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见「奥巴马总统中心」，英文里有些揶揄明显来自白人，如称其“Toilet facility ”, “Obama’s building looks like a large septic tank”（大型化粪池），忽生念头想写一篇《从大裤衩到大粪池》，诧异东西方竟然都有丑怪大型建筑物的建构欲，难道是一种左翼审美观？然而川普不是也说：「欧巴马剥削了少数族裔……至今还没支付他所做的工程费用。他连自己的人民都剥削。但这都是典型的自由派胡扯。看看川普那漂亮的大楼…哈哈哈哈」，而下引两塔比较图像，恰由川普本人贴出，其左右破裂之势愈加明显；有种解读建筑物的左翼观点，认为民众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筑的宏伟、庞大、高耸去分散，于是想起北京那座「大裤衩」，以及央视的种种掌故，而巨星建筑物之丑陋，乃因其隐喻着雄性的阳具，光天化日之下，张扬的是权力，奇丑无比。 】

一、西方衰落

6个黑人男子让50个不同的母亲生下87个孩子！

这个视频的主持人，在现场点起五个男人，算出８７个孩子之后，讲了一通无父儿童与有父儿童的比较数据：

自杀率高出５倍
出走率高出３２倍
行为异常高出２０倍
性犯罪高出４４倍
吸毒高出１０倍

这个问题，不是黑人问题，也不是什么“福利”问题，而叫“核心家庭”破碎，其实正是西方衰落的一个ｐｏｉｎｔ，其脉络虽很复杂，却是明白无误的左倾。

思潮倾向上左倾，是欧美自六〇年代以来时急时缓的一个社会现象，跟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相关，也是一种价值嬗变，看似“进步主义”，但是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

其中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义，利它主义，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这是另一个未明的机制。

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罗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了一本书，描述富人和穷人养育小孩的差异愈来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传统家庭价值，所以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学学历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学(含)以下学历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数高达80%。这里不仅有种族差异，也有阶级对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经济能力更投资子女教育，使其具备更好的竞争技能进入社会，相比之下贫困尤其单亲家庭，对子女仅能压制训斥，较少精神层面的教养而使其粗鄙化——这恰是“仓廪足而知荣辱”的原意。

女性觉醒，在美国产生的左右争议，比较麻烦的是堕胎问题，表面上自由派说母亲的选择权利，保守派说婴儿的权利，但背后是一个宗教问题：上帝给你的孩子你无权拒绝。

好像２００４年联邦最高法院有一大法官退休，新补者将影响堕胎合法，结果保守的小布什大赢，媒体分析民主党的liberal理念大大超前于美国寻常百姓，自由堕胎吓坏了中西部的草根大众，他们为了保护后代不被惊扰也得舍弃其他东西去捧小布什上台立法禁了此道。

但是法律事实上效果有限，美国少子化日趋严重，不生育领养蔚然成风，假如对比前述黑人生育过剩，欧罗巴人种渐少，这种比较和论述无人敢做。

其实全球景观，早是这副图景，一个低度开发的回教世界，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南美洲亦然，于是廉价劳力大量涌进欧美。谁敢说人口逆向淘汰，那就是种族主义。中国的人口，因为制度关系，不跟进全球，它从人口过剩急速走向人口老化。

世界左转，谁也挡不住。二次大战后，人类就左转过一次，结果出了斯大林、毛泽东、布尔布特三个恶魔。

下面这个新闻，荒谬却真实：

Breaking: Black Lives Matter Terrorists Nominated for Nobel Peace Prize After Causing $2 Billion in Damages in 2020 Mob Riots – Truly Times – Conservative News

1月31日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最后一天。据德国媒体报道，BLM（黑人命贵）运动获和平奖提名，挪威左翼政客埃德（Petter Eide）说，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反对种族歧视最强大的运动之一”。

