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学勤 未定论  Unsettled    Jun 17, 2026

北京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之一

先说“第一台词”。

1978年底北京出现民主墙，“小东楼”内闻风而动。[1] 小平破题，以“姜晓岚”为笔名，写了一份长达三十多页的大字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85周年”。他们看中当时淮海中路第二百货公司对面，原锦江俱乐部现花园饭店南端的那堵长墙，那是市中心黄金地段，贴在那里，方有足够观众。小平与乐波、申申兄弟俩商议好，要从末尾一张倒着贴，贴一张吸引一群人，再贴一张再吸引一群人，贴到最后一张方为第一张，突然亮出大字标题，方有足够效果。

如此“行为艺术”，是否有当年父辈贴街头传单、搞飞行集会之遗传？幸运的是，大字报抨击毛晚期失政，振聋发聩，无意中吻合“中南海”高层对“两个凡是”的抵制，据说曾有胡耀邦批示、叶剑英保护。此后有更多大字报加入，越说越尖锐，观者如堵，人潮汹涌，这就是上海“民主墙”的由来。官方派军报记者与他们联络，连发几期“内参”。

两个月后，邓氏发动对越战争，华国锋大权旁落，官方对民主墙的态度也随之变化，从支持变为限制，最终是取缔。北京的民主墙被迁至“月坛公园”，上海市公安局发布1979年3月8日布告，要将上海的“民主墙”迁至更为偏远的嘉定远郊一草棚。小东楼内议论纷纷，要有所抗议，抵制这一布告。有记者连夜赶至乐波家，与他母亲透信，千万拦住两兄弟，有司已有布置，去了将有后果，而且会非常严重。不料其母是位老革命，并不在意，说我们年青时闹革命，不也是这样闯过来的吗？让年青人闯闯也好。次日，“红二代”又写出一份大字报，这一次是“起诉上海市公安局违宪”，二十多人从乐波、申申家出发，雄赳赳再去淮海路。小平在路上自我调侃：“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一哥们闻言恼怒：“你什么意思？讽刺我们吗？”

1979年3月9日，申申记得是个星期天，10时许，他们赶到那里贴完那份“抗议书”，小平站上一把椅子正欲讲演，看见国泰电影院里冲出大批警察，一式的蓝制服、大盖帽，排成方阵，齐刷刷向他们压过来，一眼望不到头。小平回忆说，就从那一刻起，他真切感受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专政的铁拳”。市民也随之聚拢，发生“警民对峙”，你推我搡，即有“肢体冲突”。有市民逞勇，从“无产阶级专政”里抢出一位“红二代”，乐波怒不可遏，对着一位老警察，“呸”地一口唾沫吐到他脸上，大喝一声：“叛徒”！

这就是乐波第一句“台词”的由来，后来传遍江湖，添枝加叶，变成了“你这个叛徒”！多年后我与乐波核实，他说唾沫是有的，但没有扭打，就两个字：“叛徒”。我好奇的是，通常街头冲突，“无产阶级”有方言泄愤，可爆各地“粗口”，“专政”者也有“行政方言”即北京“官话”，瞪眼恫吓；为何乐波与众不同，一无“粗话”二无“官话”，竟吼出一句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听到的英雄“台词”——“叛徒”？

事后想，这一声怒喝可能与那时一个具体原因有关：

一个月前邓氏还支持“民主墙”，得手即翻脸，回头以“专政”手段取缔“大字报”，1974宪法明文规定大字报是公民权利，宪法尚未修改，权利已经剥夺？当时的思想解放出现一种奇怪的态势：毛泽东可以批判，邓小平则不可非议，老冻土已经解冻，新冻土却在生成。故而这批“红二代”不服，用申申当年的话说：“我们不能认怂”。邓氏2月17日发布战争动员，乐波还比较克制，说政府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还是配合一些好，不要发生对立。但3月5日中国已宣告战争结束，政府却以战争为理由取缔大字报，禁止民间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力，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吗？也“背叛”了他们此前对民主墙的支持。故而乐波有理由愤怒，怒斥眼面前动手欲撕毁大字报的警察，骂他们是“叛徒”。

