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与600万地富分子摘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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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ergalerie Hu Yaobang China KP Vorsitzender Archiv 1986

晚年胡耀邦。

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和为地富子女改订成份,是胡耀邦继为右派摘帽之后采取的一项调整社会政策、缓解社会矛盾的重大举措。胡耀邦领导组织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领导组织错划右派改正工作,从高级干部一直到基层,估计得到平反的不下4千万人,一家以4人计,直接牵涉到1亿6千万人,这是中国社会家喻户晓的事情。而胡耀邦42年前的春节期间主持领导摘掉四类分子帽子、改订地富子女成份这样一件惠及1亿人口的重大历史事件,则了解的人甚少。

1977年底,据统计:全国尚有地富分子469.2万人,反坏分子145万余人;1979年摘掉了600余万四类分子帽子,数千万地富子女改订本人成份;余下79260名未摘帽四类分子,到1984年35年国庆时,其中78327人摘帽,982人因错划纠正。本文主要谈一谈这个历史事件。

一、中国到底有多少四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其中的地主和富农则被认为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专政的社会阶层。1957年反右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正式文件中将右派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称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1959年8月16日通过的庐山会议决议中写道:“……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但自当年决定为右派分子摘帽开始直到“文革”爆发前,各种正式文件及报刊上就只提 “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了。“文革”中又将右派归入四类分子,俗称“地富反坏右”黑五类。1978年4月初,中央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而1979年初,中国尚有610多万带帽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其中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其余为反坏分子。

建国以来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李若建的研究,国家统计局1952年土改前的数据显示,地主占总人口4.75%,富农占4.66%,两者合计占9.41%。另外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见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据中国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回忆,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之前,中央曾提出了一个大体计划,即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全国大陆约有1.45亿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尚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计划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其中华东约3500万至4000万人,中南约4700万至5600万人,西北约800万人。其余的1.64亿人口的地区,则计划大部分在1951年秋后进行土改,小部分在1952年秋天进行土改。剩下的一小部分地区,即约2000万人口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再做决定。(以上见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第34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到1952年9月,全国约有3亿农业人口地区,在3年之中完成了土改。

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件指出:“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中共中央1948年2月15日规定,新解放区土改中“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按照这个比例,“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打出900万阶级敌人。(见述弢《地主在中国的宿命》,选自《悦读》第40卷)

据笔者查阅文献资料,官方文献关于四类分子数目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新华社1984年11月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曾经存在过2000多万四类分子,笔者怀疑这个两千多万并不准确,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按照中央1948年的规定,农民总人口的10%为敌对分子,3亿多农民中则应该有3千多万的地富分子。1977年7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毛泽东选集》第5卷辅导问题理论座谈会上曾提到:中国的地主有几千万人?三千万,四千万。1978年1、2月间,刚任中组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我们现在有干部一千六百多万,我们是个干部大国。土改以后,我国地、富、反、坏,就有三、四千万,也是一个大国。至于反坏分子,建国以来到底定了多少?估计任何人也回答不出来。

1981年初,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长篇讲话中提到,1957年前后,“毛泽东同志还同我们说过这样的意思,说他当时算了地主阶级有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万。那时,我们的人口是六亿多,是六亿人向着四、五千万人专政。”因此新华社报道讲两千万戴帽子的四类分子,这个数字应该不会夸大。按照这个数字计算:

如果从中国的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计算,四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间,加上其孙辈人数,也可以大体上推算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引自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

关于四类分子的数目问题,戴煌在其《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曾提到另外一个数字: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3000万人(其中右派55万);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2亿人。(见工人出版社该书)

二、 胡耀邦关注农村阶级问题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此在国际上开展反对苏联的反修正主义运动,在党内逐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在社会上重新整顿阶级队伍。

1963年5月上旬,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落到地主富农手里,有些机关单位也有他们的代理人。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和革命队伍;要开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等。会议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共十条,即后来所说的“前十条”。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说: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

《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1)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2)地富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3)有些地方,地富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富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8)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富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决定(草案)》强调,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第十条中,曾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作法,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不符合党的政策:“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做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

文件同时又指责了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的做法:“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要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对方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在阶级斗争为纲之风越刮越烈的1960年代,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环境及社会政治地位越来越恶劣和低下,沦落为社会中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

