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油管上《王丹学堂●读书时间》，贴出对拙著『雨烟雪盐』的评介视频，因在流亡境遇之下，更在简体字中文圈内，对这本书的评介极少，然而王丹这则评介，不仅来自大陆人，更来自「六四流亡者」，我视之殊为珍贵，因为我在上则脸书『流亡叙事的哀愁』说过，这本书就是「专门写给今天越来越多的海外流亡者的」，今得流亡领袖的评介，自是荣幸，因为王丹是最有资格评说这次流亡的人，他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归纳出「四大特征」：宏大叙事的文学化写作、个人病痛与社会病痛的交织、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广阔视角、历史见证，其见识真可以比肩任何文评家，而他也给了我一次再谈报告文学的机缘。 】
—、被灭掉的一个文种
德国人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
若以中国的经验，我可以补充一句：天安门屠杀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文学，但是确有一个文种被灭掉了，那就是报告文学。
前几年我在美国遇到老朋友胡平，江西报告文学作家，就是他的《中国的眸子》，写了两个姑娘，其中一个被处死的广播员钟海源，遭活体取肾（给一位大区空军副司令的儿子），而今中国人诘问「活体取器官」的源头在这里。报告文学曾经比小说、电影更真实、严酷地揭示并非岁月静好的中国，可是今天她已经灭种了。 2013年夏我受邀「台北住市作家」期间，恰逢印刻出版社有一个文学营，邀我在散文组讲大陆「报导文学」，我特意准备了一个讲稿《大陆报告文学的命运及其采写样式》，讲了一个钟头，但是文学营的成员都是台湾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中学生，对我所讲的背景、人物、历史皆不熟悉。
1、「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
2009、2、26，卢跃刚致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各位会长、理事”：
『这次报告文学评奖活动规模宏大，涵盖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国大陆发表的所有报告文学，获奖的三十篇报告文学代表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的作品不在这次评奖之列。因此我有疑问︰如果剔除了刘宾雁、苏晓康，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是完整的和真实、客观的吗？获奖作品能代表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吗？
我始终以为，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书写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绕不开刘宾雁、苏晓康，他们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意见，九年前两位会长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时，我就专门致函阐述过。由于二位主编坚持绕过刘宾雁、苏晓康的「大系」编辑意图，我拒绝了参加「大系」的邀请……』
这一次他也拒绝「配合」。
卢跃刚写了很厚一本报告文学《大国寡民》，讲的是陕西农村一个恶霸丈夫对妻子用硫酸毁容的故事，那张惨不忍睹的脸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配有这样的一行说明文字：「一个失去良知的民族将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在陕西咸阳一个村子里，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毒打，逃跑闹离婚遭双方家庭反对，最后丈夫用硫酸将妻子全身毁容，妻子告了八年没有着落。 1996 年卢跃刚调查了这个发生在1988 年的事件，认为硫酸毁容是集体谋划、yih集体作案，重要的参与者却因为有权有势，根本没有被列入起码的司法侦查。卢据此写成长篇报导《蹊跷的特大毁容案》发表在当年8 月8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报社和自己都随即卷入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卢就这一事件的长期调查完成近四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于1998年出版之时，《中国青年报》和卢本人被讼侵权的案子尚处于扑朔迷离中。直到2000 年11 月16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成立，整个过程引起了司法界有关司法随意性等问题的讨论。卢不仅对这起硫酸毁容案背后的权力纠葛大量取证，而且追溯了这个村庄从大跃进开始近半个世纪弄虚作假的历史和当权者依靠弄虚作假玩弄权术的发家史，「劣迹斑斑的人，仍在陕西叱咤风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结果就是道德沦丧，斯文扫地。「法律」也不能幸免」。
2、批判现实的报告文学
A、刘宾雁的「一人一事」式，即通过典型的中心人物与事例来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
刘宾雁去世后，我写过一篇纪念的文章：
『刘宾雁在中国共产主义幻灭的时代，当了一次天字第一号的大记者，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他在最新型的极权底下唤醒了古典的与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给了没顶深渊的中国人虚幻却无以替代的一个希望，他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他顽强地维系着、宣示着某些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时代无以磨灭的一个标志。
