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福音医院始末: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五)

长汀,古属汀州府长汀县,别称“汀州”,地处福建省西部山区东侧。县城位于汀江上游,与江西瑞金隔山相望,与广东大埔一水之便。是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物资集散重镇,号称“三省通衢”。在交通不发达的旧时中国,长汀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颇具优势。

十九世纪中叶起,基督教传教士,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的口岸开始,传福音,建教堂,办教育,开医院。他们的活动,逐渐深入中国内地。

成立于1795年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又称伦敦传道会,是一个不分宗派,不传各宗派其特点,旨在向世界各地传教的宣教机构。历史上第一位来华传教的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和他的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其在华的工作,就是伦敦会支持赞助的。

1892年,厦门鼓浪屿福音堂的周之德牧师,受教会差遣,前往长汀传教,建立了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属下的汀州区会。

1904年,英国伦敦会成员亚盛顿爵士,临终时留下遗嘱:愿将其名下遗产的25万英磅款项,捐给中国的教会,用于宣教之需,且规定应在25年内使用完毕,每年不得少于10000英磅。伦敦会将此遗款交付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属下的汀州区会使用。

是年,周之德牧師於长汀北山麓橫崗嶺的老古井前购买地皮,先后建有神道学校、华英女校、幼稚园、新安楼(女传教士宿舍,人称姑娘楼)、中诚楼(男传教士宿舍)、乐育小学。并在横隔小巷(现长汀城内的东后巷56号)购得面积近2000平方米地皮,盖起一所以西方医学为标准的现代医院。为纪念捐款给英国伦敦会的亚盛顿爵士,中华基督教汀州区会,将该医院命名为“汀州亚盛顿医馆”。

1908年,亞盛顿医馆正式开诊。伦敦会聘英籍賴察理医生(Charles Rey)来长汀工作,并担任馆长。之后,來长汀担任牧師、医生和教师的外籍人士有:李灼基、修中诚、胡修德、傅德义、马士登医生、明懿德、连作梅、詹嘉德、柳安宁、陈仁爱等人。

亚盛顿医馆在汀州方圆数百里遐迩闻名,设有内科、外科、骨科、五官科、妇产科和皮肤科,既有门诊,还有住院部。医馆除了诊治四乡病患,还开班授徒,开设学制为五年的医学班。用西医理论和实践经验,培养了几批当地的知识青年,成为有独立行医资格的大夫,和医学训练班教师。在亚盛顿医馆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基督教徒。

在亚盛顿医馆医学班第二期学生里,有一位名叫傅连璋的年轻人,他生于长汀城里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傅氏家族的男性成员,均因为肺痨病,活不过三十岁。傅连璋在基督教中西中学毕业后,即被家人送进亚盛顿医馆的医学班进修,寄望自己学会医术,得以胜过疾病。

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同胞,制造“五卅”惨案,各地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抵制外国货,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在长汀的外国传教士和亚盛顿医馆的外籍医生,害怕1900年的“拳乱”,滥杀洋人的景况再次发生,纷纷离开长汀避祸。

汀州教会指定,亚盛顿医馆医学班第一期毕业生钟品松医生,暂代馆长,主持日常的业务,继续收治病患。数月后,钟医生辞去馆长职务,由傅连璋医生接任。1926年,亚盛顿医馆改名为汀州福音医院。

1927年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发动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随后,在江西省的西南部小城瑞金,以及周边地区,武装割据,建立了效仿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其武装部队也叫中国工农红军。

话说1929年3月,红军攻入长汀城,战场上的厮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天,一伙红军涌进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医生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力抢救、医治了红军指挥员陈赓等一批伤病员三百多人。随后,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住进了福音医院隔壁的新安楼养病。

一心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傅连璋医生,因其所处环境,不自主地卷入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潮。他经历了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共建政后,傅连璋成为新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部长,授中将衔。

当时的红军最缺的并不是军火,枪支可以从战场上缴获,也可以用当地盛产的钨矿砂,跟广东军阀做生意换军火,再说还有共产国际的援助。红军最缺少的是医生,能得到懂现代科学医疗技术的医生,毕竟要比在战场上从敌人手里夺枪要难很多。

历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回忆录里,多处提及1933年1月,傅连璋医生带领福音医院大部分医生、护士、医学班学生,搬迁至江西瑞金县叶坪,成立了红军第一所具有现代医学水准的“中央红色医院”。

