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 2026年6月27日  【拾年】 | 转自 新世纪

原题：红与黑——动荡岁月的两代人

作者：梁小浣

1965年，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搬到了上海。

1966年6月，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掀起了停课闹教育革命的运动。我们不用上课，不用考试了。写大字报，对校领导、老师评头品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子，让我们这些历经了寒窗之苦的学生大感自由释放的快乐，天空是那样的明朗，连呼吸都有了生气，校园里充满了沸腾的激情。

不久，北京红卫兵迈出校门、走上街头，破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代表了对红卫兵运动的首肯，和支持文化大革命超越文教领域。那上万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中学红卫兵热泪盈眶，欢呼跳跃的场景激动了整整一代的年青人。人们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着毛泽东，用最炽烈的感情，最美丽的语言，尽情地抒发对伟大领袖的衷情。毛泽东借助了十六七岁娃娃的革命热情，理想，信念和崇拜，让红卫兵成了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排头兵。

我们为终于能够像五四青年，像老一代革命者一样冲入革命的激流，亲手打破旧世界而欢欣鼓舞。那时的我很想做一点算得上“革命”的事。

“文革”初的一天，我和小哥哥在书店门口排队买毛泽东选集。转眼看见一个擦皮鞋的小贩正在给一位翘着二郎腿，读着报纸的眼镜先生擦皮鞋。让人擦皮鞋难道不是剥削行为吗? 红卫兵的责任感让我壮着胆子上前对眼镜先生说：“你不会自己动手擦皮鞋吗?为什么要占用别人的劳动?” 眼镜先生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放下他的二郎腿，就准备走路, 却被那擦鞋的老头儿一把按住。那老头儿指着我的鼻子用苏北话骂娘，唾沫喷了我一脸：“你敢砸我的饭碗，我就砸死你!” 说着抄起凳子就要砸我。

不知是吓得还是气得，我大哭起来，在众人面前好丢脸。好心解放被剥削阶级，反而受到被剥削阶级怒斥，我彻底傻了……哥哥把我一把拉过来，众人也把那老头拉开了。我们书也不买了，悻悻地回家。我一肚子委屈，对哥哥说：“你也算红卫兵，你为什么不管？”已是大学生的哥哥用一种与我论理不清的目光看着我：“你呀，太天真了！”

八月底的一天几个同学约我同行去北京，说是当晚有首列对学生免费的直达火车。一贯恪守严格的家规的我悄悄地溜出家门，就背着一个书包上了火车，和满车厢的上北京朝圣的中学生站着挤着到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家门。在火车站我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想想您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的情景，不要责怪您们的女儿不辞而别”。 我当时颇有一番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的情怀。

在北京，我们睡在接待站或大学的长凳上，吃着免费供应的馒头或窝头。到北大、清华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中穿梭，在红色风暴中度过了让人灵魂脱壳的一周。

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读初中的那所历史悠久的前身为“贝满女中”的校园，歌德式建筑风格的礼堂已被木板封住，宽大的操场成了草场和垃圾场。原来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范教师的教导主任，和许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教师同关在一个大大的教室，但被木板拦成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当我看到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剃着阴阳头，用一副惊恐的眼神悄悄地瞄了我一眼时，我给吓坏了，我一个劲地问自己：“我过去为什么没看出她是一个坏人?”而丝毫不去怀疑她为什么会被看成坏人。

当我参观北京市男六中——红卫兵武斗的首创地，我亲眼目睹了红色风暴的惨烈。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一边就随意地用军用皮带抽向一个蹲在地上的老师的头部。那皮带上的铜扣“叭”地让头顶冒出了血。周围那一声声的惨叫和金属击到骨质的抽打声此起彼伏，让人头晕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这所学校的红卫兵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害了多少无辜的老师。那一场景让我一合眼就出现在眼前，吓得我不敢入睡。

在团中央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逼着从窗子里爬出来，戴着黑帮的高帽子，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每三十分钟出来表演一回，满足一批批熙熙攘攘前来观摩“革命”的人民群众的义愤和好奇心。

北京城内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或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被贴上标签。你虽是共产党员或劳动模范，可你也许是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你是工农出身，却有个远亲跑到了港台，有通敌嫌疑；你就是祖宗三代清白，但可能仍逃不脱“三名三高”、腐化堕落、或是现行的反革命……反正只要有人出来揭发你，有一个算一个。

