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從此燕園誰守望? 悼恩師費振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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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刚。图/中国社会科学网费振刚。图/中国社会科学网

費振剛老師去世的消息,是老朋友徐晉如發來電郵告知的,他發電郵時,正在遼寧鞍山吊唁的路上。

我和徐晉如是受費老師恩惠最大的兩名學生。費老師生前曾在多個場合說過,他在北大教了六十多年書,最得意的兩個學生是余杰和徐晉如。他說這句話時,我早已成為去國離鄉的“國家的敵人”,這樣說,必定讓很多人為之側目乃至惱羞成怒。但費老一生都保持了一顆童心,所以童言無忌。他外圓內方,綿里藏針,溫和、忠厚卻又擇善固執。

徐晉如傳來他寫的一首詩《振剛師往生有作》,並有簡單的注釋:

未名湖水尚微瀾(此句謂未名湖久如死水,因有費老這樣的風骨之士,而尚有微瀾。)二十三年作夢看一九九八年未獲保研,費老深為我惋惜)猶記溫言勉樗散,(樗散,典出《莊子》,樗木材質粗鬆比喻平庸無用之人,最憐抗疏動長安。宵分星眨羊曇淚(此謂費老之逝,我如羊曇之哀謝安),天畔霞凝杏子丹(杏子丹用孔子杏壇講學之典)。從此燕園誰守望(費老先後著《守望》《我是燕園北大人》,皆回憶北大者),再難九畹溉香蘭。(謂北大再難覓作育人才之人師。)

晉如當年考入清華中文系,受不了清華極左氛圍,要求轉學到北大中文系。好不容易說服清華同意放人,北大卻不願接。晉如將其詩作呈送時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費老師,費老師展讀之後,拍案叫絕,稱之為當代古典詩詞第一人,這樣的天才,北大中文系怎能拒之於門外?於是,他親自出面奔波,踏破鐵鞋,從密不透風的大學行政官僚部門中敲出一縫隙,終於幫助徐晉如完成轉學到北大的願望。清華轉學到北大,成為兩校數十年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孤例,也是杏壇的一段佳話。

費老師對我更是恩重如山。我在讀本科時就屢屢寫文章惹禍,教育部、中宣部多次致電北大校方要求對我“嚴懲”。北大校方找作為中文系系主任費老師去訓話,命令中文系對我嚴加管束。費老師奉命找我去系裡談話,卻沒有一句嚴厲的批評,只是淡淡地說,年輕人有尖銳的觀點沒有錯,但要學會保護自己,以後的路還長。費老師在一九五零年代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後,就一直留校任教,從反右、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八九屠殺,在風口浪尖上經歷了無數政治運動,目睹了從林昭到駱一禾、老木等幾代英才被中共獨裁政權摧殘乃至殺害,自然是有感而發,竭力保全人才。而那時的我,年輕氣盛,以為可以像駱賓王那樣寫下《討武瞾,留下“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千古名句,自然聽不進去費老師的勸告,之後文章仍然越寫越猛。

一九九七年,即將本科畢業時,費老師打來電話,一開口就問我:“你想保送上研究生嗎?”中文系每年都有十多名保送上研究生的名額,而獲取保送上研的資格,除了成績優異,還要經過一番運作”。我那時心高氣傲,哪裡懂得“運作”的奧秘,保送名單中自然沒有我的名字——或許,某些行政官僚心想,這個屢屢惹禍的學生,趕緊畢業捲鋪蓋走人,讓我們從此耳根清淨。

聽到費老師的詢問,我吃了一驚,一時沒有回答。費老師接著說,如果你打算繼續念研究生,系裡可以考慮。我當然求之不得,結結巴巴地說,謝謝費老師。當時,我正打算去《南方週末》當編輯——如果真的去了,以後的生命旅程將與如今大大不同。或許我會如同當時《南方週末》評論部主任鄢烈山那樣,最初寫時評為民請命後來卻被體制吸納若不是繼續在留在北大念研究生,次年大約就不會遇到書商賀雄飛、出版處女作與成名作《火與冰》,然後通過《火與冰》認識後來成為妻子的那位慧心的讀者,然後也是通過《火與冰》認識劉曉波並走上一條光榮荊棘路。人生中多少起承轉合,都由費老師的那個意外的電話牽動。

其實,我平時跟費老師聯繫並不多,也不是他的“嫡系”弟子。我的古典文學課的成績並不突出對費老師研究漢賦興趣不大我認為在約略以朝代對應的文學體裁——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當中,漢賦大都是宮廷文學,其文學成就最低。費老師知道我、關心我,只是因為我當時常常將習作油印成小冊子,塞到系裡老師們的信箱中。大部分老師都沒有回音,費老師仔細讀之後,好幾次在課後給我勉勵。他對我,只是單純的愛才之心。

那幾年,我每年都會跟同學結伴去費老師家聊天一兩次。費老的家在一棟普通的教師公寓,是蘇聯風格的火柴盒建築。那個年代,人家中有經過裝修,費老師家中除了四壁的書架和藏書,只有幾件簡樸的家具。費老師不像錢理群老師那樣激情四射、滔滔不絕,他冷靜而安詳,濃重的東北口音,還有明顯的可吃後來,我在一篇名為《口吃的人》的文章中還到這個細節:“他的口吃不是因為激動,而是基於一種春蠶吐絲般的艱辛。聽他講課,我會時時想起蠶嚼桑葉或老牛反芻的形象來。”很多年以後,我讀到保羅·策蘭的一首詩,才驀然明白這或許就是口吃者的宿命:“這個只能結結巴巴跟隨的世界,/我將成為這世上/曾經的一個過客,一個名字,/從牆上滲下來,/牆上,一道傷口舔向高處。

