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远:武汉地区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武汉地区文革纪实》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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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提到的“五十多天”,是指1966年6月上旬到7月下旬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单位的文革运动,都是由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领导,其矛头所向,不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强调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一直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同时各省及地、市党委及时抛出非主流领导干部组成的“黑帮”,不久以后他们纷纷检讨说不经过群众运动急忙抛出“黑帮”是为了保自己。

这五十天的文革运动,被毛泽东痛斥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发动的标志。而武汉地区文革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66年4月18日——湖北省委向武汉大学派出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武大工作组组长李衍授1966年7月总结前一段运动时说:“(1966年)四月中旬,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就点起了武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火焰。”这句话也出现在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966年8月29日印行的《武汉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中。这份小册子印了数十万份,向全国散发。

第一节 批判“武大三家村”〔1〕

1966年4月10日,“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在广州开始举行。13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讲话中提出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并点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刘节的名。其后,陶铸与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18日,以湖北省委名义派出的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进驻武大。

这个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整李达。李达虽是武大校长,但武大师生都清楚,他在武大并不“当权”。戚本禹1966年11月接见武汉造反派学生时说:“李达是不是当权派?不是吧?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2〕

4月21日至23日,王任重在武汉听取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媏关于业已收集到的李达等人材料的汇报,指示陆将汇报材料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陆舒媏在奉命写成的这封信中,揭发李达1956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从那里吹出来的”;武大哲学系的教师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

陆舒媏的信还揭发李达与武大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党办主任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说他们“狼狈为奸,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讲到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问题。王任重说:“这次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是知识分子”,要在知识分子中抓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

三天后(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是省委在文教界抓右派的“战斗动员令”;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随后,在陆舒媏组织下,正式形成《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陆舒媏等三人署名。

5月9日,王任重将这份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时,附信给总书记邓小平说:“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邓小平口头通知王任重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指示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

5月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19日,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陶铸对批判李达“三家村”作了部署,同时检讨自己1962年春的一次讲话:“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

12日,武大工作组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号召“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再次强调要在武大抓右派。此后,武大连日召开此类大会小会。

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由数学系总支副书记、省委工作组党委成员崔建瑞传达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长篇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

庄果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武大三家村”:“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6月7日,王任重为武大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而五一六通知已经提出当前开展的这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6月10日,王任重在武大说:“上下左右一起烧。”此前李衍授说过:“不要限制群众,什么都可以搞,先来一个大暴露,再斗李达黑帮。”〔3〕

13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湖北日报第一版头条刊登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以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刊出报道。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师生批判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文章。

14日至16日,省市报纸、电台集中报道全省、全市“人民以强大革命声威支持武大革命师生的斗争”、“坚决支持武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报纸在“愤怒谴责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滔天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一批大字报。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导:“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武汉锅炉厂职工王光照回忆当年去武大“声援”的情景时写道:

6月13日下午4时许,厂广播站广播了厂党委、工作队党委联署的紧急通知:全厂注意!全厂注意!全体职工立即以科室、车间为单位,到厂前广场紧急集合,参加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各支部和各分工作队马上组织好职工参加,除特殊情况,一律不准缺席。这个通知就是冲锋号,全厂职工迅速地集合在广场,窃窃私议。王心学队长铿锵有力地简单动员后,工人的队伍像抗洪抢险般地步行奔向武大,声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李达等黑帮。武大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李达等三人的名字倒着写,并且打上了红叉叉。漫画极尽丑化、夸张,工农兵三只硕大的拳头,紧紧抓住“三家村”成员的细脖子,恰似抓住张皇失措的小鸡,工农兵的孔武有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这些参加声讨的人不知道李达等人的胖瘦高矮,他们是如何“三反”也不晓得,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围着李校长住的小楼,有节奏地呼喊那年月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和领呼人,据说全是工作队严格安排的。我生平第一次见证并参与了“运动群众”的宏大现场。我厂示威游行的队伍蹒跚蠕动,后面武昌造船厂、六机部安装公司的队伍一个劲地催:武锅的走快点。天哪!这么多人往哪走啊?又如何走得快呢?〔4〕

