饥荒和七千人大会之后，毛要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必须绕开程序走偏门，那就是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权，运动群众斗走资派，斗倒斗臭中国的赫鲁晓夫们。只有这样，他才能逃避因为大饥荒灾难，党内党外对他的身后算帐。这正是毛氏文革的真实目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干部整群众，或者干部领导群众整群众，所以这唯一的一次群众整干部，绝大多数人都转不过弯来。党内党外的正统人士，都不明白毛的真实意图，他们习惯性地出来保党保官，象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把斗争矛头指向牛鬼蛇神。而这次，他们会错了意，背上了保皇党的骂名。80年代伤痕文学和影视作品脸谱化反映的，正是运动初期保皇派和老红卫兵所作所为，而不是造反派的主要作为，也不是文革的全部真相。

对于这个论点，我的支持论据是：当年最早上我家抄家的，就是川大老保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战斗团，全是根红苗正，党团员为主的基本群众。大概因为于医生（我母亲）人缘好，态度好，那些总务处伙食科的工人，大多熟面孔，只是客客气气进来看了看，问了几句，并没有大抄家（隔壁徐中舒先被大抄家了）。而造反派8.26，却一次也没来过我家（后来清队抄家，巳是革委会的事了）。在十二中读高中的大姐，差点被红五类同学剃成阴阳头，哭着不敢上学。这些因素很可能就是我为什么参加8.26的原因。其中定有组织起来，反抗自保的心理动因。

进入红八月，随着毛某人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文革从北京走向全国，从校园走向了全社会。川大工作组长黄流（李井泉秘书）见势不对，要在成都最大的锦江大礼堂（文革中改为东方红大礼堂）作公开检讨，却被川大学生批为假检讨，真反扑，上台抢了麦克风，现场造了反。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名字，即由此而来。

东方红大礼堂造反大会发生时，当天我在另一个现场，我在川大卫生科住院部，我母亲是主治医生，管着几十号病人。这些大学生病人中，很多是工作组进校时，被批斗被检讨的激进学生，包括6月时质疑省委省高教局的物理系学生。为逃避班上系上无休无止的批斗会，很多人称病躲进了住院部。这些人大多都成为8.26战斗团的核心成员和铁杆钢杆，包括后来的专业武斗队5.23部队某司令。当时他们与会场前线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有人进进出出，送来消息，激烈讨论，我就一直待在他们病房中，听完了前方的会场斗争。晚上他们全部集体出院，到大礼堂增援前线去了。

第二天，我在川大第二教学楼（后来的团部）见到他们，要求参加运动，他们说，你们是小学生，就搞个儿童团吧。由于小学全部停课，我们都无事可做，于是川大望小五二班的谭某，与同校五一班的江某，陈某，一起发起组建了东方红八.二六海娃儿童团。三人的家庭出身（成分）依次为职员，革干，贫农。

儿童团成立后，我们一边跟着大学生上窜下跳到处乱跑，一边着手招兵买马，以川大和望小为中心，壮大组织。从我保存的名册上看，众多7~12岁的小成员的成分栏，多为令人生疑的职员出身。按当时习惯，这是一种隐身法，其出身非黑即麻，即以黑五类麻五类为主。包括成分填为地主的小学生也不少，也只有我们敢收了。有一天来了个福建串连大学生，说海娃是福建某县县委书记，巳被打倒，于是我们就把海娃二字去掉了。而在我们之后成立的川大小学生老保组织，多由川大革干子女和工人子女组成的红色五保户张嗄兵团，却不用改名。当然，最后这些由文学创造出来的抗日英雄海娃和小兵张嗄，还是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就是我的狗崽子造反的最初经历。

四川大学原为国内八大名校之一，其文科拥有一批国内著名教授，历为国家级社科重镇。川大老校区位于成都外东九眼桥，占地约1500亩。52年院系调整。把工学院和农学院分别调出去，另设了成都工学院和雅安农学院。川大的文科优势，成为后来川大8.26以一校之力，独立对抗省内市内各校各派，而毫不逊色的文化底蕴。院系调整还砍掉了社会学系和逻辑学专业，说是资产阶级学说，必须取谛。取而代之的是马列主义哲学，用它来型塑现代中国的文化底色，即党文化特色。今天实事求是说，文革对川大的实质性破坏，是伤筋动骨的，是彻底的。自此一役，一流大学民国国立川大与十七年人民川大均己永去不回，自此不入流矣。