也可能与乐波特殊的家世背景有关：

上世纪30年代，他的父辈陈同生曾从事地下“特科”，恢复重建中共第一代“专政机构”，即今日政法机构与警察队伍之前身。在乐波看来，那是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叛徒”的，今天他们却排着队来镇压“红二代”，岂非背叛了父亲那一代创建这支队伍的初衷？故而乐波有此一怒，比其他“红二代”更有理由骂他们是“叛徒”。

但从更宽泛处想，这一声怒喝还是与“红二代”群体接受的“红色经典”教育有关：

上世纪50至60年代上海地区的高干家庭，几乎清一色新四军、地下党，出身“一.二九”一代也较多，政治地位不及北京高干，文化程度却比北京高。学校与社会中弥漫的主旋律“红色经典”，与这群人的家族记忆大多吻合。如电影《青春之歌》，林道静站在北平电车上，迎着军警喷射的高压水龙抛撒传单，红色围巾迎风招展，这一形象已融入“红二代”的家族记忆与集体基因。也有人想到那个年月家喻户晓的《红灯记》，“李玉和”怒斥“王连举”，也是大喝一声“叛徒”，现成的台词朗朗上口。但我认为来自《青春之歌》的可能大于《红灯记》。文革尚未结束，江青三十年代混迹文艺界的种种丑闻首先在上海地区流传，“红二代”已经开始厌恶“江阿姨”，看不上她的“样板戏”。不过，无论《红灯记》还是《青春之歌》，“红色经典”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台词，开头必是“英雄啊”，第二句则怒喝“叛徒”，有“英雄”必有“叛徒”，这是渗入一代人血液的“经典台词”。

个人下意识，集体无意识，从小说到电影，林道静之愤怒教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两代人。乐波的特殊性即在于他的率真——“入戏太深”，代入感太强，太把林道静这种人当回事，一遇类似场合，当即代入，脱口而出。当然，那时的乐波不会想到，乐波的妈妈也不会想到，镇压林道静的是高压水龙，读林道静而奋起者，迎接他们的将不再是水龙，而是真枪实弹。

我与乐波认识较晚，错过了这句“台词”。那是1987年5月永福路15号，一幢小房子的二楼。当年有民企赞助我们这些刚毕业不久的硕士、博士，每两周可免费使用一次公司的客厅，由刘昶主持，请在沪、来沪、返沪的各界人士主讲，这座小房子的二楼即成一微型学术沙龙，可坐十来个人。乐波那一年任《世界经济导报》北办主任，消息灵通，刘昶请他来讲改革进程、北京动态，再合适没有。恰如小平描述，初见乐波，真是一位美男子，五官如希腊雕塑，身材不胖不瘦，肤白俊朗，还有一双令女性着迷的大眼睛。那天他开口“厂桥”，闭口“九号院”，称“中南海”为“海里”，说大人则“近”之，脱口就是“某某”、“某某”，不称姓只称名，就像熟人刚分手。

我那时返沪不久，尚有“外省气”，不习惯这样的称呼。但记得他记忆力极佳，一串串经济数据随口即来，其中一项是说国际学术界有统计，发展中国家进入人均GDP800美元，方进入多事之秋，而我们远离800美元，却已进入学潮频发，多次打断改革进程，云云。话锋一转，他又透出欣喜与自信：“现在好了，紫阳双肩挑，既是总理，又是总书记，再也没有干扰了！”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此言非乐波首创，而是出自陈一咨。[2] 当时我尚处在耀邦被逼下台后的愤懑中，乐波的讲演从形象到内容都很好，唯此言刺耳，刺激了我的“外省气”。说句笑话，四十年前“相见恨晚”，我“恨”的就是他这句话。

