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复兴中逼迫,在逼迫中复兴——《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连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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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

第八章 在复兴中逼迫,在逼迫中复兴

前情提要

前一讲讲到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是城市教会的兴起,中国教会的中心重新从乡村转往城市。在城市教会中出现了走出家庭的独立堂会,这是这十年的一个特点。

主日学教育运动

从2010年到现在2018年的这8年中,有同样的两件事情一直在继续,我称之为是福音运动的衰落和兴起。在乡村教会中,在许多传统的乡村教会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随着世俗化浪潮、随着社会物质丰富、随着社会大环境变化,乡村教会实际在持续的衰落。整个传统的家庭教会地区普遍地出现了这种衰落的状况。因此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短短的12年的时间,有另一个运动,在福音运动的衰落和兴起中被兴起,就是基督教教育的运动。2006年中国家庭教会出现了第一间教会学校,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在八十年代的时期,温州教会面对压力建立了主日学,就是儿童主日学。这个在当时是很大的基督教教育的得胜,在2017年9月到2018年的新一轮逼迫浪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会参加崇拜,不允许父母带他们的孩子去教会,在很多的地方是这样做的。

在八十年代,温州教会顶住压力,建立起了儿童主日学。但是在河南教会、安徽教会和其他更多的地区的传统家庭教会中并没有同样的,或者说成熟有力地建立起儿童主日学事工。温州之所以能建立起儿童主日学,一方面是因为教会的基础比较好,因为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它的城乡在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很突出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一开始温州货名声不是很好,但温州经济的发展使得它几乎实现了整个温州地区城乡的一体化,它的城镇化程度很高,城市教会和乡村教会就打成一片了。因此到了九十年代时期,甚至到了两千年以后,温州就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又有大批的后代,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去温州就看到很多传道人已经将很多后代送到国外读神学。所以在国外读了神学院回来的,或者是在国内读神学,当然国内读神学的更多,这一批温州年轻传道人就变得越来越多。他们从小也在主日学里长大,相对于其他乡村教会复兴的地区,温州教会在这一点上做的比较好。虽然温州教会整体上有一些衰落的迹象,但总体来说温州教会没有失去他们的下一代。如今有一些从温州教会出来的二三十来岁的传道人,温州教会在这四十年复兴运动中,他们可以说是完成交棒了,温州教会的第二代被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主日学教育运动。

基督教教育的兴起

一直到后来温州遍地的神学教育,到处是神学院,神学班,有些是短期的,有些后来关闭了。大约2012年温州一个神学院邀请我去讲课,当地政府不允许我去讲课,就把那个神学院关了。有很多的神学院兴起又倒闭,倒闭又兴起。但是温州仍然还是全国神学院最多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兴起。

河南教会,安徽教会基本上是失去了下一代,这并不是说完全失去。说温州教会没有失去也不是说他们一点儿都没有失去。这是指总体上的趋势。因为一个成熟的主日学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的浪潮来袭时再得着自己的后代了。到了2006年的时候,很多教会开始慢慢地看到主日学不够用。一个星期在主日学学习两个小时,但是公立学校要学五天,这个是不行的,后代还是在不断地失去。所以在2006年,出现了第一间家庭教会的教会学校,第一间教会学校应该最早出现在哈尔滨。

我们有一个中国基督教教育联盟,这个联盟中现在有100多间学校。我们秋雨归正学堂我忘了是多少号,哈尔滨这家是001,是中国的第一间。2006年开始到2010年之间新办的教会学校很少,当然也有一些ACE教育起来了,在2010年之后开始出现就逐渐多起来了,直到今天规模也很小,但这就是正在开始的一个基督教教育运动。温州这两年也开始了这个看见,就是要把主日学变成日日学,温州也开始了从主日学到日日学基督教学校运动。

改革宗长老会运动

另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专题就是过去的十年之中,中国家庭教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就是改革宗长老会的运动。改革宗长老会在过去的这十年中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运动,从神学来讲的话,就是归正的信仰在中国教会的传播。当然在10年之前,2000年之后都有传播。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在2010年之前的归正运动在中国,或者是在全地,在整个华人教会里基本上是一个神学思想运动。主要是爱唐崇荣牧师的影响和服事,还有另外的一批海外改革宗牧者或者一些教师,他们带来改革宗思想的运动,改革宗神学教育和神学传播的运动。

