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八九民运反思之辨(3) ——从苏晓康“八九新说”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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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须老调重弹八九历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五,一孔之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
六,苏联民运:权力集团内部改革力量
七,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八,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九,东欧民情底色
十,八九遗产

五,一孔之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

反思八九民运极端必要,是中国思想界和民运界的严重任务和责任。不仅应当检讨反思八九民运的操作层面,也应检查八九民运的民情背景和社会环境。个人认为,操作层面和策略层面,由于八九民运的即兴性、自发性、人民性和非严密组织性,可以省察的空间不是很多,而后者,即检查八九民运民情背景和社会环境,则大有可为且意义深远。为此,在本国范围内,须把八九民运放在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考察,放在近代百年中国民主的艰难历程中考察,在全球范围内,应放在抵抗共产主义运动史尤其是东欧民运史中考察。这样,有利于见木又识林,可以看清楚中国八九民主运动的特征或经验,缺憾或教训。

这种反思,需要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信息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中共权力斗争内幕,虽然这样的信息同样匮乏。——事实上,中国不仅缺少精神资源反思自己的民主运动,八九后头十年,苏东波红色阵营解体的情况也十分匮乏。好在本世初开始,在笔者视线范围内,一些重要信息从个人回忆、记录、报导、访谈中浮现。这些信息,极大地提供了我们在比照中反思八九民运的精神资源和经验事实。

——32年来,中国八九民运真相被中国官方成功地诬陷和扭曲,东欧各国民运的完整资讯——除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的刺激性镜头在地下不胫而走——更无望进入大陆民间视野,对这些信息的研究和分析,则是禁区中的禁区,无缘展开。考察、研究八九民运自然成为海外华人学者、民运界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历史使命。东欧民运的盖棺定论,可为中国民运历程尤其是八九民运的开门之考。随着东欧八九民运咨询20年来的日渐积累,海外已经具足研究这个话题的资讯条件,

在下面的文字中,我比照苏联、东德、波兰三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历史,试着对中国八九民运提出粗略的反省和诘问。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民运无论发生什么都必然载入史册:苏联是冷战策源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国、上个世纪全球最大的共产极权国家,东德的柏林墙是资、社两大阵营冷战之象征,波兰是欧洲倒在极权铁蹄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欧洲共产极权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三个国家民主进程的特征而言,苏联的解体得益于权力集团内部伏特加酒力般的改革行动和西方文明价值的深度渗透,德国柏林墙倒塌得益于的基督教会走出教堂,参与变革,成为民众主体,破解了世俗社会的籓篱;波兰的苦难不亚于近代中国,它的成功是屡败屡战的自由意志铺就的,也是人数众多、运作完备的组织性造就。这三点,可提供我们对中国异议运动一个相对高阔的视角,是中国八九民运兴衰之重要参照,对比之下,也许可以探查中国八九民运失势的原因,思索中国现实社会的空白,烛照未来中国政治文明之路。

六,苏联民运:权力集团内部改革力量

苏共解体的关键是其内部产生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领导人,前者具有“新思维”,居然提醒所有共产党的总书记,“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者”。1988年,东欧剧变之前,他接二连三做出重要改变:在苏共中央会议上提出一个旨在建立“真正人民政权制度”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进而要求苏共要接受民主序范围内的严格限制,“党的地位不能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他宣布放弃勃烈日涅夫主义,意在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预,尤其是要停止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装干涉。

他的政治改革信息如此明确,以至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德大游行中,面对德共的压力,人们公开请求戈尔巴乔夫的帮助,并把“戈巴、戈巴、帮我们”的呼吁写在了游行的大标语上。东欧地震,象征共产主义铁幕的柏林墙坍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四十五年的冷战结束。戈尔巴乔夫站在了正确历史的一边,人类文明的一边,为此他获得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他率先辞去苏共总书记职位,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掘墓人。

苏联面对的麻烦不仅是“老大哥看着你”的问题,还有民族独立问题。不过苏共解体,起止于1991年8月权力集团内部强硬派8·19政变事件。这与中国八九民运自下而起的来历全然不同。

