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点击超链接跳转至下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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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人类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规律认为一个威权政权不可能存续数百年。但你很难让一个威权政权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长期共存。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模式根本困境之所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 ·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说。2026 年 6 月 4 日，一个特殊的日子，钟伟锋博士对阿西莫格鲁教授做了以下专访。钟伟锋是乔治 · 梅森大学默卡特斯中心学者、《中国民主季刊》顾问编辑。访谈探讨了中国的威权发展模式、增长与自由、创新与人工智能、中产阶级状况、1989 年以来的变与不变等重要问题。
钟伟锋（以下简称钟）：让我先从一个铺垫性的问题开始。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大屠杀距今已经 37 年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依然怀有强烈的热望，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中国走向民主，如果那一天真的会到来的话。但显然，过去这 37 年里，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对于中国在过去如何演变，你有什么看法？
阿西莫格鲁（以下简称阿）：我认为，在学术界，中国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而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显然，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威权式增长道路，这条道路至今仍极具创新性。然而，这一体制内部存在诸多矛盾，这首先意味着中国并不是其他国家的好榜样，其次也让人对当前结构的存续能力产生疑问。中国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中国实现了极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不同阶段其实大相径庭。也许我们不应当把所有阶段都笼统地归结为单一的“中国增长经验”。自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驱动的，而且并不一定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因此，它具有许多自下而上的过程特征。但第二阶段，尤其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变得更加受控、更加工业化，而且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在它对经济所施加的影响方面，都更加威权。接着，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更侧重于技术方面，尤其聚焦于人工智能，但它试图复制第二阶段，因为从中国领导层的视角，以及从中共及其精英集团延续统治的角度来看，第二阶段被视为最理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正在与美国竞争，而在人工智能的某些领域，中国已经占据领先地位。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对各种各样的自由存在显著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受到压制。这一点正在与经济相互交织——你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尽管中产阶级收入不断上升，中国的内需却依然不足，而中国制造业的盈余几乎全部流向了出口。这一体制本身在习近平之前就已经不稳定了。有些人认为习近平的统治与此前有根本差别，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它更像是中共统治的一种延续。不过，这种统治本来就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面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要么需要向中产阶级作出让步——而这是中共所不愿意的——要么就要收紧控制，比如加强监控、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调民族主义，并以其他种种手段来转移中产阶级的注意力。我认为习近平就是这一进程的自然延续。
归根结底，人类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规律认为一个威权政权不可能存续数百年。但你很难让一个威权政权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长期共存。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模式根本困境之所在。中国的工程人才十分雄厚，制造业基础已经变得非常庞大、非常多元。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经济上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中产阶级最终会提出何种诉求、会对什么感到满意——无论是在话语权方面、在更好的服务质量方面、在环境诉求方面，还是在他们对公平与良政的理念方面——以及什么符合他们的道德观、什么是他们可接受的、合法的统治，这些与中共愿意容忍的限度之间的冲突，我认为将塑造中国制度的未来。
钟：尽管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还很小，才六岁，但后来我了解到，早在1980 年代，你所描述的情形恰恰就是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趋势——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但随后就发生了那场大屠杀。不过，难道不也有很多人把这看作是中共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吗？也就是以放弃民主来交换经济增长。
阿：当然，这里面确实有社会契约的成分，我对这种看法持开放态度。我想反驳的那种解读——它也相当流行——是认为中国文化或中华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民主，它能够接受威权统治，甚至在威权统治下更幸福、更契合。诚然，中国，尤其是自秦朝以来，有着两千多年基本上属于威权、自上而下统治的历史。但即便如此，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理念在中国依然无处不在，它们并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抹去。你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来：台湾比中国大陆更具儒家色彩。各种调查中显示，台湾的儒家价值观比在中国大陆更多。而台湾已经能够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并以某种方式按照民主原则重新诠释儒家价值观。香港本来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直到大陆的强力镇压为止。此外，你在 1980 年代的中国大学生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东西——那种诉求、那种向往，他们想要以多快的速度走向更大的自由、更开放的媒体、更强的政府问责，实在令人瞩目。所以这些理念并没有死去，它们只是被压制了，变得不那么有力，但永远无法被抹去。而且我认为，这本身也是对那份社会契约的一种威胁。社会契约确实存在。这份社会契约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也就是：你们让我来统治，我给你们提供稳定和繁荣。