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八九民運反思之辨(4) ——民情與離心:前東歐極權主義與中國極權主義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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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離心能量值得研究。……但在所有這些因素之上,一個在歐洲本土根深蒂固,讓東方中國感到陌生、難以認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為這些國家民情的無形的存在。這種超越社會階層、根植於人們心底深處的基督教信仰,是東歐極權主義不同於中國極權主義的重要的原因。

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須老調重彈八九歷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誤區:明於理念昧於事實
三,“策論”性反思不足為訓
四,中外比較:八九民運達“和理非”極限
五,一孔之見:反思什麼?如何反思?
六,蘇聯民運:權力集團內部改革力量
七,東德民運:跨越階級光譜的底線
八,波蘭民運:屢敗屢戰的自由弦歌
九,民情與離心:前東歐極權主義與中國極權主義之不同
十,八九遺產

九:民情與離心:前東歐極權主義與中國極權主義之不同

關於波蘭民運的勝利,有幾個基本因素不能忽略:首先是波蘭的反抗行為有延續性和繼承性。早在五十年代,波蘭農村就普遍不滿波共政權,團結工會運動興起後,產生了團結農會和團結學生會運動,這個國家的抵抗奴役運動四十年來,歷經數次挫折和失敗,其相關的信息、資訊和經驗卻沒有被切斷,不像中國,在嚴密的資訊封鎖中,八九民運不知七九民運的存在,七九民運不知(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被鎮壓的法輪功不知道此前中功(中華養生益智功)被鎮壓,中功不知此前無量中國民間會門道門組織被取締,都以為自己是苦難的開端,反抗都起步於自發,都沒有經驗可循也沒有繼承性。波蘭的抵抗運動承前啟後,接連不斷,步步為營,而不必每次總是從零開始。

第二,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高潮期間,成員總數多達一千萬,其主要成分是天主教徒和異議人士,占波蘭人口的27%,是波共黨員總數的四倍。三,而羅馬天主教信仰者約佔全國人口88%。只有2%的人不信神。二戰和冷戰均未將波蘭民族這一精神資源消滅,天主教在工人和農民中擁有廣泛影響。中國,沒有獨立工會生存的空間,基督教三自教會服從共產黨領導,家庭教會屢遭打壓不成陣勢。本土傳統文化不論優劣統統屢遭踐踏,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孔孟之道當作封建糟粕大加撻伐者,聚集了共產主義堅決擁護者、堅決反對者和虔誠的基督徒。百犬吠聲,其勢也洶洶,卻極少有人翻開過孔孟著述,哪怕一本,讀過一次。

再往深處追究我們會發現,波蘭團結工會成員和波蘭信仰人口的可觀數量,均受到另一重要事實的激勵,就是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當選。七九年六月波蘭出身的約翰·保羅當選為教宗後不久就訪問故鄉波蘭,抵達華沙機場第一個舉動是跪下來親吻波蘭土地。教宗對故鄉的愛,點燃了波蘭民族傳統信仰的熱情:全國教堂鐘聲齊鳴,萬眾祝福之聲響徹波蘭。即便嚴密控制,仍有四十萬人聚集華沙廣場,舉起手中自製的小十字架呼喊“我們要上帝!”教宗沒有號召人民反共,他號召波蘭人民站起來,做有尊嚴的人。他不介入政治,卻挑戰無神論——這其實是最大的政治——他告訴信眾:“領導波蘭明天的是基督耶穌。”隨後九天,波蘭沸騰如海嘯,數以百萬的波蘭人民從各地步行跋涉、露宿道途,趕來覲見他們的教宗,追隨他在波蘭的腳步。直接參加教宗主持的彌撒活動的人數高達一千三百萬。

教宗的任命和到訪,接續了波蘭深厚的天主教傳統,直接推助了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鼓盪起抵抗奴役者的勇氣。歷經了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動、 1968年三月抗議事件、1970年抗議事件、1976年反抗運動的連續失敗,教宗到訪之後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波蘭抵抗運動掉頭走向勝利,先是1980年代500廠家大罷工取得局部勝利,期間再經挫折,最終在1989年在自由選舉中顛覆了共產黨政權,取得完全的勝利。團結工會運動領袖瓦文薩是當然的天主教徒,他感慨說,如果沒有約翰·保羅二世,波蘭的變化完全沒有可能。這是苦難最深重最漫長,抵抗最英勇,失敗最慘重,勝利在東歐各國中最先到來的波蘭的故事。