两年后，乐波因言获罪，我虽不在场，对他的印象反而好起来。交往这么多年，时有意见分歧，但对他的敬意有增无减，这就不得不说到他的第二句“典型台词”。

1989年7月，乐波因言获罪，入狱7个月。出狱后我去他家探望，先不问他狱中是否遭罪，而是从他父亲晚年被迫害致死说起。一谈到他父亲，乐波眼神即发光，这也是乐波“这一个”的特殊性所在：我与“红二代”交往，若见对方有炫耀父辈之恶习，厌恶且鄙视，乐波也谈父辈，却无炫耀，那是发自内心的敬仰。即使“入戏太深”，一旦感觉他“入戏”，最多开个玩笑：“说来劲就来劲，又来劲啦？” 一笑了之。那一次我问，老前辈文革前夕，大祸初起，怎么敢在家中那样议论毛？

乐波慨然答之：他们那代人对毛从来是平视不是仰视，党龄只差三、五年，同是一代人——“党中央是你毛泽东的，也是我们的，任你胡乱折腾，就不能让我们说几句？”这句话同样令我震惊，老前辈之所以被害死，可能与他们这代人的辈分有关？这才是党史，真正的党史！后来不止一次听类似的后辈也忆及类似的话，如刘志丹战友的女儿听到她父亲对母亲说私房话：“老毛不是把这个党看成我们大伙的，而是看成他一个人的啦？陕北救中央，也不让提啦？”

可见这不是发生在一、两个家庭内，而是乐波这代人中一个特殊群体所受的“私房教育”。以我今天的理解，这群人的父辈是这个党的创始会董事，手持原始股，毛最多是个董事长，而且是在建党后十年，走到遵义-扎西那个不毛之地，被周恩来极少数人推举上来的，说不清道不明。抗战军兴，一代知识青年跟进，即所谓“一-二九”一代，这个党的知识结构才得以改善。一经延安整风，夹紧尾巴做人，从此俯首贴耳，贤与不肖皆为打工，少数人从打工发展为打手。建政后增资扩股，有中、小散户见利好而买进，低开高走，以散碎银两购得二、三线零碎股，集腋成裘，也可兑得一点原始股。说到底，原始股与中、小散户不是一回事，气象迥异，格局不一。

原始股形成家传底气，乐波未必以此炫耀，但也因此有勇气走上街头，慨然入狱。北京的“民主墙”是这群人打开的，上海的“民主墙”也是这群人打开的。上世纪50至70年代，物质资源按等级分配，精神资源从“知情”到“抗议”，也是按等级分配。人们的精神读物与家传信息决定了大脑回路，脑回路构成“知情权”，也才有“启蒙”与“反抗”的可能。这当然不平等、不公平，但也发生过始作俑者的意外后果。

我当年插队在穷乡僻壤，“雪夜闭门读禁书”，读到城市知识分子未必能读到的“内部书籍”，就是集体户户长从她上海家里的“高干内部读物”取出，悄悄带过来的。她的父亲与乐波父亲相识，与小平、恒志的母亲也是世交，因参加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被打成“苏修特务”，1967年秘密逮捕，1974年瘐死秦城。这位素未谋面的“革命老前辈”，在铁窗里哪会想到他藏在家中书橱里的这些“内部读物”，流播到千里之外，发生了“跨城乡”、“跨代际”、“跨等级”阅读？“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这“三跨”阅读，尤其最后那一“跨”，也就没有我的早期“启蒙”，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至今怀念我的集体户“女户长”，她走了，夜深翻读手机，“君去已三年，存号不忍删”。

历史是纠葛的，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也与“身份等级制”纠葛在这里。清末谭嗣同慷慨就义，“戊戌变法”是当时的“红二代”搞起来的，或可称“清二代”？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要么反抗要么候补，反抗与候补是历史的分化。到目前为止，在“戊戌变法”阅读史中，有无长工、佃户的儿子出现？没有，没有一个“贫下中农”的身影。