在我童年度过最快乐时光的恭王府大院里也是一片草木皆兵。这家是叛徒，那家是黑帮，我连最好的朋友家也不能去。她的父亲已成了黑帮分子。我在一位叔叔家住了一晚，他让我不要接触任何人，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阵线不分明。他告诉我回上海后要转告父亲认清形势，早些站出来自我革命。

我在北京的二哥赶来见我，塞给了我十元钱(我身无分文)，要我赶快离开北京。他说他会给爸爸妈妈打招呼，保证不会骂我。于是，我朝圣而来，却如惊弓之鸟般离开了同伴，只身一人又乘上了拥挤的免费火车。我用哥哥给我的钱买了一些毛主席的像章，作为朝圣归来的赐物分给同学，那是像一分钱币那么大的“文革”中第一批铸制的像章，据说留到现在能当古董卖。

在火车上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坐在了我旁边，一见面就跟我套近乎，说自己的父亲是将军。这仿佛是“八旗子弟”的接头暗号，出身好就是免费的保险单，坐在她身边我内心踏实了不少。不一会儿，一批红卫兵把车厢里的老头、老太太全押出去了，说他们是从北京城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也不知他们在乡下是否还有家。他们被押到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从那里不时传来训斥和抽打的声音。当我去洗手间时，看到坐在地上东倒西歪的“地富分子”与屎尿汗臭混为一堆，没个人样儿。

一路上他们被一站站地押下火车，过道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待我找到空隙回到原座，我旁边那个女孩儿不见了。我的衣服、书包，连同我买的那些像章也都不见了。听人说红卫兵发现了那女子的父亲也是受押解的地富分子，而她到处招摇撞骗，还把我的毛主席像章送给红卫兵。不知怎么她就露了马脚，被红卫兵一起押下了车，我的东西都随她走了。这又一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如此迟钝。但在若干年以后，那女孩儿的境遇成了我若干问号中的一个，不知她那天她是不是也挨了打，会不会幸运地活到今天。

在北京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几个干部子弟给父母的信，他们情真意切地写道：您们在战争时和群众鱼水不分，如今在京城却不知群众疾苦。你们应该勇敢地接受群众运动的洗礼，老革命应在新革命中立新功。我打算回上海后和父母谈谈立新功的问题。为了向劳动人民看齐，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家里的沙发搬出去。

谁知还轮不上我开口，还没开始运作我在家里闹革命的计划，回家后迎接我的第一道禁令是：不许出门，等父亲回来训话。我擅自离家自有过错，但让父亲愤怒的是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市里的内参，说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上海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北京参加武斗。(当时上海唯恐北京的红色风暴会蔓延到上海，市委请求周总理出面保上海这个国家经济重镇）准确地说我是上海第一批看到武斗的一个中学生。爸爸很严厉地批评了我，说：红卫兵造反，造谁的反？武斗是犯法的，中央文革的“十六条规定”里有不准武斗，你不许把你在北京看到的说出去。尽管我为自己辩解：我只是看到了打人，但从没有打过人，但我仍被关在家里几天，学习中央文革的“十六条规定”。我认为父亲只看到红卫兵过激的行为，而否认了红卫兵的革命大方向。对此我颇为不满。

我人还没回到学校，北京红卫兵的样板早已迅速传到全国，还用我传达吗？第一批戴红袖章的中学生都出身于“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我们的红卫兵军歌，一个个耀武扬威。学校的礼堂成了大辩论的论坛，会场内外挤满了来自各校串联的学生。台上一句：“我们父辈创下的江山，能让资产阶级改变颜色吗?”台下齐鸣：“不能！不能！不能！” 校园里掀起了狂热的革命风潮，一些原本调皮的学生开始打校长和教导主任，往老师头上泼墨。而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也在私下谋划另立红卫兵组织。

于是，我们一个50人的班级分属了三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仅仅一个月以前还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好朋友，如同1927年“4·12”以后的国、共两党，从此分道扬镳，一直斗到被通通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10月，第一个联合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立，即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兵。总部设在人民广场内的市政府大楼内。各区也成立了区总部。后来大学红卫兵也想加入我们总部，但受不了我们那些中学“高级将领”们的趾高气扬，而我们也看不上大学生的默守成规。知识越多，革命性越差嘛。于是，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

总部的司令、政委和市委谈判，批到了钱，也得到了警备区的支持，还派了军人给我们当教导员。后来红卫兵政委（我们学校高三的）笑嘻嘻地告诉我，是你爸爸跟我们谈判的，我才知道爸爸当时代表市委负责与红卫兵的联络。总部的政体俨然像一个样样齐全的官僚机构：从司令、政委到各部长、处长。而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公而带来的内部矛盾没几天就开始了。这种内部矛盾也出现在其他群众组织中。

