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歸故里的流亡音樂家—馬思聰

1968年包括蔣中正、蔣經國在內的台灣政要會見馬思聰夫婦。(翻拍《馬思聰全集·第七卷》)

(一)馬思聰與傅聰—「他的成功主要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

2014年11月,鋼琴少年雪洋和他的父母帶我去台灣國家音樂聽參加了傅聰先生八十壽誕特別音樂會。

我這個只識簡譜、在「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成長下的「紅小兵」,九十年代在日本同學家才初次見到龐然大物的三角鋼琴,方知原來簡譜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日本雖然在明治到昭和前期實驗過簡譜,但由於簡譜不適合多聲部與和聲音樂,早就不使用了。我懵了,被 「文化休克」一擊後腦。

「音盲」的我被雪洋的父母安排在最佳座位。傅聰除了演奏蕭邦,還帶來了貝多芬、莫扎特以及德布西的作品。鶴髮童顏、精神矍鑠的老先生一坐到鋼琴前,全神貫注,音符就像飛舞在天地之間的自由靈魂。

「傅聰的成功,主要是於他不懈地努力和多方面的學習。傅聰從小就生長在一個愛好音樂的家庭裡。八歲左右,在父親的鼓勵和督促之下學習鋼琴。他具有詩人的氣質,不僅能熟練地演奏鋼琴,並且還會繪畫和寫詩,有著多方面的藝術修養。傅聰對蕭邦音樂的思想感情有比較透徹的了解,因此,在比賽會上,能夠運用演奏的技術把詩的思想感情很巧妙地表現出來。……演奏《瑪祖卡舞曲》的時候,恰當地表現了這一曲子中強烈的民族風格和真摯的思想感情,這充分地說明傅聰掌握了作品的個性。參加比賽會的人都為傅聰能如此理解波蘭人民的思想感情而驚訝」 。[①]

1955年春,波蘭首都華沙舉行的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大會上,有來自33個國家的130多名鋼琴家參加。擔任大會評委的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高度評價了時年21歲的傅聰,傅聰獲得比賽的三等獎,蕭邦的《瑪祖卡舞曲》演奏最佳獎,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在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的青年鋼琴家。

但馬思聰沒有忘記自己代表「新中國」發聲的使命,將傅聰的優秀成績歸結於「主要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

「傅聰和蘇聯以及其它人民民主國家的青年,當他們要求參加這一國際鋼琴比賽大會的時候,國家給予他們很多的幫助,不僅讓他們學習,還送他們到別的國家去演奏。而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即使有才能的、努力的音樂家,也得不到支持」。「藝術的花朵,只有在和平和人民民主的世界裡才能開得鮮艷、瑰麗,現實生活正給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真理」[②] 。

馬思聰的話,令砸鍋賣鐵籌集盤資來參加比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相形見絀,無比羨慕只有社會主義才是音樂的人間仙境。

但兩年後「反右」運動開始,傅聰的父親、翻譯家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遭到肅清。1958年傅聰從華沙飛到倫敦,事實上自主流亡。

1966年9月3日,不堪凌辱的傅雷與夫人朱梅馥一道,雙雙在家中自縊。遠在異鄉的傅聰直到數年後才得知父母雙亡。

而傅聰的弟弟傅敏此時正在北京,預知「黑雲壓城城慾摧」的傅敏馬上想到的是燒毀父親給他的家信,因為這可能成為父親和自己的「反動罪狀」。

傅敏去了父親的老友馬思聰的家,因為馬家有個大爐子。他將珍藏的家信一封封付諸一火,以為這樣可以幫助父親逃過一劫。從此,《傅雷家書》只剩下給長子傅聰的那一半,因在海外才得以倖存。傅敏在文革中因「畏罪自殺」的父母和「叛國投敵」的兄長飽受迫害,兩度自殺未遂。

(二)「知北遊」的開國大典與批判胡風

據葉永烈的《馬思聰傳記》記載 [③],1948年夏,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前往廣州,邀請時任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主任的馬思聰全家前往美國。但是,「這位『美國通』一點也不『通』,他完全看錯了人。馬思聰十分乾脆地拒絕了這位『洋大人』的『盛情邀請』。叮噹作響的美金,買不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正直的心」。但《馬思聰年譜》沒有任何關於這段歷史的記錄,只有淡淡的一筆: [④]