“红二代”成为第一代“启蒙者”、“抗议者”，亦如俄国的精神觉醒史。“第一代反抗农奴制者”不可能是“农奴”本身，而是远离农奴的贵族子弟。如赫尔岑流亡海外，不断主办反沙皇的地下刊物，使用的却是承袭父辈、沙皇特批的贵族年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家世平民，却出身于牧师与海军军医家庭，不是白丁。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是这样出现的，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红二代”创立“民主墙”，也是这样出现的。甚至连“神秘沙皇亚历山大”察觉“十二月党人”时宽容不捕，尼古拉二世虽镇压而仰天长叹，也是这样出现的。至于中国上海的“阿廖沙”与彼得堡“十二月党人”既可比也不可比，以及他们的反抗对象更不可与“神秘沙皇”、尼古拉二世比，那是另一回事——沙俄贵族的精神地板，将是此后中国精神的天花板。

在一个“身份等级制”社会，只有特权子弟才能成为第一代反抗者，哪怕是扭曲的反抗。 农奴们最为可悲的地方尚不在他们已经是农奴，而在于他们要贡献自己最优秀的子弟向上递为候补、候补之候补，这才是真正的“血贡”，而且也是“世袭”。特权发育到这种程度，确实令人愤懑，故而那位年青读者读小平悼乐波文，才有如此愤激语：“权贵子弟维护权贵，有什么说头！”连启蒙的机会、反抗的可能都不平等，都要按等级分配？ 是的，确实如此。不仅如此，而且无独有偶，连反抗后犯事都有叔叔伯伯们为他们说情，也是按等级分配。[3] 一个前现代社会保留有宗法制血缘残余，所谓“初级阶段”，其实是“初级社会”，这是它的可辨识胎记。

有一个被这个社会久已遗忘的名词似应起死回生，重新启用：“主人翁意识”。五十年前曾普遍错用，那是国企干部教诲工人阶级的专有名词，每当后者消极怠工，总能听到一个声音响起：“你们不应有“雇佣观点”，而应有“主人翁”意识！”那时我招工进工厂里，第一课就是这句话。以后年年听、月月听、日日听，耳朵都听出了老茧。后来之所以被遗忘，实在因为话语错乱，能指与所指颠倒，主仆关系用错了对象。

今日应重启，因为它的真实所指正在复归。从狭义上说，也能帮助我们进入乐波这群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他“入戏太深”的第二解？乐波“代入感”太强，“代入感”即“接班人意识”，那才是真正的“主人翁意识”。乐波没有“原始股”优越感，但是，“接班人”——“主人翁”意识却已养成，至少是“主人翁”的“第二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此“代入感”，方有当仁不让，方有不惧“内控”，大义凛然，陈乐波上街去抗议，陈申申拍了陈书记的桌子！[4]

而在草民看来，没有原始股，也从不购二、三线股，他们从来不是主人，也就没有“主人翁意识”，实在要与“主人翁意识”配对，只有“旁观者意识”。在“旁观者意识”看来，淮海路上的“警民对峙”、“肢体冲突”，并不意外：“大盖帽”历来是国家机器，“肢体冲突”是他们的职务行为，警察的个人行为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却谈不上信徒与叛徒，“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异化”，只是一时向右，一时向左。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那是统治阶级内部在“落实政策”，是自我修复，不是“转型正义”。将“落实政策”误认为“转型正义”，那是一厢情愿，实在是想多了。[5]

但在乐波看来，他是主人翁第二代，“只许你们胡乱折腾，还不许我们说两句？”父辈这么说，他也这么想。眼见父辈创立的原始股正在被腐蚀被蚕食，父辈打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大民主”，还要对创始者第二代下手，这是什么？这是“恶仆欺主”！[6] 故而他们敢于张贴“起诉上海市公安局”，有底气对警察大喝一声：“叛徒”！“台词”下的“潜台词”，是在这里？