每天天不亮，军号一响我们就出操训练。红卫兵纠察队在人民广场内巡逻，维持治安，好不威风，开始还受到民众的赞扬。一天有人抓到了一个据说在公开场合污辱妇女的流氓，交给我们总部的“警卫处”。听说一楼大厅里有坏人被“触及皮肉”，我赶去看热闹。只见一个最多20岁的很结实、英俊的大个子被十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有的轮流练“扫荡腿”，扫倒了，站起来，再扫。还有的用练刺杀的木枪直捅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男生打够了，就冲我们女生喊：“上！胆小鬼干不了革命！”几个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脚，有的用皮带去抽，我捡起一根草绳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就赶紧溜出了人群，遭到一阵嘲笑。尽管被评为“对敌人恨之不深”，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场莫名其妙的仇恨阶级敌人的试验。第二天听说这场试验一直进行到天亮前，“小流氓”给活活打死了。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前来收尸，那年头警察也不敢得罪红卫兵。至于那小伙子是不是流氓却无从查起，那是一个有天无法的年代。

我当时在总部的《红卫兵报》编辑部当差，把稿子送到解放日报的印刷厂排版、校对、印刷。我最得意的是派给了我一辆自行车，原来爸爸妈妈不让我学骑车，这下我可以不在他们的眼皮下受管束。几天下来，我把附近的街道全骑遍了，我的骑车技术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练成的。

记得我们的首份《红卫兵报》上有一篇文章是一位烈士子弟写的，题目是：革命的保皇派万岁。文章写得激情洋溢，观点鲜明，文中写道：“我们的父辈流血牺牲打下了今天的大好江山，这个江山我们不保谁保？”登，还是不登？经过一番争论，总部最后决定还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保皇立场。

爸爸看到这份报纸质问过我：“你们搞什么名堂？什么革命的保皇派？”我说我没有任何决定权。但凡我有决定权，我想我也会登的。第二份《红卫兵报》报道了全市统一大抄家的战况，不外乎什么“阶级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之类。还没等第三份出笼，我已离开了总部。

当时张春桥的大女儿是我们总部宣传处的处长，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在宿舍地上的睡铺紧挨着。后来她父亲从北京托我父亲转告她离开红卫兵总部，我也跟着她辞去了那份差事回家。可见，张春桥很清楚老保红卫兵要被打下去的下场。

不久，数个与我们对立的造反组织冲击我们的总部，市委为撇清和保皇派的关系，要我们搬出市政府办公大楼，听说搬到了徐汇区教堂。我们的司令，一位革命烈士的儿子，伤心地抱着总部的牌子睡了十来天，也算是牌子还在，阵地在。可树倒猢狲散，一个月前还在争权夺利的大小官员们都放弃阵地去外地串联了。

1966年的深秋，被捧上了天的第一批红卫兵如秋风扫落叶般地残败落荒，成了比黑五类还要黑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孝子贤孙，被批判，被送进走资派子女学习班，有的还坐了牢。

与保皇派对立的造反派又成了“文革”的排头兵。他们的眼界比我们第一批红卫兵大多了，他们的目标是直接夺党政军大权。“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林彪这句绕口令是他们的斗争方向。而我们这些保革过命的人的保皇红卫兵在社会上狂刮了一阵红色风暴之后，一个旋风吹过来，把我们自己卷进了一个黑色的深渊。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台上与台下，整人的和被整的……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矛盾双方在十年中都尝试了人生的轮回，做过人也做过鬼，倒也算公平。

文化革命初期，上海市委是受到周总理保护的。因为上海的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因为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是上海，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的渊源，各派势力都不想贸然对上海开刀。尽管北京红卫兵三司发起了对市委的冲击和对市领导人的斗争会，但依然动摇不了上海市委的领导地位。

我的父亲那时代表市委与红卫兵联络。红卫兵成立他都要签字，拨银子，不论哪一派，一律打“支持”牌。所有的斗争会他也都代表市委上台挨斗。因为他的工人出身，往往第一个问题：“什么出身?”“工人!” 就无法让红卫兵同仇敌忾。爸爸每每回来都有几分胜利的自豪，说：“他们不过是娃娃，开完斗争会就叫我叔叔，搬凳子给我坐。”有一回，红卫兵要他揭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爸爸说：“党内有规定，第一书记是不能反的。”红卫兵说：“那我们要把你打翻在地。”爸爸笑着说：“还要再踩上一只脚?那我也不能反啊。”他反反复复向红卫兵宣传：“我们工作中有错误，但我们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受到中央肯定的。”