他自己也带上了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锐，也留给中国一点典型的「刘宾雁争议」，比如关于「忠诚」、关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让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国异议阵营嗤之以鼻，也不会再引起新一代中国人的任何兴趣，但我想宾雁的问题会一直顽强地留在中文语境里，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来讨论「忠诚」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都深表怀疑。刘宾雁身后的寂寞，将是长久的。
解读刘宾雁，估计将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因为在中国当代史被厘清之前，刘宾雁的文学含义也不会清晰起来，而他所代表的那种文体也只有被忽视的份儿，这种文体转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学和政治的双重缘故。我想宾雁的意义更在当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价丈量了共产党的言论政策，他是当代中国言论自由的一块尺碑，言论尺度乃是中国全部政治的基准线。虽然，言论空间的拓展并非从无到有，但以极权政治的全能特征来看，自由与权威的博弈常常始之于说破真相，即哈威尔洞见的谎言成为权力运行的本身，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 』
B、1986年出现的《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和苏晓康这个作家，因而评论界将此概括为「大地震」热和「苏晓康年」——这个概括，是后八九时代极少数报告文学研究者的话语，我也是从网络上读来的。
《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第一，在题材的拓展上，它开了写“冰冻新闻”的先例，此后的《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记事》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历史反思型作品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将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以来的“全景式”、“集合式”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相结合，发展为新的“大而全”式的写作方式。它与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最具“革命”性的文体特征：宏观综合与学术性。
苏晓康的创作除文体上的这一特征外，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为基础，热情呼唤“法治”，如《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如《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最后的古都》和《活狱》等。
在1986年以后，以苏晓康为代表，很快形成了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其骨干有赵瑜、贾鲁生、麦天枢、胡平和徐刚等。
与刘宾雁《人妖之间》选择单个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实演绎」进行社会现实批判不同，这一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其典型选择往往是更具普遍意义的行业性、领域性、社会性问题等。这类「问题事实」搭建文本架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历史文献、学术思辨和政论结合在一起，既有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也有对现实政治的反思。与1970 年代末期知识份子题材报告文学作者多为专业作家不同，这些「记者型报告文学」在文体气质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题材（卢跃刚，2000）。
在这一群体中苏晓康被认为与刘宾雁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某种传承性（谢泳，1988），但在对属性事实的编织和意义升华的维度方面，两人却大相径庭，「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谢泳，1988）。苏的文本写作方式一度被称做「苏晓康体」，即「全景式」、「集合式」、「立体式」的「宏观综合与学术性」（章罗生，2005），以及「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安哲，1988）。苏对属性事实的意义升华被认为既包含「政治学的思考」，也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接近于现代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谢泳，1988）。
与〈人妖之间〉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文本结构不同，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用「主题＋个案」的结构方式，全篇为「丰年的灾讯」、「天灾与人祸」、「州官与蔡民」三个主题展开。作者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两个视角，结合当地历史，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将河南驻马店地区水患带来的饥馑贫困及背后一系列问题的现状描摹，与他的采访现场实录及个人观感交替呈现，对每一个小故事作者都直接进行意义提升，并在结尾处不无嘲讽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实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寻觅解民于倒悬的感人事迹。可让我捡到的，尽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难以下笔。如实写出来，同大多数地方那温饱有余、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颇不合时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调、「抹黑」「歪曲」一类的小辫子。然而，夜深人静之际，枯坐灯下，眼前就会浮现出朱湾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弥陀寺三青年的恸哭、温家老母废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绝望的呼救……于是，终于按耐不住，决定如实写来，算是给我们这个正在摆脱贫困的时代，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 』
