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林荣基在罗湖桥跟前，抽了三根烟之后，返身回香港。这种抉择，余英时也曾做过。进出罗湖桥，乃是自由与囚禁的选择，天地一线间，人是选择的主体，也在一闪念之间，后面的历史，其实是极丰富的，但是被那一闪念所决定；非常戏剧性的是，陈寅恪这样的人文巨擘，竟犹豫于罗湖桥两端，晚年二十年羁绊于广州，最终被红卫兵虐死于床头，绝天通地者，死难于龌龊人世，比比皆是。 】
一、侨居是山不忍
「我是1950年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有一次也是在聊天中余先生说。
一个皖南青年走过罗湖桥的时节，恰是众多留欧访美的中国高级学人纷纷「回国报效」之际，如华罗庚、熊庆来、赵九章、董铁宝、陈梦家、冰心等，而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在政权变更、个人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据统计，理工科院士近五分之四作了误判（选择留在大陆），人文院士三分之二误判。这当中，便包括后来余英时考证的﹐陈寅恪对四九年未听从夫人唐筼浮海之意的万分追悔与愧疚。这些名士，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所经历的改造、凌辱、坑杀，便构成「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故事。
然而，那个皖南青年，从那山乡走出来，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造就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而且，他从此没有乡愁，到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那丛林中的余府，后来竟门庭若市，访客络绎不绝，无论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听说，大陆从政府到学界，常常有各层级的人物希望造访余府，也都不会被拒绝；其间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乡潜山的「父母官」们，竭尽全力邀请他衣锦还乡，「哪怕给故居写幅字留个纪念」（后来余太太转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传到他们手上），却从未如愿。
在另一端，余英时又是出名的「慷慨」，谁求他写序也都会如愿，其中有的人他从来没见过，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会友集》。他说这是「人情味」，中国文化的一大要义。
对于中国大陆，他别有一种情怀，仅仅讲过一次，是借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的一个佛教故事，说一只鹦鹉见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潮湿。
苏晓康专文：从罗湖桥出走的青年─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https://www.storm.mg/article/520134#page1
二、读余英时着『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着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楼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
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涉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扶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从姹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操节﹐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着，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着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诺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 ﹐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三、洞穿历史，寻找人的永恒精神
2021年夏我的日记里还记着：
『余英时教授八月一日在睡梦中辞世，享年九十一岁。余太太晨起发现，叫来两个女儿和东亚系的人，悄悄下葬于普镇已有的余父母之墓旁，八月四日才通知香港陈方正，台湾中研院发讣告，大陆比我们北美先看到，孔捷生接徐晓询问才来问我，只问打电话给余府没有？他说他打过，余太太接的，只说了一句「睡了」就挂断，我未打通。第二天我约王丹、康正果、胡平，借《光传媒》平台追思余先生一番，我谈得涕泗纵横……』
忌日一年后，这次与陈奎德再追怀余先生，我谈了四点：
1、与绵长历史中人类活的生命接榫
在中国学社，我跟余先生余太太接触最多，也是因为我们出了车祸，他们夫妇抢救傅莉、帮助我们，真是恩重如山。然而更重要的是，余先生教会我如何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去走出困境，这份精神财富，真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
车祸后我被崩溃感笼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应。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时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刚从台湾回来。
先生为我指点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
两年后，余先生又相送《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两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刚从台北回来，其中《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便“完稿于台北旅次”。近乎墨新书香的两件文字，令我回家连夜读得如饥似渴，惊叹不已：一是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犹如一次“史学重构”，完全印证了余英时八十年代初对陈诗的释证，恐为当今仅见的学术奇迹；
二是，该书收录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之于俗啼之桎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当箭牌；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做李商隐也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烟没。」
这种气概，余先生称之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至今，它仍有石破天惊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谈了近六个小时，旁及人生和学术诸多话题。先生说我：你静心修练几年，会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他说，为中国忧虑的人常常会遭遇大不幸。你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跳出来你才更理智清醒，缠在里面不好。要有长期准备了，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从最坏处着眼，期望不要过高，你才不至总被失望击倒。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充实自己。陈寅恪四九年后就是在极度的悲苦中只写心史的。我想谈陈寅恪，先生则对我谈了很多粱启超，他说，超越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梁启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断超越自己，后来康有为都说“我不如卓如”。
我觉得，这份精神财富，也是余先生研究考证陈寅恪当中发掘出来的，他发掘「文化遗民」，提出「文化气节」，也通过洞穿历史，寻找人的永恒精神，这是他关于「士与中国文化」、「士与现代知识人」的系列研究的一个新的拓展。
