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0 4 月, 2024 12:30 上午

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

对于中国和许多亚非拉国家而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美国化。连中国共产主义的党魁毛泽东也强调“赶英超美”!他在1955年的时候就明确强调: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 当然,他所赶上美国的绝不是在宪政、自由和民主上,而是在物质生产和军事力量上。

可惜,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混乱让全世界崇尚美国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人大跌眼镜,很多喜欢美国民主制度、尤其是喜欢保守主义、共和党和川普的人更是伤心欲绝,巴不得川普行使“霹雳手段”,再造美国!美国大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美国新总统拜登于2021年1月20日登上宝座,两个星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至今美国首都华盛顿仍然是重兵布防,阴霾重重,到处是新设的水泥墩和钢丝墙,街头空空空如也,丧失了以往那种自由欢快、世界灯塔的气氛。美国的危机何在?美国的出路何在?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危机不仅仅是美国或中国的,乃是全球性的。盲目的工业化使得我们丧失了日常所需的洁净的饮食和空气,高科技所制作的核武器使得我们随时处于人类彻底毁灭自身的阴影之下,实验室中制造和生产的病毒使全世界防不胜防,而利益集团借助网络高科技对言论的操纵和封杀更是使得人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谓的全球化带来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思想更使得我们在人生目的、价值和意义上无所适从,使得人的生存环境陷入空前恶化和危险的境地。西方文明的危机也在于这种目的性的失丧,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强调的那样:“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已经对于自身的目的犹疑不定。西方曾经对于自身的目的明明确确——在这个目的中,所有人都能联合起来,因此西方对于其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而有着清楚的异象。今天,对于这种目的,我们不再拥有那种确定和明晰感。我们中间一些人甚至对未来感到绝望,而当今出现的许多形式的西方的堕落都可由这种绝望得到解释。” 西方世界之所以丧失这种目的性,当然是因为教会本身丧失了目的性。教会是社会的灵魂,社会是教会的身体,一旦教会不再传讲上帝的圣言,并且根据上帝的圣言为社会指明目的和方向,社会本身就会变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飞,直到彻底死亡。

其实,沃格林在1938年时就提醒说:“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正处于枯萎之中,这个危机的根源在灵魂的世俗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纯粹世俗的灵魂被从宗教领域里连根拔起;其次,世界的振兴只能通过宗教的振兴来达到,不管这种振兴是出现在历史教会的架构之内还是在这个架构之外。宗教的这个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由伟大的宗教人物来带动,但每个人都可以立志为抵抗邪恶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沃格林甚至讽刺说,这种所谓的“世俗化”就是“去教养”、“去文化”(deculturation)。 那些放弃或排斥基督教信仰的人,绝不是在信仰上变成了开放、宽容的中立者,他们仍然有他们的信仰!那些想把基督教及其影响赶出公共领域的人,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把公共领域变成真空,他们肯定有他们自己所喜欢和推动的东西。基督教若非复兴,在思想上收回失地,最终就会被异教彻底颠覆,甚至丧失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保障最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游行请愿的自由。这是基督教在当今欧洲和美国面对的危险。

更可怕的是,基督教的失利失败绝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整个的以基督教传统为根基的西方文明大厦也会随之崩溃。斯坦恩在其2008年出版的《美国独行》一书中警告说:“所谓的西方世界将在21世纪寿终正寝,大部分西方国家甚至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失于无形——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或许在世界地图上,你仍能看到意大利、荷兰等等地名,又或许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仍然矗立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等著名古建筑,但它并非一个天主教大教堂,而仅仅是一个静静矗立着的建筑物而已——可是,就连意大利和荷兰,何尝不也只成了静静矗立的建筑物了呢?” 在西方世界中那燃烧着真理的火焰的教堂会变成仅仅是供人参观的历史建筑物吗?那些曾经宣讲耶稣基督救赎之道的教堂会被买去改建为穆斯林的清真寺吗?这在今日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已经成为非常现实性的问题。

斯坦恩的这种警告并非耸人听闻,随着欧美各国出现“超低生育率”(希腊每对夫妻1.4胎左右,意大利1.2,西班牙1.1.美国2.1,等等),而外来穆斯林移民生育率则高达数倍以上,欧美各国确实在人口上有被外来的非基督徒移民超越和颠覆的可能性。欧美各国充斥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文明倦怠感,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他们厌倦了基督教文明中上帝的律法的约束,最后的结局就是或者沦落在以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代表的无神论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或者沦落在穆斯林恐怖主义强制推行的伊斯兰教法的辖制之下,正如当初以色列人不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沦落在巴比伦政权残暴的律法之下一样。

如何有效地抵抗高科技下邪恶的共产主义的暴政、极端伊斯兰教的恐怖、社会主义的渗透所带来的各种邪恶,仍然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大问题。那些在基督教文明中享受自由和丰富的人,一旦厌弃上帝及其约法,必会受到上帝的责罚,当初的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巴比伦就是如此:“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利26:43)。当今的美国就处于上帝的严厉的管教和责罚之下。

美国与西方世界的问题,最终仍然是宗教信仰与个人心灵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以基督教信仰奠定民情,不愿意以上帝的律法为衡量世上一切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高级法”,我们的选项绝不是在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上的彻底自由或中立,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社会主义等等与基督教异质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就是趁虚而入,争夺话语的主导权。那样的美国还是人人向往的美国吗?

至于我,我仍愿意回到沃格林的分析和建言:“世界的振兴只能通过宗教的振兴来达到,不管这种振兴是出现在历史教会的架构之内还是在这个架构之外。宗教的这个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由伟大的宗教人物来带动,但每个人都可以立志为抵抗邪恶而做出自己的努力。”愿美国目前的危机,使美国人真正谦卑、警醒、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美国立国的根基: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In God W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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