二、江胡大拆迁

法国作家左拉非常重视独创性，与他的这个时代同步发展的是生理学和医学，1850 年，法国医生吕卡思发表了《对遗传的哲理与生理考察》，这部1600 多页的大书引用大量病例证明很粗糙肤浅的遗传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性格中有深层的遗传影响，父子的差异等遗传规律与先天的规律，两者互相均衡又相互矛盾对立，引起了遗传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按照这种观点，他构筑 「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大厦，从 1886 年开始着手书写写一部连续性的大作品，《鲁贡·马加尔家族》，5 个世代，一套 20 部的家族史巨著。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回一趟巴黎，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谭雪梅女士邀请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几日，她的小女儿一家人正好出门度假，我们便下榻在那里，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旧区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闲逛。那一带是中央菜市场旧址，令我想起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左拉小说，书名极传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视为文学上的「巴尔扎克时代」，而接下来的第二帝国，便是文学上的「左拉时代」。

我这一代大陆人，少年时代闷在闭关锁国中，却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拿破仑那个侄子并不陌生，端赖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甭管读不读得懂，却是人人都翻过两页的，甚至不少人或为此书汪洋恣意的揶揄笔调，而崇拜了马克思，也未可知。这回我来巴黎，则发现这「第二帝国」与当下中国的「盛世」，竟有惊人相似之处。

1、巴黎大改造与神州大拆迁

我的遐想，正是被营建中央菜市场的欧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来的。历史对这个「拆迁大师」可说毁誉参半，但大规模拆迁影响的首先不是珍贵的文物建筑，而是社会结构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被赶到环境恶劣的郊区，市区新建高楼群起，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持续十七年的改建，也积累着社会仇恨，直接后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社会的失声必须用欢乐和物质享受去覆盖，民众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筑的宏伟、庞大、高耸去分散，那是另一种性质的「煽动」（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狱里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欧斯曼不过是他的计划执行人而已。有了这个参照，我们就不难理解伴随中国「经济起飞」的乌烟瘴气的「神州大拆迁」、遍布各地的「政绩工程」及其贪污，以及从北京的鸟巢、巨蛋（国家大剧院）、大裤衩（央视新楼）直到安徽阜阳一个区政府的「白宫」，都是政治涵义压倒建筑审美的，所以中国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纪中叶巴黎破碎的残影。

三、大裤衩的前世今生

中国是一个奇诡的电视大国。 1987年黑白电视机产量世界第一，彩电年产三千万台，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突破一亿台——”第三世界”之穷国的”第一世界”水平，全国平时经常看电视的观众达六亿人之多。电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之巨大、对人们心态塑造之强烈，也是世所罕见。电视在中国，一方面是”党的喉舌”，是意识形态怪兽；一方面又是电子科技的强大媒体，是商业和消费文化的怪兽，这种兼具舆论控制和现代传媒双重性格的所谓”中国特色”，构成中国独特的电视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塑造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的扭曲心灵。所以，认识当代中国，不可忽视对中国电视的研究。笔者早几年曾涉足电视界，晓得一些掌故，现拈来一鳞半爪，或可展示一个独特视角，以窥见当代中国文化性格形成之一斑。

1，中央首长家里的”戏园子”

1958年5月1日晚七时，中国大陆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播，当时北京城里只有三十多架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据说毛泽东每天要看电视新闻，错过了时间他会打电话让电视台专门为他重播一遍，虽然当时的电视新闻不过是一些图片罢了。周恩来一如他的风格，对电视”最关怀”，看到荧屏里的钢琴上摆着一瓶绢花，就允许电视台每天到中南海去采鲜花;看到电视里戏班子的乐队进了乐池，他说不象中国的作派。

1950年代是世界电视大发展的时期。日本1953年才有电视，香港的第一家有线电视丽的公司开办于1957年。本来，台湾引进美国技术，预定在1958年”双十”节开播电视，这个信息导致了一场政治角逐，使北京仓促上马，赶在台湾之前开播，电视成为”大跃进”的产物。全国到处是”土法上马”办电视，到1963年已有36座电视台，大多难以为继，又纷纷停播。

