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肢解中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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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徐思遠的辯論視頻,下面是楊子立的文字回復,原題是《和紐約的徐思遠兄探討:三類自由主義者》。

徐思遠兄的言論我向來是敬佩的,如同敬佩魯迅先生和余傑兄。敬佩是因為這些言論在大部分中國人尚未完全進行民主啟蒙的情況下能夠促使人們去思考,而不是下意識地禁錮在原有的思維定式裡面。但是敬佩這些言論並不等於贊同這些言論的所有觀點。尤其是徐兄最近一個youtube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raFZeEWo)以與我探討為標題,所以有必要做一點回應。因為我本人口才不好,所以權且寫成文字以應之。

坦率地說,視頻里介紹的學術觀點基本上我是同意的。不贊同的僅僅是一些提法。比如“雞國”,很多人還不清楚這是在說中國,更多的人聽了這種叫法不舒服。這是感情因素暫且不管。視頻一開始就是“雞國人”具有什麼樣的“邪惡”缺點。中國人雖然沒有美國人的族裔成分那麼複雜,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具有一樣的缺點吧。如果是指部分中國人具有這些缺點,雖然符合事實但是也不必為此把整個中國人作為抨擊對象。其實抨擊全體也不要緊,因為魯迅和柏楊都是以中國人的劣根性為批判對象。雖然這種整體性批判有人接受有人反對,但是我感覺對於魯迅的批判,民眾的接受度高一點,而對於徐兄的批判接受度要少一點。因為魯迅的立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批判大部分中國人是華老栓的同時,對少數底層車夫的善舉也是不吝讚美之詞。這就讓中國讀者感覺到魯迅仍然是自己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員。而徐兄的批判雖然總的目的也是希望國人警醒,並接受以個人自由為價值基礎的文明秩序,但是用詞卻有一種詛咒感,令普通中國讀者感覺某種程度的距離和敵視,這樣你說的再有道理,恐怕大家很難聽下去。

我認為同樣是宣傳自由價值,卻有三類不同的自由主義者。一類是文學家,文學家以人性批判為主,越是尖刻越是發人深省,其作品就越有意義。一類是學者,以闡述自由價值的意義為己任,其言論是嚴謹、理性的,並且是尊重而不是批判基本的人性。學者把人性當成固定的,而其行為當成某種文化和制度下的產物。還有一類是行動家,其任務是發動更多的人以實際行動形成推動自由的政治力量。這三類人其實有不同的言行標準。一個人再出色也很難同時兼任三種角色。如果非要同時兼任就很難都做的好。

我之所以對徐兄保持敬佩之情,並不是將其作為學者,更不是作為行動者來看待,而是僅當成文學家來看待。當然如果將來徐兄寫出令政治學教授們矚目的學術著作我當然也可以將其看作學者。所以儘管其語言哪怕讓有中國認同情節的人感到污辱,我仍然尊敬其言論自由。其所設想的中國小國林立,和平競爭共處,如果真能實現當然也是不錯的結果。但是這畢竟不是學術推演和論證。其滬獨黨也自己承認並非真正的政治運動。所以綜合來看,我也只能把徐兄當成文人來看待。

我個人也曾思考為什麼歐洲演化出近代文明,而中國面積和歐洲差不多卻始終是治亂循環。我找的原因其實跟褲論(徐思遠兄弟系列論述)很類似。由於地理關係,歐洲實際沒有統一過,即便強大的羅馬帝國也始終面臨周邊日耳曼人的侵犯。所以各個邦國並立競爭,既維持了自由的價值又進化出更先進的法治文明。而中國從蒙古草原到越南叢林實際上沒有不可逾越的天險,從而更有利於專制君主實現大一統。一旦實現專制下的大一統,自由便不可存在,因而也沒有了進化的動力。大家普遍承認,春秋時代的思想繁榮與當時列國共存的諸侯體制是相關的。可惜在古代這是一種不穩定平衡,東方大帝國才是一種穩定存在。進一步研究發現,古代治理龐大的國度只能是專制帝國的形式,而民主只能存在於小城邦。

