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百年先知司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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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於3月28日在紐約去世- 光傳媒| 傳播真理追求自由昔人已乘黃鶴去,白雲千載空悠悠。司馬璐先生謝世以來,紐約社區朋友們表示了對他的最高敬意。他是海外民主派和關注中國前途的人們的一位傳奇人物,在超過一個世紀的生命中,至少七十多年不倦地投身在追求自由的崇高事業中。他又幾乎是中共的同齡人,也許沒有更資深的人,像他那樣體驗和研究過共產黨的歷史。作為一名後進的晚輩,更有一份難言的傷感。當我們看到反對中國現代極權主義的奮鬥,遭遇到從未有過的困局之時。

我和司馬璐先生見面交往的機會不多,但是在我們的專業:文字與出版層面,卻有不少的心靈溝通。司馬璐在大陸變色的1949年,毅然決然從上海來到香港。1952 年,在港出版自傳《鬥爭十八年》,一紙風行。1958年開始主辦《展望》半月刊出版(《明報》也在當年創刊)。我則是1980年才移居香港。翌年入行傳媒,從事新聞評論。當時香港的政論雜誌不下十種,比較出名的幾本都是本地人主辦的。唯有自聯出版社的《展望》是以大陸政治為主的一本,雖然包裝顯得簡陋,引起我的興趣。

 ◎在香港和前輩相遇,《展望》雜誌的印象

記得曾經到展望編輯部去見過司馬先生,(也買過他們出版的書如《瞿秋白傳》、《周恩來語錄》、《鬥爭十八年》等)一個初到貴境的小編輯沒有和他的談話記憶,只有那裡空間非常狹窄的印象。沒多久,1983年司馬璐移民美國。我一直保留着部分《展望》雜誌和幾本書到今天。它吸引我的是七十年代和更早以前的資訊,因為那時我們在大陸對外界一無所知。另外,司馬璐是研究瞿秋白的專家,而我在香港《七十年代》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正是評論瞿秋白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同時,我發現先父(已在台灣過世)的摯友陳克文先生是《展望》的作者……這是我在香港和司馬璐先生的一點交集。

司馬璐的人生與事業有「個人奮鬥」的自由主義特色,豐富多彩。他對政治敏感而嚮往,但只是限於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冷眼觀察而不專註投入。在學問上,則是一個邊走邊學的務實主義者,有很好的文史基礎和獨立思考能力,他的著作和雜誌,有材料也有可讀性。……這樣一個獨具一格的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時代,活了一百年,無疑是值得研究的對象。筆者只能以其文字遺產,作一點膚淺的讀後感式的評介。先說說雜誌《展望》。其重心不在追蹤即時新聞,而是以比較宏觀和歷史的角度看中共政治,看文革和中蘇關係。例如對毛劉周的最高權力鬥爭,及鄧小平倒而復出的整套個人資料,都有很深入的來龍去脈分析;而赫魯曉夫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到七十年代還在連載,加上他本人的長篇史著《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展望》雜誌這種側重史料的嚴肅性,可能和他出版《鬥爭十八年》贏得的名聲有關,他對中共「和平演變」可能性的著作,受到蘇東學界的重視,被邀兩次出訪。

獨家發表江青內部講話透露反美外交戰略

下面選擇若干事證,可以看到《展望》的獨特份量。1975年6月16日出版的321期發表北京「原始文件」:江青當年3月在香山對領事級以上外交幹部的《關於外交問題的講話》,江青自稱「主席工作很忙……傳傳口信」,以顯其權威。江青懷着接班野心大談毛的世界革命外交,將「人民革命」放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之上。稱中共「對第三世界道義上支持、經濟上無代價的援助」,「正如主席對西哈努克所說的:『要軍火,買;沒有,送,可以。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革命。』」「只要革命,我們一定支持到底」。策略上「我們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窮朋友的身上。他們感激我們、報答我們。我們雖然沒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們並沒有孤立。在我們進聯合國問題上表決時,雖然大國聲大勢威,但無奈小朋友勢眾聲亮,最後我們還是進了聯合國,接着大國也登門來訪。」