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胡耀邦连续在湖南、陕西担任要职,胡耀邦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状况是很了解的。

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11月30日到职。据当时省委一位干部的回忆,12月1日,陕西省委办公厅给胡耀邦送的第一份文件是一个清理省委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的报告。按照西北局的规定,当时要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干部家属里面有一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四类分子),原来到机关宿舍来,都是经过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后,都已经改变了成份,都不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了,但是后来又不认账了。说他们还是四类分子,不准跟干部家人同住,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胡耀邦带来的秘书叫戴云,原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当时就跟戴云说,我刚到省委,有多少重大的文件不给我送,偏偏送了这么一个文件。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去看他,他就问:这个省委办公厅是什么意思啊,给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这样的文件。

胡耀邦到陕西之前,1963年至1965年间,陕西曾经搞过一次土改补课,补划了一大批地富分子。据1979年10月13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指出:“在‘清队’中补划地、富成分,包括‘四清’时补划的在内,把6万多户劳动人民错订为地主、富农,被他们乱带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数也很多,严重地搞乱了阶级阵线。”这些错划的地富分子1979年初已经在胡耀邦主持的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得到改正。

十年之后,1977年1月1日,胡耀邦在与来访者谈话时谈到了之前的历史。他说:三年困难刚刚度过,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运动。1963年5月那次杭州会议我是去了的,他把农村的一些问题都上纲到“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问题,性质到底是什么?严重贪污、盗窃、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占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严重,别人都插不上嘴,这样写出的“前十条”,搞四清运动就必然过火;后来温度越来越高,“二十三条”要降温,可是又说有个“走资派”。我心里有点嘀咕。当时我在陕西,只能多讲“要正确对待干部”这些东西。

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

“经验证明:土地改革之后,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弊端很大,也不符合我们党曾明确宣布过的农村阶级政策。早在1949年10月11日,党中央即以《新华社信箱》的名义答复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问题时宣布过:在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不要强调阶级划分,特别是不要强调中贫农的界限;否则,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1950年8月4日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有过土改完成后,在一定条件下,地主五年、富农三年改变成分的规定。1953年12月16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提出了‘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的口号,这是淡化中农和贫农界限的一个步骤,从7月31日报告到《高潮》一书强调的依靠贫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思想,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的口号,在十年动乱中又变成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口号。这除了在农村容易造成一种越穷越光荣的错觉外,对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方面产生唯成分论的偏向也有重要影响。”(见该书第399页)

在左的路线之下,这个庞大的遭受歧视的贱民阶层,在“文革”爆发后,又受到了狂风暴雨的摧残,其中最有名的暴行是发生在北京昌平和大兴、湖南道县、广西全区的打杀事件。

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初,北京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昌平县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参见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2012年第2期《炎黄春秋》)

1967年7~9月间,湖南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谢承年《湖南道县“文革”杀人大案揭秘》,《上海法治报》2010.12.24)

大规模平反冤案- 改革大数据服务平台1980年12月7日,胡耀邦听取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关于1967年夏末秋初道县农村大屠杀事件的汇报,极端愤慨。胡耀邦指出: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13年了,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

早在1980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广西区党委关于处理非正常死亡遗留问题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对现在仍在台上的群众意见很大的打砸抢分子,也要适当处理。有的要调开,有的要下放,有的要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平息民愤不可缺少的一条,要充分注意。

1984年1月,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数字,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及全区失踪人员、无名无姓的死者人数众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亲属。

1984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广西区委汇报会上针对广西处遗问题发表讲话,胡耀邦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处理好的历史问题,现在工作量还很大,离完满解决问题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要善始善终处理好还要做艰苦的工作。

三、胡耀邦首提地富分子落实政策问题

胡耀邦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生态问题。早在1978年初,刚刚接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就非常关注和推动社会各阶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问题。

戴煌在其《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提到,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曾说过:

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还压着沉重的帽子。“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但帽子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是年3月2日,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家中召开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在谈到农村阶级关系时,胡耀邦说:现在有些生产队,20%的坏人,不是个别的地方,划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地富反坏。许多工厂里,农村里,阶级阵线乱得要命。陕西西安有的地方地富占百分之二三十,反坏不在内。四清搞一批,“文化大革命”划一批,这样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现在还来不及解决。1961年我在海城调查,那里地富占12%,18%,当时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这是林彪、“四人帮”流毒的一个问题。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据说陕西、辽宁省的一些地方,地富反坏划了20%,甚至二三十,(如果)写上去,需要查一查。胡耀邦提到的“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即是指四类分子落实政策的摘帽问题。“(如果)写上去,需要查一查”,可以看出,身为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已经为“下半年要搞一下”在做准备了。