1948年初,受進步力量的影響,支持學生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要求民主,拒絕在國民黨的「戡亂宣言」上簽名,離開廣東藝專,去香港。年底,到達香港。在喬冠華等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籌劃下,準備北上解放區。

1949年3月28日,乘三民輪船離港,同行的有薩空了、歐陽予倩、金仲華。

5月10日,出席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

7月23日,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成立,被選為全國音協委員和音協副主席。

9月22日,作為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代表,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迎接全國政協的召開,創作管弦樂《歡喜組曲》。

10月1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

「知北遊」這個名詞,專指如馬思聰一樣,於1949年10月1日之前由中共香港工委配合潘漢年、喬冠華等人分批將重量級的民主人士、知識人秘密偷運北上,藉助輪船上西方國家旗幟的庇護,順利通過國民黨控制的南方海域,到達北方解放區,參加籌建「新中國」的知識人。

與馬思聰同一天出席開國典禮與閱兵式的胡風,將這一天寫進了他的《時間開始了》的組詩《勝利頌》中,熱情洋溢地歌頌毛澤東和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遊行:

海!
歡呼的海!歌唱的海!舞蹈的海!閃耀的海!
從一切方向流來的海!
從一切方向流去的海!
勞動著,戰鬥著,創造著
從過去流來的海
勞動著,戰鬥著,創造著
向未來流去的海!

緊接著,馬思聰為郭沫若的《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譜曲。郭沫若用毫不遜色於胡風的號角語言吹響全中國少年兒童前進的方向—「學習偉大領袖毛澤東,毛澤東新中國的太陽」。

這首接時代地氣的進行曲,至今令不少跳廣場舞的七十幾歲左右的大媽、大爺們仍心潮澎湃、血脈噴張。

但是這首歌由於「文革」期馬思聰的「叛國投敵」而被全面撤下。今天中國的少先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是1978年共青團召開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


1949年9月,馬思聰(左)、胡風(中)和巴金(右)在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翻拍於《馬思聰全集·第七卷》

1955年,毛澤東欽定的文字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清查2100多人,逮捕近百人。馬思聰沒有糾結於舊情,趕緊站隊表態,發表《胡風—蛀墻腳的白蟻》 [⑤],聲稱「一條毒蛇伏在我們身邊,已經二十多年,真是太危險了」;「胡風是挖革命墻角的白蟻,是人民的公敵。胡風的反革命陰謀的全部家底必須弄個水落石出來,要保衛我們的勝利果實,要保衛我們的創造性勞動,饒他不得!我完全同意撤銷胡風擔任的一切公職,把他從革命隊伍清洗出去,並依法加以懲辦!」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儘管全國有55萬人被打成右派,尤其是1949年一路由「舊世界、舊時代開始走進新天地、新社會」(徐鑄成語)的「知北遊」民主人士、知識人中很多人被打成「右派」,甚至淪為家破人亡時,由於周恩來的保護,馬思聰不僅躲過了這一劫,甚至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

誠如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所言:「我父親是經常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開會的人,尤其是周恩來畢生的寵兒」[⑥]

文革前,馬思聰不僅創作了《歌唱毛主席》、《我們勇敢地奔向戰場》、《中蘇兄弟心一條》、《亞非拉人民反帝進行曲》、《焦裕祿悼歌》(焦裕祿是中共蘭考縣委書記,1964年病逝,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等緊跟新時代脈搏的樂曲,而且撰文《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新音樂》、《把帝國主義送進棺材》等文章,號召音樂工作者以樂曲當武器,投身到「偉大的反美鬥爭中,「像前線的解放軍戰士一樣,用力地轟、轟,不把美帝國主義轟走,絕不罷休。……萬眾一心,爭取早日把帝國主義送進棺材」[⑦] 。