这个运动只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在台湾、在香港、在北美,改革宗运动都停留于改革宗神学的传播运动阶段,并没有因此发展成为教会运动。在整个大陆以外的华人地区,没有一个改革宗的教会运动。但是在2010年,当然十年也是一个简单的标志,大概最近的十年,改革宗在中国从神学运动发展成为教会运动,是这十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这十年中城市新兴教会的转型和建造,教会的中心开始转向城市中所出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虽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改革宗教会,但是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甚至开始慢慢超过灵恩运动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灵恩运动在八十年代从河南教会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或者到两千年初期,灵恩运动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这个影响也不小。但是在2000年之后,直到最近的这十年,我看到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使得改革宗教会和改革宗神学传播阻击了灵恩运动在中国的蔓延,而使得灵恩运动并没有成为席卷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运动,而且使得很多曾经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在过去十年中,开始受到改革宗神学的影响。这是过去这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城市堂会的兴起

另一个变化是城市堂会的兴起,堂会的兴起就是联络搭配得合适,信的人都在一处。家庭教会开始离开家庭,房子大的能够坐七八十个人,房子小的坐二三十个人,家里的客厅不可能装两百人。当然我们冉云飞老师的家里已经装100人了,100人就是极限了。所以城市教会就离开家庭,开始租用写字楼或者购买会堂。这个是过去十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前面讲到2008年的地震,2009年对城市新兴教会的打压,以及2010年的洛桑会议事件。这三件事基本上是一个转折。2009年打压的这几个教会:“北京守望、上海的万邦、成都秋雨,另外还有乡村传统教会山西临汾的金灯台教会。”这几个事件中,金灯台教会受打压是比较厉害的,教会牧长被判刑了,万邦教会被分散了。守望教会的金天明牧师2011年4月份就被软禁在家里,一直到今天,快到七年四个月了。基本上守望教会和金天明牧师被软禁就代表着过去八年的历史,2010年到2018年这八年的历史。

从2000年到2010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上的变化,就是家庭教会在整体上从基要派教会向福音派教会转型。在福音派教会中有一个现象, 就是从2010年之后,改革宗长老会运动在福音派教会中的转型,改革宗长老会运动在福音派教会中越来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前面的十年,北京守望教会和金天明牧师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压迫,受到逼迫,七年多时间被软禁在家里,除了他还有教会的其他几位牧师长老也被软禁在家里,有几位这几年已经慢慢松动可以出来了。虽然政府把他软禁在家里七年半,但却没能够打垮一间教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极大的得胜,政府想干掉谁却谁也没能干掉。

2008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社会的转型,2008年的零八宪章,代表了过去二十年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力量的一次聚集,签署了一个零八宪章,向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提出来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中国的构想。之后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带头人就被捕,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代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扭转。这个扭转很简单,就是重新专制化。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到习近平上台又是一个转折。习近平上台之前在我们成都上演了这十年来中国当代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王立军闯美领馆,这个事件撕开了中国的寡头制。中国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基本形成了常委治国的寡头制,虽然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都是比较弱的,但他们还不是一个独裁者。基本上每个常委都是寡头,都是富可抵亿的家族。七大常委,九大常委都是大股东,没有哪一个股东能够干掉其中另一个股东,因此它变成了一个寡头制。

可是从王立军闯美领馆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新变化。薄熙来想上位,然后被干掉,薄熙来被干掉之后,习近平就开始大清洗,习近平基本上结束了常委治国的寡头制,他重新把所有党政军的权力归于他一人,直到2018年修宪,完成了宪法的修订。中国的国家主席在英文中的译名就是总统,其实以前是叫主席的chairman,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改成总统了的。在中国的宪法里,国家主席是虚位元首,是象征性人物,没有实权,行政首脑是总理。习近平上台后,实际上国家主席已经变成实位元首了,国家主席成了超级总统,一切权力集于一身的超级总统。从一系列事件看国家的重新集权化。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金天明牧师被软禁在家里,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清理大老虎,建立整个集权的体制,国家重新集权化。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清洗了中国前二十年改革开放所聚集起来的羽翼,初生的民间社会和一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到前两年的709人权律师大抓捕。所以至此来讲中国除了教会以外,已经没有任何独立的民间组织了、已经没有任何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了、已经没有任何稍微独立的可以自由发声的媒体了。南方报系被彻底打压,民间NGO被彻底打压,人权律师群体被彻底打压,像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这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彻底打压,每一个代表群体的人物和组织在这十年中基本上都被消灭干净,只剩教会。这是这十年的变化。