胡耀邦说:现在农村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有人回答是过渡,有人回答是机械化,有人回答是水肥。去年年底,万里回答主要是政策,搞了6条。我相信万里的回答。胡耀邦同意万里的看法,他认为最大的政策,最基本的问题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摘掉四类分子的帽子,是涉及上亿人的重大政治举措,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巨变,可以空前地解放农民的思想,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胡耀邦关心青年,关心青年人的政治前途问题,反对血统论,反对唯成分论。5月6日,胡耀邦出席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负责人会议并讲话。在谈到要纠正对青少年的一些错误做法时,他说:所谓一部分干部子女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的或犯过错误的人的子女问题,华侨子女问题,必须要坚决地正确地对待。我们过去有个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毛主席讲过的。现在一般不用这个词,是怕引起误会。整那些干部子女,整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笔者注: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即是指地富家庭和资本家家庭出身),整那些华侨子女;整那些知识分子子女,哪里来的?“四人帮”搞的。这个问题是牵涉到几千万青年的问题。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对犯有错误的人的子女,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历来的政策,哪个地方违反,哪个地方党的组织就要受到批评。

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谈话,从下午3点半钟,一直到下一点多,谈了9个多小时。在谈话中,胡耀邦向华国锋提出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调整政策、落实政策、摘帽问题。胡耀邦讲,谈话中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吃饭时也是一面吃饭一面谈。华国锋谈了许多想法。7月6日,胡耀邦找中央党校处室以上干部及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传达这次谈话的主要精神和内容。

胡耀邦说,整整9个半小时,华主席谈得津津有味的,今天谈的话,都是我的体会。华国锋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兴旺发达。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家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胡耀邦说,要大干快上,国内要安定团结。这就要消除一些不利团结的因素,或者说,扫除安定团结的障碍。全国人民是要求安定团结的,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胡耀邦将有关内容归纳为4个问题:

(前三个问题略)第四,要坚决落实政策,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华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落实政策问题,这是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前提条件。胡耀邦细数了正在全国大力开展的落实五大政策的情况: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胡耀邦讲,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一个省委要复查的,不是老百姓的,有的是几万,有的是十几万。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胡耀邦还向华国锋说,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叫人痛心!这是胡耀邦当面向最高领导提出要坚决落实的第六个社会政策。阶级斗争扩大化,令人惊心,地富摘帽问题迫在眉睫。这是胡耀邦第一次向中央领导明确提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问题。依据正在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和人心思变的社会潮流,推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治路线的转变,大幅度调整社会阶层政策和关系,人道的善待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调整农村阶级政策,切实建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胡耀邦提出为地富分子摘帽政策的出发点。

胡耀邦说,华国锋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这半年多来,一次谈7个小时,一次9个多小时。华主要关心这两个问题。这个就是路线,就是大局。我们民族的前途,关键性的两条。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这两个问题。这是生死攸关、前途命运的问题。真诚的人道的善待社会各个阶层,切实调整改变各项严酷的、左的社会政策,是胡耀邦领导、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落实各项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观和初心考虑。

为克服血统论、唯成分论的流毒,中组部多次召开座谈会。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胡耀邦出席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认真听取与会者的汇报和提问,他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工作,首先要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变为与工人、农民一样的“香老三”。胡耀邦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他说:对知识分子不要老是在家庭出身不好啊、社会关系复杂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上纠缠,更不要摆脱不掉林彪、“四人帮”散布的错误观念,应当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在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根据胡耀邦讲话的主要精神,中组部制定发布《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文件对于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推动各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根据胡耀邦多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整理而成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1979年1月4日在《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文章强调要放手使用知识分子,要多看他们的主导方面,多看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至于有些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政治历史上有些一般性的问题,这是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只要政治上划清了界限,本人历史清楚,经过考验,表现好的,就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不使用他们。在提干、授予技术职称、出国考察、接触机密等方面,应当一视同仁。其中具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的,应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无论是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都要坚持重在政治表现。那种凡是出身好,不管表现如何一概加以重用,凡是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不重用的倾向,是唯成份论和反动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胡耀邦确立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干部基础。

