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明:近世以來中國極權專制下人禍災難的回顧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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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期間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零四十萬。—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亡錄》,上海大學《社會》雜誌1993年第四、五合期

引言: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信奉“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之說詞,在古時由於文化及科學技術的落後,人們不可能有現代人的文化思想與科技水平來對宇宙和人類世界的認知。但任何人從他降生到人世間後,都應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和美滿幸福的生活,這是人類的天性和普世價值,無論生活在什麼時代都理應如此的。然而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五千多年的歷史演變長河中,中華民族生存在神州大地上,歷經過無數的災難,那是難以勝數的,可以說我們這個民族正是在這種種災難的煎熬中苦渡與抗爭一路走過來的。

人類所遭遇的災難有兩種,一種是自然災害帶來的災難,即是所謂的天災,如水、旱災害,冰雪災害,蟲災,各種傳染病,雷電引發的傷亡及火災,強颱風,火山,地震——等等,這些自然災害是隨着地殼的不斷運動與氣候的變化而會不斷發生的。在古代及中世紀,那時由於文化和科學技術的落後,對於這種種自然的災害,人們是束手無冊,只有寄託於神靈和上天的護佑,我們的祖先為此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自近世以來、特別是到了現代社會,由於文化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對於各種自然災害人們可以做到預報和防範了,一旦有自然災害的降臨,對人類造成的傷害也會隨之大為減少。

然而人們所經歷的另一種災難則是難測的,那就是人禍,它與自然災害相比,是更為可怕的一種災難。我們的祖先早就有言:天作孽,猶可活,人作孽,不可活。因為天災雖然可怕,可這是自然界的客觀原因造成的,怨不得任何東西,更何況我們人類的知識是在不斷進步與更新的,對自然界和宇宙的認識也是不斷前進的,只要我們掌握了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人們對自然災害是可以預測它、防範它,進而戰勝它,使人類的損失減到最小。然而,人禍則不然了,它的發生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人們往往是難以預見,也是難以防範的;即或是有人預見到了,要防範它所要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古代的那些人禍所造成的災難我們姑且不論的話,就以20世紀以來,世界人類所歷經的人禍災難,如兩次的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世界的的蔓延與危害,使世界人類吃盡了苦頭,這是當今人類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人禍造成的特大災難

就以中國而言,當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一舉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後,建立了民主共和,其後又歷經“五四” 運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外國的先進文化也迅速傳入中國,使中國的民主啟蒙運動開始了。那時正在倡導的中體西用,三民主義和與之相配合的君主立憲、五權憲法正在興起,如果此時的中國能按照憲政民主的一套辦法施政,中國早就會步入世界民主國家的行列,一個和諧幸福的社會早就會建成了。然而中國人的命運就是多災多難的,辛亥革命後又陷入到了軍閥的混戰之中;特別是受1917年俄國共產暴力革命的影響,共產主義的禍水流入中國,使中國的共產暴力革命迅即興起,伴隨軍閥的混戰,導致了中國人自己為爭權奪利而不斷的內鬥。正是由於這種種的內鬥,使得國弱民貧,日本軍國主義者趁機侵入中國,使中國在1931年“9·18” 事變東北被日本侵佔,至1937年“7·7” 事變日本全面進攻中國,中國人民歷經8年的艱苦浴血抗戰,在美國等盟邦的全力支持下,終於在1945年8月打敗了日本侵略者。這些一次次的內戰和外戰,使中國的財產和人民的生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損失,這都是人禍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

可以說是抗日戰勝的利使中國人真正站立起來了,此時的中國人民多麼需要休養生息,國家多麼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恢復元氣,醫治戰爭創傷,從事經濟建設。1945年8月至10月,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在重慶會談,並於10月10日簽署了《國共雙方會談紀要》,實現了和平建國,人們是無不為此而感到由衷高興的。

然而,人民的這種願望很快就成了泡影。由於國共兩黨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利益之不同,雙方為爭權奪利而不惜大動干戈,使內戰終於在1946年6月再次暴發,國家和民族又再次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火之中,這是國之不幸,民族之遭殃,是降臨在中國人頭上一次更大的人禍帶來的災難。

內戰的結果是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在大陸奪權成功建立新政。在國人看來,不管是失敗的一方,還是勝利者的一方,那死傷的都是中國人,損失的都是國家的財產,都是令人痛心的。但如果此時勝利者的一方能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此施行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領導中國人民努力從事經濟建設,中國人民就會從這人禍的災難中解脫出來,也是值得國人為之高興的事。然而事與願違,奪得政權後的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呢?認真回顧和反思毛澤東建政後的所作所為,它所製造的種種人禍大災難,卻是令人痛心疾首和發人深省的。

