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山上之城,初露微光————《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连载八)

0
76

《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

第七章 山上之城,初露微光

前情提要

第一章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新教来华200年的背景;第二章是20世纪的1949年之前的五十年,这五十年当中自由派与基要派的形成;第三章是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所带来的对教会的冲击,和教会开始形成自由派和基要派的两条道路,形成三自和家庭两条道路;第四章是文革期间六十年代。第五章是在讲文革结束到1989年的一个点;第六章是1989到1998年的一个点。

世纪之初的宗教打压运动

第七章是1998年-2010年。1998年已是世纪末,因此可以说是21世纪的前十年。

1998年,家庭教会的信仰告白出来了,三自官方丁光训的新神学出来了,三自的新神学其实已经是异端的神学,家庭教会与三自已经泾渭分明了。政府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几年有一轮规模较大的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运动,当然不止是对家庭教会,对法轮功的打击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有点像唐武宗灭佛运动,是政府对所有宗教的一次打击运动。除了法轮功以外,基督教是被打击的重心。没怎么看见打击道教,其实中国自古以来邪教最多的就是道教,但是那个不是他打击的重点,焦点是法轮功和基督教。所以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中邪教罪特别多,以前都是非法制的状态,但是那几年邪教罪变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罪,对法轮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是这样。

早在1997年到1998年就有第一轮针对浙江的拆十字架和拆教堂运动,并不是2014年才开始拆,2014年是第二波了,1997到1998是第一波,那一波拆毁教堂运动其实比2014年更厉害。当然那一轮的焦点不是拆十字架,不是把所有教堂的十字架都弄下来,就是直接拆掉一批教堂。因为据说(不能百分百证实)朱镕基去了一趟温州,一路上都见到教堂,他就非常生气,教堂比便利店还多,党委哪里去了?所以就拆毁了一批教堂。

华南教案与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

从1997年拆浙江的教堂一直到2002年,这是又一波新的运动式的对教会的打压。2014到现在又是运动式的一波对基督教的打压。这轮打压较大的教案是华南教案,这个教案是八十年代之后最大的教案,我个人信主和蒙上帝呼召牧会的异象和带领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的。因为这个教案的三位教会带领在2001年和2002年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二三十位同工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一百人被判处劳教。

华南教会是从河南教会呼喊派徐永泽这一支出来,影响到湖北在湖北建立,进入河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遍布全国九个省,当时号称有一千万信众。我在2003年到2004年作为慕道友参与了当时这个教案教会内的调查,当时这个案子已经被判了。我到华南教会系统本部和河南、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大概有五六个省,总共去过有六七次,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和同工见面,然后调查了解。我很明显地看到了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对我信主和蒙召牧会的影响很大,而这些也跟整个2000年后这十几年的教会的历史,时代共同的议题是有关系的。

那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呢?第一,我看到他们的教导里面的确有一些偏差。当然我那时还没有信主,这也激励我不断地去学习。其实他们并不是异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用我刚才说的,1998年赵天恩牧师为河南团队,安微团队起草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来做基本教导。赵天恩牧师和赵师母都曾经在这个团队中有过许多的教导和努力,甚至整个华南团队也是以“三化异象”来作为整个教会的异象。在对他们的定罪里面,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定罪,在定罪里有两个罪名是很可笑,也很可悲的。一个罪名是政治性的罪名,反革命罪。因为他们说要推动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这个是直接写在判决书上的罪名。还有一个是推动教会国度化,这是他们的纲领,还有相应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有一次他们点兵召集弟兄姊妹上山练兵,就是在山上举行几天退修会,你知道整个《圣经》都是军事化的用语,所以这个听上去煞有其事,政府就很害怕,感觉你们是要谋反的架势。在教会的带领同工群体中,我们通过几年的调查,也确实发现,但我们不敢做百分之百的判定,带领同工群体也的确也有犯罪。这个犯罪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淫乱的罪,还有一个是有使用武力。

