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敬拜上帝,还是敬拜暴君? ——访德国新教联合会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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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集中营,资料图片

我们一直被一个严酷的真理所打击:在奥斯威辛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牺牲者,所有的杀人者都是基督徒。……人们该如何理解无论希特勒还是希姆莱都不曾被逐出教会?解释庇护十二世从不曾谴责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必要的,更不必说是绝对必须的?解释亲卫队有一大部分是始终对他们的基督教世系保持忠实的信徒?解释曾有些杀人者在大屠杀间隙中前去忏悔?以及解释他们都来自基督教家庭并接受过一种基督教教育?

威塞尔《做个犹太人》

为什么这间教堂裡的耶稣像没有双手?

在柏林宪兵市场广场附近的一家餐厅,我们应邀与新教联合会发言人法格勒博士起共进午餐。

法格勒博士大约在五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善于沟通且阅历丰富。他是一位牧师,对德国教会历史有深入研究。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曾在巴伐利亚一家路德宗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后来赴美国和英国留学。此后,他到非洲肯亚宣教六年。那段时间裡,他跟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创建了一家新教会。结束宣教工作回到柏林新教联合会总部之后,他担任与非洲教会的联络人。六年前,他被任命为新教联合会的「外交部长」兼「发言人」,负责处理教会与政府、宪法机构的事务,及新教教会与其他国家教会的事务。

我提出第一个问题:目前德国新教的状况如何?法格勒介绍说,德国总人口八千万,两千六百万新教徒,两千六百万天主教徒,两者人数基本相等。另外还有三百五十万穆斯林。作为宗教改革发生地,新教和天主教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两者的关係近二十年来有所改善,双方在一些社会慈善事业领域展开有效合作。

「那么,近年来,德国教会的人数在增长还是下降呢?」我问道。

法格勒回答说,让人忧虑的是,信徒的人数不断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到教会的很少。教会对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德国教会面对的最严重问题是:在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相对主义思潮佔据主流的时代,如何让福音重新触动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人们强调建立在自身美德和能力上的自我价值感时,如何让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容易破碎的,真正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乃是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教会很难像中世纪那样佔据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但教会必须在人们需要时提供其他机构无法取代的精神上的帮助。

今天,政教关係在德国仍属「高度敏感」领域。我询问道:「在今天的德国,教会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係呢?」

法格勒沉吟片刻之后,回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分歧放在宪法框架内评估。如今德国教会和政府的关係,都依据德国基本法之规定来处理。基本法第四条规定——『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保证宗教活动不受阻扰。』德国教会实行政教分离原则,但德国的政教关係比其他国家複杂。」

据我瞭解,德国政府帮助教会徵收宗教税,再将此笔款项分配给教会,包括神职人员的薪水也是这样处理的。如此这般,神职人员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国家公务员。法格勒强调,政府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代徵」,但我总觉得政府对教会事务的介入,或者说教会对政府工作的依赖,实在太深了。教会与政府理应保持更远距离。

不过,这种状态是由德国教会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依赖德意志诸侯的力量,「路德的神学前提使他不仅必然要攻击教会的管辖权力,而且要相应地维护世俗当局,从而填补前者造成的权力真空」。[1]路德反对罗马教廷时,不是将真理直接诉诸于民众饥渴慕义的心灵,而是借助封建诸侯的力量,以此迅速获得胜利。这种策略也埋下教会受制于世俗政权之隐患,「由于这一信仰所具有的乐观主义,所以它似乎对于政治制度滥用权力的习性缺乏深刻认识」。[2]从此,德国世俗政权对教会事务的介入便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

在交谈中,法格勒特意提及,他没去过中国,希望早日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与中国政府和家庭教会有所接触。他说,他将坦诚地向中国政府介绍德国在处理政教关係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不是要求中国全盘移植德国模式,而是让中国瞭解德国的情况,以此推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他认为,首要问题是唤醒民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让大家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部分。一个不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必定是人权状况糟糕的国家。

我回应说,中国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识有很大欠缺,即使是追求人权和自由的知识份子,也将宗教信仰自由放在人权的末端,似乎可有可无。但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其他权利的根基。一九九八年,在韩国光州发佈的《亚洲人权宪章》中阐述说:「在亚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大部分亚洲人民笃信宗教,宗教是贫困和压迫中取得安慰的源泉,很多人在宗教裡找到基本的身份认同。……宗教宽容对人享有良心自由,包括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十分重要的。」[3]此阐述带有世俗自由主义烙印,但即使是这种认识,在大部分中国人那裡都是天方夜谭。