一、 毛澤東時代連續不斷的人禍大災難

1949年10月毛澤東在大陸打敗了國民黨奪得政權,並建立了新政;歷經半個世紀內戰與外戰這種人禍所帶來的災難,客觀的說那時人民是高興的,是擁護新政權的,是多麼希望從此能過上和平民主幸福的新生活。然而人民的這種美好的願望很快就成了泡影,所面臨的絕非什麼幸福安寧的美好生活,而是連續不斷的人禍鑄就的一次次大災難。

1、 剿匪鎮反與暴力土改是新政權首開的人禍災難

本來在一個社會的變革時期,勝利者一方為了鞏固政權,穩定社會秩序,對那些為維護舊政權而動刀動槍、殺人放火而又拒不投降的頑固分子實行鎮壓,這當然是必要的,也是人們所能理解的,中國歷代社會的改朝換代大多也是如此進行的。然而毛澤東的做法卻是令人匪夷所思,他在奪取政權前大談的民主之聲尤在耳際,共同綱領的墨汁未乾,一旦奪得政權,馬上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行使鎮壓之權,對前朝官吏遺孑不是斬殺就是投入監獄,名曰“鎮反”。 對那些因在社會變革的初期認識不清,一時反對共產黨的民眾和國民黨地方殘餘勢力進行所謂剿匪運動。據史料可知,毛澤東從1949年5月起就在東北所佔領的地區開始了剿匪運動,從1950年起又在全國所有地區開展了此項運動,直至1953年底結束。在剿匪運動中先後抽調6個兵團部、41個軍部、14個師、2個旅加20個團,共計150萬人投入這場剿匪戰爭。在剿匪中對那些已放下武器投降了的國民黨殘餘勢力則大開殺戒。據史料統計,全國共殲滅國民黨殘餘勢力(名曰“土匪”)240餘萬人,關押各種反革命分子127萬人,管制23萬人,殺掉71萬人。其實許多的所謂“土匪” 放下武器投降了是應該寬大處理,不應判刑入監的;一些人即使有罪,也是判刑改造而已,是罪不當誅的。

伴隨着剿匪運動進行的同時,另一場更為慘無人道的暴力土改運動也拉開序幕。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使農民跟着他走,在1950年6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進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9月,全國90%以上的農業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使3億多農民分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如果是用和平的方法進行土改,把地主家多餘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由國家給地主適當的補償也是可行的。但毛所用的是暴力土改的方法,挑動農民起來搶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並且謀財又害命,殘酷地鬥地主,使許多地主被打致傷致殘,最後掃地出門使之無棲身之地,一些地主並被槍殺。有學者估算,全國被殺掉的地主最少在100萬人以上,這實在又是一場人禍造成的災難。

清匪、反霸和土改時筆者是兒童團員,親眼所見自己的家鄉一個行政村(包括13個自然屯),約兩千人口左右,就有20多名所謂的“土匪、惡霸、地主” 被槍殺,這些死者中除一人殺害了一名農會幹部的兇手該殺外,其餘全是不該殺的冤死者。

2、“抗美援朝” 實際上是中國人的又一次大災難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後的10月25日毛澤東派遣中國軍隊(當時稱之為“中國人民志願軍”) 赴朝作戰,名曰“抗美援朝”。 實際上朝鮮戰爭(又稱作“韓戰”) 完全是由北朝鮮的獨裁者金日成在另一個大獨裁者前蘇聯的斯大林支持下挑動起來的,美國和南韓並無意侵略北朝鮮,更不會進攻中國,而毛澤東則決定派遣中國軍隊入朝參戰,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經過三年多的朝鮮戰爭,雙方於1953年7月停戰議和,戰爭結束。這場戰爭正值中國的內戰結束不久,內戰帶來的創傷元氣尚未恢復,又動員全國的力量支援抗美援朝作戰,要全國人民出錢、出力、出人支援,這對中國人民來說那可真是雪上加霜,苦難連連。據有關學者估計,中國軍人在朝鮮戰場面對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美軍和聯合國軍,死亡數十萬人、包括傷者幾近百萬之眾。無數的中華兒女拋屍異國他鄉,這不是人禍帶來的災難又是什麼呢?