警察叛变了吗？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了吗？没有。当时的上海主政者在有司报批领头者需抓捕的呈文上，据说有过这样一句批示：“这几个人好抓不好放”，倒有三分“神秘亚历山大”遗风。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如若下手，心理上对不住当年提携自己的老领导。一旦抓捕，他们有众多叔叔伯伯来说情，那些人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简称“老一无”，党龄都比主政者老，不好惹。至于那些跟随他们上街演讲、贴大字报的东区工人，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不存在“好抓不好放”，那不是“先锋队”，而是“低端人口”。后来跟随乐波兄弟俩上街演讲、贴大字报的另一对工人兄弟，当年就是这样批捕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何曾留情？

革命如老戏，也就三部曲——“出家，思凡，还俗”。从法国革命后开始的“热月现象”，此后也不仅是法国，在俄国，在中国，凡有革命，大抵如此。社会如此，个人如此，中国从“文革”到“改革”也如此。用中国版“热月话语”说，那是再形象没有，即“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十年后中国进入“社会大还俗”，主政者换代，进入世俗化。人家已“还俗”，乐波却未“还俗”，他又犯了一回傻，而且恰好从法国革命说起，“阿廖沙”还真是“阿廖沙”！

1989年法国革命二百周年，正逢中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上海发生“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数十万人上街声援，北京学潮风起云涌，南北呼应。乐波形象好，口才佳，成为导报发言人，每有游行队伍来声援，编辑部大都由他出面招呼。这个编辑部恰好又在淮海路，离当年他们贴大字报捍卫那段“民主墙”，近在一箭之地。小平文章附录的那张照片，乐波坐在讲席前，瞪着那双“认真而诚挚”的大眼睛，正侃侃而谈，我在照片外，没有同框，只是站在照片外既佩服，又为他捏把汗。进入5月，京沪两地游行有增无减，另一方虎视眈眈，剑拔弩张。乐波与住家附近一位世交“老一无”[7] 谈局势，担心失控，希望双方能退一步。“老一无”一言不发，内心却深以为然，遂牵针引线，让他去当时的主政者家里谈谈。

5月3日上午10时，乐波入康平路大院进言，有汪道涵、曾庆红等在座。乐波进入角色，直往“深”里去，长谈两个小时，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他说《导报》同人研究那场革命，发现它在思想解放上是进步的，但在制度建设上却是失败的。因此，他们不想搞法国大革命，谁要打倒别人，他自己将第一个被打倒，解决危机的出路在妥协，“市委”与《导报》各让一步，以免两败俱伤，玉石俱焚。那位主政者平日里琴棋书画，爱秀一把西区小布尔乔亚，好说几句英语，人称“英语爱好者”，如今已被网络一代怀念，相形之下，尊称他为“长者”，当年可不是这样称呼。那年那月，“长者”白昼应对游行队伍，夜黑又要与北京通电话，一夕三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已近失态。他是理工男出身，对法国革命不太熟悉，一听乐波说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即上火，可能想到他自己那句“伸头一刀”，当即失控，起身怒指乐波：“你说什么，你说我要上断头台？！”乐波解释说，不是要你上，而是双方再不退让，我们一起上，改革进程毁于一旦，但已无济于事，怎么解释也听不进去。邓氏枪响后，“长者”入京就大位，文件传达下来，竟成“陈乐波以路易十六威胁我，要送我上断头台！”，一口江淮官话。

这就是乐波传闻更广的第二句“台词”，被歪曲的“台词”。如果说此前第一句“台词”是被江湖添枝加叶，善意拔高，第二句台词则是被曲解，原意曲解至反面。两句“台词”加在一起，改变了乐波一生。

那时我尚在部队，日子也不好过。在台下静听传达，能理解“长者”兑得“原始股”，需以《导报》祭股之心情，但怎么也不相信乐波能说那样的话。用他因言获罪的法国革命为比喻，乐波是天生的“斐扬派”，短暂同情“吉伦特派”，一丝一毫都不是“雅克宾派”！他是去寻求妥协的，不是去拆台的，更不是威胁“长者”上“断头台”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后来我总算把发生这一曲解的逻辑想通，乐波在狱可能想不通：那句话虽不是他原话，但以此抓捕他，却不失“无产阶级专政”原意。“专政”无论传至谁手里，即使传至西区小布尔乔亚或如“长者”，虽“入世”而“还俗”，人家并没有“叛变”。