饭后,法格勒领我们参观新教联合会总部。宪兵市场广场是柏林最美丽的广场,这裡有一家专门演出古典戏剧的剧院和两个互为姊妹的大教堂——法兰西大教堂和德意志大教堂。法兰西大教堂是流亡到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信徒建造的,其内部设有对外开放的胡格诺派博物馆。法格勒告诉我们,新教联合会的总部设置在政府、议会和法院大楼附近,其目的是迅速与世俗机构就当下事务作沟通和讨论,在一些公共问题上第一时间发出教会的声音。在二楼一间会议室内,联合会的一群牧师们正在开会讨论一项关于堕胎的法案。法格勒说,教会不应当像中世纪的修道院那样「自我边缘化」,应当让信仰彰显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座庞大的办公楼与普通办公楼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其中设置了一间小礼拜堂。这间礼拜堂可容纳一百人左右,专门供在总部工作的牧师和工作人员使用,大家随时可来此祈祷。在礼拜堂中央的祭坛上,安放著一尊耶稣钉十字架的小塑像。这个塑像与我在教堂中看到的造型截然不同: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没有双臂!

我曾在和解小教堂看到只有一隻手臂被钉在十字架上、另一隻手伸向下方的耶稣塑像。和解小教堂的艾舍牧师告诉我说,耶稣的另一隻手伸向人间,表明耶稣对这个世界的深切参与,直到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刻,也没有忘记被凌辱、被逼迫、被屠杀的人们。那么,这裡的耶稣塑像为何两隻手臂都缺失了呢?这一艺术创新惊世骇俗,若是在中世纪,雕塑家恐怕要被宗教裁判所审判了。也许,艺术家试图表明,在最黑暗的时代裡,教会没有成为耶稣的臂膀,没有参与耶稣拯救人类的伟大事工。基督徒们背对这个世界,没有与在集中营中被屠杀的人们站在一起。那么,这个塑像的用意是谴责,也是警醒。

有一种基督教是「日尔曼人的基督教」吗?

法格勒指出,纳粹时代德国新教教会的表现,是德国教会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早在纳粹上台之前,作为国家宗教的路德宗教会就热烈欢迎纳粹党的民族革命。他们拒绝魏玛「不敬神」的现代主义,这些在一九二○年代形成的新教牧师和神学家的宽泛联盟,宣扬创造一个新的「民族社会」。他们所说的「忏悔」是对一九一八年的失败进行「全民忏悔」。青年神学家和随军牧师保罗·阿尔托依靠兹声称,德国人需要起来反对《凡尔赛和约》,以证明他们值得再次受到上帝的信任。他将神学观点同好战的民族主义巧妙地混合起来,成为路德宗和德国天选论的一个强大且日益重要的宣传家。[4]当纳粹掌权时,他称讚希特勒入主总理府是上帝的神迹和礼物;当纳粹开始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指出,自上帝指引历史以来,他们进来遭受的苦难就证明了犹太人的罪恶。

纳粹上台之后,从三个方面压迫、打击和改造教会,纳粹需要的是唯唯诺诺的「日尔曼人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庞大、周密且狂妄的将教会纳粹化的计画,纳粹获得巨大的成功。

第一步,纳粹致力于将教会纳入到其无孔不入的国家体系之中,让基督教成为顺服与支持纳粹的「国家宗教」。从一九三三年开始,纳粹政权就出重拳使作为新教核心的福音教会纳粹化。希特勒似乎志在将服役教会改造成一种新国教,以自信纳粹当局的种族主义新政策,最终将天主教徒吸引过来为纳粹理念奋斗。[5]希特勒及其助手们诋毁基督教的言论,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在公开场合,希特勒扮演著「教会守护者」的角色。他先是安排心腹穆勒担任「全国主教」,当穆勒未能按照其意图成功控制教会时,又任命汉斯·克尔作为新成立的「宗教事务部」部长。这个担任过普鲁士司法部长的铁杆纳粹分子,遵照元首的命令採取一切措施遏制教会的反对势力,并宣称「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纳粹消灭了所有政党,消灭了工会和民间组织,让党国体制成为民众惟一的依赖,一旦离开此种体制,每个人都是孤立无助的个体,无法集结成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纳粹不能容忍教会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而存在——只要存在独立的系统,便有可能是潜在的反对力量。纳粹进而开始插手老百姓灵魂的事务。纳粹需要的不仅是民众三心二意的支持,而且是死心塌地的效忠。一个在灵魂上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人,不会同时接受纳粹的价值观。要让人们都成为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就必须让教会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让教会领袖们成为政府官员。

其次,纳粹政权诱导民众放弃传统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以新的纳粹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当时,德国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民众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宗教生活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颠覆基督教的工作的一部分,纳粹狂热分子鼓励在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仪式上去除基督教的影响,并废除基督教日曆和基督教节日。从一九三八年起,学校中不再允许上演颂歌和基督降生的戏剧。戈培尔还有一个隐蔽、阴险的花招——「每个星期日上午去做礼拜的时候,为了转移人们不要去做礼拜,于是广播裡就放送最美好的德国音乐和精选的诗篇。」许多爱好音乐和诗歌的德国人因此留在家中。纳粹以群众运动起家,当然知道如何「运动」群众,如何将群众控制在其股掌之中。