武力是怎么回事呢?跟另一个家庭教会的状况有关。当教会号称遍布几省,有一千万的会众,但却是非法的,处于地下状态。地下状态会导致什么呢?秘密地下状态会强化领袖的权威,还是会弱化领袖的权威?是强化,会强化纪律跟服从。因为有危险,所以教会的一切事务都是不公开的,那个时候没有家庭教会的弟兄会说教会的财务怎么不给我们公开?公开还得了,公开就被抓了。那个时候能够站出来,被神呼召出来服事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如果你是教会的财务,你是教会的传道,政府要抓你,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没办法公开财务,很多东西都不公开。秘密状态下,教会的神学培训、跟主内的连接、跟海外教会的连接,跟整个大公教会的传承基本是脱节的。所以慢慢地就独成一派了,独成一派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偏差,因为他没有机会被纠正。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多大的错误,如果教会没有被一个公开的大公教会不断校正监督,不断有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大公教会里的互动和学习,只是自己建立一套封闭的地下秘密系统,最后一定会导致教会领袖的犯罪,教会内部一定会出问题。我当时看见这些之后就非常坚定的相信,中国的家庭教会如果不走公开化的道路,那以后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案子。

武力又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如果你是基督徒,但你的家人不是基督徒,然后你们在村里聚会,你的家人基于恐惧就会向政府告密,警察就会来把弟兄姐妹抓走,你的家人直接卖了你,这个冲突很大,你怎么办?教会的办法就是让弟兄姐妹写保证书,保证我的家人不能出卖教会。如果出卖了又怎么办?后来教会就成立了一个纠察队,如果你的家人把教会出卖了,导致弟兄姊妹被抓捕了,纠察队就会上门警告、劝说,一般这种两方对垒到最后其实会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政府的逼迫带来的。

纠察队还有一个作用,是用来对付东方闪电的。东方闪电很活跃,到处拉人,东方闪电有很多使用武力的行为。我们教会前些年也发现过几个东方闪电,他们到教会来拉人,他们会编一些理由,比如他会骗弟兄姊妹说他是信耶稣的,他想跟家人传福音,但是他讲不清楚,邀请你去他家和他一起向家人传福音果效会更好。然后就把你骗到荒郊野外,就是成都的郊区,到他们家后发现已经坐了一大屋子人,他就介绍说这是我二舅、这是我三爸、那是我大姑、那是我表姐,正好今天没事,家里人都来了,坐了一大帮人来对付你一个,然后开始洗脑下迷药,再进行属灵的恐吓,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有。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次河南教会的教会传道人聚会,这个会议是培养训练教会传道人的会议,而且这些传道人都是他们教会里的主要同工,就像我们教会长执团队在一起聚会一样。长执团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遇到了东方闪电的冲击,一半的人都跟着东方闪电走了。你就可以想象教会的真理根基是何等的薄弱,异端居然能把一半的同工都带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很防备东方闪电,因为东方闪电有的时候是要动手的,为了自卫,纠察队在不得已的时候是要跟东方闪电动棍棒的,因为东方闪电来了,教会也不敢报警,一旦报警警察就把你们全都抓了,说你们都是反革命。这样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社会,就像中国古代的那种秘密会社。一个秘密会社跟另外一个秘密会社打起来了,又不敢让政府介入,政府要发现了全抓,所以到最后教会就慢慢地脱离了基督的教导,教会为了自保和生存,就慢慢地吸纳大公教会以外的资源,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秘密会社资源。

当时的教会内部也确实存在腐败、败坏、罪恶和教导上有偏差,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些问题都没有到达到法律上的犯罪的地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华南教案就是个大冤案。整个案子当中的刑讯逼供超乎你们的想象,有两个姐妹在看守所中就被打死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酷刑,我们听了很多的这样的见证,所以我当时的心被极大的触动。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还没决定要信你,我还没受洗,你就让我了解这些,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信啊?哪有这样的啊?人家一般信主的时候,进入教会都觉得教会多好啊,一般都是在教会里过几年才会发现教会有问题。我现在才慕道,你就让我看见这些,你是什么意思啊?”那时我在神面前很挣扎,但是在信主过程中神就给我一个清楚地看见,在我2005年信主的时候,我就看见教会公开化的异象。教会必须公开化,教会必须脱离秘密会社的状态,教会的财务、圣职、教导、认信、纪律,教会的一切都必须公开,都要成为山上之城,成为光明之子。所以神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我个人的领受和对整个教会的看见是这样的。因此秋雨教会从成立开始我就是按着神对我的带领,坚决要走公开化的道路。