6月16日以后,报纸、电台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在持续中。24日的《武汉晚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署名为“武大数学系战斗小组”的文章《一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迫害——控诉武大的“三家村”黑帮一九六五年在数学系的罪行》和《湖北日报》社论《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延续到30日,李达被公开点名。当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在头版《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通栏标题之下,同时发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两篇署名文章和湖北日报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镣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6月28日至7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7月1日,王任重拟向已经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这一段时间,王任重每天都能见到毛泽东,但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李达问题。1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离开武汉,当晚王任重召开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次日发出。7月19日得知毛泽东在汉游泳的李达写信请毛泽东救他一命,要求秘书将信送毛泽东处。秘书将信交给工作队,工作队10天以后改换信封以机要文件寄中央。

8月4日,邓小平拟定的批判李达“三步走”计划的“第三步”开始实施——“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当日,在陶铸的关注下,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没有看到李达原信。毛泽东在这张条子上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批示:“即送任重同志。”这些批示没能救李达一命,重病的李达仍然无医无药,8月24日去世。

28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说李达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可耻的叛徒,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

9月5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9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所涉及的远远不止李达等几个人。

5月10日下午,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系教育革命工作组组长王师程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立即解散。研究室人员除一两人外,都被打成“黑帮分子”,哲学系主任余志宏、副主任李其驹和系内一批教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的“黑干将”、“黑爪牙”。

武大党委15名常委,11名被打成黑帮;在武大1340名教职工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214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也就是已经准备了材料或被抄家、减薪、批斗但还没有正式冠以“黑帮”之名的88名,共计302名,占教职工总人数的22·5%。还有一些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分店”。

第二节 省、市委抛出批判对象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运动一开始省委抛出武大“三家村”和曾惇、陈一新,市委抛出程云“黑帮”,少数派批判说,这是阴谋,问题不在于这些人该不该打倒,问题在于省市委这样做是“运动群众”,一个一个的“三反分子”由当权派抛出来,还有什么必要发动群众投入文化革命?

当时各级党组织大多抛出非主流领导成员、政敌、圈外人、“死老虎”等让群众批判,表明自己是紧跟中央的,证明本部门、本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取得伟大胜利”。武汉医学院抛出的副院长殷传昭,是部队转业干部;华中师范学院抛出的教务长陶军,早就被定为“漏网右派”。武大“三家村”成员之一朱劭天,一年前已调离武大。湖北大学“三家村”的三人早已不在学校:原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光斗,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揭发批判,当年11月失踪;原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辛永信,四清运动中下台,当时下放在咸宁;另一人两年前调离。8月28日湖北日报第一版刊登报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湖北大学揪出了李光斗、辛永信黑帮》。

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的顾建棠回忆:“6月中旬开始,长办党委先后把副总工程师周尚,宣传部副部长陈亮,留苏副博士、长办科学院工程师陈济生,组织部干部科汪镇国,勘测处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政工科长冯志沄,计划处冯明清等当作文革对象抛出来,在各自的办公室内外,用大字报揭发他们的‘罪恶’,以此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办团委书记的黄世忠指示我,分批组织各单位的团员、青年去声讨、批判这些‘牛鬼蛇神’。”“7月23日至30日,我又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黄世忠指示我,把武装民兵连集中起来,用大字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田海燕。批判的材料由组织部和纪监委提供,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田海燕“是只‘死老虎’。林一山和长办党委此时把田海燕抛出来,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保自己。”〔5〕

一、市委抛出“程云反革命黑帮”

1966年6月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号召全市文化工作者“彻底搞掉以程云代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彻底粉碎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

此时程云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了。武汉市委1964年8月发动的武汉文艺界“百日整风”中,程云受到批判,并被撤销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职务,下放工厂劳动。

7月6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开始点名批判程云,认为这是继揪出“武大三家村”后“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胜利”。

同日,武汉市委召开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上批判了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和市文联副主席、“右派分子”武克仁。程云“反革命黑帮”成员还有市文化局局长孙川四、市文联副主席于亚声、程云妻子莎莱,牵涉同为著名演员的武汉京剧团团长高百岁和武汉汉剧院副院长吴天保。1978年9月武汉市委作出《关于对程云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黑帮”进行平反的决定》,讲到将程云等人定为“反革命黑帮”的原因,是“当时的市委没有识破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阴谋”。

综合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当时的报道,程云的“罪行”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政治上,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紧密配合,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自由”,鼓吹阶级调和,抵制反帝、反修的斗争;二是在组织上,一面排挤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面与文化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狼狈勾结,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黑帮;三是在文艺上,竭力推行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文艺路线,使文艺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二、省委抛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陈一新

