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书院 2026-6-24 |转自 新世纪
本文为新近出版的《寻路的人：五四知识分子的疑与信》一书的后记。
近代以来，社会剧变与西学冲击导致传统信仰结构几近分崩离析——宇宙沦为可实证的科学知识，道德失去了超越性的源头，历史也不再是“天理的流行”——一切曾经的确信都变得可疑。“在怀疑中信仰，在信仰中怀疑”，经历世变的知识分子在精神重建中进退维谷，仍不辞为个体救赎与家国拯救上下求索。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剖析陈独秀、恽代英和朱谦之的生命历程与思想理路，刻写了近代知识分子分别经由历史、道德与宇宙三种路径重构个体心灵与社会秩序的努力，历经疑与信的复杂心路徘徊，却于“反宗教的宗教性”这一精神特质中殊途同归。
本书作者邓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等校交流访问，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近年重点关注近代中国革命与信仰、世界语（Esperanto）与近代中国革命思想等问题。著有《青年的选择：在传播与接受之间》，译有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著作）等，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寻路的人》后记
文 | 邓军
来源 | 历史学人
一写论文，我就会变成文学爱好者，这一“症状”从博士二年级开始日益显现。一开始，我只是简单地想逃避写论文，其后却慢慢演化为一种模式：论文思路一碰到难关，小说瘾就上来，而且论文遇到的困难越大，就越想读自己平时不爱的作者和小说，仿佛有了一种阅读上的“自虐”倾向。
本来恽代英和纪德（Andre Gide，1869—1951）没有任何交集，但在恽代英的部分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并不喜欢的纪德就不断蹿入我的脑袋，逼迫我的手伸向书架上属于他的那个位置。我像被绑架了一样阅读纪德，而这并不愉快的经历让我突然理解了恽代英；反过来，似乎又让我有点明白纪德为何让我痛苦。
在许纪霖师的提示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暂定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宗教感”。我得找到一个切入点。我隐约地觉得近代中国的革命道德与宗教存在着某种关系，可它又不是那种公认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的皈依关系。 革命者们甚至可能是反宗教的，但是他们的“非宗教式”的革命道德实践又透出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或许可以称之为“革命道德的宗教感”。——这么一个带点玄虚色彩的主题让我兴奋不已，前面巨大的未知空间和难以言说的困难都构成了一种吸引力，但也很快让我陷入惶惑当中：去哪里找材料啊？这种先有主题后找材料的方式，早就被历史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我还是上了这条船。
要说服自己继续做这个题目，那么至少先得找到一个兼具“革命性”“道德性”和“宗教感”的人物。玄想是没有用的， 在地毯式搜索过后，最适合的人选落在恽代英的身上。在人们对他的回忆当中，有人说他像圣人，有人说他像甘地，有人说他像墨子，无一不是一种克己的道德苦行僧形象。此前，我只在教科书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中共早期人物、很早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仅此而已。在开始阅读材料之前，我并不确定恽代英是否是合适的人选，毕竟许多回忆多少有点流于歌颂形式，让人真假难辨。
要知道恽代英是否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莫过于读《恽代英日记》。之所以有这本日记，多亏了他母亲的敦促而形成的记录习惯，当然，更得益于中国有写修身日记这个传统。这本日记涵盖的时间是1917年到1919 年，前半段他在中华大学读书，后半段他在中华大学附中任职，这是一个青年思想正在形成的阶段，甚好！了解这一段心路历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他何以走向革命，并且成为革命的苦行僧。
《恽代英日记》的“序”是恽代英第二任妻子沈葆英写的，她生动地描写了恽对待日记的态度。特别值得一述的是“以日记会友”的故事：话说恽代英把日记当作与朋友交心的工具，十分乐意把日记给别人传阅，完全地袒露自己的问题，以做到推心置腹。平时，恽代英将日记放在案头，如果有朋友来访，正好碰上他不在，那么朋友就可以读读他的日记，算是以日记代替他本人接待了朋友。之前，我也读过一些日记，也知道中国传统的日记是操练自身和教化他人的工具，不完全是今日所理解的私人记录，但是读到恽代英以这么开放的态度对待日记，还是觉得很震惊。
读《恽代英日记》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佩服，佩服他居然对自己这么狠。恽代英按照时间和日程，规定好自己应该按时按量做哪些事情，如果做不到，便要毫不隐瞒地记录下来，进行忏悔反省。第二感觉就是这人有道德洁癖和些许强迫症。在他的自省表里，需要每日省察的条目巨细无遗。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从日常琐事到心思意念，“身过、口过、心过”，一一数算。这还不够，他甚至每一项都给自己打分，如果分数不达及格线，或做事的时间比规定日程晚了，还要罚自己的钱。不但如此，他还要推己及人。他除了劝人作日记，还主动将日记给他人参考。对此，他甚为自信，也有些自得，“吾日记不独有长的历史，且有广的潮流”。按照他的自省表条目，这点得意，应该又要被好好反省了。