在经济上改革开放早就已经停止,从2000年以来的国进民退,整个市场实际上是被国家资本所垄断。当然你可以赚钱,但你不可能赚得太多,因为你不是赵家人,如果你想挣得更多你必须成为赵家人。因为整个国家实际上到现在,从经济上来讲是类似于洋务运动,因为洋务运动的特征是官督商办。所以基本上从2000年以后整个改革开放是走的回头路,是建立官督商办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之前提过,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企业家,他跟我讲,他说在中国他持守一个原则,挣钱不超过五千万,做官不能超过处级。为什么呢?他说他公司差不多到五千万这个级别了,如果他再想挣钱,想做更大的项目,就必须要跟某个官员靠近了,就必须要跟这个体制同流合污了。也就是说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如果你想在荷花池(西南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当个老板,在淘宝开个店,挣上一两千万,基本上是有这个空间的。如果你不跟共产党打交道,不与这个体制同流合污,不成为赵家人也就只有几千万的空间,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能干,只要你有机会,市场是可以给出这个空间来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里,如果你不是赵家人,你不要梦想几十亿的生意,你不要梦想几百亿的生意,至于几千亿,你听都没有听过,那都是九大常委瓜分的,那都是所有的太子党瓜分的,那都是要投靠一个主子才能够达到的,这是中国经济的状况。所以在政治上来讲是高度的重新的集权化。

在这个过程中,来看教会,教会一个方面衰落,一个方面开始成长。这十年来,尤其是这最近的五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也有,但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就是逃离中国的运动。就像大家所讲的,人大里面开会的都是外国人,当官的子女都在国外。现在不只是当官的,民间的有钱的,开始感到不安全的都去了国外,甚至连知识分子也都开始去国外了。整个社会的精英外流,在整个社会中发生的逃离中国的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里悲观失望、对国家悲观失望、对社会的前途悲观失望,当然顺带对自己的前途也悲观失望。这个反而一方面给福音预备了人心,所以这八年来人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上帝预备,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前一波的福音运动已经进入尾声。

上一代家庭教会前辈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在那个教会跟社会完全隔绝的时代,他们不可能关心社会,因为也不允许他们关心,再有他们也没有那个力量去关心,那时的神学是基要派,他们认为不要关心社会,只要多传一点福音一切就好了。那么进入到现代的时候,面对社会的潮流,他们发现如果再不关心,他的后代都要流失了,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影响大过福音对他们的影响。

三化异象是什么?是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这个跟福音中国化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用福音去面对认识当前的社会,不能用福音去抵御世上的潮流,那个基要派的信仰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现代后现代社会里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当然你刚强你可以持守,可是你没有办法在教会的会众,甚至在教会的年轻一代中仍然让他们持守整全的和坚固的信仰。

所以改革宗神学的发展以及植堂布道的运动,2010年面对的打压是中国城市教会从被动植堂走向主动植堂的植堂运动的开始。2010年6月我跟大约17位中国家庭教会牧师传道人一起去提摩太凯勒牧师带领的美国纽约救赎主教会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我们一起去的有守望教会的金天明牧师、安徽阜阳团队的领袖陈牧师、河南方城中福团队的领袖张牧师、传统家庭教会厦门巡司顶教会的传道,还有其他一些牧师传道人,我们在那里学习城市教会的植堂。北京的高真牧师说他们一直都在植堂,政府每一次打压他们,他们就植一个堂。他们人数一超过五十人,马上植一个堂。警察上一次门,马上植一个新堂。因为福音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只要一打压,只要人数多到四五十人,马上就会分一个小组,分一个家庭再开放。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有三十多个堂点,每个堂点都是二三十人到四五十人,这个是叫做被动植堂,因为逼迫我们就分散了。还有外在的环境不允许有更大的规模,更大的规模冲突就会很大。很多教会是这样的模式在运作。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一线二线城市中,这个模式基本被突破,教会一般会主动植堂,完整的建立教会,按立、选立长老、按立牧师、建立会友制、建立公共敬拜、建立地方堂会门训,建立了这些之后,教会开始主动植堂。可以这样说,在今天中国城市中,在单一的堂点聚会,就要突破场地的限制,就要突破政策的限制,就要突破教会跟社会关系的限制,不然就只能分散在不同的会堂。在同一个堂点,从两三百人到接近千人的教会(我评估不一定很准确),在全国来讲我想可能一百间左右,也许会再多,再多也不会超过两百间。