但是這些發現,並不支持“肢解中國”的理論,如果說它算是一種政治理論的話。一個嶄新的國家可以像美國那樣以共同的政治理念為基礎,但是傳統的國家則是自然演化的結果。現在的中國人,除了蒙藏疆一些少數民族,大部分人都有中國人的認同感,包括我這樣的內地回族人。這種認同感不僅僅是從小受到官方教育的結果,而是因為親人、朋友、同學、老鄉、同事、同仁等各種社會關係遍布整個國家。比如老家是河北農村的親戚實際上到安徽、湖南、江西、雲南、四川到處做小生意,他們很難接受一個個省都是獨立國家的觀念。假如沒有了這種往來,或者大家僅僅閑暇時到外地旅遊,那麼各省甚至更小的縣市獨立都可能接受。現實中這種民族認同感是不可能靠勸說小國林立的好處就能消除的。台灣分治太久,有國家的認同的老輩人都故去後,僅僅靠同根同源的文化,即便在將來大陸民主化了,恐怕也很難合為一個國家,因為兩岸往來跟出國的感覺是一樣的,也就沒有了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南北朝鮮也是分裂了很久,現在的統一願望跟幾十年前就已經無法相比了,再過幾十年估計即便北韓民主了也很難統一。

有網友對我說,在統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應該立場模糊。但是我的觀念恰恰認為把統獨看成大是大非是錯誤的,真正的大是是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大非是奴役、專制、獨裁、人治。或者簡單的把是否正義當成大是大非,只不過正義的含義太容易被歪曲。每當把統獨當成大是大非的時候就可能戰亂四起血流成河。所以我只是把統獨當成一個民主自治的結果和選項,而非固定的真理。

文學家只需考慮一種被忽略的價值,或者說有某種堅定的信仰,那就有了存在意義。學者要考慮的因素比文學家要更實際的多,只是客觀研究什麼樣的主動因素導致什麼樣的客觀結果,但是並不要求其本人信仰多麼堅定,更不可能純潔。而行動家則要求基本原則上的堅定以及行動策略上的靈活,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達到政治目的。所以“肢解中國”既不是一種學說,也不是一種政治運動,只能是一種文學描述,其價值也只在於警醒大一統觀念的危害。而“滬獨”如果不考慮社會背景可以算是政治運動,但如果考慮上海和中國的關係則可歸為行為藝術。滬獨和藏獨、台獨不同,後二者是真正的政治運動,而且將來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疆獨也是真正的政治運動,但是成功的希望卻沒有藏獨大,因為任何獨立運動要想成功,除了民意基礎,還要受到世界普遍承認,而這種普遍承認在文明世界是以人權保障為前提。新疆的人口雜居、宗教氣氛以及共產專制製造的民族仇恨使得目前的疆獨運動很難產生一個各族人權普遍受到保障的獨立國家。

對自由價值的追求上,我跟徐思遠兄是一致的,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中國人的心理認同絕不僅僅是大一統的帝國主義思想灌輸造成的,而是有着人民日常生活的溝通往來的現實基礎。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那只是古人對自由國度的想象,代替不了當代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國家訴求。至於民主國家應該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組建聯邦國家,這是一個常識,無須爭論,也沒有分歧。

總之我跟徐思遠兄的主要分歧在於:一,是否對中國人這個族群有心理感情和群體認同。這個其實是沒有對錯的事,我現在有中國人的自我認同,但是我兒子將來長大可能沒有這個認同,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無需爭論。二,各地獨立建國是否實現中國人將來享有自由民主的必然途徑。我認為獨立與否只能是民主後的自然結果,並且不能以犧牲人權為代價。而徐兄則認為必須先實現肢解中國後,再自願組成聯邦。我不敢說徐兄的這個設想就不如我的民主團結運動設想,但是假如要按照徐兄這個設想付諸努力的話,我認為對於中國人儘早享有民主權利沒有什麼好處,反而有可能起到瓦解民運的作用。而民主不能實現,自由當然也不會憑空降臨,中國人民將不得不在共產專制下忍受更長時間的不公平、不自由、以及沒有人權。

(文字原載《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