城市新兴教会兴起

华南教会案是2014年开始的新一波打压基督教运动之前,最后一波规模很大的运动式的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在那之后,从2003年到2014年的这十年间,政府和家庭教会处在一种拉锯的状态当中,就是政府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逼迫依然是存在的,但都是个案,不再是大面积的运动式的打压,个案式的打压,各地力度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相对宽松,有的地方就很凶狠。这十年就呈现出不均匀的个案,有些个案也很凶,但是整体的波及全国的运动式的对家庭教会的逼迫在那十年中是停止了的。

这样也进入到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主题。这十年当中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乡村教会的衰落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是时代化浪潮不可抗拒。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是城市新兴教会兴起的十年,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主体在1949年之后,经历了前面几十年的复兴之后,再一次地从乡村转向城市,这个转向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可以说这个转向已基本完成了。

因为连传统的安徽团队,河南团队都已经在进城,这种进城也跟逼迫和城市化有关,逼迫和城市化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小乱避乡,大乱避城”,小动乱赶紧出城到乡下去住,大乱来了赶紧到城里住,因为乡下不安全。河南教会的几个老前辈,之前我们为他们祷告过的魏金党老师,还有张恒老师,他们都跟我讲过,教会的进城基本上是由政府的逼迫推动的,政府开始从村里抓人,就被迫赶到县城去建教会;然后又在县里抓,就被迫赶到市里去建教会;在市还被抓,最后就在郑州建教会了。教会的城市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路赶过来的。社会的城市化过程是这样,教会的城市化也是这个过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河南教会的这批领袖们其实都在大城市牧会了,安徽教会也是一样的。城市教会的建立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传统家庭教会团队型教会,因为逼迫和整个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而进入城市;第二,就是城市本身的新兴教会的兴起。这两个加起来就完成了原本主要集中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城市化转型的十年。中国家庭教会的重心,这个重心不是以人数的比例来界定的,因为要说人数的比例肯定大部分人还是在乡村的,因为乡村大,整个教会的重心开始从乡村转移为城市,这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时代。

从神学上和教会发展上来定义,这十年是福音派教会兴起的十年。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这十年是基要派向福音派转型的十年。在中国教会当中出现了福音派教会,由传统的基要派教会转变成为福音派教会,而城市的新兴教会基本上在新兴的过程中就已经是福音派教会了。1949年到2003年是福音派教会在中国中断的几十年。而“福音派”跟“基要派”这两个词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因为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对应自由派,在当时面对自由派,我们有的时候是叫福音派,有的时候叫基要派,其实都是一回事。但是1949年之后,福音派是产生于基要派内部的一个运动,英美社会从四十年代以来,对二次大战人类的悲剧和罪恶以及教会在这个悲剧中的角色的反思,带出来对传统基要派立场的反思。基要派坚持圣经无误,坚持古旧福音是对的,但是基要派没有关心社会,没有与这个时代同步,没有去怜悯这个社会,几乎处于一种脱离社会的状态。自由派则是成为时代潮流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时代潮流的制造者和领头羊,基要派就躲在一边,圣俗两分,而把整个世界拱手相让。可是当你拱手相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是坚持不了。二战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人类世俗社会和教会都是反思的起点,这个反思在中国教会没有发生,1949年就断掉了。在共产党统治的无神论极权下,那个时候对于共产党政权来说,什么基要派和福音派根本就没什么差别,都是一口要把你干掉,你们之间争论谁关不关心社会一点意义都没有,反正关不关心都绝对不准你关心,也没有关心的任何空间,所以基要派和福音派也不需要被区分。

到了八十年代后,1992年改革开放,经过十年后到2000年,2000年左右除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有另一个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的全球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的兴起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国内城市化的进程和来自全球性的互联网的兴起共同推动了城市的福音热。在那之前,如果你没有跟一个传统家庭教会的人刚好认识的话,你根本没有渠道听到福音,因为在生活中你根本就找不到,基督教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九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九眼桥的书摊上看见一本传说中的《圣经》,一直到了2003年,我才见到一个传说中的基督徒。但是到了2003年之后,互联网的出现就打破了这个堡垒,你不需要在生活当中认识一个基督徒,你就可以从网上看到很多关于福音的信息,可以在网上听到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可以看到电子版的福音小册子。

标志性的四件事

整个中国教会在2000年到2010年就是福音化的转变,教会不但要持守基要的信仰,也重新反思信仰跟文化的关系,教会跟社会的关系,以及基督徒对社会的负担。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一、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