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则是苏共解体的保驾护航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引发苏共内部强硬派不满,旧体制弊端种种一时爆发,为挽救苏共利益,他们签署“苏联领袖宣言”,聲稱戈氏的改革已經失敗,以苏联内部的恐怖分子为由,宣佈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武裝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巴契夫,并制造舆论声称戈氏生病不能履行总统职责,而委员会将保证支持“真正的民主进程”。所有消息从官方电台电视台全境播出,而唯一一家独立电台“莫斯科回音”被事先切断。

这是一场深谋远虑的政变,是对苏联政治改革的颠覆。叶利钦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挺身而出,及时抵达莫斯科政府大楼白宫发布声明:正在发生的是一起违反宪法的政变,督促军方不要参与政变,呼吁全国发起总罢工,诉求是要求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致辞。没有了传媒机器,他的所有声明和号召,均以传单形式散发。

——双方力量对比并不均衡。1991年8月19日发生在莫斯科和苏联境内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引发的苏共权力集团内部的生死较量。莫斯科市民下午开始聚集在白宫附近设置路障。强硬派首魁,苏联副总统亚内叶夫(Gennady Ivanovich Yanayev)则召开记者招待会,再度利用舆论强调宣言中的谎言,并且是以同情的语气:戈尔巴乔夫多年辛劳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乎同时——下午四点——白宫防卫摩托化步兵师坦克参谋长宣布效忠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领袖。叶利钦不乏历史感和英雄气,据说他喝了些伏特加,然后踉跄闯出政府大楼,来到为数不多的市民当中,爬上效忠于他的坦克中的一辆,向在场群众致辞——正如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心急如焚的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的演讲词奇迹般地竟然在强硬派控制的官方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播出。

较量并未结束:莫斯科当晚被强硬派执行了戒严。没有人怀疑这是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征兆:白宫即将遭到进攻。白宫准备对付进攻,装备严重不足,效忠者指挥的坦克连离开了,多数自愿者没有武器,可资利用者包括自愿守卫白宫的将军和军官,部分已经退役。而强硬派攻击白宫的“雷霆作战”计划,军力强大,配备几乎完美,伞兵、特警、内务军、坦克连、直升机中队……。政治斗争的终极手段就是军事较量,双方军力不成比例,前途未卜。东正教的上帝再次帮助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叶利钦:强硬派进攻时间被密报给了白宫。

进攻开始前的凌晨,强硬派摩托化步兵师一辆战车在一个隧道受阻,阻拦物与一年多前北京市区阻挡军车的障碍物一样,是无轨电车和交通路障。三名试图阻止战车者中弹或摔下身亡,多人受伤,群众放火焚烧了这辆战车。

而原定进攻白宫的计划。特种部队和信号旗,并未如约抵达白宫。出师不利,部队奉命撤离莫斯科。强硬派转而寻求与被他们软禁的戈尔巴乔夫面谈,被拒。此后形式急转直下。电讯恢复后,戈尔巴乔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废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決定,免除其成員的政府職位,令苏联总检查署介入调查政变行动。

同日,8月21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在一项决议(1626-1号决议)中,授权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指派地区行政首脑,当时俄罗斯宪法并未提供总统此项权利,此举因应的情况是,一些地区行政首脑支持发动政变维护苏共利益的那个“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

22日,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代表成员和戈尔巴乔夫分别抵达莫斯科。一系列的清算行动随即开始:这日清晨,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亞佐夫(苏联国防部部长)和蒂賈科夫(苏联国营企业与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在抵达的莫斯科机场被逮捕;这日上午,这个委员会另一名成员亚纳耶夫(苏联副总统)在自己办公室被捕;23日,再有两位成员巴甫洛夫(苏联总理)和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被逮捕;另一位成员普戈(苏联内政部长)及其妻子同日自尽;24日,签署《苏联领袖宣言》的巴克拉諾夫(苏联国防委员为第一副主席)、波尔丁(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舍宁(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被捕。至此,反改革政变八人集团基本一网打尽。