江青這篇講話,長期沒有公開和受到應有的重視。《展望》不僅發表,還鄭重評論,指出「東南亞國家面臨新威脅」。事實上,毛共正是在美國越戰失利、東南亞三國陷共後,顯即加強對泰共、馬共、緬共的鼓勵和滲透,支持他們武裝顛覆政府,「相信槍杆子出政權的偉大真理」。

甚至毛在垂死之際,還派四人幫張春橋秘訪赤柬取經。至於交朋友,我們早已看穿,中共入聯的秘密之一是收買黑朋友、窮朋友,1971年10月聯大通過23國「逐蔣納共」2758號提案,其中20國是「黑朋友、窮朋友」!(遭到美蘇兩大集團抵制),而設在湖南益陽的馬共電台直到1981年才關閉。江青這篇內部談話其狂妄無忌,無異於今日戰狼外交的一塊樣板。

千頁黨史文獻選粹,有前所未見的貢獻

《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是司馬璐數十年心血結晶。他在香港台灣收集過一些資料,尤其得到居留香港的張國燾先生之助。到1975年已經結集出版三冊(之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之二:中共的成立與初期活動、之三:第一次國共合作)。知名評論家司馬長風當年的書評是:「作者條理分明、要言不煩,對中共歷史之了解,別具隻眼,力求公正……有前所未見的文獻」。比之少有的港台同類著作,司馬璐這部黨史,雖僅止於1927年中共早期的「上海時期」,已達1000頁之巨,足見非常珍貴。文革後,中共當局曾找他「明碼實價」收購他的黨史資料。

司馬璐之中共黨史三冊,撰編方式與一般學者「論述加註」不同的是,除論與注外,還有大量的史料原文附錄(即文獻選粹)。省卻學者讀者追尋之苦。我對於「1927年」的興趣從中獲益良多。1927年對於中國二十世紀的演變實在太重要,其影響迄今不衰……作為湖南人,對農民運動、馬日事變更是希望看到我們長期被中共官史一面倒蒙蔽的真相。例如湖南農民運動,《展望》就有當年和毛一起辦武昌農運講習所的陳克文先生的駁證。毛鼓吹「痞子造反」讚揚農民「過火」行為「好得很」的「考察報告」,當時遭到陳獨秀極大的反感與抵制,他審稿時刪去大部分內容,還表示不準毛出席「五大」。

陳獨秀反對在國共合作中奪取領導權

馬日事變(5月21日),《展望》原始文件顯示,正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佔領長沙後,搞暴力土改,殺工商巨子名流和北伐軍官家屬,觸怒35軍軍長何鍵和部下許克祥發動的一次「清黨」,解除中共武裝和機關,逮捕處決共黨暴徒。從「五大」到八七會議,中共內部的「盲動主義」熾烈,陳獨秀的妥協主義終於敗下陣來。陳的主張,在他提出的「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中,可見其要義: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為減少政局糾紛可以請假;工農民眾團體均應接受國民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國民政府之管理與訓練。

陳獨秀的意願是從大局出發放棄暴力路線爭取「退卻求存」。早在中共「五大」上,陳獨秀面對嚴峻的非共潮流,他已提出要「約束農民運動,不要削弱北伐革命軍的後方」。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文件,稱毛澤東也不得不當面向陳獨秀表示支持他的主張,說「我們不應該在農村發展社會革命而削弱國民革命的後方。」但八七會議指控陳獨秀「投降主義」(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反對農軍進攻長沙)撤銷他的「總書記」後,準備「上山」的毛澤東就特彆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為當時中共藉助統戰,一年之間從950人擴張到58000多人(共產國際的羅易竟然成為國民黨左派的榮譽主席),國民黨人數則從65萬銳減到22-27萬人,面臨被中共架空、顛覆的危機。這是1927年分共的重要背景。

