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六·四”屠杀三十二周年及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用一百年的时间，在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人道灾难。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二十年前，当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中国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孙中山和蒋介石先生坚定地选择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年来一直依然是萦绕在中国人脑际的问题。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前仆后继地坚持着走向共和的道路，并最终在台湾建立了共和体制；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步亦趋一脉相承地坚持着走向极权的道路，并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极权体制。

阿伦特在其成名作《极权主义起源》一书中，通过对现代政治的宏观分析给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两个范本：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国家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国家。她以这两个国家所经历的人道和政治灾难作为政治观察的出发点，归纳出传统极权主义作为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是：(1) 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2) 实行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3）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

极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盘效仿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

– 在毛泽东时代初期，极权主义以杀戮生命、消灭生命和没收私有财产为主要使命，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这个时期，治国以镇压敌对势力并使用恐怖手段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中期，极权主义以禁锢思想和推动公有化为主，中共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比如党外的反右运动、党内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还有四清运动。这时期，治国以清除异己分子，剥夺话语权和灌输意识形态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极权主义以消灭个体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义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的极权主义也相对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时期，治国以个人迷信、谎言和思想煽动为主。

极权主义的治国之道就是不间顿地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将人们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无法喘息最终不得不跟着一起沉浮。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例外地引发了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被杀戮，被肃整和被饿死的人无以计数。

胡耀邦和赵紫阳深刻认识到极权主义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并试图引导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回归，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触动政治体制改革，因而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始终还是极权主义的。当邓小平，这个协助毛泽东创建极权主义体制的帮凶，当时的极权主义掌门人，便轻而易举地利用“六·四”屠杀粉碎了威权主义回归的幻想，以极权主义的铁拳所制造的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堵死了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杀是中共在和平时期动用正规武装力量屠杀人民的罕见的极权主义罪恶。

邓小平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意识到“六·四”屠杀将使他终身背负骂名时，他可能意识到胡赵的威权主义道路未必不可取，从他废除党内终身制，提倡党内集体领导看来，他并不反对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即提倡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个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遏制了极权主义的进程，从而为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开创一个相对温和的极权主义时代预备了条件。

江泽民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为极权主义的存在寻找理论基础。然而他残酷地镇压了法轮功，为中共极权主义历史记下了浓重的一笔罪恶。

胡锦涛发明了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试图为极权主义开创一个以谎言奠基科学的时代；但是，他残酷地镇压了民主知识分子发动的“零八宪章”运动，并迫害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这不仅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固守僵尸的决心，也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恐惧的制造者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决绝。

习近平创建了一个具有习近平特色的极权主义国家。习近平明显缺乏政治家的气度和睿智，选择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乃是出于其红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还要远。他不仅继承了毛的传统极权主义：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极权主义一党专制下的恐怖统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并且借助科技的进步，利用信息时代下的特殊手段将极权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 利用“防火墙”将中国建成一个封闭的信息体系，全面封锁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信息；
– 利用录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地布下天罗地网以监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陷人民于恐惧之中；
– 利用“脸相识别技术”记录国民的喜怒哀乐，并将其翻译成政治术语，作为呈堂供证迫害国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时代全新的权力概念，不仅依靠庞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红色大妈，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政治动态以及更深层的反抗，将对党内和党外的监控微观化。
– 利用网络和媒体神化领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绝对权威，将领袖视作党的化身，推动领袖的权力恶性膨胀，操纵政府，包揽大权。习近平今天所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当年。
– 利用反腐，消灭异己，任人为亲，逆向选拔，从而建立一个簇拥在领袖身边的特权阶层和太监阶层。这些人愚蠢，奸诈，腐败，除了祸国殃民，别无它能。高新养腐，不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协都充斥着这样那样形形色色唯命是从拿着高薪不务正业的庸才。
– 知识分子被整体犬儒化，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曾有过的人性曲扭现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说和行动，原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识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为耻，而是甘之如饴。极权主义成功地从根本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 建立并丰富了极权主义之下的谄媚文化，毁灭了基本人性。把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培养成清一色的颂圣之徒，张嘴必称“习近平“。
– 鼓励告密原本就是极权主义的特色，但是将培养告密者纳入基本国策，却是一种“创新”。在学校，在街道，在事业单位，在企业，推动告密文化，从孩子抓起，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一个个小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