其後當選為民主波蘭首位總統的瓦文薩認為:促成波蘭共產黨垮台的因素“百分之五十歸教皇,百分之三十歸波蘭人民,百分之二十歸里根、撒切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 百分之八十的波蘭人相信,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對團結工會的成立以及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崩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戈爾巴喬夫則說,“沒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而時任波蘭內政部長的基斯扎克(Czeslaw Kiszczak)針對波蘭即將開始的自由選舉,意識到共產黨即將被選下台,他後來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當時猶如引頸待宰的羔羊”。語言是思維的工具,顯示價值觀念。在西方,“羔羊“一詞是聖經用語,源自古猶太教的贖罪祭祀,在新約約翰福音中,耶穌被尊為神的羔羊,指他以完美無缺代人受過贖罪。一個共產黨的內政部長使用聖經概念描述自己的命運,側面說明,共產主義思想和理念甚至在波共官員中也沒有取代天主教傳統成為意識深處的主宰。

這讓我們想起1989年東德那則巨幅標語:“教會,我們感謝你!” 這幅標語在柏林牆倒塌之後,懸掛出現在聖尼古拉教堂所在地萊比錫城市的高樓樓壁上。

德共自己總結的教訓則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這是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的政治遺言,他死於1990年4月20日。

民情是一個國家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所導致的相應的社會風俗和習慣,作為一個民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基礎,民情也是其特定文化的核心。托克維爾實地考察美國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維護,有三個依據:地理環境、法治、民情即基督教信仰。他認為其中民情所起的作用最重要,“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們開發的”,他指出:由於美國人民全體努力做到政教分離,使得“宗教在美國發生強大影響”,使得民情成為“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證”,這一富於啟示性的觀察,揭示了一個國家的民情在這個國家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以地緣文化而論,東歐是歐洲近代自由主義傳統和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冷戰結束後,尤其近十年以來,歐洲社會基督教信仰在穆斯林移民人口及其價值入侵中式微,已經引起西方知識界文化學者們的嚴重關注,儘管如此,如今回首冷戰歷史,“基督教的道德直覺在塑造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之起源的話語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西登托普,Sir Larry Alan Siedentop 《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這一結論不是推理不是邏輯,是經驗性事實。

早在1946年冷戰初期,我們就從東歐抵抗暴政的歷史中讀到這樣的信息:整個歐洲,第一個站出來挑戰共產主義、使用“獨裁”“野蠻”詞語形容極權國家、第一次將希特勒德國和斯大林蘇聯相提並論的,是宗教界領袖,匈牙利紅衣主教和匈牙利羅馬天主教首領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他因此榮耀地被匈共當局稱為“帝國主義牧師” 。

冷戰歷史證明,基督教不僅是抵抗共產極權的重鎮,也是抵抗納粹極權的基地:從集中營拯救兩千五百名猶太兒童,被以色列稱頌為猶太人母親的艾仁娜·辛德勒是波蘭天主教徒,刺殺希特勒未遂而死在納粹獄中的迪特里希·朋霍費爾是牧師,起草《巴門宣言》使七千天主教徒脫離“亞利安條款”的卡爾·巴特是神學家,獨立記錄德國宗族歧視與迫害歷史的馬爾加·謬是助理牧師,在蓋世太保眼皮底下組織營救猶太人並為此獻身的法學家弗蘭茲·考夫曼是基督徒,還有我們熟悉的那位在集中營寫下誠懇懺悔《我沒有說話》
馬丁·內莫勒是牧師……。(他的懺悔如今成為被奴役者自我懺悔的鏡子,他懺悔道: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在萬眾一心的德國國家民族主義狂熱中,在人民俯首稱臣希特勒,連教會也把十字架換成希特勒像的日子裡,德國唯一奮起抵抗的還是教會——“懺悔基督教會”。

不同的民情對同樣事物反應不同,波蘭人民也曾被迫揮拳舞掌表示順從強權,一旦重新點燃信仰之光,他們揮舞的是十字架,要求服從的是上帝。而當反抗的時候,他們只對上帝負責而不計成敗得失,不屈服於成王敗寇的世俗理念。而我們知道,世上唯有不計成敗得失的持守,有望沐浴勝利的曙光。建立在民族整體信仰基礎上的公共意識,豈是權貴思維可以理解和瓦解的?建立在終極關懷上的抵抗,豈是聰明的策論夠能勾兌和左右的?