1984年11月初,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地富反坏分子全部摘帽时,大标题称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确实,这件事事关全局、大局,因为这是三中全会后第一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政治决策,形成了三中全会路线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件事事关上亿底层“贱民”的浮沉荣辱,改变了无数人此后的人生命运,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共和国史、党史、改革开放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42年来却无一著作或论文说清楚了这件大事件的枝枝蔓蔓、来龙去脉。因此本文不厌其详、不厌其繁,详细列举了作者掌握的胡耀邦的有关文献资料,叙述该事件的进程,以飨读者。

四、三中全会前后呼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在参加修改《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时,曾对《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据《中国农民的牺牲》一文统计:“建国后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新三农:《中国农民的牺牲》)

胡耀邦指出,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胡耀邦的思路很清晰:全国工作的突破在农业,农业要搞上去的关键在于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解脱基层干部的文件正在制定中,扭转农村干部作风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37号、42号文件已经出台;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除了落实生产责任制外,破除身份政治,摘掉地富帽子,解放和焕发数千万人的头脑和生产积极性,舍此无他矣!

10月12日,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于8月召开。《通知》指出:“四类分子”经过依法镇压、监督改造、摘掉帽子及自然死亡,作为反动阶级的残余,数量上已大大减少,大多数失去了活动能力与条件。大多数经过多年的监改,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基本上做到了奉公守法,他们也渴望摘掉帽子。给大多数符合摘帽条件的人摘掉帽子,是毛泽东关于对反动阶级残余分子势力采取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心改造“四类分子”的重大成果。(以上见刘军《四类分子政策研究》,中央党校硕士论文,2006年)

11月13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们有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200万之多;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对受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重点的转移也难顺利。有些事可以“一风吹”。

11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就农业问题发表讲话。谈到尽快发展农业和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时,胡耀邦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如今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的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据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一文回顾当年农村农民的贫穷状况:1978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以上见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胡耀邦指出:要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正视我国农业现在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来。针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对两个农业文件意见纷纷,许多人说要大改,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另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也犹豫时,胡耀邦说: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作出决定,对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上有好处。华国锋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胡耀邦的意见。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说: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

10月7日至14日,中央组织部为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召开座谈会。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发出《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文件说,全国农村68万个生产大队,480万个生产队,约有大队、生产队干部1700多万人,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许多基层干部被揪斗、遭批判,甚至被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关押审查,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的也受到株连,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文件说: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对冤案、假案、错案,经过查证核实,认真加以解决。对“四清”和”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要纠正过来。家属子女无辜受株连而遭到错误处理的,要妥善加以解决。

11月22日,胡耀邦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他说:这次中央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搞了两个文件,一是加速农业发展的决定,一个是六十条。参加会议的210多人,只有两人说文件好。我在会上讲了两个小时话。这两个文件要改。先念召开了两个会,有三种意见,一是大改,一是小改,一是半年后再改。华主席问我,我说尽量要改出来。 中央工作会议上,西北组讨论农业问题十分热烈,意见也很多。大家推举胡耀邦、王任重(陕西省负责人)、江一真(卫生部负责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等人参与文件修改,对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一个修改稿,供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时参考。(见《胡耀邦传(第二版)》第二卷P157)1979年3月中旬,胡耀邦在一次大会上也讲到,他曾同华国锋谈到他在起草修改两个农业文件时的一些考虑。

胡耀邦和于光远等人参加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于12月22日在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修改后的试行草案在第十三章《社员》中指出:

对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给以出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社员待遇。

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其本人成份一律是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权利,不得歧视。他们的子女一律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讲话。他说,明年必须把农业搞上去,但是明年这一年,我看要把农业搞上去,还是个落实政策问题,把国家、集体、个人这三个积极性统统发挥出来。为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安定团结。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使政治上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做到功过分明,是非分明,赏罚分明,叫三分明。