◎毛澤東策劃全國農協大會狂妄野心破產

《展望》對於1927年的農運狂潮發表了獨家的史料。1927年,毛在黨內一直沒有重要地位,但他和彭湃擁有「中國農運大王」的赫赫威名。當時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宣揚被誇張的數字:中國有250萬產業工人和參加農會的1000萬農民。毛在農運講習所也高唱「農民解放就是國民革命之成功!」3月底,全國農民協會推舉13名執行委員,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議決7月1日在武漢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協會代表大會。代表共680人,各省名額分配──湖南120 、廣東80 、湖北80 江西50、河南50、陝西30、江蘇35、四川20、山西20……「宣傳綱要」特別指出,湖南省「多數鄉村已建立農民領導下的民主政治」並奪得地主階級的槍支;廣東省農會有4萬支快槍。

這份資料完全可以視為,嗣後毛髮動廣泛的武力割據的濫觴。而湖南農運的組織性實力遙遙領先各省。農運大王勢將臨駕華夏。和他共事過的陳克文回憶,當時他曾應毛的同黨易禮容邀請,去湖南參觀農運,眼見湖南農民一日有三餐米飯吃(他廣西鄉下三日難得吃到一頓米飯),不禁問道,這樣富足的農民為何還要搞農運,是不是湖南地主特別可惡?回答竟然是:湖南出了個毛澤東呀。陳克文恍然大悟,原來毛早就看準了農民是他奪取政治權力的本錢,可以利用打江山的賭注……山大王果然從此成就了一代帝王。但農協「一大」由於寧漢合流反共派佔上風,而胎死腹中。毛卻賊心不死,將農運轉變為「武力割據」的根據地策略。最後在得天下出版「毛選」時,將痞子大作「湖南農運考察報告」選為首篇,遺毒天下。

◎海陸豐農運大王彭湃大屠殺文革遭到報復

附帶說說大王彭湃(1896-1929)。這位兩次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粵東地主之子,在毛還沉溺在汪精衛的信用時,已在海陸豐成為十萬人的農會領袖,還在廣州首開農運講習所。國民黨開始清共,通緝二百名共黨首要,彭湃遂發動海陸豐暴動,成立中共首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以三個月的紅色恐怖,殺戮地主1882及其他國民黨與社會分子萬餘人,逼使5萬人逃港與廣州。終被政府軍擊敗,彭湃逃亡上海,任中共政治局委員,1929年被捕於租界,隨即遭政府秘密處決。不料天意難違,被澎湃狂潮殺戮的亡魂,40年後,借文革造反之機,在海陸豐掀起複仇運動,彭湃後人慘被批鬥,姪兒彭科竟遭斬首示眾,首級懸掛三日……直到1978年習仲勛復出以四人幫之罪,了結「反彭湃事件」。

◎《鬥爭十八年》為共黨人物畫出形形色色面譜

司馬璐所著《鬥爭十八年》迄今已近70年,是一本值得介紹的回憶錄。和1954年龔楚的《我與紅軍》、1974年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形成中共建國前的一個連續系列。張國燾是中共初期重要領導人,龔楚是中共割據江西的紅軍將領,張、龔分別於1938、1935脫離中共,都在香港待過很長時間。司馬璐文化人出身,是標準的「延安幹部」,經歷上海、延安、派入騎二軍、抗日游擊、浙江地工。最後回到重慶,脫黨、加入民盟、辦雜誌、甚至組建「人民黨」,直到1949年拒絕潘漢年拉攏,從上海潛入香港,時年三十。