纳粹更是致力于与教会争夺年轻一代。纳粹很早便洞悉了此一策略:只有掌握年轻一代的心灵,才能掌握德国的未来。在夺取政权之前,纳粹组建了许多对青少年颇有吸引力的组织,让孩子们积极参与,进而不再踏进教堂之门。如何抵御纳粹对青年人的蛊惑,教会既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也缺乏与纳粹抗衡的资源以及与青年人沟通的语言方式,只能眼睁睁地看著孩子们纷纷离开教堂,昂首挺胸地走进纳粹的青少年组织。

希特勒青年团的少男少女们通过晚会活动形成新的世界观,连学校上课用的教材也成了政治工具。一九三五年的《教师手册》规定: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纳粹还创办了一批精英学校,如希特勒学校、国家政治学院、国社党帝国学校等,以培养接班人,「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要在军队裡经受磨练和严格的训练,课堂上除了知识外,他们主要是接受世界观教育。他们要像政治战士一样,『相信、服从、战斗』⋯⋯希特勒的学生们常常是狂热信仰的一部分。他们每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活过了那个时代。」[6]通过这些努力,整整一代德国人脱离了教会,丧失了信仰。「纳粹主义的长远目标不仅仅是毁灭教会,而还要毁灭任何意义上的基督教信仰」。

第三,纳粹对基督教作了若干「大刀阔斧」的「改革」,企图打造附庸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尔曼人的基督教」——只有此种「积极的基督教」,才能在第三帝国享有一席之地。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中有涉及宗教信仰的部分,如此论述说:「国内一切宗教派别享有自由,只要它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这裡的措辞耐人寻味: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有特别的限制,即不能危害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言下之意是,无论何种宗教信仰,如果不符合纳粹的意识形态,则不受保护。纳粹又声称,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什么是「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呢?在受到种族主义激发的各种运动中,有两个宗教分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便佔据统治地位了:一个是消除了「犹太」或「罗马」特性的「日尔曼」基督教,一个是强调自然—太阳崇拜的新异教主义。这两者又互相混杂,于是「在新的德国基督教中,耶稣被变成一个坚定的握著剑而不是戴著荆冠的亚利安人」。[7]

纳粹兴起之后,此两种宗教分支,变本加厉蚕食正统信仰的领地。许多新教徒全力支持「恢复国家尊严」的行动,其中有些自称为「德国基督徒」者更是参与纳粹的暴力活动,被称为「教会中的衝锋队」。[8]德国天主教会原本效忠于教宗,如今摇身一变听命于希特勒,并声称这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于是,德国教会历史上最卑鄙的一幕发生了——汉诺威主教马拉伦斯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概念,是决定和表现德国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义。德国基督徒也有义务遵守。」教会公开抵制「德国的犹太使团」、拒斥「普世基督教精神」、反对「种族混合」是他们建立「适合日耳曼种族的基督信仰使命」的一部分。很多来自中下阶层的年轻牧师种族意识强烈,渴望一个勇于战斗的教会,以激进的方式传播福音,教导教会成员为耶稣和祖国而战,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绝不妥协。这种好战的基督教尤其吸引年轻人,他们看不上从事慈善福利活动和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化宗教团体」,也憎恶传统牧师强调的基于基督受难和复活的原罪和忏悔。[9]

谈到这裡,我告诉法格勒,中共控制教会,跟希特勒有相似之处。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当局扶持了一个「三自教会」(所谓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此「御用教会」将党作为崇拜对象,扮演著跟纳粹的「日尔曼教会」相似的角色。中共希望以此控制教会。但大多数中国基督徒选择在家庭中聚会,是为家庭教会。而当年德国教会未能抵御民族主义的教训,对今天的中国教会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是中共有意鼓动和煽动的结果。上帝的公义和爱是赐予万国万邦的,基督信仰应当成为民族主义之「解毒剂」。但基督信仰中蕴含的真理的力量,并未在中国教会彰显。中国基督徒应当认识到,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某国和某民族所独享,它属于全体人类。

法格勒回应说,他理解我的担忧,他会将中国「三自会」的真实状况告诉德国教会。他针对所谓「日尔曼基督徒」的信仰状况分析说,那些「积极的基督徒」,同时身兼纳粹党徒和希特勒崇拜者的身份。他们并不感到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希特勒显然是被派往世界来拯救德国的上帝的使者。一个热情的信仰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耶稣基督以希特勒的形式被派到我们当中。』」这才是对信仰最大的亵渎。

希特勒的归希特勒,上帝的也归希特勒

法格勒认为,在「上帝」和「希特勒」这两种信仰之间,必定有一种是虚假的,因为两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对于那些毫不犹豫地去杀人的纳粹党徒而言,对上帝的信仰是虚假的,或者说对上帝的信仰早已被纳粹意识形态掏空。

那么,希特勒本人的信仰究竟如何呢?