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传达好。三中全会公报7800字左右,两个会议上中央主席、副主席的8个讲话4万5千字左右,明天可能发下去,传达到县团一级。还有几个文件,一个计划,一个农业。农业文件有两个:一个决定,一个《六十条》,又是4万多字,连同李副主席的讲话在内。还有简报500多份,至少150万字,等于两部《红楼梦》,看得完?怎么传?我的意见是要以公报为纲。公报把主席、副主席的讲话以及两个文件的精神归纳了,以工作重心的转变为中心思想,讲了几个问题。一是转变的根据和深远意义;二是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必须把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搞上去;三是为了实现转变需要长期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已经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还要继续解决一大批大是大非问题。

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呼吁要用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经济方面来讲,就是要搞农村生产责任制,不赞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走到包工到组、包产到户。从政治方面讲,一是要为农村广大的基层干部落实政策,平反各种冤假错案,摘掉他们头上花样繁多的各种政治帽子;一是要为数千万地富子女改订成份、出身,解脱数百万已带帽改造几十年且大多已年老体衰的地富分子,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思想解放人,最终才形成了广大农村朝气蓬勃的改革与发展的局面。

五、胡耀邦指导地富摘帽工作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时,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被选举为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调整社会关系、为社会各阶层落实政策这些方面的工作,都由胡耀邦负责(参见胡耀邦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作为新上任的中宣部长,作了一个相当于就职演说的讲话。胡耀邦的讲话很亲切,又很真切,对宣传工作的诸多内容讲得很到位,对传达、宣传三中全会的文件和精神,谈得很全面、很具体, 但仅讲到农业方面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可以判断,此时关于地富摘帽的1979年中央5号文件,还未成型或定稿。

197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召集胡耀邦和新任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谈话,谈话中谈到秘书长副秘书长是新成立的机构,成立了就要发挥作用,帮助政治局常委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中央办公厅要很好的掌握全党的动向,了解情况。政策要建立在情况明的基础上,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在这次谈话中,华国锋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千万要防止“翻烧饼”。1月8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中组部长宋任穷谈了4个小时,谈话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过去的十几年里,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受到极左路线的危害,如何熨平这种破坏对社会造成的内伤和外伤。1月10日晚上,华国锋又同胡耀邦、余秋里、林乎加、姚依林等同志谈了4个小时,主要谈了一个问题:如何认真对待来信来访问题。这几次谈话都关乎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维护政治安定的重大问题。

1978年7月4日,胡耀邦也曾与华国锋有过一次长达9个多小时的谈话,还有一次7个小时的谈话。9个多小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落实各项政策,达到安定团结、大干快上。胡耀邦细数了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之后,向华国锋建议落实地富摘帽政策。胡耀邦的政策建议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和支持,否则胡与华不可能有多次4个小时以上的深谈,也不可能让胡耀邦担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秘书长。

中央5号文件应该是胡耀邦主导制定的,此前他参加修改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试行草案)》“社员”一章中已有“摘帽”的内容,而中央几位主席、副主席都是赞成的。胡耀邦半年后曾说过:党中央常委和其他政治局的许多同志,横下一条心,不怕别人议论。是错还是对?是错、对各占一半?我看百分之百的对。具体工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主管部门当中,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宣传部,我都管着,具体工作上的缺点,我多负责。1981年8月,胡耀邦视察豫、晋、冀三省时,曾谈到中央文件的制定过程:“三中全会以后,文件都是集体搞的。书记处建立前,我们3个秘书长讨论,请主席、副主席签发。”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也参加了两个农业文件的修改。可以确认,1979年中央5号文件是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主导制定,华国锋主席及几位副主席都同意签发的一份重要文件。1979年1月1日至6日期间,5号文件还在起草制定的过程中,1月7日前后,5号文件应当已经正式完成,中央负责同志均已同意,故胡耀邦7日以后到11日5号文件正式下发之间,才多次提到这个文件,强调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可以说,为地富分子摘帽、为地富子女改变成份,是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之后,在中央最高领导层支持下,第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举措。

1984年11月初,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地富反坏分子全部摘帽时,大标题称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确实,这件事事关全局、大局,因为这是三中全会后第一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政治决策,形成了三中全会路线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件事事关上亿底层“贱民”的浮沉荣辱,改变了无数人此后的人生命运,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共和国史、党史、改革开放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42年来却无一著作或论文说清楚了这件大事件的枝枝蔓蔓、来龙去脉。因此本文不厌其详、不厌其繁,详细列举了胡耀邦的有关文献资料,叙述该事件的进程。