24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两个重要事件,一是位于卢比安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大楼前苏联契卡(臭名远播的“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公然拆除。二是,三位阻挡军车遇难者的葬礼在莫斯科隆重举行,叶利钦和俄罗斯领导人以及社会名流致辞,戈尔巴乔夫未出席,但他颁令授予三位牺牲者“苏联英雄”称号——这是苏联这个称号的最后一次授予,其内涵显然已经改变。为最后的三位苏联英雄走上街头送行的人有几十万。这个数字意味着苏联民意,昭示苏共党内改革拥有广泛社会支持。

这一天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历史性的: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以苏共中央和政治局未能坚决反对政变为由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叶利钦签署83号总统行政令,苏共档案移交政府档案部门,其血腥历史将不再是国家秘密。

苏共大势崩解,叶利钦在莫斯科白宫广场坦克上的呼吁变为现实: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中央自动解散的决定。这一天叶利钦发布90号总统行政令:将苏共在俄罗斯资产国有化。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到三个月,11月6日,叶利钦签署第169号行政令,终止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

自十八世纪彼得大帝以强制手段引进西方先进器物与文明,改变俄罗斯风貌以来,这是苏共这个既非斯拉夫派亦非西化派的共产怪胎内部的一次伟大的自我觉醒。这片半是欧洲、半是亚洲的广袤大陆上,除了权力集团内部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苏共强硬派也受到欧洲文明思想和价值的浸染——军事政变失败的关键是政变的时间被有意泄露给改革派。而这次密报是准备进攻白宫的伞兵部队指挥官(帕維爾·格拉切夫同意下)同意的。这个关键的决定与另一个秘密事件相关:密报此讯的是军事行动指挥官之一的伞兵部队副指挥亚历山大·列别德,此前他已经亲自混入莫斯科白宫附近群众,实地考察过舆情民意。此后,军事行动指挥机构中就有人试图说服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也是军事行动发起者之一的克格勃将军根尼·阿格耶夫放弃军事行动,所依据的理由耐人寻味:此战因将导致的流血冲突而丧失成功机会。这个依据标志着,哪怕是苏共强硬派内部,依然保有文明价值底线和人道主义观念。

政变的本意是减缓当时在苏联已逐渐扩展的离心运动,结果却粉碎了戈尔巴乔夫以松散体制维持苏联一体的尝试,加速了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为什么苏共内部强硬派的努力反而促使事情朝向一个方向发展?为什么中国知识界的介入不能主导学生运动的走向。是什么力量在期间起作用?——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我只按照已经发生的事实寻找其逻辑根源。我认为官意和民意同等重要,而在极权政治中,在托尔斯泰发韧、甘地起始、已成世界抵抗暴政运动主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思潮中,权力集团内部意志力量的对比,在多数情况下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权力集团的民主意识,无论关键人物还是集团整体,在八九年远未抵达苏共人物和集团同期的水平。民意汹汹,军队也有可资利用的力量,但朝中无人。以其说这是任何个人(比方赵紫阳)的错误,不若说这是历史决定的困境。

七,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先看官方情况。

在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的德共计划和切实的军事准备下(76000军人严阵以待),开枪的命令竟没有人执行。——为什么当游行队伍逼近时,从严阵以待的军队,到严阵以待的莱比锡市政府,再到德共中央,最终都拒绝开枪?

拒绝开枪这一抗命行为不是东德党、政、军的统一行为,而是由下而上,先后、分别、独立完成的。首先是军队面对游行队伍拒绝开枪,接着是莱比锡市政府面对游行队伍决定不开枪,最后是德共中央决定不开枪。具体的描述是:10月9号,德共四十周年纪念日的第一个礼拜一,傍晚六点,拒绝官方严重警告和威胁的每周一和平游行队伍,抵达人流最大汇聚地莱比锡火车站,严阵以待的军人没开枪,不少军人扔下枪支,接过蜡烛,加入了游行队伍;接着,傍晚7点,游行队伍按原定路线来到德國統一社會黨萊比錫總部所在地,也是萊比錫史塔西總部所在的黨部辦公大樓。这里与火车站军人一样,機槍已经就位楼顶。市委第一書記赫爾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在度撥通柏林電話,询问无果。之后他擅自作出决定:不开枪。游行队伍路过了党部办公大楼继续前行,人越来越多,直到傍晚7点30分,东柏林德共总部打来电话,克伦茨下达决定:不开枪,避免与人民发生冲突,撤离所有军警武装。——是什么导致军警、市政府独立作出决定不开枪?又是什么导致德共中央最终决定不开枪?