希特勒从小生活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其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并经常带孩子到教堂去做礼拜。希特勒成年之后并未公开否认其教徒身份,但他其实是一个宗教虚无主义者,内心深处充满对基督信仰的刻骨仇恨。

如果说尼采只是反对体制化的教会(包括被其视为威权象徵的上帝)而不是全盘推翻基督信仰,他对耶稣本人尚存几分敬意;那么,希特勒不仅反对作为组织系统的教会,而且敌视耶稣本人,因为耶稣宣导的爱与公义正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剋星。希特勒将基督教看作是「系统地培养人类失败的因素」、「侵蚀我们重要器官的祸害」。他狂妄地宣称:「总有一天,我们要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在那裡,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会站在讲道坛上向老妇人佈道。」跟天主教教徒相比,希特勒尤其蔑视一直以来跟世俗权力眉来眼去的新教教徒:「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样顺从,当你对他们说话时,他们惶恐得汗流浃背。

与十九世纪以来所有对西方基督教文明失望的左派思想家一样,希特勒对各种东方宗教元素都有强烈兴趣:瑜伽、催眠术、占星术以及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东方神秘主义。希特勒的传记作家艾伦·布洛克指出:「他蛊惑听众的能力类似于非洲巫医或亚洲萨满教的神秘技艺。」曾经担任威廉二世顾问的、信奉神秘主义的休斯顿·张伯伦形容说:「希特勒让德国人的灵魂甦醒过来,他是弥赛亚运用其权势的工具。」与其说是弥赛亚的工具,不如说是撒旦的工具。希特勒早年的朋友、书商俄尼斯特·普雷茨奇回忆说,他曾经将一种迷幻药推荐给受病痛折磨的希特勒,希特勒由此获得了力量,去做那些他认为命运所指定的事情。希特勒最亲密的小圈子的成员,大都也是敌视基督教的东方神秘主义者和毒品成瘾者,如希姆莱和罗森堡。[10]这个特徵在西方一九六○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中惊人地重现了。

希特勒发明了一套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宗教,这是关于团结一致、权力、希望和奇迹的宗教,一种敌视基督教的宗教。希特勒告诉其亲信罗西宁说:「我正在创设一种秩序……人间神。」他宣布说:「创世还没有结束。人正变成上帝……人处在变成上帝的过程之中。」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戈培尔对此深信不疑:「希特勒是命运和上帝的富有创造性的工具……他是如此深不可测和神秘,就像古代的先知。有了这样一个人,人们就可以征服世界了。德国将获得新生命!」[11]可悲是是,很多德国基督徒不仅对希特勒敌基督的本质一无所知,却坚信,希特勒就是民族的拯救者,他会使社会重新基督教化,令整个德意志民族再度觉醒。[12]

纳粹主义的根基便是种族纯正的「第三帝国」的狂想。「第三帝国」这个词语古已有之,在德国它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概念,「『帝国』(Reich)一词既然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路德圣经》有一个句子就用了这个词。这个句子是:『你的帝国来了。』」[13]希特勒赋予这个词语以新的内涵与外延——那是一个他本人取上帝而代之的国度,帝国将与他本人同命运。用希特勒御用理论家罗森堡的话来说就是:「让世界自然而然地运行吧,不过我相信希特勒;他的头顶萦绕著一颗星星。」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启发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向教会和犹太人的战争宣言,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石。[14]

《圣经》中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上帝的物与凯撒的物的二元区分是基督教政治哲学的核心」。[15]纳粹却要让上帝的领域归其所有,「在极权主义时代,凯撒想让那些过去按传统权利不属于他的东西也屈从于他」,「根据纳粹的学说,国家宗教凌驾于各宗派,独立于一切宗教教条。据此看来,基督教教会应毫无问题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权威。」[16]

在希特勒所设想的「美丽新世界」裡,没有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存身之地。与希特勒一样,大部分的纳粹党人都对基督教有一种「形而上的仇恨」,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这种信仰被守财奴式的传教士所强化,「纳粹运动是自从早期现代被世俗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反天主教的反映,它只能被解释为『在所谓基督教的西方病入膏肓的信号』。」纳粹领导层大都是无神论者,早已丧失了善恶观念和道德制约,是心中没有敬畏的一群人。

希特勒青年团,网络图片

毋庸讳言,教会是希特勒的手下败将。耶稣基督将教会当作自己的身体,教会却未能在上帝面前承担此职责。在那个黑暗时代,教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之一部分。在战争开始前夜,大多数德国人既是属于某个基督教派的信徒,又加入了纳粹党或某个纳粹党控制的组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四)仍然是新教教会或天主教会的成员,加入纳粹组织的人佔三分之二。[17]