第一是在2003年有一本书和一部片子的出来,对中国家庭教会和整个海外教会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那就是远志明拍摄的那一套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你们有多少人看过,有多少人没有看过?这部片子让中国家庭教会从地下秘密状态暴光出来,被全世界知道和看见。

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约了十几个知识分子朋友到我家来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看完了几集之后,因为前面讲的十九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了解,我们读过书知道基督教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但是看1949年以后的那两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我们都惊呼,“啊,教会还存在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迫害、清洗,居然还有教会?”我们竟然完全不知道,居然还有这样一群人。

我们以为知识分子里面有个顾准林昭,那时候也不知道林昭是基督徒,就觉得这些人就是最牛的了,中国人唯一的几个值得尊敬的灵魂。而这帮人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一群人,他们那种信仰所带来的价值文化等,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的,给我们的冲击非常大。这个片子最后讲到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有六千万人,然后我们大家一听都不信,感觉是乱讲,六千万是什么概念?共产党员才七千万,共产党员多到在我们生活中随便扔个砖头都要砸到一个的地步,你说有六千万基督徒,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呢?然后我们一起看纪录片的一个朋友突然对大家说:“我就是基督徒”。我们这些朋友就盯着他非常好奇的问,“你是?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他说:“你们也从来没有问过啊。”很多人都是悄悄地做门徒,这部纪录片的问世才让中国家庭教会进入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视野,而被人们所知道。

还有一本与这部纪录片同时问世的书叫《耶稣在北京》,作者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戴维艾克曼,他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对中国的家庭教会比较了解。这套书是在英文世界出版的,是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影响巨大的描写中国家庭教会的书。这时人们才知道耶稣原来还在北京,原本以为耶稣早就“回国”了,回美国的回美国,回英国的回英国,回加拿大的回加拿大了。当然那些海外的宣教士是知道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这本书让整个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和家庭教会的运动,而那套纪录片在中文世界里面是让国内的人和海外华人了解了中国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存在。

我的信主经历跟2003年的这波福音运动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不然我生活中连一个基督徒都不认识。2003年的这波福音运动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家庭教会和中国地下基督徒浮出水面以后,被社会知道后就带出来新突破。

二、三个家庭教会基督徒跟美国总统布什见面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2006年我信主不到一年,我跟余杰和李柏光三个家庭教会中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参加会议,然后在白宫跟当时的布什总统会面。这个是当时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次在国际媒体上公开亮相,也是首次公开以家庭教会基督徒身份跟外国国家领袖接触,这个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到现在我都在被骂。

因为布什上台之后一直就想关心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他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希望见到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使馆联络了一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想在使馆跟他们见面,这一帮人还没有进北京就全部被抓起来遣回原地。所以布什什么都没见到,约好了一起吃早餐的人,结果全都不见了,失踪了!然后他想去一个家庭教会的教堂参加主日敬拜,来表达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关心,政府死活不同意,政府把他拉到缸瓦市三自教堂去了。

然后我们去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的会议的时候,美国的一些牧师和团体就努力做工作,希望我们跟布什总统见一面,然后才有了这个见面。在这个见面之前,在我们进入白宫的那天上午,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个官员跟我们谈话说:“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要求我们取消今天的见面,并且说这个会面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外交部说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能代表中国教会,我们中国有官方教会,是合法的教会。如果你们想和中国的基督徒见面,我们可以提供官方代表。你们千万不能和他们见面,如果你们跟他们见面了,他们将来回国后可能会有麻烦的。”你懂的,这是双重威胁,对美国和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威胁,所以那天安全委员会的人就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尊重你们的决定,如果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可以取消今天上午的会面。”我们三个一起商量后决定还是要见,江泽民能见,我们也能见,各有各的外交活动,江泽民代表地上的国有外交,上帝的国也有外交。我们只是见个面而已,管他以后发生什么,先见了再说,这是见面之前发生的事。

当我们回来之后,这件事在中国知识界和教会界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个事件,我开始被中国的知识界抛弃,很多人开始骂我,包括在我们教会里聚会的几个成都的朋友是公开地写信要与王怡之流决裂。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界攻击我们呢?知识界认为我们应该去争取中国自由的,为中国民主说话的,结果你们去搞宗教了,你们背叛了中国民主事业。那教会为什么也要批评我们呢?因为教会指责我们见的是外国国家领袖,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见政治人物,他们觉得见政治人物就是去搞政治,但吊诡的是基督徒见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这些政治人物,却又被视为是很荣耀主的事情!我们就因以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身份见了个布什总统,回来后就两头挨骂,骂得很惨。

