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民国历史的读者们都知道，在那个时期的著名人物中，信仰基督教的特别多。大家也一定知道，1927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上海迎娶宋美龄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先受洗成为基督徒。蒋在他的一生中，终未改变他对信仰和婚姻的承诺。
民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百官，跟着蒋总裁皈依基督教的，不乏真正的信仰者。趋炎附势、阿谀讨好者，亦不乏其人。然而，本文要介绍的是，另一位民国高官中的基督徒，他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在基督教会的资历辈分，也远远早于他的那位蒋老弟。这个人就是人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
辛亥革命前，冯玉祥任袁世凯的新编陆军二十镇第八标三营管带，驻扎在奉天省（今辽宁省）新民县。
据冯的回忆：这天他路过一座教堂，因为好奇走进去了，还耐心地听了一场牧师的讲道：《基督的自由、平等、博爱》。冯认为，基督教教义对带兵大有用处，于是对基督教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驻军廊坊，后又投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麾下，任京卫军营长。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冯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卫理公会的亚斯理堂（即今天的北京基督教崇文门堂），并和该堂牧师刘芳结为好友，常与其探讨基督教信仰之道。1917年，冯正式接受洗礼。
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这样阐述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耶稣是个大革命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冯玉祥自称为：“一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
1918年，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驻扎湖南常德。他手下的一个军官，误杀了当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罗感恩医生。冯对此深感歉意，给罗医生的美国家中汇了八千元，作抚慰金，罗的家人婉拒了。冯玉祥用此款购建了一个可容纳五百人聚会的礼拜堂，命名为“思罗堂”。这个可拆装的木质教堂，随着冯的部队辗转各地，行军打仗。
冯玉祥军职陛升，队伍不断扩大。他规定：全体官兵人手一册《新约全书》和《颂主圣诗》；每个团须设一名随军牧师；星期日要以营为单位查考圣经，并组织唱诗班；每晚就寝前，以连为单位举行祷告。有的文章描述冯玉祥的随军牧师，用消防水龙洒水，为士兵施行洗礼的场景，是有点传奇色彩。但资料上有记载，冯曾把刘芳牧师从北京请到常德，一次就为上百名官兵受洗，施圣餐。在冯玉祥的倡导下，官兵中不乏虔诚的基督徒，如张之江、李鸣钟、佟麟阁等。张之江讲话，动辄引用圣经，在军中外号“张圣经”。张之江日后曾自费精印《新旧约全书》，分送军中袍泽，并在封面上自题：此天下之大经也。基督教人士如余日章、聂其杰、徐谦、王振廷等均来过冯军中讲道。
1924年，冯玉祥续弦，迎娶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婚后，李德全问冯玉祥为什么喜欢她，冯玉祥毫不犹豫地说：“我看你天真直率！”冯玉祥反问李德全“你为什么嫁给我”，李德全回答：“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由此看见冯、李对基督教的实用主义态度，亦是终其一生的思想基础。
1928年7月美国的《时代》杂志，选用冯玉祥将军的头像作封面。并配有说明文字：“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也许就是冯玉祥“基督将军”名称的来历。
辛亥革命以来，军阀间混战，割据一方，成了中国政治生态一大特色。众多新旧军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自寻求一个外国势力为靠山。孙中山、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无一不是接受西方列强援助，图扩充军事实力，以击败政治对手。当然，接受这种援助都是有代价的。
冯玉祥作为刚崛起的新军阀，更是渴望得到外援。他选中了苏联，把苏联看作是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列强之一，是可能满足其军事需要、摆脱巨大压力，和发展自身实力的外部力量。当然，冯玉祥也认为，他所奉行的救国救民理想，与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颇有相近之处。
1926年冯玉祥赴苏联考察，见到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和许多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冯一行参观了共产国际，和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人才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
冯玉祥与苏联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合作协议。苏联方面在向冯玉祥提供援助时，要求他必须接受以下条件：“提供的援助应当是有偿的”；“在冯玉祥、外蒙古和苏联之间，订立三方友好互助口头协议，冯玉祥作出关于接受苏联对蒙古的计划，和关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单方面书面保证。”
苏联一次性给予冯玉祥直接控制的国民军的军火援助，计有：步枪２５万支，机枪１４０挺，火炮４２门，及相应数量的子弹和炮弹。还有军刀５０００把，飞机６架，３万件防瓦斯面具，10件投火器，４００部电话，马３０００骑，手榴弹１００００枚等。苏联还曾打算在蒙古境内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受运输武器装备路途遥远、费用高昂及其它原因，国民军实际得到的军火数量，不及苏联准备援助的计划。
除军火援助之外，冯玉祥此行的收获还有，苏联派遣了以乌斯曼诺夫为首的一批军事顾问，进驻冯玉祥部队。进行整顿旧式军队工作，并参与军事行动的指挥。在这批人员中，有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二十多位在东方大学受训的中共党员。他们大多都被安置在西安，冯玉祥创建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教官和政治顾问。这所仿照广州黄埔军校形式开办的军校，名义上归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由中共领导掌握。其校长由中共党员、国民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兼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是从苏联回国的李林；邓小平任该校政治部主任。