很多大屠杀的加害者都是基督徒。战后,很多人试图把这最恐怖的种族灭绝描述成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在犯罪的、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脱离了文明的约束,而结成的特别紧密的网路的产物。然而,最细緻的历史研究表明,刽子手神志清楚、道德正常。[18]如果不是德国战败,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圣经的教导在此失效了,正如汉娜·鄂兰所说:「自打整个有名望的阶层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屈从于希特勒之后,指引著良心,决定社会行为和宗教戒律的道德格言——你不可杀人——已经从事实上化为乌有了。」

教会本应遵循上帝旨意,宣讲并履行同情之心、培养爱心,减轻人们的痛苦,谴责罪恶、残忍和杀戮。教会应对暴政的态度,是教会是否遵循圣经教导的试金石。神职人员的使命是传扬爱、同情心、怜悯心和道德,如果他们默许、赞同和支持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消灭,就有力地证明,反犹主义在德国无所不在。

反犹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德国教会肌体内的一颗尚未切除的毒瘤。在马丁·路德那裡便有严重的反犹主义思想,此种思想更早在中世纪便氾滥全欧洲。在「路德的城市」威登堡的圣母教堂外,我曾看到一个奇怪的雕塑。雕塑是一隻给三隻小猪哺乳的母猪的造型,它的后腿被一个带著尖顶帽子的小个子男子拖住——这是犹太人和猪,是一种羞辱犹太人的标志。这一标志在路德时代便出现在许多教堂。

一九八八年,这座路德曾佈道的教堂被修缮一新。与此同时,一些路德会的年轻会员认为,不能让外边这座雕塑就这样立著——当然更不能将其「毁尸灭迹」,他们筹集了一些资金,在这座雕像前竖立了「警示碑」。它由四块青铜质地的方形平板组成,被镶嵌在人行道上,由一隻青铜手指从下边把它抬到稍稍高于地面。朝上的一面有一段说明:

犹太人不能发出声音

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就在这习以为常的辱骂中

六百万犹太人死去

这个「警示碑」是德国数千个「警示碑」之一,是我所见的第一个以教会名义对教会参与反犹主义罪孽忏悔的「警示碑」。

烈火中的荆棘:〈巴门宣言〉与基督徒的抵抗

法格勒带著我们参观新教联合会整座大楼,一路步履匆匆。他是一位工作效率极高的德国知识份子。

在大厅进口处的一面位置显要的牆上,悬挂著几个装有纸张发黄的德文文件的镜框。法格勒博士停下如飞的脚步,指著文件说:「这就是有名的〈巴门宣言〉。在纳粹时代,大部分德国的教会和基督徒都臣服于希特勒的统治,接受纳粹的价值观,背弃了纯正之信仰。而〈巴门宣言〉为德国教会挽回了声誉,战后德国教会的重建便以此为精神基础。」

直到今天,我们仍需直面威塞尔之质问:「人们该如何解释众人的消极态度,在他们旁观犹太人受迫害之时?如何解释杀人者的残忍?如何解释他们中间的基督徒在射击孩子时不让他们的手臂颤抖,或在把他们赤裸、颓丧的牺牲者们驱进死亡工厂时不让他们的良心约束自己?当然,在此处或彼处,总有勇敢的基督徒来帮助犹太人,但他们是少数。」[19]这质问不仅来自威塞尔,更是来自万人坑中死不瞑目的遇难者。如果不能回应此追问,信仰复兴和教会重建便是空中楼阁。儘管个别牧师的许多英雄主义行为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记录下来,但是教会机构都悲剧性地没有鼓起勇气去阻止纳粹犯下难以言说的反上帝和反人类的罪行。这种体制性的神经衰弱将永远是基督教历史上的污点。这是一种道德的近视。当应为大众指示远景的教会患上「道德的近视」,人们从哪裡寻求真理与方向呢?

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尔曼基督徒」在纳粹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大会,特意将地点选在「路德之城」威登堡,以显示他们是路德的传人。他们试图让德国所有福音派教会「协调一致」,将全德二十八个地区性新教团体合成一体,归由一名主教管理。这样,在纳粹所宣扬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之后,便可再加上「一个教会」。同年九月,他们选举希特勒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穆勒为新的国家主教。穆勒将元首制的原则引入教会管理,通过名为「雅利安条文」之决议,要求具有雅利安血统是担任神职的前提。根据此决议,在一九三三年当年即有三千名牧师被解职,占德国牧师总数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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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之下,马丁·尼穆勒牧师领导一群传道人组成「牧师紧急联盟」,以捍卫圣经和礼拜仪式,防止纳粹干涉教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又建立了被称为「宣信会」的替代性教会管理组织。一九三四年五月,四百名基督教新教教会代表来到小镇巴门,召开了为期一个礼拜的神学研讨会,会后发表了一篇震撼教会内外的〈巴门神学宣言〉。