作者在写作本文时,遍查当时主要领导人及相关负责人的文选、年谱、传记,均无有关地富摘帽工作的记述和内容。《邓小平文选》中有一二处相关内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中,讲到“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作者注:《邓小平文选》注60指明,两个文件即加快农业发展决定(草案)和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并无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这段话的上一句应当提到为地富分子摘帽,下一句应当提到中央5号文件,但该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为地富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胡耀邦则在一系列讲话中均提到中央3个农业文件,而第1个和第3个重要,第3个农业文件就是中央5号文件。邓小平不提5号文件,是因为他所做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回避了给专政对象摘帽,取消了地富反坏这个反动阶级,阶级敌人越来越少这个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吗?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干部大会上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在历数3年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时,政治方面之第4,“我们”“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邓在历数经济工作成就时,提到“在农村工作方面,做出了两个决议。”(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他指的仍然是上述两个农业文件,还是没有提中央5号文件。

1月7日,胡耀邦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指出,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争取各种可能,把我们的政治局面稳定20到30年,这是我们战略上的出发点。他说,要使政治上安定下来,必须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比如,冤案、假案、错案必须平反、解决,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三中全会上特别强调的问题。9亿人口中,牵涉到的有1亿人口,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安定得了?针对有的地方,有的同志对平反工作反应迟钝,考虑个人得失太多,有的部门搞得非常被动,胡耀邦强调:这么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组织大的力量,不亲自干,行吗?胡耀邦说:

最近中央又有一个决定,要摘农村中地富反坏的帽子,要坚决摘。30多年了,有人孙子、重孙子都有了,还是地富子弟,说得过去吗?还有,团结95%以上这个概念,……,但是不能团结的5%又是什么概念?我国9亿人口,5%是4500万,都看作敌人、敌对阶级吗?干部有1700万,2%就是34万,这怎么得了?!从绝对数字看不得了。

胡耀邦强调,一是冤、错、假案的问题,一是今后路线斗争问题,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不要重复过去那种打击面太宽的教训。批评要铁面无私,不讲情面。但是处理要谨慎,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给出路、不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

1月9日,作为即将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胡耀邦说:

三中全会公报,两个农业文件,都讲今后除了有外敌入侵(帝国主义、苏修打进来,不是边境上的骚扰),就要下定决心,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干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今后20年、30年,如果不死死抓住这一点,就会重犯路线上的大错误,同样会把中国革命引向邪路,引向失败。……懂得了这点,对于我们防止犯“左”的和右的错误是极为重要的。从搞一般的阶级斗争转到集中主要精力搞四个现代化,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来说,都是崭新的事业。

胡耀邦说,怎样想办法,千方百计使党和国家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再象前十几年那样全面内战,反反复复,那是非常危险的。公报上写的,主席、副主席讲话,都一再提到这个问题。要达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解决几个主要问题:

现在我们要抓紧解决的是冤案、错案的平反。三中全会叶副主席讲话说,据中组部估计,冤案、错案可能牵涉影响1亿人口,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冤错案是大量的。文化大革命前,“四清”运动打了多少“走资派”?还有反右派问题,就算50万右派分子。前些天开了个座谈会,我问要纠正的有多少,估计10万能不能打住?他们说打不住,可能20万。……三中全会后,中央又要发一个文件,关于地、富、反、坏摘帽子问题,要下决心搞。已经30年了,有些地方搞了三十几年了,连他们的子孙,又牵涉几千万人。不把政策落实不行,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如果不落实政策,不平反冤错案,你说要安定团结,能安定团结得了?