当时我经历两边的唾弃虽然很痛苦,但是神通过这些经历带领我生命有很大的成长。神给了我两个很大的安慰,一是唐崇荣牧师公开地支持我们的见面;二是有人拿着这个报道去找了林献羔问他的意见,林献羔说,我觉得这事情很好。老前辈认同了,唐崇荣牧师在国外,林献羔在国内,他们两个说了这番话之后,我们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至少没有被中国家庭教会彻底弃绝。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几个标志性的事件都指着教会开始向福音派转变。

三、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浮出水面的家庭教会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大地震把家庭教会整个从地下全部震到地面上来了。上海有些教会联祷会聚在一起开会,本来是要讨论另外的事,忽然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消息,然后大家赶紧收拾行李就变成一起去四川救灾了。那一年全国的教会都来四川了,甚至全世界的教会都到四川来了。

四川教会的复兴是在两次历史事件上,第一次是抗战,日本人把大半个中国占领了之后,教会也像当时中国的行政机关一样整体往西部迁移,教会来四川,教会大学也全都集中到了四川。第二次就是大地震,全国的教会都来了。这是上帝给四川很大的恩典和祝福。

民政部有一个统计,称2008年为中国志愿者元年。所谓的志愿者元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官方的志愿者运动,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官方宣称有上百万的志愿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志愿者,只听说过志愿军,那一年北京有上百万人次的志愿者,志愿者是不拿钱的,但其实那是官方组织的。在2008年真正的志愿者运动就是汶川地震,全国有许多非官方组织的,甚至也不是单位组织的,超过一百万人志愿来到四川,参与当年的赈灾。而在这一百万的人次中,民政部有个内部的统计,基督徒占了其中六十万,基督徒在全国人口中占了多少比例?百分之二还是百分之三?但是在2008年大地震的志愿者中占了60%,因为家庭教会(当然也有三自参与)开始社会参与,开始做怜悯事工,教会前所未有的参与了整个社会最焦点的事件,这使得中国家庭教会在2008年地震中开始浮出水面,前所未有的被全社会看见。2006年的事件只是极个别少数人知道,但是2008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件,被全社会看见。

四、守望登记事件

第四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2008年之前的守望教会登记事件。1994年第一次出台一个宗教场所登记办法,十年之后2004年国务院出台《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出来之后,大家就在想:这下是不是要放开了,是不是可以允许家庭教会存在了?守望先做了一次尝试,守望在寻求合法化走在全国教会的最前面。在这之前守望已经完成了堂会的建造,已经有了治会章程,有长老的选举,这一切都走在中国教会的最前面的。然后他们想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独立地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他们到了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说你们来登记之前需要主管部门的同意。在中国什么行业都有主管部门,教会的主管部门是宗教局,守望找到宗教局,宗教局说我怎么证明你是牧师和教会呢?你们需要行业协会的确认,所以就又回到了三自。行业协会在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就是三自爱国委员会,所以你得去三自,让三自来确认你是教会,你是牧师,只有宗教局同意你登记,你拿到了宗教局同意登记的文件给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才给登记。这样绕来绕去,其实没有任何的办法,家庭教会不可能在不加入三自的情况下有任何合法登记的存在空间。

所以通过守望教会登记事件,全国的家庭教会看见了这个新条例是没用的,如果要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不加入三自,就绝不可能在不损害信仰实质的前提下完成登记。守望登记事件的时间是在2005年到2006年之间,跟我们见布什差不多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跟布什的会见之后,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家庭教会登记的六个意见,其中就很明确地提出了几个意见,独立的登记,是社团的登记,而不是场所的登记等等,这个是标志性事件。

几个打压城市家庭教会的标志性事件

到2009年又一个标志性事件,2009年是政府决定要对城市家庭教会动手了,不允许城市家庭教会出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十年神学上叫做福音派的出现,或者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变,从教会的形态上讲是教会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那么另一个,这十年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建制,从聚会性的教会开始变成地方堂会,开始有了信仰宣告、自立章程、选立长老、建立圣职,然后对内、对外公开。

我们教会在2005年成立团契的时候,就建立了公开的网站,把我的姓名、电话、地址就全部公布在网上了,我们可能是全国第一间这样做的教会(团契)。所以很多人当时到成都来,在网上一查,除了三自就是我们,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人数增长比较快。因为在网上查不到其他教会。只有我们这里在网上敢把带领人姓名、电话、地址全都写出来。当时很多教会都对我表示很惊讶,对我说,你们敢这样做啊?

