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民国百年

祝宗梁是河南固始人，1920年出生在北京。祖父曾做过清末道台。父亲祝毓瑛，曾在美国留学，读的是经济，回国后曾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工作过，后到天津北宁铁路局任职。九个兄弟姐妹中，祝宗梁排行老二。他最初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被炸后改读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这所学校是法国天主教中学。

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中学、耀华中学等学校的一群中学生，组织起“抗日杀奸团”的民间秘密组织。1938年，刚满18岁的祝宗梁在弟弟祝宗权的介绍下，加入到“抗团”。此前的他，只是一个内向、喜欢照相、捣鼓无线电矿石机的学生。1938年1月，祝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抗团”机关里参加了宣誓活动，为保守秘密，他化名为祝友樵。祝宗梁当时参加“抗团”宣誓时的主持人是曾澈。曾澈另外还有个身份，就是军统派在天津站的秘书。

在天津，祝宗梁陆续和“抗团”成员们参加了火烧日军仓库、棉花站，刺杀河北省伪教育厅厅长陶尚铭、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等一系列行动，成长为一个胆大心细的“杀手”。

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一部美国影片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这位神勇的枪手就是祝宗梁。

刺程案后，重庆打来贺电，并汇来奖金六千元。这些奖金都留作团体经费。那时“抗团”全体人员都是义务性的，连津贴也没有。只有几位离开家庭，没有生活来源的才有生活费。后来因程案其中涉及到白俄和一位瑞士人的死，引起国际交涉。五六月间，曾澈带来重庆的命令，要参加程案的全体人员到重庆去。那时因为离学期期末很近，祝宗梁他们拖到7月份才动身。到重庆后，戴笠在海关巷一号接待了祝宗梁一行。8月上旬，戴笠引着祝宗梁一行在曾家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8月中旬，戴笠为程案要求祝宗梁和袁汉俊到香港自首。因为在天津有四个军统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这四人被日本硬说是“刺程犯”，并要求引渡。祝、袁去自首就是为了营救他们。戴笠还承诺：他与王宠惠(当时的外交部长)研究过，顶多把祝、袁两位送到伦敦。无论到哪里，他都会设法营救。还说此去不要暴露来过重庆。为了家属安全，会设法将祝、袁的父亲接来重庆。

祝、袁在香港一切自首的手续都是军统代办的。同时还向各通讯社、各报馆都发了通讯稿。当时祝宗梁曾详细地写了一篇程案的经过和有关的证据。事后英国香港当局一直未予答复。

祝宗梁和袁汉俊因英国香港当局不受理两人的自首，11月就回到了重庆。后来天津“抗团”屡遭破坏，元气大伤。1940年春，孙若愚到了重庆，与沈栋、袁汉俊、祝宗梁相聚。大家都为天津“抗团”被破坏感到无比惋惜，决定在上海开展新战场。

1941年10月孙若愚在上海试验炸药时炸断左臂，后又被捕。原定祝宗梁和袁汉俊、申质文、向传纬四人补充，后来因祝宗梁要参加暑训班，所以他们三人就先去了上海。

暑训班结束后，这年秋天去沦陷区工作的人员陆续出发。此时孙若愚从上海回到重庆，以后改为由孙若愚任“抗团”总部书记。祝宗梁为办理军统取款事宜前往上海，他到河南商丘买了张“良民证”改名张志宏，

在1943年1月8日到了上海。结果因从天津来的郑有溥叛变，襄阳南路的联络点暴露，祝和申质文、向传纬等三人相继被捕，关押在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审讯。也正因为郑有溥叛变，天津“抗团”与上海“抗团”同时遭破坏，袁汉俊被捕牺牲。

海被捕的三个“抗团”成员受尽酷刑后，日本人依然一无所获。到了4月底，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毛森保释。祝和其他人则被 “教育”释放了。

1943年冬，毛森告祝宗梁说，戴笠要祝回重庆。后来杨国栋、夏逸农两人到上海，祝宗梁将上海“抗团”移交给杨国栋，回了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