1月11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又发表讲话。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建议,他说:今天,中央发了3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即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中央关于地富摘帽问题及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

他说:三中全会的传达很重要,不是什么一步、两步可以做好的,恐怕要走三步。第一步,各省市召开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只可能领会文件精神,主要是主席、副主席的8个讲话,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一批本省、市的重大遗留问题。第二步,主要是在全党、全民(包括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中间,广泛深入讨论中央有关农业问题的3个文件,特别是第一和第三两个(注:所谓第三个文件,即地富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边讨论,边贯彻。采取什么办法为好,请各省郑重考虑一下。不要在省上开,主要在县上开。开三级干部会或四级干部会,生产队也来。这种会也是个大学习班,一边讨论,一边还可以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省上和地委的同志都到县里去参加会议。这种会10天恐怕开不好,开短了可能走过场,是不是开3个星期,至少两个星期为好。中央要求,春耕前一定把3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在公社大队里讨论清楚,把农村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争取今年的农业有个全面的大丰收。不光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都要大丰收。

胡耀邦特别强调:许多问题,不能慢慢腾腾地解决。解决冤、错、假案,要快刀斩乱麻。他说:请大家回去捎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前,特别是南方,如不把3个文件讨论清楚,把一系列政策问题解决好,就会又耽误一年的时间。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慢慢腾腾,优柔寡断。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我赞成要多考虑考虑,要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处理遗留问题,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慢腾腾,像京戏里走台步那样,一年没走几步,这样不行。据我了解,在农村几百万不脱产干部中,冤、错、假案和成份的纠正等问题,在大部分省市都还基本上没动,急待解决。

胡耀邦最后说:我再说一遍,请大家带个口信回去,一定要把3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特别是第一、三两个文件讨论好,争取今年的农业全面大丰收。

1月11日,中央下发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即中央5号文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考虑到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央认为,各地在“新六十条”的讨论和试行过程中,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中央决定如下:

一、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四、对确定摘帽子的四类分子和新订成份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产大队范围内张榜公布。同时,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四类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和改造,并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摘掉他们的帽子。(见《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中央5号文件讲了三代人的三件事:一是(第一代)四类分子本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二是(第二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 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三是(第三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 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份文件使得上亿人口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是一次政治的大解放。

中央5号文件的不足之处是,仅讲了农村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子女的改订成分和出身问题,没有讲到农村之外的四类分子如何摘帽和子女改订成分和出身问题。在后来公安部发出的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中,弥补了中央5号文件的不足之处。

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上发表讲话。胡耀邦说,同志们要回去了,现在各个省、市、区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情况如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同大家交换交换意见,通通情况。中央三中全会有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了农业问题,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实际上是3个,第一个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二是《六十条》的修改草案:第三个是关于地富摘帽子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文件。春耕之前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又要抓发扬民主,解决一系列问题:又要抓农业问题,弄得不好,很可能象湖南人讲的“扁担没扎,两头失塌”,两个问题都抓,结果都抓不好。中央反复强调,今年我们的农业要争取一个全面的大丰收。中央同志认为,这对于稳定、巩固和发展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中央认为,首先抓的一条就是要把3个文件,特别是第一个同第三个文件很好地贯彻下去。中央估计,只要把这一环抓住了,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就可能有个大的调动。所以有些省的同志和中央有些部门的同志提议,能不能从过了春节,最迟过了元宵之后,采取这么一个办法,不再在省上开会了,也不在地委开会了,干脆以县为单位开三级干部会议或四级干部会议,集中主要精力讨论今年的农业问题,讨论中央3个农业文件,主要是讨论第一个和第三个文件。胡耀邦的工作部署,华国锋也是同意的。

2月10日,胡耀邦在全国艺术教育等几个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坚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社会政策,胡耀邦说:

冤案、错案、假案,我们已经平反了一大部分,解决了一大部分,但是还有许多冤案、错案、假案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落实。文化大革命搞了多少万,我弄不清楚,死了多少人,我弄不清楚,打死了的,弄不清楚。还有57年反右派的,后来一查,不是这两年才查的,是十几年以前,有些同志就说,反右派中有许多错案。究竟定了多少右派也不清楚,大体是50万;有些同志说是45万,有的说是48万,有的说是50万,有的说是52万,还有同志们说不止。大概是50万。还有四清,1965年开始的四清又搞了一批,主要是非脱产干部。这是四清搞的。还有地富反坏,地富摘帽子问题,家庭成份问题。十几年,经过了20年,每次都说是不超过百分之五,过两年又百分之五,过几年又百分之五;每次说是百分之二,不超过百分之五;你这里百分之五,他这里百分之五,两三年百分之五,一个人活六十岁,可以经历多少个百分之五啊,同志们!累计下来,两年来一个百分之五、百分之二,我看受不了,不知道你们受得了受不了。不能这么干!同志们,那个冤案、错案、假案,许多政策的落实,能不能一年半载把它搞完呢?中央有几十万干部工作,县委就没有那么多人,县委的工作量最大。不管怎样,解决冤错假案,干部的政策落实,各种政策的落实,我们中央是下了决心的: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落实各项政策,坚定不移地平反昭雪冤错假案。……落实政策,平反冤错假案还有大量事情要做。我同各级党委打了招呼:我们能不能下个决心,在今年国庆节以前基本上把它完成。我估计,还得花很大的努力,人力不够。