开办之初的北京电视台没有自己的节目，只是”口播”人家的新闻稿，最早上屏幕的电视播音员，就是后来”九州方圆”节目的著名女主持人沉力。电视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时段用来转播电影和戏曲。第一部上电视的电影是”林冲”，比电影院还早演了两个月，可见当时电视台之”霸道”。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规定，所有新片在北京影院上映前半个月，一律交电视台播放，因为那时能看电视的都是一批特殊观众，老百姓与电视接触甚少，偶尔在电影院里看到电视新闻，也觉得那是”白饶”的加片，而真正的电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中央首长家里的”戏园子”。历史形成的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这种”皇家”身分和性格一直延续至今，在它早已成为所谓”公器”之后，仍然比其他媒体更多得到来自中南海的青睐或责骂，动不动就会打来一通电话，对一个镜头、一句措辞横加干涉，所以作电视台头头的人，需要格外谨慎的”伺候”才行。

中央领导大多爱看戏，1959年”国庆”电视台连办五场戏曲晚会，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尚小云、荀慧生等都是那时的”电视明星”，电视中心的三个演播室轮番请来各种剧目，从”李慧娘”到”红灯记”，从才子佳人到工农兵，荧屏上仿佛没有忌讳。不过，电视台从一开始尝试拍电视剧(从东欧引进的新品种)，就是活报剧式的廉价宣传品。第一部电视剧叫”一口菜饼子”，是所谓”忆苦思甜型”的，以后几年里大约拍了一百多部，都是紧跟形势、图解政策、越拍越左，大多是”一条主线，两三个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六十分钟，二百个镜头”。

1961年是”大跃进”和”文革”之间的一个轻松的低谷。北京电视台瞅空子办了三场”笑的晚会”，大约是唯一值得回味的掌故。一个茶座式的舞台，以相声为主，侯宝林说开场白，搭配各种讽刺小品、洋相、笑话、独角戏、折子戏，以及陈强的”光棍哭妻”，和”人艺”的绝活–北京小贩街头吆喝声的配乐合唱”市井大合唱”。这些节目后来都被斥为格调不高、”讨好小市民”，而毛泽东的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和”死人统治活人”的恐赫声已远远传过来了。

1961年时，北京已经有一万架电视机。

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观众和市场，电视制作者总是幸运的，无论拍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只要有所创新，总能引起轰动。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台的纪录片主要以山川风光为题材，并且大都是同日本合资的，所谓合资，无非是把”大好河山”的拍摄权卖给外国人，如丝绸之路、长江、黄河等，每一部的”协拍费”大概都是百万美金。 1983年8月播出的”话说长江”，摆脱画面加解说的老套，采用章回结构，还引进两位主持人陈铎、虹云，娓娓道来，颇得好评，在两个频道交替播放，连续半年之久，在全国引起一场”长江热”;1987年又有两部大型纪录片播出，一部是”话说运河”，三十多集，采取边拍边播的方式，让运河旁的普通老百姓走进电视，也讲了许多历史、文化和民俗，很有文化味。另一部是十二集的”让历史告诉未来”，叙述当中穿插了不少人物传纪资料和纪实性的文学手法，虽然仍不免有些官腔官调，但在纪录片的处理手法上很有创新。这些片子的经验，如所谓”河流片”的广阔视野和文化意识、所谓”历史片”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跳越、联想以及镜头的快速切换，都对提升中国电视水准贡献极大。

对于文艺性或专题性节目，官方所采取的审查办法，一般是项目计划要审查;制作完成后还要送审，根据政策口径减掉有问题的镜头才能播出;播出后还会有一种没有规则和政策依据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施加的”后审查”，可能是几个观众的批评电话，当然最要命的是中南海里那些党中央的老人们的电话，就可能不仅使一部片子被枪毙，还可能使它的制作者丢掉饭碗。这种审查制度到1979年开始发生问题，市场经济冲击电视，各家电视台都要千方百计用自己的节目提高收视率，而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可以卖最贵的广告。 “河殇”的制作和播出，基本上是在中央台的领导人全力支持下完成的，受到上面追查后，他们一面去向中央作检讨，一面又来同编导人员商量拍续集。六四以后，在对荧屏严格的控制下，还得有叫座的片子才行，否则中央台两千多号人的奖金从哪里来？于是王朔的肥皂剧又风靡了，不咸不淡的，中国人总算学会嘻嘻哈哈了……。

作者脸书 202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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