在恽代英的日记中，他的道德实践总是充满一种自我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在他自认为是道德模范时，他将自己看得很大，基于此，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奉献；在一个他说不清的神圣事业面前，他将自己看得很小，基于此，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奉献。这一时期，他虽然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如何，但是他相信道德锻炼即是准备，一旦前途明了，他将奉献上全部，包括生命。诚然，他不是宗教家，但亦不可否认他的身上不断散发出宗教家的气息。
“道德”“宗教”“革命”这几个词，天天在脑子里打转，但是怎么建立起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使它们在历史的语境和叙述中看起来是合理的，这是最大的难题。我进行不下去了，目光不自觉飘向了纪德。
书架上之所以有纪德的书，其实是因为我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深得我心，觉得他把我感觉到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谈得很透彻，并且要深刻得多。于是，我自然认为自己也会喜欢纪德的小说，便一口气把他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和《纪德文集》全买了。看到他自传的名字，我更认为自己会喜欢他，一是它来自我欣赏的一段话，二是感觉这段话打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德和我。《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中，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他的意思是，通过他的死和受难，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得到救赎。那么，纪德的自我救赎之路是什么呢？他曾经怎样地死去，而获得现在的新生命？纪德难道是基于这一主题才那样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么？而我不也是基于此才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纪德的解读打动么？有了这么充足的理由，我想我肯定会爱上纪德。
然而，在看完他的自传接着看他的小说时，我几乎读不下去了：里面充满了禁欲主义的阴郁与压抑。我换了一篇又一篇，最后只好放弃。之前理解恽代英碰到困难时，我也曾多次又将手伸向他，但最后皆是扔到一旁。而这种感觉在阅读与恽代英相关的文献时，也偶尔会出现。这大概是直觉引领我再次尝试阅读纪德的原因，也是这一次没有将纪德随意放下的原因。或者说，我潜意识里希望纪德解开我的困境。
1869 年，纪德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巴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母亲是一位极虔诚的新教徒。他们家境富裕，正如纪德的传记作者克洛德·马丹（Claude Martin）所说，纪德一生从未为金钱匮乏发过愁，只为如何管理可观的金钱发愁。（克洛德·马丹：《纪德》，李建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页）
纪德的父亲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去世，同恽代英一样，他的教育主要是在母亲的督促下进行的。纪德的母亲以极其严格的清教模式管理这个家庭，认为孩子应该无条件顺从。在母亲主导的环境下，少年时的纪德将精神禁欲看成是美好的，将肉体欲望看成是丑陋的，这一对立构成他一生的痛苦与挣扎。他在中学的时候，因为手淫一度被退学，并被带去看医生，医生试图用威胁阉割的方式来恐吓他，以阻止他的“不良行为”。肉体的欲望让他感受到禁锢，同时他也认同这种欲望与高尚的精神追求是对立的，这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分裂。在恽代英的日记里，他需要自省的重要一条便是“妄念”，这是性欲的含蓄说法。对于恽而言，性欲是不正当的，与他所受的道德教育是背离的。对他们俩而言，肉体的欲望是他们追求崇高道德与精神的障碍，可是他们又无法掌控自己，这种矛盾构成他们精神上的一种痛苦，也构成他们更加一丝不苟地进行自我节制的动力。
十六岁的时候，纪德开始接受宗教教育，并且认为自己得到了神启。一天，他走在路上，一只小金丝雀像圣灵般落在他的帽子上，然后蹲在他的手掌心。之后，他再次遇到金丝雀从天而降。他认为神通过这只小鸟选定了自己，从而赋予了自己某种天职。他确信从此他与神缔结了一种契约，并以此来束缚自己。他全心全意地接受清教徒式的宗教教育，他觉得克制天性理所当然。他自言：