2、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
关于“天地闭，贤人隐”，2000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
『余英时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分子被“先锋队”视为“乱源”，“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覆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 （「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号）：页36-38。』
余先生在另一处也曾非常感叹地指出，从1989年的民运之后，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国的地位，使得中国这个「神州」出现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为这个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份子快速地成为「识时务」的俊杰，拒绝对当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层百姓请命。因此，他借用易经当中的「天地闭，贤人隐」来形容当时的处境（注4）。中国知识份子的集体噤声，是令人感叹的事情，但这也与统治政权统治策略奏效有关。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在经济实力上持续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等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余英时先生多年前忧心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3、文化气节
余先生对历史洞穿，也反映在他对当代中国的彻底透视。他从年轻时代在香港写政论、到哈佛读书、教书，以至后来教书，从未间断以政论文字分析时政、批评中国政治，当然也包括批评毛泽东和中共制度，其中也包括他对西方汉学界左倾、误读中国和中共的犀利批评，比如他对费正清中国论述的清理，那是对汉学界和美国外交界影响至深的一套话语。
然而，余先生更是在私人层面对这个恶制度保持了一种文化气节。
有一年感恩节前陈淑平告诉我，余先生的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被子弹打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母亲，要来美国探亲了，他们约在华盛顿见一面。节后余先生来电话：
『五十多年前我在他们家住过一年，对她还有一点模糊印象，他们桐城张家，出过两个宰相的。』
秋天他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访问归来，我们在电话上聊起大陆暴富风景，他说他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短期内已不做预想，我估计他的失望也包括近来台湾的乱局，那么我问他，难道中共就此稳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苏联，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则看不到了……。」他说。
去年深秋，有人从国内，带来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给我，据说，安徽潜山的余氏老宅，现已定名为“余英时故居”，作为当地旅游资源而整修装潢一新，照片可见于故居正堂上高悬“五世同堂、七叶衍祥”匾额，乃乾隆御赐；另有一间屋子上悬挂“余英时主卧室”字样。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写到的“潜山县官庄乡”：
『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困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从那个山乡走出来，再也没有回头。聊天时他曾跟我说，1978年他曾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看到的是“城郭如旧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块土地。记得1993年秋我们在水牛城出了车祸，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车赶来，我把余先生从病房拉到外面，哭着说“我想带傅莉回国去”，他很诧异我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共产党会那么仁慈吗？” 整整二十后，2003年春我父亲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绝给我回国签证。这个时间长度，显示了一种洞穿力，至今中国人中鲜少具备它。
“我是1950年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说。一个皖南青年，从那山乡走出来，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造就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
4、儒家真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
第一、中国传统是“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
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
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
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叠、共识多于对抗。
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屈服，我们绝不向强权低头。他们是榜样。他们是香港人的榜样。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公开整件事，不但让香港人知道，也让全世界知道，大陆政府违反承诺，正在破坏一国两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陆，像吕波和张志平一样，被保释候审，倘若我见传媒，公开事件，他们很可能加重刑罚。还有李波呢。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也将李波检控，甚至加上莫须有罪名。姚文田就是这样。我熟识他，一个和气的文化人，仅仅出了几本他们不高兴的书，就栽赃嫁祸，判了重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顾他们。我这样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顾及他们。李波说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关待几个月，就像姓史说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后，我们放回香港，事情就结束了。
但不能这样，这不仅仅是书店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我拖着行李箧，走到闸口，开始跟自己说。我要抽一口烟。抽半口就够了。我不再看表。我知道足足迟了半个钟。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决定。我返回刚才的地点。一个拖行李的人在抽烟。我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错。我下不了决定。
然后我记起一首诗，那首舒巷城的诗。我年轻时读过，那首屈膝的书台。我还记得在《海洋文艺》读到的。我翻书不比别人少，我这样做岂不白翻了？
我抛下半截烟，改变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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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脸书 2026-7-4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