前面讲过，我们这群小学生，多为川大子弟，每天跟着大学生疯跑，除去撒撒传单，贴贴标语之类，并没有实际做过什么事，见识倒是见识了不少。毛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学生没有学生证，不能乘车上京，只有羡慕的份。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对大连海运学院13个红卫兵徒步两千里上京串连的事迹，给以表彰式宣传。于是我们就有样学样，举着旗帜徒步旅行，到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地主庒园参观。大冬天的，6个小孩，来回居然走了五天三夜，还在串联接待站吃了饭，睡了觉。到安仁镇看了什么都忘了，只记得全镇最好的建筑，是建在庄园旁边的文彩中学，高树白墙，印象深刻。

川大文革运动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静坐成都军区。1967年2月，一批对文革不满的老军头再也不忍了，他们当然不敢直接反毛，却敢对军内造反派下手。2月11日，成都军区，成空部队，战旗文工团等军内单位同时动手，逮捕了军内造反派头头50多人。空字028部队年轻干部冯德华组建的红色战斗团，是川大8.26的亲密战友，为声援被抓的战友，8.26组团分别来到空字028和成都军区，静坐示威，要求释放革命战友。当时口号非常激进，我记得有句是“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揪出李文倩，气死胖左派”！韦甘李是成都军区三位主要领导，而胖左派即指成都十多所大专院校的统一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包括川大支队）。红成在更加激进的8.26面前，相对温和一些，坚持反对冲击军队。

在军区南大门堵门静坐五天后，终于导致中央军委2.17信件下达，把国内首例冲击军队的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2.18凌晨，8.26从成都军区撤退时，军区宣传车一直紧跟队伍，大喇叭喊着，要求8.26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川人民请罪，“这三条办不到，请罪无效！”当时我与物理系分团走在最后面，手挽手抵挡着宣传车的紧迫挤压。文革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比较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理科生身形较为健壮，所以总是冲锋在前，撤退断后。而断后的物理系半导体那些大学生，就是8.26大会时的住院部大朋友。其中一些人，成为后来的武斗队员。

2.17之后，二月镇反开始了（即后来8.26自称的二月逆流）。可以想象8.26战士的震惊！一夜之间，8.26从成都造反派的领头羊，沦为反革命组织，一百多个学生头头迅速被抓捕并关进监狱，每天十多所大专院校轮流来川大游行示威，大喊打倒8.26！镇压反革命！成都地区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以及川大各种重新粉墨登场的老保组织，不仅把二教楼8.26团部洗劫一空，砸烂了川大广播站，甚至成片扫荡学生宿舍，大搞打砸抢。同时，不断有飞机来川大撒传单，号召镇压反革命，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然而在革命文化中长大的川大学生，竟然对一切高压昂然不惧！他们不仅没有自动解散，反而每天组织起来学习，唱歌，排练节目，准备纪念8.26成立半周年的2.26大会。不能不说，他们在二教楼排练的《长征组歌》，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相当感人。

2.26在川大大礼堂，8.26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开始。讲话不多，节目不少。能记住的节目只有两首歌：《远飞的大雁》，《抬头望见北斗星》。这是台上台下含泪大合晿，一遍又一遍地，反反复复唱，不少人泪流滿面！而在窗外，十多所大学正在绕场游行，大喇叭高喊：打倒8.26的嚣张气焰！坚决镇压反革命！试图压过场内的声音。后来有工院同学说，看见我站在大礼堂屋顶上大喊“青松不老，8.26不倒！”而我对此竟然完全健忘。

必须承认，所有的街头运动和广场革命，其正确性重要性必要性暂且不论，当时在场的主导价值和决定性因素，决不是理性因素，必然是情绪价值在现场作主。集会现场不论是非对错，只有情绪绑定。而现场情绪调动指挥者，号召为王，调高者胜，必致水涨船高，直至翻船，或者溃堤。仅以情绪性群众运动来进行革命造反的成功率暂且不论，它的后果，经常都是灾难性的。这个基本事实，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

大抓捕后，8.26逃亡学生组织了多次上京告状，而毛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出面“纠偏”，反击军方的反击，为8.26平反。同时，8.26不断组织各种大规模反击，包括4月1日，在全城贴满镇压反革命的大标语中，8.26上万人进城上街游行，纪念毛接见8.26半周年。

转机终于到来，4月2日，广播里传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后来5月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该中央文件把8.26重新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红十条成为成都造反派大打翻身仗，打倒保守派的尚方宝剑，直接导致了红五月打老产的全市武斗大升级。