这份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是喀尔文派的神学家卡尔·巴特。该宣言呼吁德国教会回到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明确反对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政策,并强烈表示教会存在的主要职责和角色。前言指出:「鉴于现存帝国教会当局的『日尔曼基督徒』的错误正在毁灭教会,也正在破坏德国福音教会的统一,我们要公开声明以下的福音真理。」宣言共有六条,其中有两条信仰告白引起希特勒政府的相当不满。第一条指出:「《圣经》是惟一上帝的话,不论是生、死,我将永远顺从。」第五条指出:「教会没有义务替政府宣扬政策,但有义务与责任宣扬《圣经》的教训和耶稣基督的主权。」

〈巴门神学宣言〉不是一个政治宣言,但它不迴避「敏感」的政治问题。宣信会没有计划开展抵抗纳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它主要是反击「日尔曼基督徒」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对基督教的曲解,「宣信会决定不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敌对教会,而仅仅作为一个团体去保护正统的基督教信仰」。[20]但是,该宣言撼动了纳粹的一元化统治,挫败了希特勒一统教会的野心,成为暴风骤雨中基督徒持守信仰的一盏明灯。

宣言发表之后,纳粹大为震怒,逮捕了许多签署者。仅在一九三五年,因为公开拒绝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便有七百多名牧师被捕。宣言发表之后,许多教会和基督徒认识到,他们不仅要为捍卫信仰自由而战,还应当在一切与良心和人权有关的事务上发言和行动。沉默和逃避的态度,既是因为人的怯懦,更是因为神学上的偏差。如果完整领悟了《圣经》真理,必定会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潘霍华更是迈出从认信到抵抗的关键一步。对他来说,仅有口头上的认信,不论多么勇于表达,到头来还是免不了要背负杀人共犯这个罪名。潘霍华投身抵抗运动,参与了推翻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在生命最后时刻宣称,他坚信「公民的勇气」来自上帝:「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依靠的是这么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勇敢的行为作为信仰的自由回应。」[21]他在《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人们无法用传统的伦理、规范和原则打败纳粹的邪恶,唯独上帝能够战胜它。希特勒已经把人类的现实处境逼上不归路:邪恶已经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并脱下面具。邪恶已经超过人们的能力范围,人们全都受到它的玷污,而且无法逃避被它玷污。那么,解决之道就是遵从上帝的旨意,积极、勇敢又喜乐地奉行上帝的旨意。离开耶稣基督我们就无法分别是非对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仰望祂,只有藉著祂才能够给深不见底的邪恶世界致命一击。这是一种绝不妥协的基督中心主义。[22]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尼穆勒牧师因公开反抗纳粹而被捕。此前一个星期,他曾在达伦姆一向是坐无虚席的教堂裡向会众讲道,这次讲道成为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讲道。好像他已预感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似的,他说:「我们和古代的使徒一样,不愿意在上帝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23]此后他辗转于多家监狱和集中营之中,直到七年后被盟军解救。尼穆勒的志同道合者屈指可数,但这先知式的宣告,成为战后德国教会复兴的种籽。他们人数虽少,但像盐一样,以让自我消失的方式改变了整杯水的味道。

战后,许多人迷惑不解的是:上帝为何允许大屠杀发生?上帝为何不出手惩恶扬善、改变历史进程?神学家汉斯·约纳斯解释说:「人们可能期待著,善良的上帝有时打破最大的抑制其权力的规则本身,并且以解救的奇蹟来进行干预。可是,解救的奇蹟并没有发生。上帝对奥斯威辛愤怒的年代裡一直保持沉默。所发生的奇蹟来自人类自己:来自那些为了拯救以色列人的义人的行动,即,只要不出意外,随时与以色列人共命运、不怕做最后牺牲的民族中那个别的、往往默默无名的义人的行动。」[24]上帝给予人以自由意志,有人作恶,亦有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著这群为真理献身的基督徒的存在,即使在最黑暗的夜半时刻,即使在焚尸炉的烟火之中,人类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仍未全部崩解,人类社会仍未沦为万劫不复的「动物庄园」。

法格勒介绍说,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和德国教会都面临重建问题。重建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更需要精神资源。那些服从甚至配合纳粹政权的教会,即「日尔曼教会」,自然遭到民众唾弃,那两千名曾签署申明支持纳粹的牧师均名声扫地。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到法律制裁,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继续从事神职工作。反之,那些参与签署〈巴门宣言〉的教会,每个礼拜日都会涌进成千上万信徒参加礼拜。那些坚守信仰的教会,在大逼迫的日子裡经受了风吹雨打,当雨过天晴之后,便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中心。