胡耀邦乐观地指出:经济问题,四个现代化问题。我们生产破坏得这样一塌糊涂。生产如果搞不上去,谈什么上层建筑哟。今年怎么样呢?最主要的还是个农业问题。现在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的3个决定。这3个决定,农村的干部、社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北京城里有些物价在涨,好些农村里的物价在降。我所知道的合肥、石家庄、郑州,猪肉在春节前几天还是八毛五,春节以后,八毛。许多群众、干部说,今年只要按中央的决定干,就会大丰收,农林牧副渔都会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六、羊年春节喜讯来

面临羊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胡耀邦提出过春节和传达三中全会文件精神的时间安排问题,胡耀邦在1月7日讲话的结尾提到,要想到广大人民群众,冤假错案最好上半年能解决,作风上我们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春节快要来了,执政党、执政者不能怕麻烦,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向政治局反映。这个想法在羊年春节得到了体现。胡耀邦的讲话,预示着羊年春节将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1月28日,正是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在全国人民喜迎羊年春节的第一天,新华社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同时,新华社还公布了1月23日公安部发出的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公安部的通知说,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这对于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通知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来说,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搞什么比例数字。

通知说,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以及正确对待他们子女的问题,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摘帽的地主分子等,而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中央5号文件是针对农村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的,没有涉及到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摘帽问题,公安部的通知补充了中央5号文件的不足之处。  通知说,在四类分子中,对少数错定了的人,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凡是错定的,即便已经死亡,也应平反纠正。  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按照中央规定,把群众评议,报县(市或市辖区)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紧密,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全部办好。

1月29日,大年初二,《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中共中央决定和公安部的有关通知,同时在头版发表社论《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社论说:党中央的决定是继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改造地主、富农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党中央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摘帽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是大得人心的。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同志答本报记者问》,公安部门是贯彻落实摘帽工作的主要执行机构,赵苍璧回答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些问题。  关于摘帽决定的重大意义,赵苍璧回答说:有相当一部分四类分子经过努力改造,已经陆续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公民政治权利。现在,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类分子改造的实际情况。解决好他们的摘帽问题,不仅解放了这部分人,而且使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轻装前进,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将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这项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的,将进一步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

赵苍璧指出,不能摘帽、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是极少数,就一个具体地方、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只要是具备摘帽条件的四类分子,就应当一律给他们摘掉帽子,不要顾虑重重,怕这怕那。  关于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进行纠正的问题,赵苍璧承认:根据各地公安机关的调查,确实有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问题。对这种情况不是摘帽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负责地予以纠正。  关于今后应当怎样对待摘帽人员?赵苍璧认为:他们应当享有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  关于对四类分子的子女落实政策问题,赵苍璧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高度指出:出身于地富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的人,他们的父辈属于剥削阶级,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反、坏分子的子女,他们的父辈犯了罪,他们自己是无辜的。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视的现象,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社会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表现,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纠正。要全面地彻底地解决地富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问题。今后,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全国各地为“四类分子”摘帽的工作,从春节后即开始进行。按照中央5号文件规定的群众评议、报县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的程序,迅速开展摘帽工作。有的地方还发放“摘帽通知书”给摘帽人员。各级政府部门认真执行中央5号文件,精心组织评审摘帽工作。很多地区在半年内基本完成评审摘帽工作,快的地区仅用两个月时间。各地摘帽率大多在90%以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摘掉了戴在头上几十年的帽子。只有很少数“四类分子”在评审中没有通过。到 1980年初,600多万“四类分子”的帽子被摘掉。

1979 年 10 月 20 日,公安部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做好“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检查一次摘帽人员是否同其他社员、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没有落实的地方抓紧落实。对未摘帽的“四类分子”,要按照中央5号文件精神,继续做好评审摘帽工作。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区,到1980年初,完成了“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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