莱比锡市委第一书记哈肯伯格做出不开枪决定并非他的个人意志,此前他两度电话柏林请求具体指示:开枪还是不开枪?——其实指示早已做出,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责任重大,事到临头必须再度请示——他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于是他征求在场全体党委成员意见。他得到的回答明确而急切:不要开枪,而且要撤下军警。——为什么市政府全体成员能够做出如此违背德共中央命令的决定?北京市政府面对此清醒,能独立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中国八九期间有“四君子”,肩负起军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使命,在最后一刻使大部分学生得以安全撤离。东德大游行期间也有一组人,号称“六君子”,其身份之组合被称为“全体人民微缩版”,他们也是自发联络而成,使命是呼吁官方与民间“非暴力”。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全体人民微缩版”有半数(三位)是莱比锡德共政府在职官员:文化局长库尔特·梅耶(Kurt Meyer)、教育局长罗兰·沃茨(Roland Wötzel )、鼓动与宣传部长约亨·鲍莫尔特(Jochen Pommert)。其他三位,一位是神学家,一位是音乐指挥家,一位是演员。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呼吁周一游行者和安全部队谨慎行事。——在八九学运期间,中共内部没有如此关键的、衔接政府与民间的省部级在职官员,暗中不妨有,但是没有人想莱比锡市政府三位官员那样站出来,成为君子,“敦善行而不怠”的真君子。

面对四十周年德共大庆活动和教会组织的每周一游行,信誓旦旦要以天安门模式解决问题的德共总书记昂纳克居然被迫辞职了,党内的压力显而易见。昂纳克还是这样一个人:他热爱德国古典音乐,是德国著名指挥家、东德八九民运“六君子”之一的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的私人朋友。二战后,东德交响乐团被安置在动物园附近,大型动物的吼叫成为交响乐团的每日伴奏,為了避免在国际社会持续丟臉,昂納克居然接受指挥家馬祖爾的建議,為東德交響樂斷建造了那座頗負盛名的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昂納克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樂團每年必須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我国”有这样的热爱文化而且是自己古典文化并与异议人士保有如此私交的最高领导人吗?

再看民间力量。

与八九年的游行队伍不同:直接引发柏林墙坍塌的莱比锡每周一和平游行,队伍是从教堂里走出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基督徒除了关心自己死后升天,是否关心地面的事情?

从八十年代开始,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活动不仅传道讲述圣经教义、天国秩序,而且直接讨论社会问题:自由旅行、生态环境、拒服兵役、军事化教育等,教堂讨论对外开放,吸引莱比锡各界非基督徒人士每周走进教堂,抒发己见。这所教堂由此成为东德唯一的言论自由场所,也成了抵制洗脑,启迪民智的“雅典学院”——中国的基督教会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功能吗?

东德教会对专制的抵抗活动始于1982年的教会每周祈祷活动,持之以恒,后发展为走出教堂的每周一和平游行。——中国的抵抗运动是否有这种不计功利、不计成败的精神本钱?是否能够做到持之以恒?

从教堂走出来的和平祈祷游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领导权掌握在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手中。他不断遭受迫害,但行动坚持不懈。——中国的政治生态能产生这样的牧师吗?

1989年10月9日,东德建政四十周年大庆那个礼拜一,当局传讯了弗瑞尔牧师在内的所有神职人员,发出明确的开枪镇压警告。全城已经武装戒严、军警到教堂抓人打人、医学界接到通知准备血浆、尸体袋,幼儿园接到通知提前收园……柏林方向开来的军车在道路疾驰,几十万军队严阵以待,所有人都在知道他们正处在某种巨大是事物的边缘。彻夜未眠的弗瑞尔牧师依然决定周一游行照常进行。责任重大,他亲自领队,面对莱比锡火车站的枪口,队伍没有停止,没有掉头。按照八九新论者们的标准,这一行为比之中国八九学生绝食和不放弃绝食,更加激进。弗瑞尔牧师本人认为他受到中国八九民运和平理性行动的鼓舞,所有东德民意和世界舆论都认为,这是大无畏的和平理性的行为。与中国不同的在于,东德没开枪,中国开枪了。怎么理解弗瑞尔牧师带领信众、迎着枪口游行的决定?舆论誉他为“最优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对他评价是“他的勇氣改變了一個國家”,是因为他们胜利了。假若他们失败了,如中国一样被枪弹镇压,德国和文明世界的舆论会将如何评价弗瑞尔牧师?道德良心的标准是否能够依据成败得失下进行调整?弗瑞尔牧师是不是应该关闭教堂大门,只身一人去面对军警枪口?果然如此,会有游行人数当天和以后每个周一几何级数增长,直至柏林墙在11月9日坍塌这回事吗?