新三自运动

2017年9月以来以及到2018年2月以来的这场新宗教条例的执行运动,看起来是全国性,到处都有逼迫的风声。每一周都会听到一个消息,哪个地方的教会聚会被冲击了、哪一个地方警察又上门了、哪一个地方门口贴的春联都撕了、哪一个地方甚至政府工作人员都进到人家家里,把十字架取下来换上习近平的像、哪一个教堂又插国旗了、哪一个地方又怎么样了,每周都会听到这种消息。这是一个全国普遍性的运动,这个是逼迫运动的社会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整个中国社会重新集权化的倾向。

这一轮针对教会的逼迫运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2014年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拆十字架。2014年4月28日温州的三江教堂被炸毁,这被称为温州教难。实际上是这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么大规模的运动式的对教会的打压。接下来从2014年到2015年,整个浙江地区有一千七百间教堂被拆掉十字架,然后河南也陆陆续续的有教堂被拆十字架。

拆十字架的运动是新宗教条例出台之前的一个测试。在浙江下令拆十字架的夏宝龙是谁的人?夏宝龙是习近平的人,所以他敢乱来,他在浙江做了两年的测试,很多人在这期间不断地发出消息说:“中央要改变政策了,拆十字架不是中央的意思,习近平是要给大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大好消息,中国要开放宗教信仰自由了”。前些年你们是否也经常看到这些利好消息,一般都是从那几个人传出来的,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

实际上最近这几年,从2010年到2018年,特别是最近5年,习近平上台后的集权制度对于教会来说就是一个新三自运动。拆十字架运动是这个新三自运动的前奏,原因之一是因为浙江是中国教会最兴盛的地区,原因之二是因为浙江省的夏宝龙正好是习近平在浙江做省委书记时的马仔,所以就正好拿这个地方开刀,来做测试,然后新三自运动随着新宗教条例的出来就全面推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它的统战工作。因为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那个时候教会一共才80到100万基督徒,现在可能是7000到8000万,所以要先拉一批再打一批,共产党做所有的运动都是这样做的,拉一批打一批吓一批再关一批。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在拆十架运动一年之后的那年2015年,的确出现了一个所谓利好的现象,就是中共方面开始通过北京的几间家庭教会主动跟整个中国家庭教会接触。为什么能过几间北京家庭教会就能跟整个中国家庭教会接触呢?前面几章已经讲过了,是这样的:“ 2008年支持四川的抗震救灾,使得教会浮出水面,使得大部分的中国教会领袖开始有了一些连接。2010年为了去参加洛桑会议,在中国教会领袖中,有几百个家庭教会领袖之间互相有了联络,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群体已经逐渐成形。”经过打压之后,政府如果想要来统战家庭教会,他还是只有找这个系统。实际上政府对任何群体的控制他都要找头的。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时,最可怕的情形是什么?最可怕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100万人。一个一个地说服他,说服了这拨,那拔不同意;说服了那拔,这拔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是很高的,根本没办法谈判。所以如果学生中有领袖,高自联组织起来了,我就跟高自联的十个人谈。所以政府要统战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找领袖的,如果找不到领袖,他到哪儿去找中国家庭教会谈呢?

国安会找到北京的几个家庭教会,真的伸出一根橄榄枝。中共在2015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由习近平任国安会的主任(或小组长)。然后由国安会出面,邀请中国家庭教会大概二十位代表,在钓鱼台宴请他们谈话。当时在成都地区邀请了我和彭强牧师。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说这个是北方教会比较关心的事,我们南方教会的牧师一般不太关心这事,我们路途遥远,出川不便,我们就不参加了。所以后面有17位代表参加了钓鱼台国宾馆跟国安会的见面。