他们假装是自由的:东德时期在夹缝中挣扎的教会

二战结束、第三帝国消亡,但德国教会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

两个分裂的德国,正好位于冷战最前沿。东德统一社会党为巩固并扩展其权力,像纳粹一样将魔爪伸向教会。经历了纳粹二十年血腥统治之后,尚未恢复元气的东德地区的教会,再度遭遇一场劫难。东德教会在官方的压迫之下,四十年间不断地失去信徒,版图日渐收缩。东德政权成立时,东德地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当东德瓦解时,信徒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么,东德时代教会和基督徒的光景怎样呢?法格勒介绍说,在新教各宗派中,路德宗比较强大,遂成为东德当局的眼中钉。

东德政府将消灭基督教当作一种潜在的政治目标,在几十年的统治中,集中各方面政府资源以达成此目标。东德政府没有像纳粹那样发起针对教会的大规模迫害运动,通常使用隐蔽的方式,此种无形的压迫更有效果。党和国家政权,尤其是国家安全部,几乎控制著全部舆论和公共生活以及直接涉及私人领域的教会活动。东德当局让神职人员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之承认和尊敬,让基督徒成为「隐形的人」,甚至是受歧视的人。

东德的执政党像纳粹一样,企图取代教会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在教会外创造和发展出一套模仿教会的平行的制度。无论是纳粹还是东德政权,以及中共政权,所有极权主义政权都以教会为敌,这是因为基督教坚持人皆有良心的自由——人的良心的自由,是独裁者对民众实施催眠的最大障碍。「第三帝国的新大厦就以恐怖主义对良心的迫害而开始,这种迫害通过无数的管道浸没了、或者是轻轻地而不断地渗透进全民族每一个人的生活裡面去。在它那裡,我们就看到了第三帝国最强有力和最恶毒的手段及其自己的原罪。」[25]纳粹和所有极权主义者靠暴力、更靠思想征服人民。通过「枪杆子」和「笔杆子」,专制政权让民众放弃良心的自由,并帮助统治当局迫害「国家的敌人」。

我接著问法格勒:「那么,东德时代的教会如何应对当局的逼迫?」

法格勒回答:「当时,东德教会的态度大致分为两派。多数派的观点是恒久忍耐,如同当年的先知摩西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给德国教会的试炼,这是德国教会在纳粹时代的背叛和屈服所遭致的惩罚。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旷野中跋涉,而现在东德的教会也在一种类似于『沙漠』的环境中存在。他们认为,教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要竭尽所能在东德无神论的大环境下存在。而少数派则主张公开、坚决地对抗当局的宗教政策,要像先知耶利米那样对人民说出真相来。这真相就是,如今我们如同一个流亡的民族一样,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在后者当中有少数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一位牧师以自焚来抗议共产党的暴政。」

在东德,一名神职人员如果选择不服从的道路,其遭遇可想而知。比如,艾格特主教拒绝与当局合作,受到无情打击。祕密警察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和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自由的痛苦中。警察派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散佈谣言说他鸡姦男童,还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破坏他的健康。

即便如此,东德教会内一些有勇气的牧师认为,教会应当成为受迫害者的避难所,给遭受不公的人们以祷告和礼拜的空间。他们冒著风险与西德教会合作,筹集到资金,花钱从政府那裡赎出被关押的信徒。

与中共组建的「三自」伪教会系统(中共对其他几大「合法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亦如法炮製)相比,在东德,因为基督教传统深厚,东德当局不可能推倒、抛开原来的教会,从头建立一个新的官方教会体系,它只能逐渐渗透、蚕食原有的教会,并迫使其接受「社会主义教会」的定义。在东德时代长期担任东德新教教会救济会心理治疗诊所首席医师的心理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指出,数十年来,教会一直是东德境内唯一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教会为不同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保留了自由空间,而且不断有勇敢的宗教领袖站出来反对国家专制独裁、揭露社会体系内的扭曲之处。但是,在另一方面,教会内部也存在一个影响巨大的妥协派,主张与政府合作,甚至帮助政府压制不断增长的骚动和反抗,成为造成东德民众「情感堵塞」的力量之一。[26]

在一九七一年的东德全国教会代表大会上,教会领袖接受政府的命令,将自身严格定义为「社会主义教会」。教会高层向官方靠拢的态势的高潮,出现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教会联盟的大主教阿尔伯特·舍恩荷尔与东德独裁者何内克之间进行了公开对话,谈话被视为两个公共机构之间的相互丝毫及谅解。由此,教会认为其身份得到政府的肯定,作为回报,也异常友善地讚扬了何内克身上体现出来的「专业水平」与「人情味」。[27]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民众在试图穿越柏林牆、奔赴自由时,遭到东德边防军士兵枪杀,枪杀的命令是何内克亲自下达的,他并没有一点点「人情味」。