3、陨落
苏晓康以及同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之所以在1980 年代中后期短暂地获得较大的话语实践空间，与国家政治的「改革开放」诉求对思想观念先导的迫切需求有关，也与知识份子与国家权力「既紧密又紧张的复杂关系」（莫之许，2007），“一方面持不同理念的知识精英从官方获得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特权；另一方面相当一些知识份子的思想主张已经大大超越了主流政治当中保守势力所能够容忍的尺度，因此笼罩着某种「民间」和先锋文化意味的光环。这种双重优越感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架构中轻易地因现实政治需要的变化而丧失殆尽“
1989年在天安门学运被镇压后，意识形态倒退，对报告文学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一批主将“落马”，如苏晓康、钱钢、戴晴，声势大减，社会影响萎缩；二是后继有人，挣扎生存下去。生存到“六四”以后仍有作品和影响的作家，赵瑜和他的体育题材，是一个奇迹；最有影响的后继者是卢跃刚。但是报告文学的衰落已成定局，卢跃刚说：
『七、八十年代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尊敬、信赖、支持，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对社会的震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立场，以及坚持这一立场显示出来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报告文学风暴。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七、八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类新会员入会审批专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凤毛麟角，一两部而已。这个情况说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报告文学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有作家公开在媒体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这种工具论、喉舌论的献媚，文革后，连那些最左的作家、评论家都不好意思说，而且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来人，特别是像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文艺沙皇”级别的人对此都有检讨、忏悔。 』
2008年秋，我听说卢跃刚来美国了，于是非常想见一见在报告文学全军覆没后又异军突起的这位优秀后继者，辗转联络，终于在新泽西见到他，一个留着长发的四川雅安人，我跟他聊了些海外故事，他听得出神，却一言不发。有人私下告诉他受托赵紫阳家人，正收集素材写赵传，他闭口不谈。后来听说这部赵传在台湾出版，但是卢跃刚却从此不见踪影。
二、百天逃亡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号李鹏下了《戒严令》，我告别《河殇》导演夏骏，钻进翠微路地铁口，但是我到崇文门站下车了，没出站，因为站台上有个人在等我，那是傅莉。
她把我藏在地安门一个朋友家里，自己去安排下一步。从钻进北京翠微路地铁站开始，我实际上已经从「人间」消失，一百天后从东莞虎门镇逸出中国，安排这个逃亡旅程的不是别人，正是傅莉！
那几天地安门路口又围着几千人，人们把巴士推过来横在路口；有学生站在交通岛上演讲、鼓动，说张爱萍、杨得志七上将给军委写信要求军队撤走，群众热烈鼓掌。一会儿，又传说地安门这里抓住一个奸细，正用步话机联络，他承认自己是总参的，12人一个小组，专门探听城里情况，并坦白说，天亮五点军队要攻进来。学生要求市民不要松懈，要同他们一道坚持到底。
几天后傅莉再来，匆匆收拾离开朋友家，一路穿小胡同走，所有路口都不见交通警，据说是故意撤走，让全城陷入混乱，以便找到军队进城的借口。九时抵北京站，乘九次特快赴郑。
郑州连夜下雨，我心急如焚。早晨打开收音机，果然传来凌晨北京血腥屠杀的凶讯，数万军队封锁天安门广场，从西边开来的军队，用冲锋枪扫射，见人就杀，妇孺不避，士兵站在军车上，向路边走路的群众扫射，坦克开进广场，推到民主女神像，再把帐篷连同里面的学生一道碾死……很奇怪，外电称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有一男播音员突然向全世界报导，凌晨中国军队漫无目标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不止千人被打死。整个中国传媒只发出这么一个声音。
外电称，王丹已死，是被士兵用刺刀挑死的。这个瘦弱的、见人话不多的孩子，看上去同时下大学生没有半点异样，五月十日我们游行那天，他坐在一辆平板车上跟在后面，我至今还记得他坐的那辆平板车经过复兴门立交桥时翻车，他从车上滚下来的情形。
傅莉则只身南下广州，去为我探寻离境去香港的门路，当时还没人知晓港支联的黄雀行动，傅莉黯然北返，怕有跟踪，不停郑州直接飞回北京，然后开始悄悄安排我往南中国琼粤一带转移的计划。
我在岳母家待到第二十天，便对老太太说：我走了，有人来问，就说我回北京去了。岳母也不多问一句。那天我离开岳母家，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而是有个叫谭龙的人（自然是化名），骑着自行车把我驮到另一个住处。
