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战争创制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 makes state, and state makes war）已成为政治学的经典“定律”。这里的国家（State）是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或人口意义上的国家（Nation）和疆域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不同。这一定律对于理解中共领导下的国家体制特别有帮助。首先，目前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它是在国共内战中产生的。其次，中共治下的“中国”是通过不断的战争来维系和强化国家体制的，比如在中共初掌国家权力之时，便主动参与朝鲜战争，便大大有利于完善极权国家体制和控制消灭民间社会（比如以战争动员为借口取消民间的各种会道门，并将微弱的基督教信仰群体纳入体制之中）。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共是以战争思维和备战备荒的心态来进行经济建设（比如所谓的三线建设）和社会管制（比如普遍的民兵制）的。毛泽东或者通过制造战争气氛，或者进行战争讹诈，或者直接参与大大小小的战争来不断巩固他个人的权力以及极权国家的体制。第四，邓小平确立自己对极权国家的领导的努力最显著地体现在其直接指挥的对越战争中，而最能体现战争或军事在中共国家体制中的作用的则无疑是军队被直接用于25年前的那场政治运动。第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强迫下岗、房屋拆迁、严打、扫黄打非、甚至计划生育政策等无不显出中共国家体制的战争思维和战争手段，中共领导下的经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民众和自然资源环境的掠夺战争。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而稍微松动的战争思维又重新获得强化。中共最高领导人天天宣扬要做好战争准备，实质上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极权国家体制。与此同时，一手抓政治社会控制，成立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对外军事斗争与对内政治社会控制贯穿起来，赤裸裸地展示军事极权国家的实质。有两个细节为证。一是北京市的社区管理体制定向招募随军家属，将中共的内部维稳机制与军队直接绑架挂钩，二是警察普遍开始配枪，凸显当局武力镇压的维稳思路。另一方面，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以军事语言“亮剑”来表明斗争的意志和决心。最近对网络视频的打压惩治大概就是亮剑的成果吧。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下的国家体制还试图通过所谓的经济改革、反腐和文化复归继续欺骗麻痹民众。在现有的体制下，所有的经济改革和反腐都是以民众的名义来加强极权国家的力量，压制甚至消灭一切部门的、地方的、个人的甚至权贵的利益。所谓的顶层设计，便直言无讳地显露出极权国家加强控制的野心和阳谋。吴敬琏等名流到处鼓吹顶层设计式的改革，早沦为极权体制的帮凶。《财经》杂志和以胡舒立女士为当家人的财新系媒体俨然成了所谓改革与反腐的舆论阵地，便也赢得了极权国家吹鼓手和打手的双重身份。中共当局支持儒家的“复兴”，一方面为反复提供道德的名义，模糊其强化中央极权的政治目的，另一方则强化圣王情结，为中央极权提供民众心理基础。

于是乎，中共的极权国家体制似乎给中国社会罩上了一层天罗地网，道家的恢恢天网便呈现在兵法儒互补的政治现实中。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冲决这一网罗。能够实现这一使命的只能是具有战士品格的公民或曰自由战士。自由的国家固然不是由奴才构成的，但从奴才到自由人的转变所依靠的并不是知识，更不是宽容的姿态，而是战士的勇敢、坚韧和牺牲精神。自由战士之所以能如此，乃在于他们体认到人类尊严的价值。中共极权体制对个人尊严的践踏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的赤子之情不可能不在他们心中燃起为自由民主拼搏的熊熊烈火。愿意走上祭坛，献出自己的青春、热情、活力，乃是他们个人尊严和生命价值的体现。

公民战士不仅具有勇敢正直的品格，珍视荣誉名声，而且具有理性的头脑和行动的纪律。正是由于认识到人类尊严的普遍性，才促使他们走上艰辛的抗争之路，他们对人类尊严的普遍尊重与他们对民主的信念息息相关。他们深知，他们抗争中的血与泪浇灌民主之花的必要代价，因而可能甘之如饴。同时，他们深知民主来自不易，便约束自己具有战士般的纪律性和团队意识，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抗争果效。对战友既包容大度，又不时激励扶助，共同行走在艰辛的民主大道上。而且，他们还具有现实感，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选择非暴力抗争，因为那是他们目前情况下的最有效的抗争手段，虽然他们有着随时做出更大牺牲的心理准备。

公民战士具有清晰的行动目标，他们深知，他们行动抗争的目的是取胜，就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最终目标是打败敌人一样。他们相信并称许因抗争而坐牢的意义，但他们不追求这样的道义资源，因为他们冷静的现实感告诉他们，在战争中，力量展示远比道义感召更有分量、力度和价值。战争中战士的作战目的显然不是去当战俘，虽然战士即便被俘也同样不失其为战士的意义和作用。最后，很多这样的战士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长期的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终成为将军和元帅。他们的能力、才干、历练给予他们承担更大责任和使命的机会，他们却不会骄傲跋扈，更不会背离为人类尊严而奋斗的理想，因为为人类尊严而奋斗，为自由民主而拼搏的人类伟大事业没有尽头。他们的英雄楷模是华盛顿和孙中山。

还需要指出的是，一帮坐稳了奴隶的所谓“知识分子”对中共以军事立国立政的斗争型体制以及日益军事化的政治社会控制手段视而不见（还有比军事斗争更激烈和残酷的斗争形式么？），却不停抨击民间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将之污名化为“红卫兵”、“痞子”。这类人与其说是犬儒，不如说他们不知不觉中已沦为帮闲甚至帮凶。他们很多人也许出发点不错，但受到错误观念的长期影响而无法走出自己思想的围城，但愿本文对他们的批评能引起他们进一步的思考。

最后，自由战士为他们所承担的艰巨然而并非无望的任务与使命感到自豪：将依靠军事力量起家的勒索性极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变为尊重个人尊严和权利的社会契约性国家。根据本文开头所引查尔斯.蒂利的政治定律，在人口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国创制出一个新型的契约性国家体制，除了战斗，别无他途。自由战士无疑是正义之战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