但是爸爸的努力仍然保卫不了他的堡垒，因为这个堡垒最终是从内部攻破的。事发于上海一批工人造反派在安亭卧轨拦火车，企图进京。市委开紧急会，包括当时仍是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在内，做出了决议：坚决阻拦工人的行动，不能给北京造成压力，不能开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停工闹革命的口子。这其实是遵照了周总理的指示。可是代表市委到安亭劝说工人的张春桥却把决议丢在了一边，擅自命令撤除军警，放工人上北京，大叫支持工人兄弟的革命行动。

于是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成了各省市工人停工闹革命的样板。爸爸一讲起这件事就咬牙切齿。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就是这样抢到突破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头功的。后来张春桥一伙人又支持他们信任的造反派头子发动了“一月革命”，成立了上海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新生的政府机构”。接着，全国山河一片红，即自1949年成立的政权机构全面颠覆。

共产党艰苦奋斗28年夺取了政权，而这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一夜之间就成了这一轮革命的新对象。他们被抛入了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

“一月革命”时，我和一批同学步行串联到了桂林，正打算到贵州沿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到延安。我们的一贯稳健的领队打了个电话回家，听说他的父母都不见了，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他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和我们一起串联，小弟（还是小学生）又得了急性肝炎，本来也要送回上海。我们一商量先打道回府，看看上海情况再说吧。

当我回到上海，家也找不到了。才离家一个月，家已搬到了马路对面的市委大院里。虽然大门口有警卫，工人赤卫队和工总司仍然闯进了院子，先后进驻到我家，日夜翻箱倒柜地折腾，父母都不知哪里去了。警卫处安排我住在他们的宿舍里，后来造反派总算撤了，我才回到家。

“一月革命”后，我的父亲被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批斗。我几乎见不到他的面，他每天要被拉到几个批斗会场。听说为了要得到他们，造反组织之间干起仗来，他们成了造反派显示自己势力的棋子。有一天一位叔叔到家里来告诉我们，他看到爸爸披着军大衣晚上就坐在一大堆看守他的工人中间在吞云吐雾的弥漫中发出鸡鸣般的哮喘。妈妈一听爸爸发哮喘了，急得不得了，赶紧找出哮喘喷雾剂等一大堆药，求那位叔叔设法送去。

后来，公安局警卫处也成立了造反派，平时这些忠诚的保卫战士成了造反派就变得凶神恶煞起来。有一天他们闯进家里，大喊大叫要爸爸滚出来，楼下没找到就往楼上冲。爸爸吓得直发抖，他从卧室躲进了浴室。那间浴室有两个门，一个门通卧室，另一个门正对楼梯。趁那些造反派冲进爸爸的卧室，我看着爸爸从浴室的另一个门出来轻轻地下了楼。这也许是爸爸在战争时期环境中反敌特工作的本能反应，而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爸爸能往哪儿逃呢？果真，爸爸还没走到底层，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上去扭着爸爸的胳膊，一巴掌打在爸爸头上，骂他是“老狐狸”“居然想逃脱革命群众的斗争”。看着爸爸被抓走，我心里又乱，又恨，同时又为爸爸企图逃跑羞愧难当。爸爸在我眼里的高大形象轰然倒下。

爸爸被抓走后几天，公安局的造反派把我和姐姐接到公安局的斗争会场，要我们亲眼看着爸爸挨斗。直到今天，当想起爸爸被造反派反架胳膊出场，头发被揪起，又被狠狠地按在地上，会场上震耳欲聋的怒吼“打倒XXX!”的场景，我的脑袋仍是一片轰鸣，心仍在颤抖。但是那天我们却违心地在人们呼口号的时候，举起了手臂。

记得那天揭发的问题之一是爸爸曾赞成检察院、法院要独立于公安(这正是现在国内已经实行的)；其二是爸爸曾在一次报告中说到：地、富、反、坏分子七老八十，没有反抗能力的，要给他们摘帽子。其三是他与已经划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当权派、黑帮分子的刘少奇的关系。这一切都成了爸爸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叛党的罪证。