儘管馬思聰內心也明白,被中共欽定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職務不過是「要我來撐門面的」,也可能在踩「踏繪」時,脚也微微痛過。他不惜譴責胡風,「不是他們(知識人)沒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們的道德良心改造成黨要求的階級道德的良心了」。(楊奎松語)從他人生的經歷以及他那一代從「士」轉向獨立知識人的艱難困境,尤其是他對周、毛的知遇之恩來看,他對共產黨的歌頌並不完全只是敷衍了事,在政治與思想方面也相當部分認同。

「新中國」的十七年的每一政治運動階段,他都恰到好處地踩著了點,因而過了關。

(三)我為什麼逃離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來臨。

儘管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替他寫了一篇支持文革,表示願意接受改造的「我的決心書」的大字報,但他仍未逃脫被羞辱、被迫害的命運。

馬思聰在《逃亡曲》中記載在音樂學院批鬥的情景[⑧] :被推下車,腳幾乎還沒著地,便被迎頭扣上一桶漿糊,身上被貼大字報,頭上被扣上一頂寫著「牛鬼蛇神」字樣的紙製的高帽子,脖子上被套上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馬思聰,資產階級的特務」。紅衛兵給每位遊街示眾的「牛鬼蛇神」發了一根棍子和一面銅盤,又稱作「喪鐘」,一面走一面敲。「所有的人對我們拳腳相加和劈面吐唾沫,尤其是那些孩子,更無法無天,在人群中我發現有一些是我自己的學生扭嘴歪臉的面孔」。幾次被小孩子命令在地上爬。任何人都可以把我們當做正當的獵物,任意戲弄。被紅衛兵用皮鞭抽打,被面吐唾沫。據一同被迫害的中央音樂學院的名譽院長交代,馬思聰甚至被當場強逼吃草,因為馬思聰姓馬,不配拔草,只配吃草。

除了房間貼滿「打倒吸血鬼」以及「如果不坦白,我們要打破你的狗頭」之類的日夜震懾靈魂的革命口號之外,這位12歲就留學巴黎學習小提琴、三十年代就名揚中外的演奏家、作曲家甚至被逼每天早晚,必須一起唱—有時是單獨唱一首名叫《黑幫的吠聲》﹔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
我必須由人民監督,
因為我是人民的敵人。
我必須坦白,
如不坦白,將我碎屍萬段。

「這支歌的最後一個音符是『7』,為加強音,唱起來非常難聽」。 音樂家馬思聰從譜曲的角度評價了這首不堪入耳、殺氣騰騰的革命歌。

順便說一句,我的爺爺劉念滋「文革」從北京押回湖南。一天早上我母親看到他一個人在腿上打拍子哼歌,感到好生蹊蹺。原來在火車上的臨時批鬥會上也被逼得學這首《認罪嚎歌》。他害怕唱不好會繼續挨打就偷偷地練習。這首歌就節拍為2/4,演唱風格為「哭喪地」。

馬思聰的妻兒在紅衛兵的追捕中逃亡到了南方,他的妻子王慕理的兄弟安排她們躲在南海縣的偏僻鄉村藏身。1967年1月,馬思聰也逃到廣東與妻兒匯合,在許多無名「小人物」的幫助下,馬思聰和夫人、女兒、兒子偷渡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將胸前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了大海,緊緊抱住了他心愛的小提琴。

當時香港在英國治下,他沒有向英國申請去傅聰那裡避難,也沒有選擇他年輕時就熟悉的藝術之都巴黎,而是走進了自己曾筆伐過的「美帝」領事館。

經過美國與英國的交涉,同年4月,一家乘坐美國政府的專機飛到華盛頓。不久在紐約發表了否定文革的講話,被美國《生活》雜誌冠以《殘酷與瘋狂使我成為流浪者》為題發表。同年7月蘇聯的《文學報》以《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為題轉載。

馬思聰以平實的語言道出所謂冠以「文化」之名、行暴力革命的真相[⑨] : 「其暴亂、恐怖、殘酷、愚昧和瘋狂的程度,遠遠超過17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任何事件,甚至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的,而這場運動將繼續進行下去,它已根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馬思聰一家逃到香港時,正值香港受文革影響發生了「六七暴動」,北京紅衛兵一把大火燒了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冷戰下的美國與中國沒有建立外交,無處可燒,滿腔怒火的紅衛兵出氣找不到門兒,想起獲悉馬思聰的「叛國投敵」的信息主要通過蘇聯的《文學報》,於是衝擊蘇聯大使館。據葉永烈記載:「在震山撼海的『打倒馬思聰』的口號聲中,紅衛兵把煤油澆在稻草人身上,點起了熊熊火光,就在這時,一群歇斯底里大爆發的紅衛兵翻越某國大使館的圍牆,衝了進去」[⑩] 。

