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民国资料 民国百年

纠纷不断发生

日本为适应世界形势的转变，谋求推进划时代的国防国策，1936年8月7日，决定了“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方针。外交方针，为了挫败苏联侵略东亚的企图，首先是针对苏联制订的；与英、美则要增进亲善关系;对华北仍执行下述推进华北分治政策:

当前的施策，鉴于日苏关系的状况，首先应使华北迅速成为反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区，在获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之同时，应使中国全面反对苏联，靠拢日本。这是对华施策的重点。

随后在8月11日，有关各省之间所决定的“对华施策”及“第二次华北处理大纲”中，在以华北自治为目标这一点上，也和“第一次华北处理大纲”相同。所不同者，强调华北分治是为了防苏，并且应在南京政权下实行，此外，对华北的经济开发已进入具体研究的阶段，这些是新政策的特点。

然而这是与国民政府的政策根本冲突的，特别在抗日排日气氛全面急剧高涨的中国现状下，要完成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

如上所述，日本的华北工作从1935年秋以来，虽有迅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各种纠纷及对日暴力事件。如1936年8月24日，在四川省成都发生了4名日本新闻记者遭到群众的袭击，两名死亡，两名重伤的成都事件；9月3日，在中国北海(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北部湾北岸—译注)发生了惨杀日侨的北海事件；9月9日，在汉口枪杀日本领事馆警察；23日，上海又有海军士兵被枪杀。这时，负责保护华中、华南的日本利益及侨民的海军，态度突然强硬起来，表示了如不及时解决事件，便不惜使用武力的决心。

在华北，7月26日出现了中国士兵侵入丰台的日军兵营进行威吓的事件（第一次丰台事件）。9月18日，中国士兵再次在丰台妨碍日军行进而引起了纠纷（第二次丰台事件）。

11月，各地开始罢工示威游行。首先上海日人经营的纺织工厂的中国工人参加了示威，其中一部形成了暴动，由此激化而演变为抗日运动。通过日方的强烈要求，上海市当局逮捕了救国会及其它抗日团体的领导者和暴徒，对共产党进行了搜捕；由于上海示威怒潮波及青岛，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12月2日各工厂陷人不得不一齐关闭的危机。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进入各工厂布置警戒。

当时在中国方面，蒋介石调中央军陆续北上，大规模动员东北军、西北军，亲自飞往西安、洛阳、太原进行部署，并巩固山东、绥远的防务。同时，为了对共军陕北根据地发动第六次围剿，加强了包围圈。蒋介石这一措施，不单纯是剿灭共军，也是企图对持中立态度的华北各将领加强中央的统治。

绥远事件及西安事变 

日中之间的纠纷在中国全境不断发生，远在北方绥远，内蒙军与傅作义军又生战端，这就是绥远事件或绥东事件。该事件发生的经过概况如下:

1935年末，进入察东6县扩大领土的德王，迫切希望早日建立包括察哈尔、绥远、甘肃在内的蒙古国，从而首先开始了对绥远的工作，与傅作义形成对立之势。但是，陆军中央部己于1936年1月的第一次华北大纲中指示，“对内蒙工作，其范围限定于长城以北，且不得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地区”，禁止关东军与傅作义军发生冲突而进行绥远工作。

然而，关东军无视中央指示，根据其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的计划，企图以乌合之众的杂牌军侵入肥沃的绥远省东部的四蒙旗。该地区在1929年以前，曾是察哈尔省的一部分。1936年11月9日，德王向傅作义要求归还该四蒙旗遭到拒绝后。遂于14日按上述预定计划开始了军事行动。

蒋介石调约20余万中央军及非嫡系军北上，采取支援绥远军的姿态。

内蒙军战况趋向不利，特别在11月24日，守备薄弱的百灵庙要冲被占领，遂即导致全面溃败。正当此时，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监禁，发生了西安事变。苦于作战失利的德王，趁机通知绥远军停止军事行动，傅作义当即应允停战。因此，事态未进一步发展，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傅作义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方面进行了夸大宣传，好象关东军已被击破。因而，中国国民在军事上有了自信，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形高涨。

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由于中共的调解，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得到谅解，蒋介石在12月26日返回南京。

西安事变是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转折点。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表面上虽仍否认转向容共政策，但在1937年1月6日撤销了西安的剿共总司令部。2月27日在西安召开国共停战会议。此后，两军从主要战线开始停战，并逐渐及于各地的游击战区。国民党从2月15日召开第五届三中全会，根据所通过的“根绝赤祸决议案”，虽属极为间接的表现，但是从此开始迈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在这次大会上，亲日派的失势己明显可见。

中共早在2月10日即向国民党提出包括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与国民政府，停止土地没收政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要点的国共合作方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抗日时期的新阶段，提出了加强国内和平，推进抗日战争，争取民主权力等口号。5月3日在延安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加紧进行抗日战争与彻底改革准备工作总的政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号召“为千百万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从1936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一有了显著的进展。1936年9月已使西南派屈服，到12月的绥远事件以后，由于中央对华北军阀加强统治及国共合作的实行，国民政府的威令几乎及于全中国。

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干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年4月16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

华北形势恶化 

此时，在中国当地日中之间的形势，日趋恶化。在华北依然不断发生排日行为。如2月发生非法检查驻张家口副领事及日人事件，2月一4月出现割断张庄、北仑、落岱附近日军军用电话线事件，4月在德州火车站发生监禁日人警察官事件，5月张家口发生对日侨暴行事件和北京的对日本小学校学生暴行事件，6月命令禁止满洲与华北之间的飞机通航以及要求撤销天津日军无线电台等，从而与日本之间的气氛日益险恶。

下面是5、6月间有关华北形势的各种情报。

一、6月8日永津佐比重大佐(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有关中国形势报告之一:

蒋介石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当前正想依靠英国充实其军备的财源，并极其关心解散冀东政权。

二、6月9日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中国视察报告之一: 当地攻击日军的宣传十分强烈，第二十九军上层人员对日本虽有所理解，但中层以下人员对日抱有强烈反感，约三分之二是抗日派。冀察的一般情形也是如此。

三、6月18日冈本清福中佐(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奉命向中国驻屯军重新传达旱已指示过的中央方针，以打通思想，再次告诫，严禁出现类似谋略活动的行为等。其归国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中国驻屯军全然未见有何行动，但根据日中之间反感日深的事实，预料从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因此，到那时必须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思想准备。

四、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的井本熊男大尉（后升大佐）的战后回忆:

1937年6月，中国对日空气险恶，加紧准备对日作战的情报频频传来。为防止万一。视察了天津、张家口、包头、大同、大原、石家庄、济南、青岛附近的地形，于6月末返回东京。当时中国官宪严重妨碍视察，时有置身险境之感。特别是在芦沟桥上听取前宋哲元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讲解和视察一般地形时，险些受到中国士兵的拘留。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完全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阅读此类报告，华北形势恰如充满可燃性的气体，处于星星之火即可爆发的危险状志，且有极大可能燃烧到中国全土。然而日中两国首脑皆不认为即将发生全面战争，当然更不希望出现此种情况。在此期间，实际上是由于非理性的原因和第三者的煽动（日中双方的强硬分子、阴谋家、煽动者等），而使事态日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