1966年6月初王任重就决定批判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惇。8月29日,曾惇被湖北日报点名批判。此前省委已召开省直机关声讨大会,说已查明“曾惇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狗,是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后台老板,是省、市文艺界程云黑帮的总指挥,是前中宣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在湖北地区的总代表、总头目。”省委负责人在会上宣布撤销曾惇党内外一切职务。曾惇何许人,李达何许人,说曾惇是李达的“后台老板”,当时心存疑问、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

9月1日,武汉市召开“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大会”。对曾惇的集会声讨、发表文章批判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

9月6日,省委常委、副省长、政法党组书记陈一新被公开点名批判,被指为“道道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典型的新的贵族老爷”。8月19日省委已召开省直机关的声讨大会。省长张体学代表省委、省人委宣布罢陈一新的官,责令他彻底交代问题。

省委对曾惇、陈一新的公开批判,发生在少数派“炮轰省委”的高潮中。

文革前,湖北省的中高级干部主要有三种来源:以王任重为首的南下干部、以张体学为首的新四军五师干部、地下党干部。曾惇解放前夕任武汉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一新是王明(陈绍禹)的远房弟弟,抗战期间在延安当过王明的秘书。

(未完待续)

第三节 “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整群众

武汉地区6月的文革运动,按照王任重及湖北省委的规划,“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省委于6月8日向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和省属文化机构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10日,武汉市委向30所完全中学、106所初级中学、武汉师范学院、市文联、市杂技团派驻工作组;随后,省市委向武汉地区的厂矿企业派出工作组。

6月初,省委集训即将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队)组(队)长,6日至10日,王任重作了三次讲话。他说:“文化革命是全党的事,工人、农民的事,运动的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中极其反动的要斗,猖狂的要交给农民管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诬蔑党的组织,丑化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人”,就划为右派〔6〕。

6月8日,王任重在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将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化革命运动的指导精神。王任重后来说:“在6月10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7〕

6月上旬,在学习五一六通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上,宋侃夫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化、教育部门和企业里的财会、技术、业务部门,是整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8〕。

6月18日武汉市委发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当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说:“以左派为骨干,把革命的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对群众队伍要进行阶级分析”。“首先把左派划出来,作为依靠力量。……然后把右派找出来,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剩下的就是中间派,是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9〕

6月23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在一个会议上说:“有些学校反击了,不要反击过早,反击过早,大坏人就会跑掉。……先让他们放。今年牛鬼蛇神放得不多,教师放得不多。”〔10〕

26日至28日,省委集训将要派到高校参加工作组的工人。许道琦说:“学校的文化革命有两个阶段,头一大段就是反右派,夺取领导权;第二大段搞教学改革,彻底改革教育制度。”〔11〕

文革一开始,市委组织部长、武汉市四清工作总团文化分团团长辛甫在所属各工作队队长会议上说:“这次全面鸣放,要‘引蛇出洞’,老右派有经验,不容易引出来,新的没有经验,好引,要尽量让大家放,越乱越好。”6月19日辛甫在市文艺界文化大革命代表会上,动员上下左右一起烧,挖程云黑帮的爪牙、黑线、黑根,要“斩草除根”,“文艺界可以不受比例限制”〔12〕。

7月3日,王任重在给湖北省委常委的信(后被称为“七三指示”)中说:“大暴露好得很,差不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引蛇出洞好打,是还击的时候了”。“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这样才便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人,有的是学校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些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13〕王任重说这封信“毛主席看过了,没有意见”。对王任重的这一说法,张体学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欺骗干部,推行他的黑货”〔14〕。

王任重在这封长信里明确提出“反右斗争”这一概念,通篇都是围绕普通群众中的“左派”“中间派”“右派”展开对文革运动的部署。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8月25日,刘真在北京见到他,“他还念念不忘‘反右派’”。王任重还对刘真说:学生中右派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15〕。

王任重在这封信里提出的“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和9月初在清华大学提出的“秋后算账”,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让武汉地区的少数派(后来称造反派)吃尽苦头。文革期间造反派可以谅解直接出面打压他们的张体学,但一直坚决要打倒王任重。

7月6日,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王任重7月3日的来信,王任重说:“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点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16〕。

