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风吹拂：关于大一统
大一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必须破解的一个核心议题。其中包含民族和政制两个问题。
（一）中华民族
首先是大一统的中华民族观。其本质是大汉族主义，即以汉族为本位同化其它少数民族。所谓“中华民族“只是近代以来建构出来的“理念共同体“。辛亥革命初期的口号是“驱逐鞑虏“，北洋军阀逼清室逊位时才变成“五族共和“，即叫满清出让满、蒙、回、藏几大殖民地。
民国和红朝继承了北洋版图，但把当初承诺的“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变成了实际上的“同化“，即在“中华民族“的名号下，用汉文化取代、消灭其它文化。
周恩来曾说，历代汉人史学家不断造假，把汉人描述成发达文化，其它少数民族落后，掩盖侵略和屠杀，这不是真实的历史。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秦晖）。但红朝延续并光大了“中华民族自古一体“的伪史观，并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
谁若如实还原真相，提出民族诉求，动辄被扣上搞“民族分裂“的罪名，其背后必然是“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肢解中国的阴谋“。08奥运之前，红朝就曾大力渲染美帝挑动“五独“大闹中国、面临广场运动之后的最大挑战云云。
在他们口中，搞自由、民主的最大危险就是会导致中华民族分裂、只剩下三成汉族疆土版图的可怕前景。其实，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摩擦、冲突等“民族问题“是被大一统的同化政策搞出来的，激化矛盾后再强行打压和管制，用反分裂、反恐的名义搞“再教育营“、“汉语教学“之类的措施，被世界主流文明指为实施“种族灭绝“。
不放弃民族同化政策，民族问题永无宁日。
（二）中央集权
大一统的另一问题是中央集权。即在汉民族内部，也有一个“割据“与“一统“的问题。从 “分封“制（封建）到“郡县“制（帝制），秦灭六国以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制成为主流，被奉为正统。
但其实，根据历史实据的统计，自秦朝到清朝，统一的时间约为九百多年，分裂的时间合计一千一百多年，“分“比“合“的时间更长（葛剑雄）。每一次重新实现大一统都是以生灵涂炭开路，在元代之前通常造成人口减半以上，元代之后约为减少四成。“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秦晖）。
春秋战国和北洋时期，分别是古代和近代两个文化繁荣、大师辈出的时代。北洋时期不仅是近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黄金期，也是宪政初试的践行期。从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到地方自治的实现程度，至今未能再达至。当时建立联邦制的“联省自治“主张得到广泛响应，毛曾热情投身湖南自治运动，中共二大决议也宣布要联合蒙、藏、疆等地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但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主张中央集权。于是经北伐战争建立民国，经“解放战争“建立红朝，就一路沿着党–国一体的路子走了下去，红朝比民国更彻底。
偏居一岛的民国后来兑现了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承诺，盘踞大陆的红朝则打着“举国体制“优越性的旗号，要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坚持到底。恐吓世人的说辞是，不如此就会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列强瓜分、国将不国……
改开以来，“放权让利“、“以点带面“的“搞活“措施，从“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到“强干弱枝、削藩打围“，放权、收权不断轮替，难以根本走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但坚持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始终不变，并随着一些“地方坐大“苗头的出现，中央集权日趋收紧。尤其在地方官员的任命上，从来是中央说了算，戴乌纱帽的前提是对中央及其大统领效忠。地方选举实为摆设，基层自治徒有虚名。
一度出现的“重庆模式“（唱红、打黑）与“广东模式“（公民社会、幸福指数）的双峰竞峙，让人期待多元治理模式公开博弈时代的开启，但不久就被偶发事件之后的雷霆手段迅速结束，回归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的政治纪律和“规矩“。
走到如今，大一统加一元化，网格化加电子天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力图阻遏任何离心倾向，掐灭所有叛逆萌芽。抗疫成为推广新疆模式和实施战时管制的全国大演练，万众欢呼战疫“胜利“的同时，领受了一次甘心情愿被奴役的“再教育“洗礼。
邓当年提出对渔村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是说届时内地也将实行普选——内地向渔村靠拢。其后红朝却一再撕毁对渔村民主进程的承诺，引发一波又一波倔强不屈的反抗。今上再也按捺不住灭掉这一反红基地的冲动，港版国安法导致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小岛当年就被坦克开进广场吓呆，如今又见渔村如此下场，拒绝被红朝一统已为民心所向。
说到底，渔村和小岛的离心倾向日甚，都是被大一统、一元化逼出来的。求一统而得分裂，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有人说大一统是乱世之源（刘军宁），有理。
（三）破解之途
大一统的破解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走出传统中国统分交替、治乱循环的死结，实现多民族、广区域的融合共存，唯一途径是走现代民主共和之路。
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维护，并非主要依赖血缘、地缘和“自古以来……“，而是主要基于自愿认同的契约整合。现代国家本质上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宪政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等，是处理现代民族关系、央地关系的制度安排。
对于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民主共和绝不是分裂之道，而是整合之途。以宪政为基础的联邦制，更是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认可的良方。可惜北洋时期“联省自治“、实行联邦的和平建制刚一启动，就被追逐大一统权力的暴力革命打断，丧失了走出“百代行秦制“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机遇。以至中国至今还处于两岸分裂状态，并不断生发出民族矛盾与离心倾向。
胡赵时期，联邦制曾被作为未来选项认真研究。时至今日，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仍将联邦制作为解决中国民族关系、央地关系和两岸问题的最佳方案。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兼取“统“与“分“的长处，避免统分、治乱交替的害处。如果只是回头看传统时代的老路，就永远找不到现代国家建构的新路，只能在皇朝治鉴的统治“智慧“中打转。
总之，实行民主宪政非但不会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反而会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民主与统一不是两害，而是两利；不是重回传统型周期动荡，而是实现现代性长治久安。
对统治者来说，这不是解不开的结，而是不想解开的结。红朝统治集团早已将共产说辞虚置，把大一统的民族主义祭为圣器，将永保红色江山的私欲披上民族复兴大业的外衣，狂热煽动民众的“爱国“情怀，打压一切危及统治的自由、自治、民主、宪政的追求。近些年来，一众国师、谋士们更把武统小岛叫得甚嚣尘上，不惜以民众的血肉为实现一统霸业的新帝留名青史奠基。
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如果被统治集团的危言耸听和“道义高地“吓住或蛊惑，一说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一喊反对分裂、武统小岛，就或心虚理亏，或热血沸腾，将民主宪政的追求屈从于大一统的“至高价值“，正是中了传统的魔咒，入了红朝的圈套。
只有迈过大一统观念这道坎，才能摆脱精神桎梏，放开手脚探求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长治久安。
201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