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儲安平1966年失蹤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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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思想敏銳、才氣橫溢,曾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同時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1957年6月1日,儲安平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講話,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從而成為中國著名的大右派。

儲安平宣布“向人民投降”後被撤銷一切職務,“文化大革命”中自殺未遂後失蹤。江蘇一座寺院的方丈,形貌皆似儲安平,但他搖頭否認,一笑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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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與孩子

儲安平在1957年一語驚天下,成為中國的十大“右派”之一。
儲安平1909年生於江蘇宜興;1932年從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1938年回國後,擔任《中央日報》編輯、復旦大學等校教授、《觀察》雜誌社社長兼主編;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新聞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副局長、《光明日報》總編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儲安平是社會知名人士。他在中國的第一次出名,在於創辦了《觀察》周刊。這本於1946年9月1日創刊的雜誌,因敢於抨擊國民黨政權的昏暗和腐敗,提倡“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大受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歡迎和喜愛,訂數從創刊時的400來份上升到1948年12月24日被國民黨查封時的10萬來份。儲安平曾非常自豪地宣稱:“本刊的經營足以為中國言論界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個月,胡喬木和胡繩即給周總理寫信,請求批准復辦《觀察》雜誌(後改名為《新觀察》),請儲安平再擔任主編。周恩來在百忙之中,還專門去看望了儲安平,令儲安平引以為豪。
後來,儲安平擔任的重要職務多了,不得不離開《新觀察》,但他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桿,仍以人大代表和《新觀察》雜誌特派記者的身份,到全國各地視察和採訪,寫了許多有分量的文章,發表在國家級的各大報刊上。他是名記者、大作家型的官員,在上層知識分子中很有些名氣和影響。
1957年初,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原是民主黨派創辦的《光明日報》,再交還給民主黨派去辦。由《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提名,經過各民主黨派充分協商,並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宣傳部批准,儲安平於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報》總編輯。

 

圖片儲安平結婚照

上任的第一天,儲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會上宣稱:“我來這裡工作,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台。”又說:“李維漢部長曾對周揚部長說過,以後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為他撐腰。”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此時的儲安平躊躇滿志、有信心干出一番大事業。
果然,儲安平上任後不久,憑着他在知識界的聲望和影響,向著名的專家、學者、教授組稿,把《光明日報》辦得有聲有色、不同凡響。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國共產黨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原則。
於是,儲安平響應號召行動了起來,積極鼓動對共產黨有意見的人出來說話。他派出大批記者到一些大城市採訪,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鼓動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並且親自安排版面發表了多篇有關鳴放的通訊,文章的措辭極為辛辣激烈,有很強的鼓動性和號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同時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又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員之列,他還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講話。
儲安平說,“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
他由此得出結論:“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儲安平所提的意見,如針尖對麥芒,與會人士震驚萬分,可儲安平言猶未盡,又說:“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並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國人民愛戴的毛主席和周總理稱為“老和尚”。確實驚世駭俗!
儲安平要“請教”的到底是什麼問題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說:“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6個副主席中有3個黨外人士,4個副總理中有2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儲安平的此番言論,當場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讚許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極為憤慨地進行了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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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儲安平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像是在全國範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了對儲安平“黨天下”言論的批判、駁斥。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並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從而在全國吹響了反右派鬥爭的號角。在這形勢下,儲安平理所當然首當其衝,成為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別看儲安平在座談會上雄赳赳、氣昂昂,勇氣十足地提出了最尖銳的意見,其實他的精神和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據他在檢討時的自述,在全國上下一片討伐聲中,他膽戰心驚、坐卧不寧,惶惶不可終日。郵遞員給他送來了信件,他不敢去門口拿,怕人家要同他當面辯論;到醫院看病不敢說姓儲,因為姓儲的人實在太少了,怕被人認出他就是儲安平;更不敢去《光明日報》社上班,怕被群眾圍住批判。
儲安平審時度勢,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於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送去了辭呈。
據報紙上刊登的揭發材料,章伯鈞在接受儲安平的辭呈後問:“你的負擔重不重?”儲安平打腫臉充胖子說:“不重。”章伯鈞說:“有以下三種情況就困難了:一、身體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擔子壓迫。有這三種情況非出來做事不可。”儲安平說:“我沒有。”章伯鈞又說:“你可以超脫一些。你年齡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夠看到50年以後的事的人,還沒有。”
儲安平辭職以後,對他的批判並沒有降溫,而是進一步升級。6月10日,民盟光明日報社支部召開批判大會;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組召開座談會批判;6月14日,光明日報社工廠和行政部職工開會聲討;6月14日,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召開在京委員和北京市分社委員座談會批判;6月21日,九三學社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通過了“對於光明日報被章伯鈞、儲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責任問題”和“撤銷儲安平代表九三學社擔任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委員的聲明”;報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天天都有,連儲安平的兒子也在6月29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儲安平長子儲望英反對儲安平反動言論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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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儲望華鋼琴演奏黃河協奏曲