按照王任重七三来信的精神,省委7月7日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革命运动的意见》。王任重七三来信的重要段落,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这个省委文件中。文件指出,“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转到以清思想为主”。因为“不仅中间派有错误,不少左派也有某些错误观点”。清思想“采取整风的方法”,即“领导带头,左派带头,洗手洗澡,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按照王任重和省委关于文化革命的部署,群众中的右派要反,群众中的中间派、左派也要整。

6月1日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发布,6月8日开始工作组陆续进驻各单位,首要工作就是召集“左派”开会,对本单位所有人按左中右“排队”。针对具体人和事的大字报开始代替表态性的大字报,有群众自发写的,更多的是工作组和党组织布置“左派”写的。自发写的大字报只要涉及主要领导干部,立即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左派”的大字报一般是翻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老账,揭露“落后分子”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很多“左派”并不知道的材料,由党组织提供;当事人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的事,出自他们“向党交心”〔17〕时的自我交待。

水院发生抛出“交心材料”而致人死命的事:

张廷英老师,1963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曾经诚恳地向组织交心,承认自己对苏共有过模糊的认识,对修正主义有过幻想,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1966年6、7月,他的交心材料被院党委和工作队抛出来,把他作为“修正主义苗子”来批判。在有组织的整墙大字报的围攻下,他数次找工作队党委申诉遭拒,加上他的妻子无法承受高压而反戈一击,揭发他在家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于是他在绝望之中独自进入办公室,用刮脸刀片割开颈静脉自杀,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他成为水院最先的自杀者〔18〕。

湖北大学法律系专案工作组8月15日公布《关于杨清桂问题的初步材料》(杨清桂为该校伙食科副科长),这份材料的“说明”第一条写道:“关于杨清桂的一系列反动思想的材料,均是杨在58年前后向党交心,或学习文件时思想检查的底稿,有些是‘四清’运动中自我交待的。”

市二十八中六七届高中生刘中秋也讲到“交心材料”:“舒先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思想问题,学生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因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时有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就是‘向党交心’。本来,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党组织的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未尝不是好事。党组织也是这么讲的。我校普通教师都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写在材料纸上,交给了党总支。”〔19〕

可能是受到北京揪出邓拓三家村、湖北揪出李达三家村的启示,各单位工作组都热衷揪“三家村”,人数达四人就称“四家店”,再多就叫“反革命集团”。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学生党支部的三个支委都是调干生,一向被系党委认为“不听话”,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三家村”。后来又要整支部里另一个党员调干生,“就把他们一起称之为‘四家店’”〔20〕。

6月6日,王任重之子、武昌实验中学初三学生王三宝和另三个同学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我们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教师,说武汉市的教职员中百分之四十出身于成分不好的家庭,各校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百分之四十八。柳英发回忆:大字报说实验中学的三位青年教师高宏、廖起蜀、张庆圭是“三家村”,这三位教师当即被关进一个小房间,还强迫他们将头部伸出窗外“示众”〔21〕。

6月中旬,武汉一中校园里贴满了针对教职工的大字报,个人历史、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污点”被公之于众的老师们顿时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一天,英语教师李德辉原工作单位——市新华书店的几位“左派”,来一中贴出大字报,揭露李一些不检点的言论并上纲上线。当天工作组召集全体教师开会,没有通知李德辉,几个小时后李德辉跳楼身亡。一中工作组长、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国当着围观师生的面,指着口吐血沫、尚未咽气的李德辉说:“现行反革命!”〔22〕

武汉测绘学院六一级学生杨道远回忆:6月开始搞文化革命,四清工作队就在学生中排左中右,打“右派”、抓“小邓拓”。武测党委第二书记张肇翼保护学生,据理相争,被张体学定为“黑手”、“右派”,并对其进行批判。测绘专业在国民党时期归属军队,有点资历的教师都有军衔(在武测当时的教师中有国民党少校、中校,还有两个少将),这些有国民党军衔的教师都定成历史反革命,进驻武测的工作组矛头对着普通干部、教职工,抛历史档案材料,把一批老教师、教授打成“黑帮”、“牛鬼蛇神”,批斗28人,被逼自杀6人。

湖北大学六五级学生杨胜利回忆:文革一开始,“学校开始布置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政治辅导员们空前地忙碌了起来。……全校(或全系)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对一个姓龚的学生进行了批判,原因是这个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他企图为他的家庭出身翻案。这是一个信号,学校开始收集整理学生的材料,着手在学生中划分左派和右派。我的两位高中时的同学,一个是统654班的孙似虎,一个是计651班的龙诗易,出身都不错,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学生干部或团干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分别都被他们的政治辅导员划为假左派真右派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悄悄地收集整理了材料。”〔23〕。