馬思聰的「叛國投敵」後,株連他在國內的親友數十人,或被判刑、或被逼自殺、或被迫害致死。正是1949年馬思聰投向「新中國」懷抱的行動,受他影響的海外親屬也紛紛回國,投入社會主義的懷抱。


全國各地紅衛兵口誅筆伐,聲稱「砸爛馬思聰狗頭」。1968年1月10日,紅衛兵造反派的「湖南揪黑線戰團」的機關報《霜晨月》刊登了題為《把大叛徒馬思聰的叛國書拿出來示眾》文章,作為「反面教材」公佈馬思聰的《我為什麼逃出中國》。全文由俄文翻譯。(感謝古道提供原件寫真)

(四)豐饒的流亡生活

馬思聰的流亡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

首先,他和他的太太都是廣東人,方言上沒有障礙,而且有廣東親戚的內應外合以及當地人的協助,這點非常重要。

翻開中國地圖,試圖逃離「文革」的迫害投奔自由,當時只有通過廣東偷渡香港這一條險路。同一時期的內地的知識人逃亡者因不會廣東話,找不到「蛇頭」,無接應者幾乎都失敗了,或被判重刑或被槍斃。(參見拙文:《再見,中國—「文革」中幾個逃亡者的故事》)

馬思聰也是東西冷戰下逃亡西方的最高級別的知識人,他的流亡得到時任美國總統詹森的迅速批示,所以他不必像電影《再見,中國》裡的幾個廣州醫學院大學生一樣,雖然偷渡成功,但是只能在香港工廠打工或做低級文員,學無致用。

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流亡的知識人巖家祺曾說,流亡者於流亡地之間存在「四重溝壑」:語言,文化、經濟、心理溝壑。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知識人的四大波流亡:1917年十月革命(俄國)、二戰時期納粹統治(德國、法國)、二戰後到1991年「蘇東坡」解體時期(蘇聯以及東歐)、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無論哪一波流亡,知識人最大的痛苦、付出的最大代價是離開母語環境的「失語性」問題。在美國這個英語世界,首先面臨的母語喪失或者母語剝奪的問題。

作家茨威格在南美的自殺有多重原因,母語的喪失不可忽視。「我今天作為一名作家,只是一個『生活在自己軀體背後的人』。我過去40年中在國際上贏得的所有東西,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一拳打碎了」。

講德語的流亡人文社會科學者們感到連根被拔起。阿多諾說所有的流亡者成為五體不全的人。「我們的語言被剝奪時,我們的歷史尺標也被挖走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德國流亡知識人拒絕用英語寫作。這也是他們在1950年回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重要原因。

但對馬思聰來說,不存在這個語言和文化的致命問題。他少年時代的法語與英語,令他在美國如魚得水,初到馬里蘭就交了美國朋友。更重要的是,他的音樂是世界語言。

經濟上,初到美國,馬思聰就在馬里蘭州購買了帶游泳池的一棟別墅。

據馬瑞雪記載[⑪] ,「父親在美國,從來都沒有碰到過經濟上的困難。以他『難民』的生活,美國CIA每個月都給他數目不菲的固定收入。另外,租屋,買車以及我和弟弟如龍的入學學費等全部由政府支付,加上他的演奏會和雜誌報導他的故事付的巨額款項使他的錢不但花不完,還與日俱增,不僅如此美國政府一直派專人照顧他的生活」。

在中國,彼時馬思聰的作品遭禁。但在美國二十年,除了美國國內,他還到台灣、泰國、菲律賓等地舉辦演奏會,此外,他創作了大量芭蕾劇、歌劇、小提琴、鋼琴協奏曲等,其創作樂曲數量超過在中國的總和,而這期間正是中國文藝幾乎是「八億人民八個(革命樣板)戲」的荒廢期。