一個國家民族的民情,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信念或信仰,一種普遍認同的道德原則與之相應的生活習慣。它不是一個政治概念,沒有階級分野,它超越政治身份和階級成分,它制約無權者,也制約權力階層,它是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心靈狀態,對許多重大行為形成制約或指導作用,這是民情涵蓋政治思想並比政治思想更深刻之處。

民主國家的民情,作為一個國家的公共意識,通過立法建立秩序,通過政府執行管理,通過司法實行監督。極權國家的民情,在與之敵對的政治環境或社會生活中,是看不見的有氧成分,對每一個人,無論統治者還是被奴役者,發生潛在作用——“以榮耀簽署斑斕的空氣”(斯蒂芬•斯彭德詩句)。所以,儘管從蘇聯到東德,從蘇聯到中國,意識形態甚至連街道樓房結構外觀都極為相似,但由於東歐各國的民情與中國民情不同,其極權主義與中國的極權主義也因此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潛藏在人性深處,在重大事端上可以超越黨派功利。這種超越,在八九年的東德表現為德共政府與軍隊的離心行為:

德共總書記昂納克在下達“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的命令後,竟迫於德共內部壓力而辭職(對外稱病);東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 Wolf)在接到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後,事先就考慮後果,做了那個清晰的判斷:這道命令一旦執行“後果可能比北京的更嚴重”;萊比錫車站嚴陣以待的軍人,面對迎面而來的遊行隊伍,不僅沒有開槍,很多居然扔下槍支,接過蠟燭,加入遊行隊伍;柏林,接替昂納克的德共總書記克倫茨遲遲不回復萊比錫市政府是否開槍的問詢電話;而萊比錫政府黨委面臨人數眾多、步步逼近市政大樓的遊行隊伍,全體一致反對開槍並要求撤下軍警;市委第一書記面對拒不服從警告的遊行抗議民眾,竟然抗命不開槍;最終,柏林東德中央打來電話,給的明確指示居然是:不開槍,撤軍!

這種離心能量值得研究。其大致原因除了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反對繼續武裝干涉東歐內政這一信號產生的條件反射,那個無形的來自人性深處上帝的聲音,尚未從黨的喉舌中退出,良知尚存,權力的邪惡程度受到遏制。而東歐社會主義垮台,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原因,如衛星國蘇聯的政治鬆動;有領袖意識的導向作用,如戈爾巴喬夫的銳意改革;有梵蒂岡羅馬天主教的助推,如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巨大感召力;有冷戰對手美國富有柔韌度的強硬政策,如里根和肯尼迪兩位總統在勃蘭登堡門西柏林牆一邊傳遞的載入史冊的信息。但在所有這些因素之上,一個在歐洲本土根深蒂固,讓東方中國感到陌生、難以認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為這些國家民情的無形的存在。這種超越社會階層、根植於人們心底深處的基督教信仰,是東歐極權主義不同於中國極權主義的重要的原因。簡單化的類比是,聖雄甘地為印度獨立所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抗議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取得了勝利,但是如果抗議的是中國極權主義,其勝利是難以想象的,因為甘地取得的勝利不僅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議方式的勝利,也是大英帝國民情中自由主義傳統的勝利。

中國民情無法與東歐民情相比,中國異議力量擁抱西方自由主義,是政治文明轉型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但若論精神資源、非工具理性的心靈力量、抗衡唯物主義無神論、拜金主義和徹底世俗化的原動力,中國則既無本土薪火,又無西方燭光,可謂兩手空空,幾乎一無憑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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