湖大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在各班核心小组长会议上布置工作,核心就是“反右”:“根据当前的情况,要积极准备,很快转入全面的反右派的批判阶段……大致是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底为反右斗争,八月底基本结束。这一阶段,是集中力量,反击右派,这一点在思想上要明确。”“搞了李光斗的问题,紧接着就把各系的右派拿出来搞。学生中的右派,放到最后搞。”“左派中还有不纯的现象,也还有的左派没有组织起来,要重新审查。对于右派,这次跳出来的就抓,没有跳出来的就挖,要挖得准,挖得深。”〔24〕

武汉三中工作组组长陈某(市法院刑庭庭长)在大会上说:文革就是四清的继续,方法与四清一样,群众之间背靠背、面对面揭发“三反言行”〔25〕。

7月上旬,辛甫对市京剧团工作队说:“京剧团一九五七年在×××领导下反右派很不彻底!”“文艺队伍很复杂,要彻底清理”。京剧团工作队在群众中搞“追根”“翻箱倒柜”,搞得人人自危〔26〕。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在“左派”会议上多次强调:目前的形势是省委领导所说的“1957年加1958年”。水院党委对文革的理解,代表了文革初起时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普遍思想。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也说:“这次运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继续。”〔27〕

水院党委副书记张茀承在讲这句话时没有发挥,也未解释。水院团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张建成当时的理解是:“右派分子将利用文革之机向党进攻,我们要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所以要摸底排队、整材料,以备反击右派时使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后,第二年开展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过关,交待自己的思想活动,特别要说清在右派猖狂进攻时的思想与态度。这样估计形势是要告诉左派,要立场坚定,在运动中少说话,多观察动向,准备反右派。”

水院党委在工作队进驻前就布置“左派”抄录“有问题”的大字报,对所有学生进行摸底排队,划分“左中右”。“对有问题的人,要整材料。平时的言论、行动都要写入材料中,可以从‘四清’运动中‘割尾巴’时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找有用的东西,以便下一步运动需要时用。”“在排队时,要分院重点对象、总支一级的对象。要控制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学生每个班级在3个人左右,则全院在250人左右,大约占学生总数的8%。”

6月14日晚,水院党委、各系总支召开的一连串“左派”会议的情况传播开来,情绪激动的千余学生聚集,要求一系总支书记出来澄清,在场“左派”学生说写大字报揭露此事的同学是“造谣”。同日晚,“左派”学生抄大字报时谈论“反右”“秋后算账”一事,引起另一处学生聚集。随后,听到“左派”谈论抄大字报是为“反右”做准备并予以证实的蒋继清同学被“看管”起来,班核心小组(原班团支部)要他“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站出来证实院系“左派”会议情况的郭明正,本是班核心小组副组长、贫农子弟,与同系学生任乾健一起被打成“任—郭反革命集团”,而写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任乾健与郭明正素不相识。王任重在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上看到郭明正等的情况后批示:“此种人应拘留起来,几个最凶的右派还不打击一下吗?”“水电学院这些坏人已经出来了,这里应该反击了!把这些坏分子的真相公布出来,然后看管起来。”〔28〕7月17日,水院工作队党委召开批判“任—郭反革命集团”暨公捕“杀人犯”郭明正大会,省公安厅当场逮捕了被诬为“杀人未遂”的郭明正(关押108天后释放)。

除了“任—郭反革命集团”,水院学生中还揪出一个“徐海亮—晏成禹反党集团”,党委副书记张茀承在批判会上说“徐海亮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当时水院有三个系,这两个“集团”分属一、二系,三系的“反击”对象是学生李光文,罪名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极端自由主义”。这三个“反击”对象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确定的,6月17日由工作组传达。

武汉水院党委认为文革是又一次1957年反右;6月11日进驻水院的工作组发动大揭大批,目的是让右派自己跳出来。7月9日,按照王任重的指示,省委副秘书长刘真率领工作队进驻水院,取代原工作组领导水院运动。刘真说:“我是带着‘反右’的任务来的。”一周内,全院公开点名批斗的师生达一百多人。五十多天“反右”的结果是:被迫自杀二人,逮捕一人,揪出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各一个,点名批判一百多人;内定“右派”两百多人,被看管三百多人;郭明正所在班一半以上学生被打成“右派”。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此后势不两立、争斗多年的保守派、造反派就是这样开始形成〔29〕。