儘管濃烈的思鄉—民族歸屬感令他夢魂縈繞,但這是全世界知識人流亡者的問題—「二戰」下的法國流亡者在美國以正統的法國文化火種自任,德語流亡者強調骨子裡流淌的是歐洲精神,蘇俄流亡者記憶力保存的是關於彼得堡的電話號碼。

馬思聰的流亡也不是蘇武式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這位來自東方的音樂家並沒有被邊緣化,他在美國社會仍然舉足輕重,許多大學以高薪聘請他做音樂教授、做藝術學院的院長都被他拒絕,台灣曾花費巨資上演他的芭蕾舞劇,他所到之處,受到人們的掌聲與鮮花。

(五)二十年後骨灰榮歸中國

1984年至1985年,中國公安部、中央音樂學院、文化部相繼為馬思聰徹底平反,他不再是一名「叛國投敵的分子」,而是「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海外愛國人士的象徵。在那個電視普及剛剛開始,收音機仍然還是人們主要娛樂的時代,他的《思鄉曲》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響徹全中國,再次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歌曲。

1987年,75歲的馬思聰病逝。

時任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告訴馬瑞雪,會將光緒皇帝童年時住過的房子騰出來,建立馬思聰音樂廳和紀念館。

1990年馬思聰研究會成立。

2002年,馬思聰的子女將父親的遺物—小提琴、鋼琴、手稿以及字畫全部捐獻給廣州市人民政府。幾年後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在廣州藝術博物院揭幕。在他的家鄉海豐,漁民甚至在出海前把他的塑像當做保佑平安的媽祖祭拜。


廣州藝術博物院內的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圖:作者提供)

馬思聰在當代中國流亡者中,算是得到中共平反,並且身後獲得極大榮譽唯一的一位。毫無疑問,這與他傑出的音樂成就與名聲有關。但不可忽視,他的忠誠愛國以及「大一統」思想也是中共對外統戰和宣傳最有利用價值的一位。據馬瑞雪回憶,國務院僑辦領導曾對她說:「我們對台灣廣播的欄目音樂就是用的馬思聰的《思鄉曲》。」[⑫]

馬思聰生前的願望是自己能夠死在中國。馬思聰在費城病逝之後,夫人王慕理嚎啕大哭:「我不喜歡美國,我恨死美國,我要帶著他的骨灰回去,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⑬]

2007年,馬思聰逝世20週年之際,馬思聰夫婦的骨灰由他兒子從美國送回廣州歸葬。

無疑,馬思聰心中的「祖國」並不等於國家政權,拙文也絕非包含對他骨灰榮歸故里有任何道德譴責之意,只是最後忍不住想起與馬思聰的歸葬祖國反向逆行的翻譯家董樂山,終生都活在不自由的世界,死後骨灰絕不埋在他的祖國,他的兒子完成了他的遺言。

如今「光榮的自由人」正享受著加利福尼亞燦爛的陽光。這位喬治·奧威爾的《1984》的譯者深知極權對思想、對人性的剝奪與殘害,深知所有的文化藝術都與九五諱尊的皇權密不可分,專制下的各類粉墨登場的文士、優伶不可能真正擁有自由的意志,說到底,都不過是極權的掌中玩物。

「四月間,天氣寒冷晴朗,鐘敲了十三下」之際,但願不是新一輪掘墓鞭屍的開始。

(全文敬稱省略,乞諒)


[註]

[①]《馬思聰全集·第七卷》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P58。

[②]《馬思聰全集·第七卷》P59

[③]《馬思聰傳》曉園出版社,1989年,P163。

[④]《馬思聰全集·第七卷》P499。

[⑤]《馬思聰全集·第七卷》P62-63。

[⑥]《馬思聰最後二十年》 麥子·馬瑞雪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P50。

[⑦]前掲《馬思聰全集·第七卷》P126-127。

[⑧]《馬思聰全集·第七卷》P141-156。

[⑨]《馬思聰全集·第七卷》P141

[⑩]《馬思聰傳》P215。

[⑪]《馬思聰最後二十年》P12。

[⑫]《馬思聰最後二十年》P175。

[⑬]《馬思聰最後二十年》P80。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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