「六四」后我的秘密逃亡，曾在一间黑屋里躲了四五十天，人都接近疯了，就是想活下来。可是，当觉得活下去都是恐惧的时候，你才会有撒手的冲动。这大概就是黑洞。
窗户都用黑布蒙上的那间黑屋，其实在闹市中很普通的一栋居民楼的三楼，人跟外界隔绝，处于时空全无境地，怀疑和恐惧两种心理最活跃，极易产生幻觉，比如有一个夜晚，我在黑屋中忽听外面有狗吠声，马上觉得是警察牵着狗搜查到这栋楼来了，我必须当机立断：要不要推门离去？可是我暴露到外面以后怎么办？这两个念头在我脑中狂烈地争辩着，我紧握住门把的手也在出汗，几秒钟后理性占了上风，我松开门把，退到窗户前，稍稍撩起黑布，这才看到楼下街边，有几个小孩在逗一条小狗玩！我废然倒在地上，一身释放的大汗。
⋯⋯百天后的一个暮色中，我抵达一个小镇，然后在一家餐馆里等候，须臾，便另有几个人走进餐馆，我一眼认出孔捷生也在其中。这里就是东莞的虎门镇，不久我们便上了高速快艇 。
我把傅莉甩下只顾自己逃了。
三、回北京独自面对警察的是她
两周后长安街血肉横飞﹐夜里傅莉搂着苏单惊恐不已﹐他们在家可以远远听到天安门那边的枪声。
天一亮她还得去医院上班，她走过东单过街桥，那里坏挂着烧焦的尸体。
她们医院就在崇文门大街上﹐病房楼朝街一侧被冲锋枪扫射过。接着﹐军警就开始挨门挨户抓「要犯」。
警察到医院﹐找保卫科的一间屋子﹐让她坐在中间﹐七八个人围住她一个﹐傅莉很镇定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受审查吗？
警察马上否认，只问她苏晓康的去向；
傅莉说：不是被你们通缉了吗？我还朝你们要人呢！
后来又通知她要去家里搜查﹐她说﹕「可以。但必须是我儿子不在家的时候。」
全院的医生﹑护士都看着她被一群警察带走。
这边我先在巴黎、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都跟傅莉约好，我往我父亲家里打电话，她带着儿子到那边去等，有时候等不到我的电话，儿子会生气，她还得宽慰儿子。
接下来，她就是死命地拼出国，一次次到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去奋斗，弄得那边的人都很同情她。
一九九一年秋，傅莉带着儿子，到普林斯顿找到我，一年多后我们就遭遇了车祸，她头部重创，半身瘫痪⋯⋯。
四、一本书包涵着环环相套的双重性
3024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出现一个「六四博物馆」
6-8pm 2026年4月19日，有一个《雨烟雪盐》新书发布会
那天我去讲了一通“双重性”
第一重：两大叙述手法
一、「为民请命」亦称「大骨架」，或时代文化大叙述，
二、车祸、离魂、劫难，则是一种个人情感题材，亦称「私人心境」；
上述两种手法的交替，形成「十二年九书」，2013—2025：《离魂历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湾》、《屠龙年代》、《鬼推磨》、《西斋深巷》、《瘟世间》、《晨曦碎语》、《海恸》、《雨烟雪盐》。
第二重：书写的循环
1、《雨烟雪盐》恰是《离魂历劫自序》的重写，
九一年终于出来伴我流亡的傅莉，一年多就遭遇了车祸，
十九年后她又在楼梯上摔倒，
我们俩其实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照料一个瘫患者；
二十三年前我曾悲伤地告别了普林斯顿，
又十年后告别德拉瓦，也是悲伤的；
2、《屠龙年代》是我在救治傅莉的五个月里，不知不觉写成；传统是一条衰龙，毛泽东是一条人龙；
3、我因《河殇》而被中国通缉，流亡海外三十年；
流亡三年后又遭遇车祸，妻子伤残，哈金说我“为命运之无法宰制留下最佳注解”，
其实我靠书写渡却心灵煎熬，吞咽血泪，可是写出来的哀痛，也得有人帮你出版呀，
一家台湾的出版社，承接下我的倾诉，一个海岛上的读者，隔着太平洋陪我垂泪，陪我伴妻疗伤，出版我的“一把辛酸泪”，还有比这更幸运的作家吗？
第三重：历史的圆圈游戏：新旧交替出现的另一种双重性：
「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
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
这么明显的一个大圆圈，不是被李泽厚又一次预言到了？
第四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两次出现
老佛爷——邓小平
紫禁城干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
八○年代末期那一幕「垂帘听政」，在赵紫阳口述实录《改革历程》中，有清晰的叙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词，非常传神，在年龄和性别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
光绪——胡锦涛
依照权力结构来看，「海派」经营了二十五年，期间甚至可以操控一个「儿皇帝」十年之久，江泽民的逻辑是，你们野战军开进京师杀人，要我来「挽回合法性」，那是容易的吗？我不要说什么礼义廉耻了，流氓特务黑社会都使上也不管用，所以才重用周永康这种肆无忌惮之徒嘛，但最终还得你们来埋单呀——这是他一开始就从「八老」那里领到的「免死牌」。
百年首尾——嗣同鲍彤
鲍彤是当代谭嗣同，因为邓小平是想杀掉鲍彤的，由此八九六四这场温和改革，又因为遭到邓小平血腥屠杀，完全是重复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镇压，六君子断头菜市口。
人物群像
学人、领袖、神棍在天使与魔鬼间幻化着百态，也在无数极端之间摆荡游弋，远离故土的建制拓荒者⋯⋯
五、中国政治，至今还在一对老朽铸成的僵局中腐化糜烂，它就是杨继绳所说的「双峰」现象——
事实证明，对胡耀邦与赵紫阳而言，这终究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持续恶化。就许多方式来说，邓小平/陈云的关系是一种间接沟通与默认的对话。两人似乎都知道自己该遵守的分寸与规矩。邓小平说，他与陈云不能经由对谈达成协议，所以邓小平拒绝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两人都曾公开表示老一辈干部需要让位，但两人似乎都不愿率先让位，生怕对手的门徒会取得党的主导权。其他元老似乎也了解，一旦邓小平与陈云让位，他们也只能照办，别无其他选择。胡耀邦经常表示，希望邓小平与陈云能率先让位。但由于他与陈云的关系很僵，胡耀邦没办法对陈云开这个口。不少人士曾表示，胡耀邦确实与邓小平讨论这个议题，但相关讨论细节有各种版本。
作者脸书 2026-6-23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