6月11日,工作组进驻华中工学院。“进校不到十天,就内定了学院内有三百八十三人为右派”〔30〕。

胡成荫当时在动力系任政治辅导员,2008年他回忆:

六月中旬,我按省委工作组的安排,到学校东边和西边的学生宿舍大字报栏,到各系实验楼的大字报集中地区,认真看大字报,并简单记录以利于分类归纳问题。我发现大字报的指向都是一般群众,一个30人的学生班揪出的小爬虫、小“三家村”有六七个人;警告×××孝子贤孙,要老实规矩夹起狗尾巴;一些平时敢于讲话、意见比较多的学生,就是什么“喻家山夜话”小集团,这是套用“燕山夜话”来扣在学生头上的大帽子。在实验楼的大字报中,除了上面这些当时的时新帽子外,更多的是教职工们不堪的历史和往事,例如三青团的忠实走狗、刮民党的奴才……。这里很多都是人家交代的材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对党和人民忠诚交代出来、已经做了历史结论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一般问题。我一面翻阅记录,一面翻报纸上刊登的中央首长讲话,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指向那些反动的学术权威,使我们国家不变色。……这是当时湖北日报刊登得明明白白的。可我们学校内这大量的大字报的矛头,哪里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里是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呢?

工作组长王耀(襄阳地委副书记)曾交代胡成荫“发现问题随时反映”,于是胡成荫向王耀汇报说:“大字报很多,轰轰烈烈,每个学生班点名上大字报的学生有八九个,占学生班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教师中各教研室点名批判的人数和学生班的比例差不多。这种情况和……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指示精神不符合”,王耀打断胡成荫说:“你懂什么!现在是反右的前哨战,华工的右派多得很”。

6月21日,王耀在师生代表会上说:“干部、教师、学生中都有右派,要揪出来反击。”“学生中为什么不整?五七年不是整了?读大学反党反社会主义要他做什么?”“再发展一周或三天,就和五七年一样了。”工作组整学生、学生斗学生就这样开始了。29日,赵文成、胡成荫等八人贴出大字报《对当前运动的几点不同意见》说:当前我院运动“矛头对向群众”,不符合二十三条及人民日报社论精神,不应该“把战斗小组一律取缔”。王耀对赵文成说:你是真共产党员,还是假共产党员?你们想要我们按你们的办法干革命办不到,你们想要我们抓住一个朱九思(院党委书记)而放走学生中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办不到。王耀对学生干部说:“对赵文成大字报的态度,是区别左中右的标志之一”。赵文成和赞成他的人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野心家”,遭到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围攻,被盯梢、监视。赵文成和支持他的政治教研室教师张汉卿被撤掉院机关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职务。

华工的学生斗学生,从6月23日延续到7月26日。7月下旬,院工作组布置“落实材料,准备斗争”,被系统整理材料的有380多人。在三系,工作组提出口号:“上下一起扫,把水搅得浑浑的,胖头鱼、泥鳅、蛤蟆一起抓。”该系五年级191人,被“揭发”的有38人。工作组成立直接掌控的保卫小组,其职责就是监视一部分同学。据后来少数派抢出来的所谓“黑材料”显示:这些同学每天穿什么衣服、干了什么事、开会时是否鼓掌都有记录〔31〕。

华工工作组在整学生的同时,对干部和教师实行“打击一大片”。红司(新华工)反修兵团调查小组《省委工作组在我院推行刘邓干部路线的调查报告》〔32〕记载:

工作组到处散布说我院是“两面政权”,说“学校党委有反革命集团”,“党委烂了,各级党组织也烂了”,“从院到处、系直到科室都有黑帮、黑线”。说×××系的党支部“除一两个人外,都坏透了”,“要是有什么情况,你们党员中有几个能跟党走?”说××教研室“找不到一个好人”,××科“是清一色的坏人”等等,甚至连过去受过表扬的积极分子都被说成是“朱九思的红人”,说“从前的红人模范都是今天的麻烦”。工作组故意耸人听闻,在群众中造成“干部都烂掉了”的印象以后,于是进而提出“上下左右一齐扫”,“大的小的一齐扫,先扫大的,后扫小的”等口号,还说“当权派没有几个好家伙”,“要把总支书记以上的干部全部换掉”(当时省委也确实准备派几十名干部来我院实行领导干部大换班),说“有的单位要全面夺权”等等。
工作组还把老师都下到学生中去,并向学生“交底”,挑动学生整教师。据动力系统计,全系一般教师中被揭发47人,占22%。307教研室教师被揭发的达12人,占59%。303教研室教师被揭发10人,占34·4%。