八: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中国民运被枪弹镇压的1989年6月4日,波兰民运在自由选举中获胜:波兰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团结工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开放选举的261个参众两院席位中赢得260席(众议院开放选举的161席的全部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在随后的大选中,工会主席瓦文萨当选民主波兰首位总统。这一天由此成为波兰乃至东欧的公民权利日。

关于波兰,有几个相互关联的事实意味深长,第一,如前述,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第二,波兰是欧洲也是苦难最为深重的国家。第三,苦难波兰的反抗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波兰民族经得起失败,守得住自由信念和抗争意志。

1939年,波兰民运胜利的五十年前,德苏两国入侵瓜分波兰,打响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第一枪,波兰成为欧洲倒在强权下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由此拉开这个国家近代苦难的序幕,也奏响了波兰坚持抵抗的序曲。流亡海外的波兰人在伦敦建立流亡政府,波兰国内的抵抗力量转入地下。一年后(1940)苏联在卡廷森林秘密屠杀波兰军人战俘、知识分子、警察等精英两万两千人,意在根除波兰复兴的载体和希望。1944年,弱小的波兰在德国侵略和苏联控制野心下,奋起发动华沙起义,迫使德军一度撤退,但因苏军突然停止支持行动,导致德军重振旗鼓,起义坚持63天,惨遭失败,一万八千军人阵亡,超过二十五万平民丧生。德军死亡一万七。这是欧洲二战中最大的一起抵抗运动,也是最大的失败运动。失败当头,波兰不标榜勇敢和牺牲,不鼓励怯懦和退缩,不已成败论对错,不转嫁强权的罪恶,流亡政府和国内抵抗力量相互配合,他们没有因为失去战斗的意志。

波茲南事件- Wikiwand波兰1956年波兹南事件纪念碑,又称双十字架纪念碑。碑上的数字代表在那个数字的年份
所发生和失败的抵抗运动。没有十字架的民族能够读懂这样的祭奠吗?维基百科资料图片

二战结束,纳粹失败,苏共得逞,波兰苦难没有结束,抵抗行动持续,被镇压而失败的结果如影随形,从五十年代起,针对共产极权统治,波兰历经了数次失败的抵抗: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动被镇压失败、 1968年三月抗议事件在镇压中失败、1970年抗议事件在镇压中失败、1976年反抗在镇压中失败,直到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有高度组织的500厂家大罢工在严重争议中局部胜利。波兰民运总是从失败中再次站起来,直至1989年6月4日大获全胜。如果乡愿是波兰大脑的指挥棒,如果每次抵抗都患得又患失,那么每一次失败都有无数理由停止斗争,每一次抵抗都方便产生事后诸葛亮告诉你你错了,又错了,你总是错,每一次反思和总结都能成为这个民族倒下的绊脚石,每一次努力和牺牲都有政治正确的理由遭到指责。假如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波兰。

波兰这个弹丸之国,人口不到四千万的民族,伟大之处正在于超越世俗功利,不以人生岁月长度衡量生存意义,头顶的星空是他们精神的高度。这样的民族,会在失败中坚持到底,哪怕失败连着失败。因为成功只需要一次,而十字架的高度能在它到来之前,看清失败的意义。(待续)

北明 2021年6月16日凌晨草定于华盛顿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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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八九民运反思之辨(1) ——从苏晓康“八九新说”谈起

北明:八九民运反思之辨(2) ——从苏晓康“八九新说”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