忙于前线军事行动的冯玉祥，没有顾及到他的后方，那批布尔什维克们，悄悄地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据《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20日报道：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特邀“新自苏联归国之邓希贤同志讲演苏俄之近况”。6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省立一中非基同盟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我们打倒基督教，应具有三点，第一，要站在科学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第二，要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第三，要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这种宣传无神论的方式，引起了冯对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怀疑。
冯玉祥对中共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他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全凭苏联支持。而获得“苏援”的附加条件，就是要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理念。其主张的无神论，也冲击了冯玉祥多年奉行的宗教观和价值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与共产党决裂的行动。同年6月10日，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19日便以集训为名下令所部全体政治委员，到开封集中，欲将其中的中共党员予以逮捕审讯。
请看一段冯玉祥的自白：“（对于共产党来说）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至诚至恳的帮助过我们，为此而牺牲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谢之理。但是就事论事，也许是国情的隔膜，第三国际的许多办法对中国不妥实有之处”。
处于对中共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冯对军中的少数人中共党员如宣侠文、刘贯一等，仍又收留使用。后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点名要逮捕的地下党员董健吾、浦化人等，他采取了“礼送出境”的手段。为日后彻底投向共产阵营，留下伏笔。
在冯的戎马生涯中，阵前倒戈、八易其主。这种性格，最典型地表现在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上。蒋介石刚取得中国最高权力之际，与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冯玉祥、张学良结为金兰之好。转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手，与蒋的中央军大打出手。兵败后的冯玉祥，领了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在泰山读书，闭门思过。在此期间，冯就如何抗日、联合中共、政权腐败等问题，频频向蒋介石发难，追讨其政治责任。1946年，蒋不堪冯的干扰、叫骂，给了冯玉祥一个“水利专使”的名义，派遣其赴美国考察。
1946年夏，冯玉祥携全家，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在当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伯克利大学附近居住，后迁往纽约。
冯玉祥在美国期间，到处演讲，表达他反蒋、反内战、支持中国民主的理念。他经常接触美国朝野人士，和华侨代表。面对国民党方面和美国右翼势力的威胁、破坏，甚至断绝经费，冯依然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因为在他周围，有一群同样无所畏惧的“红小鬼”在拱卫着他。
这帮人担任冯玉祥一家在美期间的翻译、保卫，和照顾日常生活等。他们中，除了冯的秘书赖亚力外，还有龚普生、郭秀梅、谢和赓、陈忠经等，多位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中共党员。
以下是几位红小鬼的简介：
赖亚力，1938年入党，任冯玉祥秘书多年。1946年陪同冯玉祥赴美考察，在那次烧死冯的苏联邮轮大火中，幸免于难。1950年，随毛泽东赴苏访问。1955年起，担任日内瓦中美谈判代表。他在中国外交系统历任任司长、大使、外交学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的副代表。
龚普生，“龚氏三姐妹”的老大，也是38年的老党员。就读上海圣玛丽女中、燕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和联合国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驻节爱尔兰。36岁时，嫁给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谢和赓，党龄更长，是1932年的老党员。他一直卧底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赴美留学后，与电影明星王莹结婚。1950年回到中国，因历史问题受怀疑，及王莹在电影界与江青的恩怨，谢一直不得重用。
陈忠经，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前后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二届学生会执行委员、第三、四届学生会主席。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1949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郭秀梅，1946随丁光训赴美深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选课。在此期间，郭与龚普生等人，开展校园中国留学生福音工作。1948年，去加拿大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会活动，返回美国时被海关拒绝入境，原因是郭有CP身份。郭于1952年从日内瓦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在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因丁光训中国基督教圣公会主教的身份，郭秀梅女士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
时间到了1948年八月，冯玉祥应中共中央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他悄然登上从纽约出发的苏联“胜利号”邮轮，借道苏联回国，意欲重新拥抱曾经的盟友。然而，冯却蹊跷地死在这艘船上的一场火灾中。
写到这里，我联想起1949年也在八月里发生的一起空难事件。那是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新疆三区革命（又称东土耳其斯坦运动）领导人一行十三人，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邀请，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他们搭乘的是苏联提供的飞机，据说是在苏联境内某地失事，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新政协会议的魔咒，似乎总是萦绕在那些与中共亦敌亦友的人头上。
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人中，有一位叫沈志华的。他用自己的钱，买下了已经解密了的前苏联秘密档案中，所有与中国革命相关的资料。现在，这位有心的学者，正主持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所。希望我们能从沈教授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基督将军之死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