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Jul 15, 2026 | 转自 新世纪

对“六四绿卡”的反思

最近，关于一些曾以恐惧政治迫害为由获得美国政治庇护、却长期频繁往返中共党国的现象，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广泛讨论。这再次勾起了我的记忆，也让我想借这个机会，重新整理并反思当年我们游说美国国会和政府、推动保护中国留学生那段历史，以及它遗留的现实问题。

八九六四惨案后，我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IFCSS）的国会游说，全力推动《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CSPA）获得通过。最终，该法案顺利成为法律，帮助十几万在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取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

由于这是一项一揽子保护法案，并未对申请人是否直接参与过民主运动进行个案甄别，只要在规定时间（1990年4月11日前）已入境美国，原则上都可受益。因此，后来有人将其批评为“六四血卡”，甚至指责受益者是在“吃人血馒头”。

事实上，在游说过程中，我们内部曾反复讨论过是否应对申请人进行政治甄别。但最终大家达成共识：从实际操作来看，逐案甄别几乎不可能及时完成，与其如此，不如先把整个群体保护下来，再由相关部门处理个案问题。

这种妥协，在当时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制度漏洞。后来事实证明，确有少数中共特工、线人甚至统战人员借机混入美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拿到绿卡后，立即频繁往返中国，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中共在海外的统战、游说、大外宣等活动。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思：当年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

总体而言，我的基本判断至今没有改变。能够把这十几万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留在美国，不仅改变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为美国社会贡献了大量人才，同时也是对中共六四暴行最有力的制裁。从历史的大局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即便后来其中许多人销声匿迹，甚至长期定居中国，但在1989年前后的历史关头，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支持过民主运动，对未来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恐惧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当时所表达的民主理念，我相信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中国未来再次出现类似八九民运那样的历史契机，其中大部分人仍可能重新站出来。

当然，回过头来看，当年对于“迫害恐惧”的叙事，确实存在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对于一般性的游行参与者而言，回国后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的概率并不高。不可否认，在美中国留学生成功利用了美国社会对天安门惨案的巨大同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因此，外界对于《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掺杂现实利益考量的质疑，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

也有人批评学自联借此发财、扩大组织。平心而论，功利性的考虑确实存在。我们当时希望借助这一历史机遇凝聚留学生群体、壮大组织，同时也让更多中国学生亲身学习和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

法案通过之后，学自联内部也确实曾讨论过利用办理相关手续增加组织经费，并实行过几年，最终并未成功（此前，我离开学自联）。作为由中国留学生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其利益的组织，把推动《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内容之一，本就是学自联的职责。

至于我个人，从未借办理“六四绿卡”赚过一分钱。当年有人邀请我合伙做办理绿卡的生意，被我一口回绝。提供专业服务、收取合理费用，本身符合美国自由市场原则，并无可厚非；但对于直接负责这项游说工作的人而言，如果借屠城受害者的鲜血与悲剧牟取私利，不仅背离了我参与游说的初心，也会授人以柄，更有违我个人的道德底线。

真正让我失望的，是法案通过之后，大多数受益者迅速退出了海外民运。

每年纪念六四的活动，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少，最终形成参与者寥若星辰的场景。我理解，在美国白手起家并不容易；当社会运动陷入低潮时，人群退去也是常态。但我没有想到，这种疏离会来得如此之快，又如此彻底。

另一件让我寒心的，是感恩精神的缺失。

当年，无数美国政要和普通民众为了《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许多受益者在身份到手之后，很快便将这些恩人抛诸脑后。

例如，为法案通过立下汗马功劳的华盛顿州联邦参议员斯莱德·戈顿（Slade Gorton）去世后，他昔日的工作人员曾联系我，希望我能找几位中国留学生写一些纪念文字。我四处联系，最终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执笔。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感到无比遗憾。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年的不少游说骨干和积极分子，后来纷纷返回中国工作、经商或任教。有的人在体制内一路高升；有的人帮助中国政府建设互联网信息封锁体系；有的人利用在美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协助中共企业占领美国市场；还有的人甚至沦为向中国输送敏感技术的掮客。

当然，也有像陶业、葛询等学自联老骨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帮助天安门死难者家属，为中国民主事业默默奉献。但必须承认，在如此庞大的受益群体中，他们只是凤毛麟角。

更令我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转身便迫不及待地直接为中共极权效力的无耻之徒。他们充当统战棋子、大外宣喉舌，甚至涉嫌从事海外情报搜集、走私违禁物品、协助跨国镇压异见人士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对于这类两头通吃的害群之马，显然其取得美国绿卡或国籍的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重大事实或其他违法行为，绝不能任其继续享受美国法律赋予的保护。

然而，我主张的并不是推翻《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也不是否定当年的历史选择，而是依法弥补这一历史性政策留下的制度漏洞。当年的立法保护了十几万中国留学生，整体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决定；但任何重大公共政策都可能伴随成本。当漏洞已经暴露，政府就有责任依据现行法律进行修补，而不是继续视而不见。

我认为，这种补救至少应当区分三个不同层面，而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是移民诚信问题。 《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得以立法的重要前提，是申请人回国后具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合理恐惧”（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如果有人取得身份后立即长期往返中国、长期居住、投资、执教，甚至公开为中共政权服务，这至少足以对其当年申请身份时所作陈述的真实性提出合理质疑。如果存在伪造证据、隐瞒重大事实或其他重大虚假陈述（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就应依法重新启动审查程序。然而，由于此类群体基数过于庞大，而美国司法部撤销国籍（Denaturalization）的司法程序极其繁琐、举证门槛极高，所以对他们，美国司法系统必须区别对待，放过大多数，而进行重点重新甄别。

第二，是效忠义务问题。美国国籍不仅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忠诚义务。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INA）的相关规定，对于涉嫌在入籍过程中隐瞒真实政治背景，或者取得国籍后迅速加入、效忠或积极服务于危害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极权组织者，在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的前提下，政府应依法调查其是否符合继续保有国籍的条件，必要时启动撤销国籍（Denaturalization）程序。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一类，是国家安全问题。 如果有人在取得美国身份后，又实际协助外国敌对政权从事情报活动、技术窃取、跨国镇压、非法输出敏感技术，或者实施其他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移民事务的范畴，而属于联邦刑事犯罪和国家安全案件。对此，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凡符合撤销身份或国籍法定条件者，也应同步启动相关司法程序。

当前，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方式早已不同于三十多年前。面对新的国家安全挑战，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也应与时俱进，在坚持正当法律程序和个案审查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提高对移民欺诈和国家安全案件的调查效率，降低因程序过于繁复而导致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困境。唯有如此，才能既维护美国宪法和法治的尊严，也才能堵住历史遗留的制度漏洞，守护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安全。

以上措施，也应适用于并非基于 《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获得的政治庇护人士。

总之，历史不会因为后来出现了败类，就否定当年的正义；但历史也不能因为当年的正义，而纵容后来出现的欺诈与背叛。真正尊重历史的方式，不是掩盖错误，而是在坚持初衷的同时，勇于修补制度的漏洞。这，才是我今天重新回顾“六四绿卡”的真正目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