川大8.26的亲密战友，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四川，这两个很能折腾的学生和工人的造反派组织，一直共同进退。而所谓对立面即保守派，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大多为国防大厂的转业军人和党团员。还有贫下中农战斗军，也是比较注重家庭成分和政治身份的保守派组织。兵团据说成分不纯，特别是街道分团，所谓社会闲杂人员比较多。兵团司令邓兴国，原为成都公交车驾驶员，当造反司令后，全市公交车听其指挥。邓司令一声号令，几十辆公交车开进川大，任由8.26调动差遣。于是，8.26有了调动全市运动的机动力量，直接指挥和参与了红五月打老产的城市街垒战。在当年宁左勿右的大形势下，成都两大激进左派组织联手控制了中心城区，除去东郊工业区外，因祸得福的8.26几乎主宰了成都地区的文革主流。

5月3日，国营大厂川棉厂发生两派武斗，势力强大的川棉产业师抓了弱小的川棉红旗师，首都红代会，兵团和8.26共五人，并要把红旗师赶出川棉。消息传来，川大东方红广播站冲锋号一响，上千上万人拥向大操场，乘上在此待命的公交车，直扑东郊川棉厂。经过5.3~5.4两天的夺楼大战，终于在麻石桥石头大战中最后赶跑了老产，占领了整个川棉。这是文革以来，成都地区最大规模的一场武斗。

5月6日，132厂发生两派武装冲突，全城造反派紧急驰援132厂，直到引发29号大楼和39号大楼枪声响起。这是全国第一起保守派向造反派开枪，武装护厂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据说当场打死了五十多人，号称5.6血案。下午2点开枪后，造反派坚持不退，继续进攻，人数很少的老产护厂队只得匆匆撤出厂区。此时川大车队己经渐次开走，直到晚上8点，我才另外爬车，狼狈不堪地回到川大。

5月19日，川大8.26师生员工再次到大操场紧急集合，准备徒步前往10公里外的中和场，说是去支援农村抢收抢种和宣传红十条。哪里都有激进派和温和派。后来听说，这次行动，团部勤务组意见并不统一，结果还真出了大事。

队伍冒雨行至南光机器厂，南光红旗工人不放心川大师生们手无寸铁去农村，派出200人的武斗队，手持钢杄棍棒，在队伍两侧护卫。师生们终于来中和场镇，镇上竟然空无一人！偶见一两个街上居民，我们就分发派送红十条。那些人接过来就撕掉，说是假的。长长的队伍走过1公里长的通街场镇，刚要掉头，场口砖窑上锣声响起，刹那间滿天石头如大雨般砸下来，锄头扁担霎间成为一片森林！川大师生在慌乱之中，被喝令逼到街边蹲下，2500人没有一点抵抗，全体成为俘虏。后来听说，只有50人逃回了川大。

当晚，两千多人被集中关押在中和粮库，被叫出来分别捆绑押送。绳索不够，就用篾条捆（看来早有准备）。我人小，享受了竹篾待遇。捆我时我喊轻点，那农民说，你狗日这么小还这么坏！手上使了劲，所以篾条勒痕在双手腕上残留了三个多月。分组捆好后，就被送往各处农村，分散关押。当晩，在滂沱大雨和泥泞不堪的乡村烂泥路上，开始了几乎一个通宵的巴丹死亡行军。天快亮时，终于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我们又累又饿的十多个人，被关进了一个漆黑的小仓库。

由于全身湿透，双手肿胀疼痛，滿屋子氨水味呛鼻，仅管一身困乏我却横竖睡不着。我身旁躺着的大学生以为我睡了，悄悄起身，揭开腿上裹伤的纱布，把8.26胸章藏了进去。这位无线电系的黄姓大学生，在我眼前重现了当年那些革命电影的经典情节。这就是我们历来所受的革命传统教育，时刻都在主动塑造着我们的革命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没躺多久天就亮了，我们被要求下地去劳动。你们不是来参加双抢吗？村里小孩嘲弄我们。到了麦田里，大学生们都去割麦子了，我被分配检麦穗。大概劳动到第三天中午，天上飞来直升飞机，雪花般撒下一片传单云，捡起来一看，就是我们帶过来的红十条，上次和这次，都不是假的。

也许今天可以说了，造反派把保守派都赶出城去了，你们还要追杀到农村，也确实太过分。产业工人战斗军与贫下中农战斗军，本是工农一家亲，都是受苦人！你们知识分子，不要太假，不要欺人太甚！虽然左派，都善于运动群众，但是这个道理，适用至今。