会后造反派向我们训话，要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父亲划清界限。在此之后“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困扰了我十年! 我不相信爸爸是坏人，但如果党说爸爸是坏人，我应该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爸爸的一边? 如果党需要我大义灭亲，我灭不灭? 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地困扰着我，我反反复复地读着毛泽东的书：“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写下了无数的日记，批判自己的懦弱和舍不去的亲情。

爸爸回到家，我没有对他表示同情，我要站在革命的的立场，不为亲情所动。我曾经与姐姐在我们的卧房门上贴上了毛泽东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表示我们与爸爸保持距离的决心，吃饭时不给爸爸盛饭，让他自己动手，气得保姆直骂我们“没良心”。

爸爸已经在社会上遭受打击，回到家里又遭到子女反目，他的心情当然是加倍的沮丧。而我强迫自己认同内心不认同的情感，也是很痛苦的，不能不说这不是一种反人性的精神迫害。“文革”中，中国人十分看重的亲情和友情在很多家庭被撕裂，以至于很多人至今怕揭这个疮疤，而选择把这段记忆封存起来。

市革会后来成立了专门审查爸爸的专案组，每天要爸爸回答专案组的审问，晚上就按照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写检查。从红军三次反围剿，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有的历史和解放后担任的所有工作的表现，以及与黑帮分子的关系。他身体不好，以前依赖秘书惯了，我不得不帮他。实事求是地写，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自我吹捧”，或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总是通不过。爸爸要我帮他上纲上线，于是我从报上搜到了好些“帽子”，帮他一一戴上，想让他早点通过，我也可早点结束这倒霉的差事。可帽子大了，他又受不了，冲我发脾气。我的心情也很烦恼。

专案组的几个人总是轮流来，如果什么人几天不见，一定是去搞外调了。外调回来又拿出新的问题来审，爸爸说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会走遍全国去调查。爸爸在红军五次反围剿以后，为掩护突围的长征部队，留在闽西和国民党打仗时被俘，后来在押解途中逃跑。地下交通安排他到香港，最后他又找到了南方游击队。这本是他革命坚定性的体现，这段历史，组织上早就调查过，做过结论。可在长征胜利后的三十年，又翻出来没完没了地审查，以至于爸爸在写检查的那些日月里，常常仰天长叹：“我当年要是像洪常青(“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那样跳了崖，哪里还会像今天这样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

那段时间，妈妈一直被关在上海市公安局里批斗。不久前我回上海时浏览了妈妈自留的历史档案。一页上海市公安局在1978年关于我母亲的复查报告，以及她本人写的情况说明，跃入了我的眼帘。我吃惊的是妈妈在文革中被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直至“文革”结束，她的罪名“散布污蔑性言论”和“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竟然是因为毛泽东的牙齿。

“文革”初，妈妈从中央公安部调到上海公安局刚一年。在与几位同事闲聊中，有人要妈妈讲讲她所了解的毛泽东。妈妈于是说起了她从汪东兴那儿听到的一些有关毛的日常生活的片断。诸如：毛如何严格教育子女，为防止女儿有优越感，让女儿到大食堂吃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带头少吃肉；毛巾破了缝缝再用……妈妈也无心地说到医生要毛定期检查牙齿，毛推说工作太忙，不愿检查,说牙清洁术会将珐琅质刮掉，使牙坏得更快。毛坚持以漱口代替刷牙，洗澡也不用肥皂等。

当时她的同事都很感动，说主席的简朴生活让她们深受教育。可到了“文革”，当时被感动的话却变成了对毛主席的污蔑。妈妈因此被批斗、关押，要她交待谈论的内容，思想动机。妈妈还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看到镜子中的模样，妈妈掩面痛哭。当年她不愿受日本人在外白渡桥鞠躬的耻辱，投奔了新四军。而在“文革”中竟因说了一句真话受此般污辱。

有人还揭发妈妈在运动初期看到红卫兵散发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说：“这是红卫兵造谣，不要相信。毛主席怎么会写这样的大字报？”这是妈妈的又一大罪状。善良的妈妈跟着毛泽东出生入死地革命，她当然不会相信共产党的最高司令要炮打司令部。谁知她错了。当时没人懂得为何要“炮打司令部”，又是冲着谁来的，直到红卫兵铺天盖地直捣刘邓司令部。