但归根结底，我不认为稳定和繁荣足以满足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而且，稳定和繁荣本身，在威权体制下也并无保障。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看到，在威权政权之下，政权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缺乏问责和透明，腐败与治理失灵随之而来。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通常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来避免这个问题：精英的更替——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此消彼长——以及任人唯贤、把人选拔进党的高层。如今，精英更替在中国已大体消失，我同样认为这是体制内在逻辑要求收紧所带来的后果。任人唯贤的晋升机制依然存在，但我不认为仅凭这一点就能确保良好的政策制定总能实现。不过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创新从根本上需要自由。我们在中国还没太看到这个局限性，因为中国一直处在追赶阶段，并且确实充分利用了其规模庞大、技能娴熟的工程师队伍，在制造业、在消费品设计、在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问题。但我认为，这个局限性终将显现，并将成为中国走向创新道路上的又一道障碍。
钟：你提到的技术创新很有意思，正如你所描述的，中国经历了大量的追赶。但我对中国式创新的印象其实有些不同。我的印象是，他们试图通过“偷师”的方式一路向上，以接近前沿。他们搞逆向工程。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中国式创新，你总能追溯到某种西方的源头，对吧？中国搜索引擎（百度），显然源自谷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看起来，中国成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一直做模仿，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又以某种方式启动了真正的创新引擎。这个策略取得了一些突破前沿的进展。
阿：百分之百同意。但以人工智能为例，虽然中国在某些领域仍然落后——最重要的是在大语言模型方面——在那里，模仿依然适用。比如说，DeepSeek 的成功确实非常了不起，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现有模型的蒸馏。然而，在机器人技术、在把人工智能整合进生产过程方面，以及把人工智能整合进消费品方面，我认为中国是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这同样既得益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尽管这一市场本身并没有它应有的那么大，因为中产阶级的支出不及它本应达到的水平），也得益于其极为强大的工程基础。你在 DeepSeek 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DeepSeek 所谓的“创新”全都是工程上的修补，所依赖的理念早已存在于机器学习文献之中，其中一些已经被纳入现有模型，另一些则不尽然，比如专家混合模型（mixture of experts）。而 DeepSeek 把它们相当成功地糅合在一起。这种“配方”你在其他领域也能看到。比亚迪在机器人技术方面领先于美国公司，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发明了某种新型机器人，而是因为它真正把“将机器人整合进生产过程”这一点做到了极致。
钟：好。那么在这个语境下，是否可以说中国体制更可持续，因为模仿策略比每次都真正去创新更可持续？因为，你只需设法追到前沿就行了。
阿：不，因为我认为，一旦你已经非常接近前沿——而中国正处在这个位置——模仿策略就无法再奏效了，所以中国需要变得真正具有创新性。而在这方面，我们会看到更多障碍。其中一个你会看到这种障碍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学术界。鉴于眼下私营部门有如此多的创新、国家如此庞大、拥有如此多的资源，中国本应拥有好得多的学术活力。但事实并非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学术的繁荣需要学术自由。我和杨宇凡（David Yang）以及周婕（Jie Zhou）做过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职业生涯方面的顾虑所驱动的：人们惧怕学术界的学阀或党内权贵的权力，于是相应地转移自己的研究精力。这样的环境，正是学术界在创新方面后劲不足的根源。
钟：我想，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的创新或许是坏消息，但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也许是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施加在中共政权身上的压力可能会越来越重，从而带来某种希望：中国或许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自由社会。
阿：是的。但我并不认为，指望中国在短期内成为自由社会是现实的。我认为我们必须现实一些。我们得在某种程度上寄望于这样一些路径：让中产阶级和学生提出更多诉求，要求获取信息、要求拥有可靠的媒体信息来源、要求拥有更多发声的渠道——先是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而也在中央政府层面。
钟：你能看到哪些路径？
阿：这个民主进程必然会遭遇阻力。但关键在于诉求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但愿这种阻力不会是暴力镇压。如果不走到暴力镇压的那一步，那就能打开一条路。任何通往民主的道路都很脆弱，因为一旦发生暴力镇压，我认为就很难再回到民主的轨道上。因为暴力镇压不仅仅压制当下的民主运动，它还会改变运动的性质，使民主运动——或者无论什么样的反对派运动——本身变得反民主。我们在阿拉伯之春中看到了这种状况。当时中东有大量去中心化的、自下而上的自由诉求。但一旦镇压开始，这一切便土崩瓦解，因为运动要么走向激进化（这本身就有害于进一步的民主制度建设或广泛的联盟），要么就是政权变得足够强大，足以顶住压力。所以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关键所在——避免再发生一次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钟：以及尽可能地培育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我们刚才谈到了人工智能。我想把话题更广义地转到那个方向。我记得读过你的论文《人工智能的简单宏观经济学》（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你在其中给出一个估计：在十年的窗口内，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影响大约为 0.66%。
阿：没错。没错。
钟：这个数字在我看来有点小。你如何解释这一点？
阿：是的，事后来看，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偏小，因为技术进步比我预想的要快。但我仍然要说，如果你指望未来五到十年里 GDP 会翻倍，那你会失望的。要把任何新技术整合进各类组织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人工智能来说更是加倍如此。尽管基础模型的进步非常迅猛、令人振奋，但在此基础上构建应用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且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应用。当然，话说回来，智能体（agentic AI）阶段或许会改变这一点。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在智能体阶段，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先格局将如何演变？但我们眼下所看到的是，现有模型无论能力多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渗透进生产过程。