2008年的退修会我们遇到第一次宗教局对我们的冲击,我们就开始申请行政复议,然后提起行政诉讼,我们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史上第一例民(教会)告官。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建造教会、用法律途径处理政教关系、主动公开化,在福音派教会转型的当中,守望教会跟秋雨教会是这个过程中两间最标志性的教会。2009年政府决定选择三家教会,北京的守望、成都的秋雨、上海的万邦,进行打压,宣布取缔,要求解散教会。北京守望教会当时大概有八百人聚会。上海万邦教会当时大概有一千五百人聚会,三场崇拜,我去参观过他们教会,跟我在海外看到的教会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是全套。我们教会那时候只有一百人,但是政府说因为王怡见过布什,还是有典型性。

这三个典型的教会接在下来的十年的道路就不一样,上海的万邦被拆散了,分成了许多的小教会。北京的守望从2009年开始户外崇拜,中间有段时间有停顿,之后又继续,一直到现在守望教会仍然在为中国家庭教会承担受苦。

其他家庭教会有相对宽松一点的空间,其实是由别的教会撑出来的。你不要指着那些受苦的教会说,你们别那么激进嘛,像我们这样多好!你以为你有比受苦的教会多一些的自由,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吗?不是的,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中,只有一百人聚会的教会我们觉得挺安全的,没有人来打压我们,那是因为有八百人的教会还没有被打压。如果两百人的教会被彻底打灭了,那一百人的教会就很危险。一百人的教会被彻底要打灭掉了,五十人的也很危险,自由的空间是这样撑出来的。

整个中国的家庭教会都应感谢守望的,他们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和苦难。他们的牧师到现在已经被关在家里七年了,没有行动的自由。我觉得在中国每一间的家庭教会,每一位的基督徒都应该在主里纪念他们,都应该为他们切切地祷告。我以前写过一篇牧函,题目叫《金天明是你什么人?》。我说金天明牧师是我的牧师,金天明牧师应该也是你们的牧师,他七年了没有讲过一次道,都是写好了放在网上给大家看。他被关在家里七年了,不能够出席教会的公共敬拜,他是这个时代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为他的教会受苦的人,所以求主来纪念他。

在这几个教会当中,唯有我们教会经过了十年到现在还没有被消灭。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你们还活的好好的?为什么你们还人越来越多?现在慢慢地,我们也快要到当年守望的这个规模了,然后512(2018年的512)给我们来了这么大一个打压,可是又撤了。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神的意思总是好的。守望教会受逼迫之后,我到北京去看天明牧师,天明牧师对我说:“以后就要看你们了。”我说:“好吧。”所以2009年对这三个教会的打压,以及之后守望教会持续的户外崇拜,就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最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10年的洛桑事件,洛桑事件是标志着城市福音派教会的形成和福音派教会运动。七十年代全世界的福音派教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洛桑会议的世界联盟,因为第一次会议是在洛桑举办的,后来这个洛桑会议不管在哪里开都叫洛桑会议,洛桑会议带来一个强烈的福音派立场,就是我们既要持守古旧的福音,又要强调教会对社会的参与和关怀,这就带出来全球性的福音派立场。

第一次全球洛桑会议是1974年,那时中国还没有开放,家庭教会的人还在坐牢;第二次也很有意思,跟前面讲到的家庭教会的转折点有关,会议在1989年7月召开,前夜才发生六四天安门屠杀,中国国门又被关了,第二届洛桑会议中国教会仍然无一人出席。中国教会在全球的福音派教会的大家庭当中始终是缺席的。但是那一年的会议很令人感动,在马尼拉召开第二届全球福音派洛桑会议,在整个会场中留了一大片空椅子,一百多个位置空无一人,写着中国教会。中国教会是全球福音派教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席。1989年的洛桑会议,整个大会就迫切的为中国教会祷告。