最终还是叔叔伯伯们说情，缓解了乐波处境。乐波的说法是他母亲去世前，留一封遗书请张劲夫这位资格更老、级别更高的“老一无”出面，向那位“长者”说情。“长者”那时在北京，正需要这些新四军“老一无”证明他出身清白，也是个“红二代”。[8]

此外，淮淮曾与我说起一个细节，也有戏剧性：她因公赴拉美某国，护照被窃，困居该国使馆中，恰逢先总理访问该国，按日程要去使馆接见工作人员。使馆中人就给大姐出主意，此时在国外向他求情，环境不同，人的心情也不同，可能会有效果。先总理此前也曾在上海主政，陈同生一家出两个“红二代逆子”，有所耳闻。大姐向他汇报工作，说到乐波困境，出狱后尚在“内控”中，先总理平时金刚怒目，这一次摊手耸肩，作了解而又为难状：“你陈家这两位兄弟啊，让我们煞费苦心—–”。删节号后面就不说了，似有人情味，欲言又止，“苦心”可作多解。

乐波出狱，失去公职，只能下海。中国民营经济以1989为界，此前下海者多为底层“低端人口”，如年广久“傻子瓜子”之类，可谓“衔草”下海；此后下海者多为1989后遭政治清洗者，多为“红二代”或“知识精英”，他们留有政坛上层人脉，又加持89民运留下的江湖口碑，再不济还有“知识资本”，可谓“扛着金字招牌”下海，如陈小鲁等。[9] 虽然同为经商，也有经营辛劳乃至失败风险，“扛牌”者是在“海面”之上启碇，扬帆远航，而远非“衔草”者在“海面”之下，以小本经营苦苦挣扎。严格说来，后者可称“下海”，前者不是下海，而应称“出海”，前述“身份等级制”延续至“海面”之上，一在“水面”之下，一在“海面”之上。乐波非“低端人口”，有“红二代”人脉、《导报》落难之口碑，再加他自己懂经济，三者兼备，一说下海，有众多民营企业家出手相助，曾担任几家公司的经济师或独立董事，日子过得去，不失体面。邓氏枪响后，复经“南巡”，市场经济再起浪头，美国人也帮忙，中国一“入世”，经济形势垂直向上，企业家随之喝彩，乐波也随之乐观起来。用他的话来说，“趁着这个体制还有强制力，赶紧拆迁，大拆大建也是好事。” 对《环球时报》宣传那种“反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厉害了，我的国”，也不反对。

以我对乐波的理解，他从1973年进入交大念工农兵学员，碰到一位高等数学好老师，对数学解析经济模型发生浓厚兴趣，从那时起即以经济家而非政治家自许。此后留校任教教的是经济学、数学，而非政治学，对政治改革、意识形态处于钝感。其实他同那位“长者”一样，也是个理工男，这是他不太为外人熟悉的一面。而在另一面，他内心又有50、60年代所受红色教育积淀，英雄主义并未熄灭，代入感强，一旦卷入1979、1989两次历史大潮，脱口而出两句“典型台词”，却被外界强化并定型，那也只是两个间断性“节点”。他“入戏太深”，深到他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正在扮演的短暂“政治人”与内心长期的“经济人”相冲突，这两次戏剧化冲突将他“代入”到他自己始料未及的悲剧角色。“代入”即“带入”，他自己欲从这一角色走出，但外界对他的误解则难以消歇，官方的曲解与江湖的拔高，方向相反，作用力相等，这就将一个“经济人”架在1979、1989的政治“十字架”上，一时走不下来。

一旦形势与处境缓解，乐波内心的“经济人”缓缓而出，外立面“政治人”逐渐脱落。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这个体制的“持相同政见”者？原来党对他既“边控”又“内控”，一不许出国，二不许入党，是冤枉了他？是的，不仅冤枉，而且滑稽。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能说明这一冤枉到了何等滑稽的地步：

