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26年06月26日 来源：上报

只要还有「足球政治学」存在，中国的足球就没有正常发育的土壤。 （法新社）

世界杯刚开始的一天，中国的新华网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导。报导本身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标题颇有意思：「晨观世界杯：荷兰横扫，德国绝杀，中国裁判迎首秀」。如果这不是中国官方的权威报导，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高级黑的典型呢：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别的国家不是「横扫」，就是「绝杀」，轮到中国，喜大普奔的根本不是足球队，登得上台面的就只有裁判。这则新闻的标题，怎么读怎么有一种「淡淡的辛酸」的味道。

这种辛酸正是中国足球的写照。当全球都在风靡世界杯的时候，中国足球队唯一的价值，就是拿出来被人嘲笑。网路上流传着一段迷因影片：中国队在场上拿到了点球的机会，但对方的门卫不是在忙着烧烤，就是在睡觉，要不然就是在钓鱼，完全不担心球会被踢进球网。这段嘲讽固然夸张，但真实地凸显了中国足球的荒谬：一个体育大国，只有足球，几十年发展不起来。这已经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

但在这个话题的框架内，有一条脉络是值得拿出来供大家参考的，那就是中国的足球政治学：足球与政治的关系，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足球上的体现。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薄熙来时期的徐明，习近平时期的许家印。

1990年代中后期，大连被称为「足球之城」，大连万达曾经在中国甲A联赛连续称霸，这个亮点也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政绩。 1999年，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接手大连足球，时值薄熙来仕途看好的时候，徐明以重金投入足球事业的方式向薄熙来递上投名状，作为回报，他拿到了进入更高权力圈子的入场券。在随后的几年里，足球搭台，政治批条，经济唱戏，实德集团在地方权力的政策倾斜下，迅速从一家建筑塑钢企业膨胀为横跨建材、石化、金融、地产的庞大帝国。但这种模式具有天然的脆弱性。由于大连实德的繁荣并非建立在健康的足球市场或企业内生动力上，而是建立在与单一政治庇护者的深度捆绑上。 2012年，随着薄熙来从政坛上轰然倒塌，作为利益代理人的徐明也迅速被查，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在同一年也分崩离析，资产清算，彻底不复存在。这一段足球与政治的姻缘以悲剧收场。

中国的商人是不记取教训的，许家印就是其一。 2010年，中国足坛正处于第一轮反赌扫黑的谷底，球市一片死寂。恰在此时，恒大集团以1亿元人民币高调买断广州队股权。许家印此举，是因为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政治风向标——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足球迷，并曾公开表达过对中国足球「三个愿望」的期待。许家印赌的不是足球产业本身，他赌的是「让领导人看到有人在为他的梦想买单」。为此，恒大开启了中国足球史上最疯狂、最暴烈的「金元足球」时代。

恒大开启了中国足球史上最疯狂、最暴烈的「金元足球」时代。 （法新社）

许家印的逻辑简单粗暴：用极致的资本砸出极致的成绩，满足国家在体育层面的宏大叙事需求。例如: 恒大砸重金引进世界杯冠军教练团队，顶尖外援，三年内两夺亚冠冠军。在现场，恒大看台变成了巨幅国旗飘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商业俱乐部的胜利成功包装为「为国争光」。当国家队冲击世界杯面临困境时，恒大主动站出来，以「足校顾问」的名义变相为国家队总教练里皮团队支付绝大部分天价薪酬；在国家推出「归化」政策后，恒大充当首席出资人， 斥资数亿元将数名巴西外援归化为中国籍。

这种把企业资产变成国家政治工具的奉献，为许家印换来了难以想像的政治护身符：他连续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甚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在地方政府眼中，恒大是能直达天听的红顶商人。凭借这种政治能见度，恒大在全国各地拿地，向国有银行获取巨额信贷变得无往不利，其高杠杆、高负债的数万亿泡沫，正是在足球这把政治保护伞的掩护下被吹到了极致。

然而，许家印以为用钱可以砸出一切，却忽略了足球规律对政治意志的无情嘲弄。恒大靠金元制造的虚假繁荣，不仅没有提升中国队的底层实力，反而彻底破坏了国内的薪酬体系，扼杀了青训。当归化球员政策沦为国际笑话，国家队成绩不进反退时，恒大足球的政治价值在最高层眼中瞬间清零。与此同时， 宏观政治大势逆转。当国家出台「房住不炒」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铁腕政策时，已经失去政治价值的恒大成了被清理的标靶。 万亿债务链条断裂， 许家印锒铛入狱，广州恒大也坠入尘埃。

无论是徐明的实德还是许家印的恒大，资本之所以能将足球作为政治投机的工具，其核心就在于中国的体育体制，从来就是一套在国家主导下的官僚制度， 其服从的，从来不是竞技体育的自然规律，而是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中国足球之所以始终没有长进，根本原因在于它承受了太多足球之外的「工具之重」——国家的政治性宏大叙事，地方官员的政绩，商人的政治野心，从来没有被当作一项需要遵循自身科学规律， 需要民间土壤， 需要自由竞争和时间沉淀的纯粹运动来看待。

可以说， 只要还有「足球政治学」存在，中国的足球就没有正常发育的土壤， 结出的只能是酸涩不堪的果实。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