在这次国安会见面中出面的是在国安会负责宗教的头子,他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被称为东北王的高岗的儿子,高岗的儿子跟习近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他出面来宴请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他说:“浙江的事是地方上的事,中央不是这么想的,你们要耐心地等待,我爸的案子到现在都还没有平反呢!”所以这十几位牧师就很兴奋,出来后就给家庭教会传播了很多的“利好”的消息。而且高岗的儿子说:“我们现在不是搞一带一路吗?你们不是也要归回耶路撒冷吗,那么正好教会向西宣教也可以帮助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有些牧师出来就大讲一带一路。

但是过了一年之后,大家基本上就认清局面了,这帮牧师就知道家庭教会的牧师最好不要去搞政治,你明白吗?有人说我们搞政治,我们连钓鱼台都不去。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主的教会,跟政府没关系。跟政府搞得太拢,最后都是被人家骗的。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这帮人不过就是信耶稣的人,我们的政治智慧在别人面前等于零,不要高看自己。共产党是搞什么起家的?你知道的。你别跟他们玩,你信耶稣就好了。你该传道就传道,该植堂就植堂,该坐牢就坐牢。你别想着去国宾馆!

随着逼迫的加重,中国家庭教会看得很清楚了,而且国家的局势也看清楚了。到宗教条例出台,一看,以前说好的那个什么呢?完全不一样了吗?到2018年2月开始更严厉的打压,但是在那个方面,目前来看我们也不知道。

2017年教会出现分堂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很着急,因为我们不知道冲击我们教会的时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在2017年六四之前完成整个教会的分立和新教会的建造,不然的话我们担心当那个冲击来到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会一击而溃。但是上帝实在是怜悯我们,上帝在去年让我们完成整个教会的分立和重建,然后到2017年年底才开始出台宗教条例,今年2018年才执行。今年2018年的512到64冲击,你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们这群人的信心有多么刚强和我们的祷告是怎样可以摇动上帝的手,而我们自己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的是神奇妙的保守了祂自己的教会。如果这个换到去年2017年来,我们就死定了,是吗?如果提前一年多来做这件事,秋雨之福教会就全跨了,前面十年上帝的预备就跨掉了。所以你看见神的作为了吗?

今年的512和64冲击之后,我们回忆去年2017年9月宗教条例出台后我跟同工们的分享,同工们也都很支持,我的看法很简单,公开地反对宗教事务条例,吸引火力到我们教会来。只要它要全面执行,就必须把这间教会干掉,就必须把这间教会摧毁掉,否则他干不了。我们必须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同工们也都支持我们这么做。

今年(2018年)上半年我们就说,如果今年512到64为国家祷告月,这个关过不了的话,那咱们就进去(坐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如果过了这个关,下半年我们就要做得更多,我们就要放胆,就要走到街上去布道。结果我们经过512到64到现在,没事!上帝奇妙的恩待。所有人都以为完了,蒋蓉师母的分享说她想到王明道在监狱里唱的歌:“一切全完了。但是没有完,上帝又坚立了我们。我跟同工分享说如果到年底都还没事,明年咱们就来做更多。咱们明年就胆子再大一点,咱们到天府广场去布道,咱们到川大校园中直接去布道,咱们再去被抓十次,因为时间不多了。”

上帝还会留给我们新一波的福音运动的时间吗?会有新一波的福音运动吗?八千万基督徒是中国教会的天花板吗?这是一个上限吗?中国教会去年以来到现在实际上人数已经在下跌了吗?很有可能中国家庭教会人数已经少了五百万,已经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而我们对此还没有反应过来。新一波的福音运动求主来带领!

所以目前来看,我自己的评估,我觉得这次的打压其实还没有到2009年的规模。因为2009年就是试点,打压几个,其他都没事。而今年是全国教会都在受打压。但是过去十年中国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城市堂会的兴起,就是教会中心转向一二线大城市,就是一二线大城市形成几百人到千人的堂会。这大城市中的几百人到一千人的会堂只要没有在整体上被冲击,这个运动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轮逼迫就进行不下去。

在北京500人以上的堂点约有10间左右,在上海会少一点,在其他的一些城市会多一点。在成都现在两百人以上的堂会应该是七八间,五百人以上的除了我们之外应该还有一两间,但是有一间我知道已经在宗教局登记了。

这些教会就是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核心力量。

如果这一百间四五百人以上的堂会(单一堂点),这一百间之中有30间到70间都被打掉,那这场运动就得胜了。福音运动会衰落一个时期。但是如果经过这个阶段,这一百间教会只有一两间、两三间、四五间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打击,或摧毁、或解散,而绝大部分教会仍然在聚会,而且仍然是这么大的一个教会,那么这场运动就注定失败!