我当时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被关，父母都没有说。可能估计到我们又那么左，不会谅解和理解她的。我两个星期去看一次妈妈，带些换洗的衣服。每次回来爸爸都问得很详细，有一回爸爸说到妈妈实际上是代他受过，难过得流泪了。  不久，妈妈被拉去批斗，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XXX的臭老婆”。在一片混杂的叫骂声中，妈妈忽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哮喘，转头一看，只见爸爸也挂着大牌子被按着跪在地上。两个人几月不见，竟在同一个批斗会上相见。妈妈担心爸爸的身体，爸爸为妈妈代他受过忿忿不平。爸爸对造反派说：“我的事由我负责，和她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嫁祸于她。”

爸爸整天挨斗，自身难保，可他更受不了家里人受难。1967年初，我三哥，浙江美院一年级学生，因他那派红卫兵保浙江省委，被造反派追到宿舍毒打。同学发现了昏迷的三哥，把他送上火车，一直护送到上海的家。爸爸看到脸被打得像个紫茄子，一只血糊糊的眼睛几乎爆出眼眶的三哥时，禁不住流泪了，难过地说：“他们怎么那么狠，哪来这么大的仇恨？”

爸爸每次从批斗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在家养伤的哥哥。他坐在哥哥的床边，仔仔细细地了解事件的过程，好像会去整理一个有关文革中群众运动的案卷。他自己虽整天挨斗，但并不了解全国到底有多乱，法治破坏得有多彻底，这种乱象也不知会持续多久。爸爸在我们面前总是很无奈地说：“你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说服自己要相信发动“文革”的正确性。

哥哥伤好一些就想回学校，爸爸劝他再等一等，也一直要哥哥千万不要报复打他的人，卷进派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是爸爸重复最多的中央指示。可中央指示有用吗？制造武斗的造反派直接受到“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的肯定。

三哥回杭州后，一直没有音讯，爸爸非常担心，要北京的二哥带着我去杭州看看。记得当我们到了美院大门口，二哥没敢进去，要我先去找三哥的同学打探虚实，因为一个女孩子不会被注意。我见到了在宿舍里埋头创作毛主席画卷的三哥，告诉他到我们住的小旅馆去会面。在那儿我们兄妹三人才畅快地说笑起来。回来向父亲如实汇报，他这才放了心。

1967年的夏天，上海市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全市揭批大会，电视现场转播。那场大会将决定谁被结合到领导班子，谁被打倒。爸爸相当努力地检讨自己，希望自己能站到正确路线一边，可是他又实在拿不出有份量的揭发上级的材料，他的发言始终踩不到点儿上。会后，有两位原来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被结合到市革会的领导班子，而爸爸再没有这个盼头。实际上，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亮相不过是走过场。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上，一位华东局书记的炊事员上台批判。他情绪激愤地指着这位书记说：“这个x老狗爱吃狗肉，我只好到郊区去买狗。老狗生了小狗还没断奶，就抓来给这个老狗吃……”“打倒x老狗！”他的发言中一口一个老狗，不知是指被骂作狗的人呢，还是真的老狗。会后我跟这位华东局书记（我们的邻居）的女儿开玩笑：我还以为老狗的小狗指的是你呢。

谁知没多久，我们居然毫无例外的都成了黑帮的“狗崽子”。我家和住在康平路的市委大院里的大多数的当政者被通知搬出大院。搬家那天，爸爸流泪了，他知道无论他如何表现，如何深刻地检讨，他都被踢出了无产阶级的阵营。可更坏的还在后面。

1968年2月10日的早晨六点，几个军人敲开了我们的家门，出示了空四军的证件，说是要接爸爸出去谈话。爸爸镇静地穿上衣服，把手表交给妈妈，对妈妈说：“我可能一时回不来了，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清：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第二，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里有多困难也要给老母亲寄钱。”

爸爸早对我说过：干保卫工作的人自己最没有安全，苏联的贝利亚就是被自己人枪决的。可见爸爸已经预感到他面临的正是掌握了核心机密的人必定会有的下场。在“文革”开始时，我看到过爸爸对那些不明事理的造反群众的恐惧。但这一次，他却镇静自若，如同已经视死如归。

早晨八点，专案组按常规来接爸爸，听说人已被军队带走，顿时大惊失色，我们才真的慌了。第二天专案组告诉我们，他们了解到爸爸有了新的案情，他们从此不再负责爸爸的专案，妈妈让转交的眼镜已无法交给本人。妈妈的政治嗅觉使她马上明白了：爸爸一定被押到北京去了。但谁也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七年。妈妈虽从没在我们面前流露出半点怨怒，可她晚上却偷偷地躲在被子里流泪，头发在两年内全变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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