司馬璐記錄的時代,正值中共借129運動抗日救國之名,裹挾一代知識青年誤入赤色狂潮之際。在漫長的鬥爭中,他們飽經血淚折磨,構成毛共政權的高幹中層。司馬璐描繪他接觸、相識的共營人物的形形色色嘴臉,上至毛劉周,下至身邊的「可憐蟲」。從康生攜洋狗、着馬靴,出門四個警衛員,到不惜犧牲同志和敵偽拉關係的老革命,還有那些為高幹當「臨時太太」,提供性服務的無奈少女……司馬璐本人也經歷不幸,幻想中間路線的成功,但殘酷不絕的事實,使他猶如年輕的心靈被強姦一樣痛苦,終於在重慶達到對共黨「深惡痛絕」的程度,最後在上海看到和他滿腹牢騷的文化界朋友,最後「百分之九十」都投靠暴政,他決定亡命天涯。他有堅定的人格信仰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可以隨意被棄的「螺絲釘」。因此,來港後即辦出版社着手從事寫作,出版回憶錄,而成績斐然。回憶錄銷售十餘萬冊。當時讀大學的余英時教授,50年後還記得「曾讀鬥爭十八年,香江反共萬人傳」。

◎共產黨東方不敗憑藉一個高度專制的政黨

近來一個引起廣泛探討的問題:中共憑什麼維持統治七十年?司馬璐的書已經給出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中共憑藉的是一個高度專制的政黨。這個黨的特質,他定義為「軍閥主義、流氓主義和野蠻的專制主義」。即槍杆子、欺詐與無法無天。這個黨和民主國家政黨完全不同,不為選票、不為民調,專為制伏不願做奴才的人們。它無處不在,無所不用其極。司馬璐描寫過民盟章伯鈞常罵:「中國是一個流氓社會,搞政治的沒有七分流氓氣是不成的,你看蔣介石、毛澤東出身。一個都市流氓、一個農村流氓。」而張申府見人就罵「五十號」(周恩來重慶公館)混蛋。周親信徐冰則罵民盟是「一批臭官僚、爛政客、黨棍子」。王炳南也直言國民黨賣我們的帳,不就因為有五十萬大軍一個強大的共產黨?

在群魔亂舞的上海,聚集不少「民主人士」等候佳遇,司馬璐對他們說:「以我對共產黨人的了解,初來時候,利用你們一陣,以後就一天天難捱了。輕者吃苦頭,重則一命嗚呼。」即使「民革」主委郭春濤也信周恩來的面諾「二十年不談共產主義」。被司馬璐斥為:「周恩來胡說,騙三歲小孩子。共產黨一旦控制政權,就要立即實行獨裁,不如此,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結果,兩人不歡而散──司馬璐認為共產黨最有力的功能,一是謊言欺騙。「天下受騙人數不盡,這是人類的弱點」;二是嚴密的組織。如軍營、如魔窟、如地獄,非常可怕。

◎最後的一幕:和延安情人告別在上海灘

司馬璐的人生感悟,寫在1952年的回憶錄中,有聲有色,充滿自信。1957年一場「陽謀」,不僅「民主黨派」全線瓦解,章伯鈞首當其衝。全國知識分子兵連禍結,斯文掃地。中共反右之戰,俘虜不弱於「三大戰役」,戴帽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何止百萬!劉賓雁的遺言「毛澤東是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今天,我們不能不敬佩司馬璐先生當年的警世恆言,長鳴至今。他不愧為後學者的先知!

上海「解放」後,令司馬璐吃驚的是國民黨中統大隊長王大超、常和貪官污吏鬼混的銀行家盧緒章……這類人亮相黨員並任要職。只有他延安時的戀人夏森,不忘舊情,前來探望。這位年方二七的四川大學美女,穿過時代的風雲,不顧忌諱,低聲告訴他:「立刻離開我們的地方」。臨別留言:「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革命,革命就是殘酷的事,我這個共產黨員,是不夠成色的。好在幸虧我只是一個女人。」他和夏森的愛情是回憶錄中凄愴的一章。

幾天後,他在霞飛路遇到農學家董時進,彼此哈哈一聲再見。司馬璐拿到廣州通行證後,「一溜煙跑到香港來」。踏上自由世界崎嶇漫長的新路。從此,將不幸的青春埋葬在那塊無邊黑暗的墓地。

謹以此文敬獻於司馬璐先生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