我生活于退避与禁欲的状态，把抵抗视为理想。如果屈从，那就是屈从于堕落；我对外界的挑逗无动于衷。（《纪德自传：如果种子不死》，罗国林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他像恽代英一样，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严格遵守，而且正是在严格执行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最大的满足，并引以为傲。他为了体验苦行，睡在地板上，甚至半夜起来跪在地板上。如他自己所言，这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痛苦，而且这是为了借由这种苦行快速达到快乐的境界。（纪德：《纪德自传：如果种子不死》，第140页。）这让我联想到，当恽代英严格修身的时候，他难道不是认为自己肩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天职）？在他克服种种欲望时，难道他没有从中得到快乐和满足？对他们而言，苦行除了是实现道德理想或宗教理想的途径，难道说也是达成自我满足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观察，他们对待爱情或婚姻的态度，皆是这种观念的延伸。纪德在十四岁的时候爱上了他的表姐，在他心目中，表姐是纯洁、谦逊与善良的象征。他将表姐当作偶像一样爱着。二十岁的时候，他向表姐求婚，遭到拒绝。纪德的母亲也反对这场婚姻，她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爱情，如果他们结合在一起，将会是一场悲剧。但是当母亲发现纪德在非洲有同性恋的嗜好时，她改变想法，同意了这场婚姻。纪德在母亲去世后，迎娶了自己爱了十几年的表姐。可是，这才是悲剧的开始。在他所接受的清教徒教育中，压制肉体的欲望是一种神圣的对抗，而表姐是他精神理想的化身，因此在他们四十三年的婚姻当中，纪德始终没有办法与表姐发生肉体关系，“女性的全部秘密如果一个动作能揭露无余，这个动作我绝不会做”（《纪德自传：如果种子不死》，第126页）。这种来自清教徒教育的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即使在他反抗与背弃宗教后，依然顽固地影响着他。他只有在肉体与精神分裂的状态下，才能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这也是他与一个他不爱的女人拥有私生女的原因。不难看到，早期的禁欲主义教育塑造了纪德的观念和行为，无论后来他多么离经叛道，都没有办法挣脱这种二元对立的束缚。但不得不说，在青少年时期，禁欲主义为纪德带来了快乐的体验与自我的肯定。
再来看看恽代英的婚恋情况。二十岁的恽也是在母亲病逝后，完成了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婚后夫妻二人相处不错，但在婚姻中恽代英时时要制约他们的行为，因为道德律令重于夫妻之爱。比如妻子新年想要掷骰子，不允许；想看竹子，不允许。这些都是琐事，但恽代英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日常小事才能看出修身的真心与假意。三年后，妻子难产去世，恽代英立誓要为妻子守节。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坚守不娶的承诺，其间不断有人劝导，但是都被他断然拒绝。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对妻子至死不渝的爱，实际上这更是一种道德自律的操练，其中的严肃性远比新的婚姻所带来的快乐更重要。如果非要发表一些诛心之论，或许可以说：难道恽代英没有在这种拒绝再婚的行动当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纯洁感、信守承诺的满足感和隐秘的快乐？难道他没有因自己的坚持而加深对自我的认同？
跳出纪德与恽代英的爱情与婚姻，可以看到严格的道德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复杂的角色，它既是痛苦与快乐的根源，也是自我认同的根源。纪德启发我用一种更人性的方式去理解恽代英，这也给了我模糊的信心——恽代英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
能对早年纪德和恽代英坚持道德操守做出最为贴切的诠释的，便是纪德的小说《窄门》。小说的名字依然来自《圣经》，“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入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13—14）。它的意思是说，通向死亡的路很容易，只要随波逐流便好，因此在这条路上的人很多；通向永恒的路很窄，会有很多荆棘和挑战，要克服种种诱惑，因此选择这条路的人很少。纪德和恽代英在通往他们理想的路上，都选择了一扇充满各种束缚和艰难的窄门。
这本出版于1909年的小说带有自传的性质，它以纪德和他表姐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并将他们的爱情绝对化和理想化，最终小说人物也离真实人物越来越远。在小说中，这对表姐弟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他们虔诚的心灵，他们为了能够相配，不断地在德行上要求自己。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越在德行上努力，就越发现爱情成为他们提升德行的障碍。他们已经把彼此视为偶像，德行成为见证爱情的工具。
