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的人权宣言只能存在于穿越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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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余杰:中国的人权宣言只能存在于穿越剧中《庆余年》剧照(Public Domain)

古代版的《零八宪章》 出现在尘埃遮盖的碑石上

二零二零年,中国最火的电视连续剧是架空历史的穿越剧《庆余年》。故事的主人公范闲是一个保存着现代社会记忆而诞生在另一个历史空间的青年,为了追查谋杀自己的幕后主使,他来到庆国的一个特殊机构——让人谈虎色变的鉴察院。

在鉴察院的院子里,他见到了一块无人过问、遍布尘埃的石碑,碑文的落款正是鉴查院的创始人、他英年早逝的母亲叶轻眉。碑文表达了叶轻眉创建鉴察院的初衷:

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不因高贵容忍,不因贫穷剥夺,无不白之冤,无强加之罪,遵法如仗剑,破魍魉迷崇,不求神明;我希望庆国之民,有真理可循,知礼义,守仁心,不以钱财论成败,不因权势而屈从,同情弱小,痛恨不平,危难时坚心志,无人处常自省;我希望这世间,再无压迫束缚,凡生于世,都能有活着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亦有幸福的权利;愿终有一日,人人生来平等,再无贵贱之分,守护生命,追求光明,此为我心所愿,虽万千曲折,不畏前行,生而平等,人人如龙。

看完碑文,范闲惊呆了,何其宏大的誓愿,何其艰难的梦想。范闲突然间明白,母亲当年因何而死。叶轻眉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现代女性,穿越历史来到庆国,不仅带来如何制造肥皂和玻璃等现代知识与科技,也带来现代思想和价值。她想实现民主、和平、平等的治国理念,建立新规则,改变世界,重塑天地。变革却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她的爱人、庆国皇帝在其分娩那天策划了一场暗杀,一代女杰,香消玉殒。

这段碑文,让人联想到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宣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因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这段碑文,也让人联想到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其序言写道:“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及和平的基础。对人权的忽视及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抗,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一九六六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与这两个人权公约一起构成“世界人权宪章”。

一九九七年,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二零零一年,中国全国人大批准这一公约。一九九八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然而,至今全国人大至今仍未批准,该公约从未在中国生效。人大是党的橡皮图章,人大批准或不批准都由党说了算。无论批准的公约,还是没有批准的公约,在中国都是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否则,受联合国人权宪章保护的《零八宪章》运动,为何需要刘晓波付出生命代价?

这段碑文,也是另一种版本的《零八宪章》,幸亏是出现在历史穿越剧中,才逃过中宣部的法眼。但若是某个网友随意传播,也必定会被冠以“煽动颠覆” 政府的大罪。

鉴察院如同国安部,不是监督百官,而是监控百姓

《庆余年》剧照。(Public Domain)
《庆余年》剧照。(Public Domain)
 

叶轻眉穿越历史而抵达庆国,喜欢上了庆国的三世子,并帮助心上人登上皇位。她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鉴察院,用来监督帝国的高官权贵,防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然而,她的所作所为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奶酪,甚至连皇帝都担心大权旁落,而对她起了杀心。

叶轻眉死后,鉴察院建制犹在,却精神全失——它成了一个巩固皇权、监控百姓的特务机构。在电视剧中,鉴察院如同八爪鱼,渗透到帝国每个角落,将一切反抗力量掐灭在萌芽状态。鉴查院一处主管京都之内一切事务,三处专司用毒,四处主管京都以外的事务,五处是精锐之师黑骑,六处主管暗杀,八处负责书籍刊印。可以说,一个鉴查院,兼有国安部、公安部、中纪委、宣传部、武警等部门的功能,如同中国历史上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也如同中共历史上的特科、中央政治保卫局等机构。

鉴察院的领袖们,当年无不是受叶轻眉撰写的碑文的感召,投身此一崇高事业。然而,这一事业很快蜕变为一条暗黑之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他们变得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再无单纯热烈的初心。诉诸中共党史,长期职掌特务机构的周恩来与康生等人,最初不都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热血青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却走向了民主自由理想的反面?

约翰·拜伦和罗伯特·帕克在《龙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一书中指出,康生集反常的虐待狂、传统艺术的精致趣味、学者的历史知识于一身。他是历史的产物,他成为一个现代政治组织的一部分,然后又促使它从里面腐烂开来:他既是一个中国布尔什维克,又是一个流氓达官贵人。康生的故事揭露出,任何崇高事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屈服于腐败、贪婪和欲望。

电视剧《庆余年》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称是皇帝的“老狗”的鉴察院院长陈萍萍,宛如中共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康生。康生对文化的爱是一种分裂情感的实例,他高雅的书法、雅致的绘画、他对艺术收藏的热情是一种冷峻的理智产物。他毫不羞耻地占有那些从文革中,被打倒的高级知识分子如邓拓等人家中查抄来的珍本书籍和字画——在私有财产不受保护的共产中国,收藏只能是康生这样的人的奢侈嗜好。他戴着眼镜,举止文雅,精通古文及德语、俄语,上过教会学校,也曾在莫斯科接受克格勃的专门训练。他那看不见的手打开了一道通向黑暗的大门,使中国再度面临青铜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周而复始的失序和混乱状态。

电视剧中鉴察院的杀戮与酷刑,比起中共历史与现实中的杀戮与酷刑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的回忆录中,记载了早年苏区肃反运动行刑方法的残酷,至今仍“感到不寒而栗”:“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他本人险些成为刀下亡魂,幸亏被周恩来救下。曾为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党史笔记》中,记载了延安整风中惨无人道的“抢救运动”:党校有人被绳子拴住两个手指吊起来;有的整风班内,竟使用了二十四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所以,周永康时代对异议人士普遍施加的酷刑折磨,并非中共历史上偶然的“出轨”,而是一种常态。周永康在政治斗争中垮台了,但从周恩来、康生到周永康一脉相承的、以人民为敌人的现代特务组织仍一枝独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然是胡说八道;没有锦衣卫就没有共产党,这才是中共党史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