对秋雨圣约教会的呼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再来持守。秋雨圣约能不能持守到今年年底?秋雨圣约能不能持守到明年还在?北京的守望、北京的锡安、北京的几间大教会、武汉的几间大教会、上海的几间大教会,或者厦门的,广州的几间大教会到今年年底,明年初是否还在?只要在,我就挑战你们,现在不全职的侍奉什么时候全职?现在不献身什么时候献身?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要么我求主来一场大的逼迫,要么我求主在你们当中和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求圣灵带来一场献身的运动,全职侍奉的运动”。

如果今年年底,就像我上次跟一位弟兄说的,他说他不想来参加婚姻更新礼。我就说明年这时候如果我还没被抓,你就必须来参加。他说你这个是逼迫我。我说你不想来你就祷告让我明年不在这儿,他说你太逼迫我了。

所以我也逼迫一下你们,如果到了明年六四我们还在这里,你们的牧师还没有坐牢,我挑战你们,求主在你们当中兴起一批新的神学生,兴起一批新的愿意全职侍奉主的人,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婚姻摆在上帝面前的人,为着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中国教会的复兴献上自己的人。阿们!你可以现在就在上帝面前为此来祷告。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祷告明年我们不在这儿了。但是求主的灵感动你,激励你。

2018年是一个转折,新宗教条例这个新三自运动是一个转折,这场新的逼迫的运动是个转折,甚至今年的修宪也是一个转折,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教会都会往前走。前面我不知道,我不能说前面是顺利,前面有可能更艰难,有可能更糟糕,有可能更专制,但是也有可能,无论怎样,上帝会给我们新的机会,上帝会带领教会的复兴。

首先我挑战每一位会友,我们不是说人人都有侍奉吗,你在这间教会如果还没有服事,我盼望你赶紧报名参加主日侍奉,好吗?因为没有几周了,万一下一周大逼迫就来了,你就没有机会给弟兄姐妹洗脚了。我们的爱宴需要同工,我们的服事需要同工,我们现在主日接待的团队需要更多的同工,因为我们楼上楼下都在开放。我们其实非常地欠缺同工,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主日的接待,最好是每个月只给他排一次的,轮流来的,因为服事那一天他其实很难很好地听道的,他要服事大家。现在我们的主日接待团队只有不到80个人,楼上楼下都需要服事,我希望有120个弟兄姐妹参与主日接待轮流服事。这样你既是对弟兄姐妹的服事,对慕道友的服事,甚至也是你对那些已经在主日接待团队中的弟兄姐妹的服事,就是你来替他一次,你不要让他轮得太勤。这就是你的爱心,这就是你的服事。还有我们的诗班也需要同工,我们现在两层楼开放,如果另一层楼里再来一个诗班多好啊。我们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布道所,好几个布道所里面没有司琴,我们奉献几个司琴出去好不好?我们再奉献几个男高音好不好?我们再奉献几个女中音好不好?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刚才没有讲到的,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90后年轻一代中的李欣恒和孟丽思两位肢体在巴基斯坦殉道。主,你带给我们一个过去的福音运动进入到尾声,整个社会都在剧烈的转型中,你也赐给了我们一个未来复兴的异象,甚至在那90后的年轻人中,你赐给中国教会,我们自己的司提反,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信徒中的殉道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来带领这间教会,求你带领今天的各城各乡的中国教会,能够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像我们所唱的这诗歌说:愿你赐我们这信心越来越刚强,主膀臂保护我们。

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们没事呢?为什么512之后没有事?为什么64之后没有事呢?我们回答说因为我们上面有主,因为我们有最大的保护伞,是遮盖着天地的保护伞。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一根头发可以掉在地上,没有一只麻雀可以掉在地上。主,我们这过去的十年中也看到许多你的仆人坐监入狱,甚至在三自教会中,在拆十字架运动中也看到了三自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牧师因为宣告脱离三自而被囚。

我们也看到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为你坐监,还有金灯台教会、其他各地的一些牧者、一些宣教士,他们在坐监,曹三强牧师现在也还在监狱中。主啊,求你纪念这些仆人,求你使我们效法,我们不但是有历史上的圣徒可以效法,就在我们同一个时代,我们也有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可以效法,这实在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