钟：但在智能体系统中，你是否会看到一种巨大的冲击——对人们未来工作方式的冲击？比如，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过去在软件领域，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会是一名程序员，就像“码农”那样敲代码。但现在就好比，你可以用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对话，人工智能就能做出你想要的全部软件。于是，那个程序员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经理或沟通者。
阿：是的。我认为，未来工作方式会有许多方面发生改变。而希望与绝望都蕴含其中。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更多能够在各种领域促进共享繁荣的技术——顺便说一句，这对西方的民主而言是完全必要的。西方的自由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正是因为共享繁荣陷入了危机——那么，我们就需要那些智能体工具去与劳动者协作，也就是我所说的 “亲劳动者的人工智能”（pro-worker AI）。而如果你的目标是自动化，你既可以用智能体工具来实现，也可以用非智能体工具来实现。
两者都很难。这是事实。我认为，有了智能体工具，会出现新的可能性，但这绝非定局。如果你想让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经济——比如说，彻底改变客户服务的方式，把客服人员的数量减少 80% 到 90%，这意味着大量工人会失去工作——那么你就需要更简单、更可用、更可靠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客服工具。所以你需要某种“人工智能界的微软 Office”。而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
钟：但在向上流动方面，那些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应该怎么办？是去学人工智能，还是做点别的？
阿：嗯，去学人工智能，当然。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理解人工智能——既要懂得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也要懂得如何以一种对我们有益、合乎伦理、有助于职业发展的方式与人工智能协作。你看在美国，客服代表并不是高薪的经理。如果他们因人工智能而失业，他们将不得不去做薪酬更低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在以往一波波自动化浪潮中所经历的。但是有一线希望，那就是这一切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还有一些调整的时间。一部分调整会发生在劳动者一侧——会有再培训；一部分学生会意识到需求的变化，并据此做出投入。一部分调整在政府一侧——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走向进行监管。但愿还有一部分调整会发生在技术一侧——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技术更“亲劳动者”，技术的设计就需要改变。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做得比美国略好，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之所以做得略好，原因在于：中国并不只是押注于大语言模型，而是试图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整合进生产过程。这种方式非常依赖工程，但它能提高生产率，又不会完全消灭工人——尽管确实会造成一些岗位流失。而且，中国有降低成本的迫切需要，因为其如此依赖出口；但中国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需要，那就是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变——这是任何国家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人口结构转变。韩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韩国比中国小得多。
钟：是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亲身体验，因为我出生那年，正是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至少在我长大的地方——开始实施的第一年。所以如今，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可能还要抚养一个孩子。
阿：是的，接下来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当然，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此只是部分的解决办法。你并不想用它们去消灭工作岗位。你想让一部分任务实现自动化，同时也用同样的技术去让剩下的、变得稀缺的工人更有生产力、边际生产力更高——也就是说，让他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更大。
钟：所以，简而言之，是互补而非替代。那么教育体系呢？我知道你在大学任教，但如果我们更广义地去想——从小学一直到博士——教育体系应该如何适应人工智能这种快速变化的步伐？
阿：互补而非替代，没错。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教育。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眼下我们并没有重新思考它；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被人工智能所改变。它正在被改变。如今每个学生都在使用 ChatGPT或DeepSeek 之类的工具。而最近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数据，结果显示后果是灾难性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学生，学到的东西要少得多。他们的通识水平显著下降，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也大幅下滑。但其中也存在多种可能，而且这实际上与我刚才谈到的生产过程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以一种“亲教师”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我们就能以一种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个性化教育。但相反，我们如今所做的，却是某种用 ChatGPT 去取代教师、去取代学生要付出的努力的做法——而这两者都是通向灾难的根源。
钟：你会如何改变学生的心态？比如，如今他们把作业看作一道障碍，对吧？所以他们通常想把它一甩了之。
阿：是的，我懂。这正是关键所在。因为如果我们当初对此做过规划、有一张路线图，我们本可以把技术设计得不一样，从而促使学生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而且有证据也表明，如果学生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比如，他们先自己做作业、先自己钻研材料——他们会学到更多。但覆水难收。所以如今你面对的是数以亿计的学生，他们全都能够零成本或低成本地用上 ChatGPT 或其他模型，你根本无法阻止他们。所以你需要改变规范，让学生明白他们是在伤害自己。但这非常困难，因为你面对的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
钟：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身处这一体系中的学生，还是包括像你这样身处其中的教师。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但在结束之前，请允许我感谢你，阿西莫格鲁教授，感谢你接受《中国民主季刊》的专访。有兴趣了解达隆的研究的读者，可以通过谷歌搜索，或者访问你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再次感谢你的参与。
阿：好的。谢谢你，伟锋。这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