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兴布道先驱 :余慈度(1873-1931)

二十世纪初,神在中国兴起了许多女布道家和女奋兴家,其中一位就是本文所介绍的余慈度(1873-1931)。在当时仍是重男性的社会上,神重用了不少女性,除余慈度外,还有蔡苏娟、石美玉、胡蕴琳等;而神学方面则有陈玉玲、陈伟昆等。

余慈度是位女布道家和教会复兴的先驱,也是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的经济支持,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之一。她所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即后来的江湾圣经学校,以及每年冬、夏二季的查经培灵会,都为中国教会培训出不少称职的传道人。她所结的属灵的果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倪柝声弟兄就是余慈度在福州举行的一次复兴大会上,因听见她的讲道而悔改信主,并且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王载、赵世光等好些奋兴布道家也在她的影响下献身传道的。余慈度的生命对当今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本名俞灵芝,祖籍浙江,祖父是一个笃信孔孟之道、富有而颇具名望的乡绅。其父原为外科医生,曾在清军中任军医,后被太平军所俘掳,留在太平军中救死扶伤。太平天国败亡后,弃医进入杭州一所神学院进修,而后成为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余慈度日后回忆说:“实在感谢神,是祂使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在当中被抚养长大。”父亲的慈爱在她一生中有极大的影响,造就出她仁爱、谦卑的品格。她心地仁慈,尤其对老人、弱者和穷人特别有爱心。她为人严肃平实、谦卑诚恳,虽有时被人讥笑为不懂世故,她却认为自己只是个简单易碎的瓦器,相信神会以圣灵充满并赐予大能。

1873年,余慈度出生于杭州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大院里,那时,余父还只是个“见习传道人”。余慈度5岁时,和姐姐一起到长老会所办的儿童日校读书,从那时 起,她已经开始学习祷告,对神怀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她日后作见证说:“自从我能记事开始,就每天学习向神祷告,很少忘记这样做。对我来说,基督乃是一个实在具有位格的神。我的姐姐在夜间常常因为黑暗而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有耶稣与我同在,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1888年,余慈度15岁,离家到苏州博习高等医学堂学医。在医学院就读期间,她经历了人生的痛苦阶段,父母两年内相继因病去世,她亦经历了痛苦的灵性挣扎。事情发生在1895年,那时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定罪,她说:“⋯⋯我觉得在我灵魂中,这种可怕的感觉不可为外人道。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神定罪的人,我似乎正站在地狱的边缘上,随时都会被推下去似的。”无论白日或黑夜,当她独处之时,常常大声哀哭,恳求神的怜悯,但那种罪恶感仍然挥之不去。这种感觉困扰她两个多星期之久,使她痛苦万分,精神几乎崩溃。最后经过彻底的认罪悔改,心灵向神完全敞开,她说:“一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晚上,在关灯之前,神忽然把天向我开启了,并且使我充满了神自己的爱”。那时,她向主大声呼喊说:“主啊,这就是你的爱吗?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她又感到:“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听见神对我说我一切的罪都已经得到祂的赦免,却感觉到祂的爱是那样充满了我的心,那些被定罪和恐惧的感觉顿然消失无踪了。”于是她马上跪在地上,除了向主感谢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因为“人的言语是无法表达我内心被充满的喜乐和感激的”。第二天,“似乎整个世界的面貌都改变了,甚至于太阳也照得更为耀眼”。此后有一年半之久,她都生活在那种属天的喜乐中。

余慈度在医学院苦读8年,1896年她和另外一位女学生石馥梅成为这所医学院的首届女毕业生,那时她23岁。毕业后,她留在博习女子医学堂妇孺医院服务,有时应邀到监理会所开办的女子学校传道。﹝按:在美国卫理宗之发展中,也曾有两次显著的分裂。1828年有虔诚圣洁的会友多人,主要由于坚持会友代表权的缘故而分离,另行组织美普会(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1844年又为蓄奴问题或总议会与会督之权限问题而分裂,在美南的称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美北的称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但上述三教会终于在1939年5月10日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召开的联合大会中合而为一,称为卫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资料来自台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网页www.methodist.org.tw﹞

余慈度曾于1892年订婚,但不久因其性格、信仰和事奉的缘故而解除了婚约,此后终生未嫁。她在信仰上孜孜以求,生活严苛,追求敬虔、圣洁的基督徒生活。

余慈度也是中国第一批跨文化宣教士之一,早在1897年10月,她随美国南监理会“妇女海外布道会”的甘博师母(Mrs. Josephine P. Campbell)到韩国从事医疗宣教。两人早在医学院已经认识,甘博师母无论在灵性,还是在生活上,都对余慈度关爱有加,两人关系形同母女。

在汉城,她和甘师母一面行医,一面向当地妇女传福音,工作卓有成效。1899年4月,因健康原因,余慈度回国就医,但最终靠祷告而得医治。

1900年1月她重返韩国汉城继续宣教工作,直接参与教育、医务以及传福音等事工。由于教会人数增多,她和甘师母的日常工作量增加了三倍。

她协助甘师母创立了“培花学堂”;1901年春,又一起建立了“茶洞礼拜堂”(Louisa Walker Chapel),余慈度作为该堂主要传道人有一年半之久。长期劳碌,使她的身体大受亏损,同时也强烈地感到圣灵的催促和带领,终于在1903年10月 返回中国。