而在同一时期,傅连璋的侄女傅维钰夫妇,被苏区肃反委员会当作“AB团成员”(Against Bolsheviks),遭到枪决,后来追封烈士。傅的女儿维清,也是“烈士”。这对于刚投身革命的傅连璋来说,是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福音医院的医学班学员,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医院就职,也可以选择出外自行开业。医学班第六期毕业的陈广森医生,在苏区的宁都固村,开了一间诊所,取名庆安西药房。固村还有一个红军后方医院,院长是个麻子,经常来庆安药房“借”药,还多次邀请陈医生加入红军,被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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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州亚盛顿医馆第六期医学班师生,摄于1927年。中坐者:教师傅连璋医生,左一:学员陈广森。

直到有一天,一伙红军士兵,用枪押走了陈医生,这就是当时在苏区流行的“武装聘请”。陈广森医生此一去,杳无音信。后来,陈家遇到从陈毅部队逃出来的挑夫,告诉他们,见到过陈医生在红军队伍里救治伤员。这消息让陈广森医生的家人,盼望等待了一辈子。

傅连璋医生是否也是被“武装聘请”?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肯定不似书上所说,一无反顾地到瑞金的叶坪参加红军。因为他的妻子刘赐福和儿女们仍在长汀,守着福音医院产业。一直到全国解放了,她都没能见到在北京的丈夫。

1934年9月,在党内遭排挤的毛泽东,在江西雩都患恶性疟疾,几乎活不成了。傅连璋医生用当时十分珍贵的进口西药奎宁,结合中医手段治愈了他。这样毛才能在11月,随红军作战略转移,撤离苏区。在长征途中,傅连璋医生为毛泽东的妻子接生,也医治了其他患病的红军领导人。

傅连璋用两条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在延安继续作首长保健医生。长征途中,傅连璋娶红军女战士陈真仁为妻,解放后陈被授予上校军衔。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亲自介绍傅连璋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位基督徒成为马列主义的信徒,直到他七十四岁在北京秦城监狱去世。

1944年冬,福音医院在她的诞生地长汀,又悄悄地复活了。长汀县邮电局职员刘炳荣,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串联了一批当年留在长汀的福音医院人员,传达上级的指示:中共十分关心汀州福音医院,望能复办,为老区人民服务。于是,由教会出面,组成了一个董事会,成员有:张伦(汀州教会牧师)、刘赐福(汀州教会传道,傅连璋结发妻子)、周受恩(汀州三友医院院长,亚盛顿医馆第一任馆长钟品松医生夫人)、黄一民医师(汀州教会代表)、林金声(连城堂代表,亚盛顿医馆医学班第一期毕业生黄朝鸿医师之徒,黄朝清牧师女婿),并公推张伦牧师为董事长。董事会向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医药委员会申请经费,还向漳州协和医院、鼓浪屿救世医院、汕头福音医院请求援助。因抗战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中正医学院也给予了帮助。

1947年2月10日,长汀福音医院正式挂牌成立。第一任院长是范启煌博士(任期1947-1948年冬)。第二任院长为舒涵礼博士(任期为1948冬—1949年夏),这位英国籍五官科医生,在山西工作时,曾应邀去延安为毛泽东医治眼疾。第三任院长为林金生医师(1949秋—1950年夏)。1950年秋天,刘赐福女士,奉中央军委卫生部指示,接管长汀福音医院,亲自担任院长(1950—1954年)。1951年,医院取消了“福音”二字。1954年刘赐福退休,由刘庆年接任院长。1952年5月改为县办,1956年福音医院正式并入长汀县医院。

在革命战争中活过来的中共高干和将领们,在打下天下,稳坐江山后,往往都会搞一些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活动。而傅连璋从未返回过长汀老家,他的原配刘赐福,在中央慰问团来长汀时,要求恢复原配名份。傅连璋只能利用职权,把刘在老家苦苦守着的福音医院,订为直属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享受军医院待遇。随后,福音医院院务主任张伦牧师,遭人陷害,被捕入狱。刘赐福退休后,带儿女住在上海,据说是鄧颖超安排的。

笔者遇到过一位原卫生部属下《健康报》的工作人员,她在文革初期负责看管卫生部的牛鬼蛇神学习班。据这位也有医学背景的人士介绍,那时傅连璋就有了精神病的迹象,成天说那句:“毛主席啊,就算我一生做什么都是错的,1934年在雩都救你一命,该是对的吧”?后来,看他越来越不正常,中央第三号人物下条子,把他关进秦城监狱。自幼身体就不好的傅连璋,在牢里戴着镣铐,整天被锁在床板上,可能是制止他的歇斯底里发作。他是文革中最早在监狱去世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傅连璋在红军时期,就是现代医学技术最高的医生之一。在他当“御医”期间,看到太多中共领导人的丑恶行径。但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得他,渐渐学会了与狼共舞。在他终于不想共舞时,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如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亚盛顿医馆,即汀州福音医院,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名义,在她的旧址继续存在。

一座由西方传教活动而产生,中国基督徒参与的医院,由于她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参与者的命运,给后世留下一个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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