2010年是第三届全球福音派洛桑会议,在开普敦举行。这次的洛桑会议因前面2008年的事件使家庭教会浮出水面,在那之前各个教会和教会领袖之间都是没有什么连接的,连接的都是原来的团队。只有不同地区的团队内部之间的连接,不同的团队之间全国性的连接是没有的。但是因为2008年的大地震,全国的福音派教会领袖们实际上就有了一个比较松散的连接网,就是大概知道那个城市有那些人,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问一圈其他人的电话号码大概都能要到,那时候的联结程度也就只是到这个地步而已。

所以到2010年洛桑会议的时候,就由一些福音派的领袖组成了一些小组在全国传统家庭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里确定了两百位多位代表,两百位多位代表代表机构、代表传统乡村教会、代表新兴城市教会。如果没有2008年大地震和接下来的这两年,根本不知道到那里去找这两百个人,因为大家互相之间连电话号码都找不到。而且当时教会做出了一个举动说中国家庭教会参加开普敦洛桑会议的全部费用由中国家庭教会自己承担。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人了,我们不是一个弱小的教会,而且中国家庭教会承诺负责为周边几个国家的教会筹集参会费用。然后这两百多个人,这个时候政府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可以说是49年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阻拦本国公民出境的行动。这两百多个人全部被守在国内,一个都没出去,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成都地区准备去参加会议的四个,有的被警察堵在家里,有的在机场被警察拦截,有的想通过其他渠道出境,最后一个都没有出去。我当时到成都双流机场准备出境的时候,我看到周围有十几二十个人拿着摄像头一路跟着我们,就知道政府肯定要采取行动。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跟师母说:“我有一个决定,如果待会儿他们按照法律程序向我出示文件,我就老老实实地顺服他们跟他们走。如果他们粗暴的不出示任何文件,就是不依法的话,我决定非暴力不服从,绝不服从,但是我也不反抗”。然后我们进了机场大厅,到了海关检票,这时整个大厅就没有人了,政府把人清空了,来了四五十个警察、武警在旁边等着,然后他们就过来架着我们走。我说:“你们是谁,请你们出示证件,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然而根本没有人理我,我就眼睛一闭,就开始非暴力不合作,意思是不再使任何一点力气,不跟着他走,我就变成一堆烂泥了。他们就开始拖我,我又比较重,他们四五个人抬着我,到了电梯上他们就拖着我走,拖了我几百米,然后直接把我扔到车上去,我的脚上被拖了几道血痕出来。

厦门巡司顶教会的杨希伯传道讲过他的经历,特别有意思。

他们家就是巡司顶教会那个大院子,大院子里已经被警察全部堵死了,根本连家门都出不去。但是他家有个后门是跟邻居家连在一起的,他半夜三点敲邻居家的门,从邻居家翻墙出去,连夜赶往上海。厦门这边发现人不见了,于是派人立刻赶到上海,在上海机场把他堵住然后带回厦门。他们还问他“你怎么出去的?你家不是被我们堵死了吗?”他说“这个不能说,说不定还有下次。”

所以2010年的洛桑会议跟89年一样,有海外中国教会的人参加,但是从国内出去的一个人都没有。同样在开普敦的会场上也为中国教会留下了两百个座位,那些座位一直空在那个地方。然后大会就为这些空位置祷告。我们现在唱的《主爱在中国》,就是为这次大会写的。我当时到北京去跟金明日牧师和李广平弟兄,我们一起呆了两天就讨论这首歌,最后由我执笔,李广平修改,找海外的董弟兄谱曲,我们共同完成了这首《主爱在中国》。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大会就对着这两百多个空椅子放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在《赞美敬拜》诗歌本第867首。2010年洛桑会议事件代表着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的结束。

刚才我讲道的时候说到和我一起受洗的八位弟兄姊妹,其中有几位姐妹已经远离教会了,我讲完道之后,有位姐妹到前面找我说她今天来了,她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回到教会了。

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永恒的主,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若不在你里面,一切都是短暂的,甚至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跟随,我们的侍奉,其实都是短暂的。因为这一切若不是出于你而是出于自己的话,谁能够持守呢?谁能够保守呢?谁能够坚持到底呢?谁能够靠自己相信自己至终得救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今天的中国教会看到在这一路上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脂油滴满了我们脚下的道路。求你的爱在中国,求你的爱浇灌我们,使我们继续地向前,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全地的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要与万国的你的儿女一同敬拜你,也一同参与直到地极的福音的使命,和在你面前的直到永远的敬拜,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