如小说男主人公热罗姆所说，“我幼年时只想配得上这个女人，……学习，努力，行善，这一切我都在冥冥之中奉献给阿丽莎”；女主角阿丽莎也同样意识到“我发觉我正是为了他才‘追求完美’”。当女主人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男女主人公开始分道扬镳，他们对德行理解的差别也显现出来。热罗姆认为他追求德行，是为了匹配爱人，得到幸福，因此在这过程中，他的内心充满了欣喜与快乐，“我陶醉于一种沁人心脾的谦逊之中”。这种对于德行的追求，看似是利他的高尚情操，但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甚至成为一种自我挑战的技术，“我很少考虑自己的喜好，我养成一种习惯，不使我费劲的事不能使我得到满足”。阿丽莎恰恰看清了这点，于是她提出了分手，并且故意扭曲自己，让热罗姆看低自己。这时热罗姆才发现自己所爱的是自己的幻影：
如果说我曾逐渐地将阿丽莎拔高，将她视为偶像，用我所爱的一切来装饰她的话……我刚一放开她，她便落到原先的水平上、低级的水平上，我也回到这个水平，但却不再爱她了。啊！我靠自己的力量将她推上高山之巅，又为了寻找她而凭借德行努力攀登，这一番使人筋疲力尽的努力是多么的荒谬和虚幻啊！（纪德：《窄门》，载《纪德文集》第2 卷，桂裕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在阿丽莎死后，热罗姆通过她的日记才知道阿丽莎所经历的痛苦。她爱热罗姆，可是爱与被爱都挡在她和上帝之间，因为她知道追求世俗的幸福不是最高的目的。在幸福之外，有一个更为神圣的目标，那就是上帝。这时，阿丽莎从一个逐爱者变成朝圣者，而且她认为她和热罗姆都在朝圣的路途当中。阿丽莎感叹，通过道德走向永恒的路太窄了，窄得容不下两个人并行，所以她只能放弃爱情，为狭窄的道路让出空间。可以说，她表面上“牺牲”的是自己、热罗姆和他们的爱情，但真相是她发现“牺牲”才是信仰的真谛，才是通往天路的必经之路。
然而，“牺牲”难道不会成为偶像么？阿丽莎的妹妹曾经也爱热罗姆，阿丽莎为了妹妹的幸福，决定让出这份感情，当然这遭到了妹妹的拒绝。之后，妹妹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人，却越来越幸福。阿丽莎失落极了，她发现不用自己的“牺牲”，妹妹也能幸福。这时，“牺牲”只是一种自我能力的彰显，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只有在和热罗姆分开的过程当中，“牺牲”才逐渐脱去自我的外衣，成为生命转变的象征。
换言之，爱情只是这场“天路历程”的外衣，它所揭示的是在追求神圣的路上，道德的路有多么窄、多么难走。无论是道德还是牺牲，都太容易导致自我中心，太容易偏行己路，只有懂得真正的“舍己”才能看见永恒之光。
《窄门》突然让我豁然开朗，感动莫名。恽代英似乎就藏在这些文字里。恽代英既是热罗姆，也是阿丽莎，更是一个朝圣者。像热罗姆一样，恽代英热切地想通过他的道德苦行来提高自我的修养，感化其他人。这一个层面的他非常真实，容易看见，也令人瞩目，这使得他在中华大学成为风云人物。一开始，他是出于个人自觉在做这些事情，当被人瞩目后，这件事便变得有些刻意，甚至不无夸张的成分。人最难克服的就是自我的偶像化，这是心理变化的过程，也是不容讳言的部分。他毕竟是人，而且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从更深层次来讲，无论是个人私下自省，还是集体修身互助，其背后的原动力都在于“欲化天下，端在自修也”。欲改造社会，必须先改造个人；欲改善政治，必须先改造个人。正如阿丽莎追求天国一样，恽代英追求的是一个良善的社会。他将个体的“小我”与社会的“大我”联结起来，个人的道德修炼不是无意义的，而是通向社会大我的必修课。
在20世纪20年代初转向革命后，恽代英将道德严格主义延续下来，但转化了其内涵。苦行仍是他基本的行为方式和标签，不同的是，他已经突破个人和小团体范围的道德提升，而发现了一种新的革命道德。这种革命道德不再是服务于抽象的良善社会，而是服务于具体的共产主义理想，服从组织更是这种革命道德的一部分。所谓服从，从小的方面来说，是牺牲己见；从大的方面来说，便是牺牲生命。他像阿丽莎那样，将自我的偶像化转向一个更高、更神圣的目标，从而使道德和牺牲最大限度地脱离以自我为中心。 这时，恽代英转化为一个革命的朝圣者，个人的自我修养和献身是进入革命“窄门”的最好装备和武器。我们当然不能将共产主义目标完全等同于上帝的天国，但是在结构上、在对人的改造上，二者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是我在纪德的文字当中时时能看到恽代英的身影的原因，也是恽代英作为非教徒，身上却常常透出一种宗教感的原因。而这种宗教感，正是研究他的革命精神的一个切入点。
思考至此，最初萦绕在脑中的关于“道德”“革命”“宗教”的紧箍松弛了一点。通过纪德，我看到了恽代英道德实践中的人性和宗教性，看到他的道德感在接触革命后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将他的道德禁欲与牺牲都归为宗教感，是否又过于简单粗暴？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它无法被证实或者证伪。之前的豁然开朗，一下子又进入了死胡同。
最后，我必须说，读纪德，我只选择了我想要读的那一部分，而且潜意识里觉得，他也许会在我下一次遭遇困境时再次点亮我。
2011年11月25日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恽代英一章时撰写，是以为记。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