当天下午，来了辆军车，把我们十多人送到由军队设立的农科所接待站，我们安全回到了四川大学。后来才知道这事闹得有多大。当时谣传川大师生都被杀了，河上漂滿无头尸体。马尔康骑兵三千要来血洗川大。成都大街小巷都筑起了街垒，居民小孩整夜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而川大理科大楼，开始藏糧存水垒沙包，建成了一座战斗堡垒。由川大学生自己组建的专业武装队伍5.23部队，就是那时成立的。据说，江青同志的文攻武卫指示，也是这时下达的。之后中央文革要求军队支持左派，仼由左派到部队“抢枪”，被抢部队只能支持，不许反对。而重庆54军支持8.15，成都50军支持8.26，成渝两地主要造反派，就这样被军队武装起来了。

各地各派都有枪有炮之后，全国武斗开始全面升级。在四川各地，打败了老保后，造反派内部自然就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两派，抢来的枪炮，正好用在派性武斗上。比如重大8.15和重庆反到底，都是造反派，却开始全面武斗。首都红三司的北地东方红为首的地派，与北航红旗的天派形成对立。而在成都，比较激进的川大8.26，与相对保守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保刘张和打刘張问题上观点对立，保刘张的红成川大支队早就退出了红成。8.26和兵团，成为成都地区一枝独秀的激进左派。奇怪的是，为了打倒或者保卫刘张二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后分别判刑20年和17年），两派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相互屠杀时，却喊着相同的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事实上，全国老百姓都是为了一个人而全面开火，伤亡惨重。

十年文革全国死难者，据说有两千多万人（叶剑英）。而其中，有被群暴打死整死的，有按出身阶级集体灭绝甚至灭门的，有审判枪决的，有受迫害自杀的。还有一个大类，就是被文革派性武斗打死的。文革派性武斗究竟死了多少人，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完整统计。仅成渝地区而言，保存完好的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葬有重庆八一五派小将四百多人。而重庆两派武斗时间长，面积大，死伤了好几千人。成都主要是各校各厂之间互斗，争地盘，也有好几百人死亡。川大薜涛坟上的红卫兵墓葬群，曾经葬有8.26派学生和工人100多人。这些学生和工人，死得太年轻，一些中学生还没滿18岁，属于未成年人。这些无辜的死难者，是每一个罹难者家庭永远也说不出来的痛。

几乎所有群众组织勤务组成员，即所谓的派头头，被用过即丢，甚至判刑后，因为三种人的身份标笺，终其一生，不被重用。当然，他们自已没有真诚的忏悔，所以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原谅。他们只是听信并响应了一个人号召，而那人至今还在那里躺着，供人瞻仰跪拜。如果那人无罪、他的那些忠诚追随者们（此处不包括万恶四人邦），又何罪之有呢？另外，比起那些当初被造反派打倒的保官保党的保皇派来，谁才是真正的保皇派呢？这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天问。

其实，在终其一生只是盼望一个好天气，一个好皇帝的传统中国和一党专政下，毛某人对于权力的贪欲和政治幻想，本来都可以轻易地完整实现，完全不用如此折腾。而他偏不，他要教育群众，他要改造群众，他要搞现代造奴运动，还要自我封神，于是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文革，还真把这事办成了。一将成功万骨枯。如果他赢了，就是所有人都输了。文革成为继大饥荒之后又一次空前大灾难，也就毫不奇怪了。

至于空前能不能绝后，这就是在当下这个赤马红羊年，人们应该认真对待，尤其是毛派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了。关于毛派我多说一句，如果只是玩玩青春无悔，自已出出丑倒也无所谓。善恶美丑价值的倒置，换不来幻想的存在感和安全感。如果真想复制文革，以为可以达到什么目的，那就是错得离谱了。本文尤其希望先在腊肉馆排队，后在信访办排队，最后在使领馆排队的绝望人群，能够看到。并且多看看，多思考，以免一错再错，被人利用。

8.26和红成的派性武斗全面开始后，我虽然时不时也去去二教学楼和学生二舍，但是慢慢淡出了川大8.26的各种活动。这倒不是因为怕死，而是，这类你死我活的争名夺利的派性活动，巳经让我失去了参与的兴趣。一年来的见证，让我懂得了党性，派性，人性，和个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相互排斥，不能共存和兼容。我的见证，还涉及到我自已的内心改变，和几个终身不忘的名字。这些名字和事实，我可能在本系列之（二）中会有提及，也许。

此处剧透一点，我可能会提到的人有，谭蒙，于永志，江海云，陈龙康，焦其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