2011年在海南三亚，乐波因接待一位海外归来老朋友，当地警方即去“拜访”，请他来派出所“谈谈”，一“谈”就是一个晚上，电脑也被查抄。这次乐波未动怒，而是剖明心迹，晓以大义。当然也是侃侃而谈，却感动了那些年青的警察，最后是再三致歉，礼送出门：“对不起啊，老前辈！”

到了这把岁数，“阿廖莎”长了辈分，也到了“老一无”。[10] 新一代警察面对新一代“老一无”，双方已经和解。乐波是热爱这个党的，这是他父辈的党，可以批评，却听不得以简称“中共”贬称这个党。他不炫耀父辈，他的灵魂属于父辈，只是“红二代”中的“这一个”与这个党发生过戏剧化冲突，以致他的结局具有三方误判：他对党一度有误判，党对他发生更长期的误判，再加江湖传言往高处拔，三者叠加，最终发生的是一个古老故事的现代版：“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样的党不能吸收这样的人入党，这是“这一个”的光荣，也是这个党的损失。可惜了，乐波；可惜了，这个党。

从70年代的“阿廖沙”到80年代的“导报囚徒”，再到90年代他认同“中国模式”，进入“新时期”，新一代“老一无”感动了警察。乐波变了吗？没有变。他的内心不是“一脉相承”，而是“两脉相承”，“经济人”与“政治人”交错出现。如果一定说有“变”，也是从他自己的“这一脉”变到了同样属他自己的“另一脉”，更长期的“另一脉”，最后服膺的是他自己内心的召唤。乐波的悲剧其实是与他父辈的同时代人瞿秋白相通的，在一个较小较低的层面上，乐波虽为理工男，也不是不可以续一把瞿秋白，再写一篇“多余的话”。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很不赞同当时一家独大、自鸣得意的“经济学王国”，与乐波的分歧也随之出现。有朋友认为90年代思潮是爱国主义，我以为不是，那种“爱国主义”在80年代叫“新权威主义”，至90年代更名为“国家主义”，其实就是邓氏“唯生产力论”，90年代的经济学人士大多与此相通。从“文革”到“改革”，同一词邓氏只改了一半、一个字，用推动“文革”的体制推动“改革”。说得学究一点，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改成“列宁市场主义”：From Marxism-Leninism to Lenin Marketism，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错时延长版。毛晚期批邓，天怨人怒，唯有判断他是“唯生产力论”，没说错，这是事实判断。邓氏也有一个事实判断，也没说错：这个社会只要开放市场，一俊遮百丑，开枪会遗忘，血迹会掩盖，西方投资和资本家会回来的：“资本家，资本家，哪怕你卖一根吊死他的草绳，他都会回来与你讨价还价！”The capitalists will sell us the rope with which to hang them。此语据说也来自列宁，有一位苏俄作家见到过他的《哲学笔记》。经牛津、剑桥众学究多方考证，查遍全集无此言。也许人家草稿有，出版无，到出版时删掉了？但列宁具有能够推出此言的一贯逻辑，则不虚。无论列宁是否有此言，邓氏如能多读书，看到这一句，一定喜闻乐见？

利之所在，天下趋之，邓氏哲学恰与今日特朗普主义通，如果他们还有“哲学”、“主义”。特朗普上台前，90年代中国已经洋溢着前特朗普主义，“长者”曰：“闷声发大财”，可谓这个时代的绝妙注解，不是偶然的，“长者”比耀邦更能传邓氏衣钵，也不是偶然的。以“专政”配“市场”，有便于前者向后者“寻租”，关键在“闷声”，“闷声”才能实现“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

我对乐波的观感，则在敬意与反对中摇摆，钦佩他的人品，反对他的观念。“经济人”普遍推崇市场不会配错资源，从大处说，将“市场”配置于“专政”，岂不是最大的错配？从小处说，将我钦佩的人品与反对的观念配置在乐波“这一个”人，不也同样是错配？