武汉锅炉厂职工孟运通6月13日晚写出一张大字报,批评陶铸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是制造清规戒律,不准群众革命。第二天上午孟运通被厂保卫队关押,持枪看管。在厂工作队发动下,“空中的广播、地上的批判专栏、地面的标语组成了立体作战的强大火力网”。

同时,“工作队、厂党委出于十七年以来的思维惯性,根据省、市委抓右派的精神,把厂里职工划成左、中、右,调动可以信任的骨干分子,密切注视可能的捣乱者的一言一行,搜集挑战旧秩序、危及当权者利益的那些人的所谓材料,动员大家背靠背地检举,真是弄得满厂风声鹤唳。”三位普通工人因此自杀。机动科工人谭文元“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工作队找去谈话,要他挖思想根源,交待反动言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谭文元顶不住压力,上吊自杀。“阀门车间一位老工人……也是工作队找他谈话,要他交待历史问题和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行,声言要召开车间大会批判。他害怕了,……上吊自杀”。“不久,三一四车间一位上海籍老师傅因恐惧而自杀。”

工作队在机动科抓出一个“三家村”:一位是厂副总机械动力师,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位是出身不好的女技术员;一位是从事俄文资料翻译的技术员,一贯被认为“只专不红”。为找到证据,积极分子去俄文翻译的房间“撬抽屉、翻皮箱,从他的私人信件中找问题,凑成材料,断章取义,整理成‘黑话录’。这种非法的鸡鸣狗盗的行径干了两次。”〔33〕

四机部中原机械厂是宋侃夫抓的点。早在1966年5月,宋侃夫指示驻厂工作队:“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中原机械厂技术队伍很复杂,排排队,准备几个尖子人物搞一下,把技术队伍好好整顿一下。”6月12日,该厂群众给工作队贴大字报,工作队组织围攻,宋侃夫说:“反击太早了,还应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才好”。7月,宋侃夫认为蛇已引出洞,指示工作队:“运动向纵、深、宽方向发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里有问题就扫到哪里,上下左右一起扫”。以对工作队党委的态度为标准,二十天左右“扫了”三百多人〔34〕。

文革初期,所有人的所有举动,都必须按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统一部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和一位学生干部召集部分团支部书记开会,认为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阻挠学生写大字报,决定成立“行动小组”,自己组织起来投入运动,同时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学校情况。这件事被校党支部汇报给一冶党委,一冶党委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一冶党委请示省委得到同意,向一冶一中派出近百人的工作组。工作组成员进入各教学班控制学生,教师集中学习,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录下来。工作组查阅教工档案,结合现实表现分出左中右。同时宣布管典芬等人是“现行反革命”,发动全校批判〔35〕。

1967年2月省直机关造反派揭发: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反映一冶一中有师生自行成立“革命行动小组”,王任重批示:“这不是反革命吗?坏人暴露出来,好得很!”“明令宣布解散行动小组”〔36〕。

6月13日,武汉地区的报纸、电台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的消息,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胡国基当天自发写大字报要求前去声援,厂里很多人在大字报上签名。厂工作组立即抄录大字报和签名者名单,找签名者一一谈话,说胡国基的大字报“有反党的倾向”。随后大多签名者将自己的名字划掉或撕去,其中有人贴出大字报声称自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工作组组长对胡国基说:“你这种自发行动是党所不允许的,你是在煽动闹事。”工作组开始审查胡国基,公布了他的档案,发动全厂职工批判他,厂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革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自发声援武大是政治扒手行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胡国基“蒙了”:党的报纸、电台都在报道各界群众积极声援武大,“怎么我写大字报要求声援就错了呢?”不久他明白了,响应党的号召也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去响应〔37〕。