德国总理梅克尔的父亲霍斯特·卡斯纳就「社会主义教会」的高阶神职人员之一。当时,东德当局赐予教会管理层出国旅行的优先权,在普通大众被严禁出境时,宗教领袖却拥有去西方国家旅行度假的特权。多年来在教会内部工作、对教会权力运作洞若观火的汉斯-约阿希姆·马茨认为,「教会领袖反而能够享有此种出国度假的特权,不啻为其投机取巧人格的一种明证。」[28]

卡斯纳利用其资源和特权,早在一九七○年代就独自到罗马和伦敦旅行。而且,他还能为女儿争取到去西方和苏联旅行的机会。他为女儿营造了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相当舒适的环境,在学业和事业上一路顺遂的梅克尔并不觉得其在东德政权下的前半生有多么痛苦和压抑,她曾对摄影家克尔伯尔说:「我不曾觉得民主德国是我的故乡,但一直利用民主德国提供的游戏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官方教会牧师的女儿,她既享有部分特权,也并不为政权所完全信任,在每间屋子都可能存在告密者的社会裡度过生命的前三十六年,养成了很好的掩饰或控制情绪的能力。[29]这段经历也影响到梅克尔对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看法,她对共产党有负面的看法但相当温和——她也以自己的经历去猜想中共政权的治理模式,结果犯了大错。

东德政权致力于将东德教会塑造成一扇橱窗,更何况这扇橱窗能够带来滚滚财源——由于东德教会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便恳求西德提供援助与补贴。当年西德流入东德教会的资金至少有二十五亿至四十亿马克,也成为东德政府的一宗重要外汇收入。然而,这笔名为「兄弟援助计画」的、看似兄弟情深的金钱,却是有毒的,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东德教会在经济上对西德的依赖日益加深。这不仅掩盖了新教教会真实的经济状况,也导致教会失去努力改善自己现状的动力。教会在经济上失去了独立性,也形成了小范围内的特权腐化。[30]

经过战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东西德的社会和教会都大不相同了。法格勒指出,在分裂时期,东西两个德国教会的状况有明显差异。东德教会处于受迫害者的位置,为生存而挣扎,较多思考政教关係问题。而西德教会受宪法保护,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面对的是后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衝击,教会如何用古老而永恆的真理应对时代的挑战,是西德教会思考的重点。

一九八○年代中期,东德的统治出现了裂隙,越来越多人去教堂参加礼拜和祷告会。教会成为追求真理的人们的聚集地,对异议人士也有保护功能。在一般情况下,警察不敢衝进教堂去抓人,当局只能派遣便衣警察混进教会搜集情报。在历史转型时期,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和平演变的奇蹟。许多异议人士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成了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

法格勒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一九八九年之后,原东德地区享有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法律的保障并没有使得信徒人数上升。近二十年来,基督徒的比例仍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许多荒废的教堂得以修复,但人的心灵的修复、重建基督教信仰,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并未全部消失,价值秩序已被摧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可喜的是,在前东德的一些地区,涌现出了一批生机勃勃的教会和团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上帝给予信仰者和教会的担子,不会超过人所能承受的;但上帝正是通过血与火的试炼,让人们分辨清楚谁是麦子、谁是稗子。德国教会的光荣与梦想、失败与耻辱、眼泪与血泊,不仅是其自身的财富,更是全世界教会共有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基督徒和教会来说,尤其如此。

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初稿

二○○九年三月十日完稿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修订

[1]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页21。

[2]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页12。

[3] 《亚洲人权宪章》,香港亚洲人权委员会印刷。

[4]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页10-11。

[5] 理查德·J·埃文斯:《当权的第三帝国》,页228。

[6]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版,页4。

[7]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页460。

[8] 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页106-107。

[9] 理查德·J·埃文斯:《当权的第三帝国》,页228-229。

[10] 欧文·路茨尔:《希特勒的十字架》,(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页53-56。

[11] 欧文·路茨尔:《希特勒的十字架》,页53、页59。

[12] 理查德·J·埃文斯:《当权的第三帝国》,页229。

[13] 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页3。

[14] 罗伯·维特曼、大卫·金尼:《恶魔日记》,页151。

[15]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301。

[16] 沃尔特·拉克尔:《法西斯主义:过去、现代、未来》,页56。

[17]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页12。

[18]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页229-231。

[19] 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页24。

[20]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80。

[21] 潘霍华:《狱中书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6。

[22] 艾瑞克·梅塔萨斯:《潘霍华:牧师、殉道者、先知、谍报员》,(台北)道声出版社,2013年版,页583-586。

[2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页276。

[24] 汉斯·约纳斯:《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页31-32。

[25]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页125-126。

[26]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页40。

[27]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页41。

[28]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页42。

[29] 哥尔特·朗古特《默克尔传》,(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年1,页23。

[30]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页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