儲安平眾叛親離、四面楚歌、形影相弔。7月7日,他在九三學社中央整風委員會召開的擴大座談會上,開始交代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7月13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向人民投降》的談話,並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
儲安平在《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中說:“我6月1日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及我在光明日報的工作,都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嚴重錯誤。經過全國人民對我的批判,我現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真心誠意地向全國人民低頭認罪。”接着,他列數並批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最後表示,“我必須勇敢地向自己開刀,剝去我自己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皮,堅決地站在6億人民的一邊來”。“我今天在這個莊嚴的會場上,並通過大會向全國人民真誠地承認我的錯誤,向人民請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為我自己決心改造自己的一個標誌”。“我以後一定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全心全意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儲安平雖然這樣表態,但對他的鬥爭仍在繼續,一直到反右派鬥爭勝利結束,儲安平因此名列中國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第五次會議,決定取消儲安平第一屆人大代表的資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撤銷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
從此,儲安平從中國的政壇和新聞界、知識界銷聲匿跡了……
儲安平的人事關係是在九三學社,所以又回到了九三學社,由九三學社發給他每個月100元的生活費(這在當時尚不是個太小的數目)。以後,儲安平被下放到西山的一個農場,在長城腳下放了2年羊後,有關方面認為他接受勞動改造表現尚可,就讓他回家。
這時,儲安平的妻子已和他離婚了,但她和別人結婚後,和後夫同住在儲家的南屋裡。回到家的儲安平在生活上極為尷尬。好在單位除了發工資外,並不要求他上班,也不過問他每天在做些什麼。
那幾年,儲安平整日在家關門讀書、寫字,除了幾個親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來往。為了消遣,他買了幾頭羊來養,還把喝不完的羊奶送給章伯鈞喝。他說:“羊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這羊是我親手養的,這奶是我親手擠的。羊奶有營養,你收下吧。”如果儲安平真能像章伯鈞對他說的“超脫一些”,解除思想負擔隱居起來,日子倒也能過得安安閑閑。可惜好景不長,“文革”一開始,儲安平就被揪了出來,又成了批鬥的對象,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並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
1966年秋季的一天,當儲安平掃完街道精疲力盡地回到家,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接受批鬥時,他從後院翻牆出逃,最後跑到數十里外的西郊跳河自殺。但他沒有死成,被人救起後押回九三學社,交機關造反派看管起來。
於是,儲安平提出要把存款單交組織上保管,但沒有人接受他的存款單。
儲安平從九三學社放回家後,單位里誰也沒有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去找過他。一直到10月份的一天,儲安平的女兒回家去看他的時候,發現家裡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只有在房間中央的一張椅子上,放着一個捆着的行李卷——這是儲安平從九三學社機關背回去的,到家後就沒有打開過。
儲安平去哪裡了呢?他女兒到親戚朋友家找,但都沒有找到。她意識到情況有些不妙,便找到九三學社向軍代表報告。儘管按當時的說法,儲安平已是一條“死狗”,但他畢竟是在中央掛了號的人物,軍代表也不敢掉以輕心,就報告了中央文革和周總理。
周總理指示公安部門組織了一個專門的調查組,一定要找到儲安平的下落。調查組奉命在全國範圍內艱難地尋找了兩年,凡是儲安平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一一查詢過,就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最後只好作為懸案擱起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儲安平就這樣神秘地失蹤了,誰也不能確定他是死了還是活着躲了起來。不過許多人都認為,中國的戶籍制度是相當嚴密的,中國人的警惕性一向是很高的,一個沒有戶糧關係的“黑人”,而且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年近花甲的老人,即使躲在某個地方也是很難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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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儲安平很可能是死了。如果還活着,他現在已經是90歲高齡的老人了。在中國的右派分子99%都已獲得平反的時候,他為什麼不現身社會提出申訴?但要說他已經死了,那他又是死在哪裡?有沒有死亡的證明?或者有沒有權威的結論?筆者為此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但對儲安平的生或死都不見有說服力的說法。在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國民主黨派——歷史·政綱·人物》辭典中,“儲安平”詞條的生卒年,仍只寫了(1909~?)。說明對儲安平之死尚未有定論,起碼不能確定他的失蹤期即是死期。
那麼,儲安平有沒有可能還活着呢?有一個在1985年為編書而輾轉尋找過儲安平的人,在1998年出版的書中寫道:“不久前,一次友人聚會上,我聽說,有一位老者在江蘇某山某寺中,見一方丈,形貌酷似儲安平,他即上前拜見,並探問:‘請問,你是儲安平、儲先生嗎?’對方一笑,然後搖搖頭,隱去。”這位作者說:“看來,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許真像那位長者說的,遁入空門,出家當了和尚。”但這位作者也不敢肯定,也只發出了“是否該繼續尋找儲安平”的問號。
這個故事真是太神奇了!太吊人胃口了!這個方丈真的會是儲安平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誰也說不準,至今仍是個沒有謎底的謎。其實,是或不是又有什麼要緊呢?不是,儲安平就永遠神秘地失蹤了;是,他也已不是當年的那個儲安平了。重要的是,要記住中國的歷史上曾有過一次極左的反右派運動,曾有過一個叫儲安平的大右派。記住這個教訓,是為了這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圖片2015年5月,儲安平衣冠冢在江蘇宜興西郊的龍墅公墓落成。儲安平的兒子儲望英、儲望華、儲望德等參加儀式,將一幀塑封照片、一本塑封書籍包裹在紅布里,裝入陶壇內放進墓穴中……

文/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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