6月中旬,中学文革运动开展起来,一些中学特别是只设初中的中学出现过激行为。7月16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蔡刚电话传达王任重关于对待青年学生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谈到中学生问题,他说:“中学生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打人、行凶、搞现行破坏活动,这样的人要逮捕法办。但这种人为数不多,而且其家庭大多数是五类分子。”宋侃夫在关于安静街中学、民权路中学等的“情况反映”上批示:“流氓活动这样猖獗,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从6月16日到7月27日,武汉市委以“打击流氓”的名义,在39所中等学校逮捕学生159人〔38〕,近千人按市委布置在校内进行批判斗争。王任重说:“捉一千也不多。”〔39〕宋侃夫还决定:“对那些年纪大、成绩差、有流氓习气,但又不够拘捕条件的学生,在家长同意下,送到东西湖农场去强制劳动。如果他们不去,可以派武装押送。”〔40〕逮捕“流氓学生”时各区开公捕大会,组织各中学被划为“右派”的学生、给领导写过大字报的学生前去“受教育”。

市三十六中工作组在校内关押了二三十名学生,7月18日、25日该校四名学生分别在公捕大会上被逮捕。章宏发,16岁,罪名四条:一、“反党反毛主席”(写大字报“十评工作组”,喊“炮轰工作组”);二、“盗窃国家机密”(诬陷章偷一教师的工作手册);三、“撕大字报”(一女生写一位男教师耍流氓,未写完被章撕掉);四、“流氓成性”(章有打人骂人习惯)。章于8月18日释放。邹人杰,17岁,平时比较调皮,玩球无意打坏一支日光灯,被说成“有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邹于10月31日释放。尹定波,平时比较调皮,于8月18日释放。罗先觉于8月25日左右释放〔41〕。

6月以来,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右派”学生和教师。华中工学院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一千四百余人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反右”斗了两百余人。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29人被定为右派。华中师范学院被斗学生三百余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五百多学生的武汉建筑工人技校,逮捕了18人,三十多人被斗〔42〕。

文革初期“五十天”里,武汉市以“反抗和破坏文革罪”逮捕了四百余人〔43〕,判刑、枪决的案件有的通过法院布告、公审会、新闻报道为人所知,但具体数字无法获取。

注释:

〔1〕本节的编写,参考了如下资料: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炯华《李达在武汉大学的最后岁月》(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编印《武大“三家村”案——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1967年6月)。
〔2〕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1966·11·18),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
〔4〕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0—11页。
〔5〕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8、2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14年版。
〔6〕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7〕王任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四》(1967年3月2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8〕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3页。
〔9〕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第796页。
〔10〕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11〕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0页。
〔13〕《王任重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一封信》(1966年7月3日),载武汉大学长征公社农奴戟战斗队1966年10月25日油印传单。
〔14〕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15〕省文革办公室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走访刘真同志》(1967年1月14日)。
〔16〕《王任重、张体学在湖北省委会议上的讲话——湖北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的一封信》(1966年7月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17〕1958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4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引导群众,自觉交心》,这一运动随即在全国工商界、文教界普遍开展。此后的历次运动如1965年“学雷锋”运动中都开展过“向党交心”。个人“交心”材料被各单位党组织保存下来。
〔18〕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84页。
〔19〕刘中秋《1966年6月、8月批斗老师》(网文,2011年)。
〔20〕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21〕2017年4月笔者访谈武昌实验中学六六届高中生柳英发的记录。
〔22〕武汉一中六八届高中生余德亨目睹。
〔23〕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二章 风雨初袭”。
〔24〕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23—24页。
〔25〕参见夏家保《蝉鸣录——八十回眸》第26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夏家保文革时为武汉三中教师。
〔26〕《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1页。
〔27〕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28〕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载1967年2月21日湖北日报。
〔29〕武汉水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三章“五十天”;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文革篇·一、文革初期”,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30〕王海峰《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个老三届的回忆录》第3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王海峰为华工附中六七届高中生。
〔31〕华中工学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三章引入歧途。
〔32〕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21期(1967年5月18日)。
〔33〕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1—16页。
〔34〕参见中原机械厂东方红战斗总部《强烈控诉宋侃夫在我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五)》(1967年6月9日)第14—15页
〔35〕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6—7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36〕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
〔37〕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38〕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关于我们拘留、逮捕青少年学生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6年12月17日)
〔39〕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40〕参见《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6页。
〔41〕参见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42〕参见二司武大总部《王任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编《革命造反报》第二期(1966年11月9日)。
〔43〕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2页。

□ 摘自《武汉地区文革纪实》:第一编 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1967年1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