当时中国的教会正经历一波接一波的复兴浪潮。余慈度回国后的首四年,只是在江浙一带从事奋兴布道工作。1904年,余慈度放弃行医,开始凭信心全时间事奉主,她是中国教会最早放弃西方差会的供应,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在当时教会全仗赖西方宣教士供应的情况下,这是个很重大的决定。1907年冬,她经历了一次圣灵充满后,便投入复兴的大潮中去。她把1908年称为蒙神呼召的新阶段,她的布道范围遍及南方各省。1909年5月,她出版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一本《奋兴布道诗歌选集》。在1910年代末,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形成了“北有丁立美,南有余慈度”的局面。

余慈度作为一个神国复兴工作的使者,深知属灵恩赐的重要性,但她注重“神的生命”多于“神的恩赐”。她说:“圣灵诸般恩赐是我们事奉神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恩赐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爱的控制之下,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东西。许多人因为过于重视恩赐,而使他们在事奉神的功用上受到破坏,正如一只触礁的船一样。”

余慈度讲道和事奉的能力,在于她渴慕追求联于元首基督。她所追求的目标是,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让神来“纯洁我的思想和话语”,这样才能保持“我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我在人面前的生活一致”。她常在祷告中向神如此祈求:

(1)求神“一直保守我活在属天的境界里”;
(2)求神“使我不住地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
(3)求神“赐给我顺服的灵,像婴孩般遵从神的旨意”;
(4)求神“使我常常被神占有,常常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5)求神“用祂的爱浸透我,好使她能够像神一样去爱人”;
(6)求神“使我以神的观点去看今世的事物,一直儆醒等候主荣耀的再来”。

余慈度在复兴大会上经常引导信徒看见:一个基督徒不仅要常常对付自己以往所犯的罪,更要天天过克胜罪恶的生活。她虽然是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但却谦卑、真诚地说:“纵然我在许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很愚昧,但是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见证把祝福赐给祂的子民。”

1909年,余慈度看到日益增长的教会有很大的需要,遂自己募款在上海创建了“查经祈祷处”,这实际上是一所圣经学校,特点就是建立在圣经和祷告的基础上。1916年随着新校舍建成,正式改名为“江湾圣经学校”。1923年,为了聚会崇拜的需要,又在校园内成立伯利恒会堂,并邀请了著名奋兴布道家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亲临献堂礼并且致词。此外,余慈度还在冬、夏两季开办查经培灵会。

余慈度的教育和培训事工为许多教会增添了力量,也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不少领袖人材,特别是当时普遍缺乏称职的女传道人。1910年12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布道协会在汉口召开的大会,并担任妇女工作的专题演讲。

余慈度继续应邀到各地带领奋兴会:1911年在苏州,1912年和1913年在宁波。

1919年,余慈度和知名的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一起加入了“中华国内布道团”,两人的追求与事奉都有共同之处,神把她们紧密地连在一起,有非常美好的团契和合作。1920年,余慈度在福州举行奋兴会两个月,为福州教会带来大复兴。就在这次的奋兴会上,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重生得救,17岁的倪柝声因看见母亲的大转变,感到好奇,遂来听讲道,并且信了主,又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并随即到余慈度的圣经学校学习。可以说,没有余慈度,就没有倪柝声。除倪氏母子外,她还造就、复兴了王载、王峙兄弟等一批年青人。

1924年,美国传教士伍兹师母(Mrs. Henry Woods)联合多位教会人士成立一个委员会,发起“全球复兴代祷运动”,余慈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代表。在1925年上海教会大复兴中,余慈度和王载配搭同工,使许多冷淡多年的教会得到复兴,成百上千的人在复兴聚会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此外,还有50多位青年信徒决志终生奉献于布道工作,其中包括现代名闻中外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如计志文、周志禹、蓝如溪、石美玉,以及赵世光等。

1927年, 余慈度应邀赴英国参加著名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始于1875年,是一年一度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的凯西克(Keswick, Cumbria)举行的福音派基督徒聚会﹞,并担任主要讲员。由于“开西大会”致力于追求基督徒的圣洁与成圣生活,推动全球的宣教运动,以及恢复基督身体的合一,因此被视为普世教会追求属灵最高境界的象征。余慈度在演讲中吁请会众警惕新神学的危险,并呼吁西方教会阻止派送新神学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她的发言被刊载在英国著名的教会杂志《亿万生灵》( China’s Millions)和《基督徒报》( The Christian)上,受到注目。在长期的事工合作中,她与中华内地会的领袖们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余慈度于1929年离开英国,经美国返回上海。

多年的劳累奔波,使余慈度积劳成疾,晚年时再不能承担过多的工作。1931年春,当中国新生代布道家从她手中接过宣教薪火,继续传递下去的时候,余慈度终于摆脱多年疾病的缠绕,在上海得享永久安息。她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参来十一4)。就在余慈度的安息礼拜上,胡蕴琳--中国教会1930至1940年代的著名女布道家,受感奉献终生给主。

资料来源:
吴秀良着《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美国:比逊河出版社,2001年)。
Yu, Dora,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A Chinese Messenger of the Cross. Shanghai: Mission Book Co.,1916.
(作者为《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主编、神学院教授和教会牧者,详见www.bdcconline.net。本文经编者略加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