他去世前与我最后一次谈话，似又回到1987年5月那次相见“恨”晚。那时俄乌战争刚打响，乐波沏好茶，留好座，瞪着那双“诚挚而又认真的大眼睛”，待我进门，二话不说即开侃。乐波之可钦可爱，就是见面从不议论人，生病亦不谈病情，一开口就是天下大事，就像“老一无”作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却应了那句英式谚语：Big minds talk things, little minds talk people，大人物谈事，小人物议人。他去世后，恒志挽联称他为“国士情怀”，诚非虚言。

那天乐波宏论大致为：泽连斯基不该抵抗，应该学学曼纳海姆，走芬兰中立化的道路。他大概认为我是学历史的，故而作了一些非经济学准备，而且是要从世界史进入，再不谈法国大革命，而是谈芬兰中立化。而我则打定主意不接茬，倒不是怕像上一次“长者”那样“对号入座”，而是知道他病势沉重，来日无多。我是来探望病友的，不是来辩论时事的，不能让他激动起来，再受刺激。那天他也是滔滔不绝，看着他日益消瘦的双颊，内心难受，每一句都不能赞同，却只能保持沉默。

我在赫尔辛基也看到曼纳海姆的雕塑，听芬兰人敬称其为“国父”，但不是乐波说的这个样。老曼在芬兰面临苏俄霸凌，一面忍让妥协，不惜割地求和，一面暗中备战，争取外援，以空间换时间。1939年冬季战争打响，老曼将入侵苏军打得丢盔弃甲，西方各国看得目瞪口呆。此后希特勒之所以敢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原因之一就是他看到苏军被老曼打得不成人样，“战斗民族”是个神话。老曼之所以被芬兰人称为国父，就在于他审时度势，该谈则谈，该打即打，该出手时就出手，救了芬兰。若以老曼比中国，最相似的恰恰是与他同时的国府国民党，而不是如另一方力量，一面痛骂国府卖国，一面“东进序曲”，打内战攻城略地；若以老曼比小泽，小泽奋起抵抗拒绝流亡，更像老曼之延续，不仅挽救了乌克兰，也挽救了只知绥靖而不知抵抗的欧洲；若说芬兰中立化，那是因为德、苏两个强邻压境，曼纳海姆打赢后再谈判，乃至亲德远苏，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芬兰主权独立。二战后，东欧十四国皆落入斯大林铁幕，唯芬兰独立在外，这是最重要的护国成就，即使“中立”，“中立”也是暂时的，“独立”重于“中立”，正因为如此，芬兰人至今方称老曼为“国父”。俄乌战争打响后，芬兰立刻放弃“中立”，加入北约，倾举国之力支持乌克兰，其坚决力度超过德、法、英，遑论美国特朗普。彼得格勒距芬兰七十公里，我曾站在夏宫台阶上，以高倍望远镜远眺芬兰湾蓝色海浪国境线，将国境线推进到如此距离，让俄罗斯承受如此压力，是对乌克兰抵抗的最有力支持。从历史到现实，乐波是不是把曼纳海姆、芬兰“中立化”搞错了，甚至搞反了？

乐波“入戏太深”，不仅面容酷肖其父，精神血脉也得真传。我们这一辈只能从电影《东进序曲》这出戏想象他父亲当年的英姿，那是根据陈同生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先改编为话剧，后改编为电影。其中的几句经典台词一字未改，几乎照搬了当时现场，我坚信老前辈个人品格之高尚，不高尚不会被迫害致死，没有他的家教，也就没有乐波兄弟的正直与善良。[11] 但是，“郭村战斗”是1940年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序曲”，没有这一“序曲”，也就不会有此后不久的皖南事变。民族有大难，生死未卜际，兄弟阋于墙，这是不该发生的一幕。“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一“相煎”以何始？老一辈1950年代写作回忆录时很难这样想，这是不应苛求的。反过来我确信，以陈同生敢言敢怒之人品，仅凭他与顾准之交往，如果活到今天，也可能会以反思进入“两头真”状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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