離開中國之後,我怕連累國內的師友,一般不會主動跟他們聯繫。我也越來越羞於談及北大的出身,因為近年來北大已然淪為“奴才培訓所”。得知費振剛教授去世的消息,我在畢業之後二十一年來第一次打開中文系的網站,看官方如何評價費老師,果不其然,北大中文系的訃告如是說:“費振剛同志一生熱愛祖國,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為人謙和,淡泊名利,深受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厲害了,中文系官僚的思想和文字水平!對於費老師來說,這不是褒揚,而是羞辱。因為相比於民國時代保護了不少學生的蔡元培和胡適,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像費老師和老校長丁石孫,卻很難保護學生和其他因言獲罪的老師。

當然,我也理解,為了保住飯碗,他們只能這樣寫。北大中文系訃告中提及的“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北大黨委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看似光鮮的職務,在他眼中卻輕如浮雲。他們不可能寫費老師“抗疏動長安”的那段往事:據當年逐出北大、發配到南京大學的“自由化分子”郭羅基回憶,一九八二年初,鄧小平發話了:“我已經說了兩年,叫郭羅基去南京,怎麼還不去?再不去就開除黨籍,開除了黨籍還要去,再不去就開除公職。”鄧小平的這幾句渾話,居然載入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這個土匪政黨的本質在這幾句話中呼之欲出。既然下了聖旨,以韓天石為書記的北大黨委立即組織力量對郭展開批判他們要求在教師中造成聲勢,卻要求在學生中保密,怕支持的學生起來鬧事。北大黨委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專門處理“郭羅基問題”,成員是黨委副書記張學書、紀委書記巫宇甦、組織部副部長楊福旺。他們每天要向中央組織部、每週要向中央書記處彙報“郭羅基動態”。

在此風聲鶴唳之際,當時任中文系副主任、黨總支副書記費振剛偏偏挺身而出,公開聲明:“凡是批判郭羅基的大會小會,我一律不參加。”郭不在中文系,費跟此並無直接關係,本來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偏偏不平則鳴,不怕逆龍鱗,結果北大校方和黨委把他的職務都給撤了。

六四之後,已經在南京大學的郭羅基拒絕黨員登記,被取消教授職稱不准上課和出國老師再次以普通黨員身份給中央寫信,說政治問題不能代替學術評價,當然如石沉大海。

時窮節乃見萬馬齊喑中,仗義執言,如同於無聲處聽驚雷。世上的事情,從來是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可費老師偏偏願意幫助那些被打壓的人,那些孤立無援的人。即便是“欽定”的思想犯,他也是“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乃至不惜給自己惹來災禍——偌大的北大,敢發出黃鐘大呂之聲的,不是政治學教授、法學教授,也不是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教授,偏偏是他這位口吃的古典文學教授!

費老師退休後,毫無眷戀地離開了北大和北京,先是到廣西梧州學院任教,之後回到老家遼寧鞍山安享晚年。大概他與我一樣,從未習慣帝都的生活。帝都可怕的不是風沙撲面,是人心惟危、爾虞我詐、吃人不吐骨頭。或許,自我放逐到帝國的邊陲,反倒能享有些許學術和心靈的自由。

對於費老師在梧州學院的教學生活,我所知不多,倒是在上看到一篇署名洛一木的文章《恩師費振剛先生》。這位作者是梧州學院中文系的第一屆學生,是一位愛好文學的青年,他如此描述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晚費老師與新生的會面:“時隔多年,我已記不清費老當時的穿著了,只記得是很樸素的。他個子不高,滿頭銀髮,精神很好,說話稍微口吃,有點吃力,滿臉溫和的笑意,那歡喜是從心裡流出來的。他跟學生親密無間,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是我所見到的教授中唯一使人忘記其教授身份的人,讓人覺著他是一個長者,一位老師,一個朋友,而不是滿腹學問卻拒人千里的教授。這段話,生動地寫出了費老的神采。

當晚,這位學生跟費老師有一段對話:

臨別時,我問費老是不是認識余杰。費老很高興地告訴我,余杰是他的學生,並問我是否喜歡余杰的文章。我告訴費老,我很喜歡余杰的作品,喜歡他的赤子之心,和那種向魯迅靠攏的精神。

幾天後,費老問我,看了余杰的書,有什麼感想。我說,他說出了很多我想說而無從述說的話。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費老師還是以我為驕傲的,雖然北大圖書館和若干公家圖書館將我的所有書下架了,對於中宣部來說,我的書和我的人都宛若洪水猛獸

費老走了,八十七歲,也算高齡。我無法回中國為師送行,在大洋彼岸,寫這篇悼念文章。此時驀然意識到,時光荏苒,很多老師都到了離開或即將離開的高齡。他們或許看不到學術自由的實現,但他們為此努力過,他們無愧歷史。

202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