3、 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為了更好地統治人民,使廣大民眾成為他的新型奴隸,從1953年起在全國開展了對農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首先是在農村中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把糧食控制在政府手中,加上城鄉不同的戶籍制度,農民的一切都處于禁錮之中不能自由行動了。到了1954年和1955年,全國農村普遍實行了從互助組到農業合作化的轉變,1956年又普遍改成高級合作社,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又被歸為集體所有,這是禁錮農民的一種手段,是使農民成為農奴的重要步驟。

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把私人的產業和財產充公,使許多私人業主破產,有的被逼自殺,這在當年的城市中、尤其是大、中城市如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許多地方,都是慘痛的人禍災難。

不論是對農業還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 對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都是極大的破壞,農民和工商業主都為此都吃盡了苦頭。

4、 反右運動

1953年3月5日蘇共大獨裁者斯大林去世,1956年發生了匈牙利和波蘭事件,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受到了挑戰。在中國,經過土改、鎮反、統購統銷、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使許多人產生了不滿的情緒。隨着國內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矛盾。面對國際、國內出現的新問題,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甚至進而爭奪國際共運領袖之角色,他想到了共產黨搞“開門整風” 的辦法,目的是“引蛇出洞”, 搞掉那些反對他、特別是有獨立見解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從而達到他鞏固統治地位之目的。

為了這些,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並一再號召人們起來幫助共產黨整風,以解決中國的內部矛盾。在此種情況下,黨外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各路知識分子及部分黨政幹部,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好心地幫助共產黨改進工作。他們錯誤地認為1957年的春天是一個冰雪解凍、百花齊放的季節,使得民主的空氣異常活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如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黃紹閎、諸安平、蒲熙修——以及它的許多成員;各路知識精英如錢偉長、葛佩奇、陳仁炳、黃葯眠、林稀玲、潭天榮——等等一大批人,他們都懷着一顆為國為民的善意之心。對共產黨的政策及他的領導人提出了許多批評和建設性的意見。

然而許多人做夢都未曾想到,毛澤東搞“開門整風”, 號召大家提意見那是假的,“引蛇出洞” 以便聚而殲之才是真的。大鳴大放的高潮不到三個月時間,很快毛澤東就來了個急轉灣,由大鳴大放而改變成了一場反右運動,把那些勇於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使這些人遭到了殘酷的鬥爭,有的被開除公職、黨籍,有的被勞動教養遣送邊疆農場,有的被逼自殺,家破人亡。據資料統計,全國有55萬餘人被劃為右派,包括那些雖未戴右派帽子,但受到過批判鬥爭的人,總計有近200百萬的人受到打擊迫害。

就以筆者所在的學校來說,那時筆者是一個專業學校二年級的學生,全校500名學生就有20多人被劃為“右派”, 本人所在的班級50名學生就有3人被劃為“右派”,2人雖未戴“右派” 帽子,也被多次批判,中專學校的青年學生也劃“右派”, 實在是荒唐可笑。在幹部、教職工中,不到百人的隊伍就有副校長、工會主席、黨委辦公室秘書和教師十多人被劃為右派,是令人不解的。

這是一場新時代因人禍帶來的大災難,是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文字獄冤案。

5、 大躍進與大饑荒鑄就的特大災難

經過反右運動,毛澤東變得更為獨裁,他的理想主義表現得更為烏托邦。他認為中國是“一窮二白”, 在農業合作化這種“初級社會主義” 的基礎上,強制人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1958年初,在他的主導下就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這種荒唐的路線方針,在全國掀起了所謂大躍進的狂潮。其後一些地方冒出了“人民公社” 這種怪物,把原來的若干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聯合起來,組成所謂“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毛髮現後,說“人民公社的名字好”, 並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 一些吹鼓手們也大肆宣稱這是“邁向共產主義社會” 的極好組織形式。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到10月底,全國7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萬6千多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既是政社合一的組織,又是軍事化組織。在這樣的組織里,農民完全成了新式的農奴,就連吃飯也是到集體的食堂里去,整日被強制如隸般的勞動,毫無人權和民主自由可言。

伴隨着人民公社化的興起,毛澤東為了在15年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在全國掀起了大鍊鋼鐵運動,強制數千萬人上山挖礦、砍樹燒炭,用以煉鐵鍊鋼;一些人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的荒唐口號,各地大放“高產衛星”, 大刮共產風,弄虛作假。宣傳媒體也大肆搞虛假的報導,什麼“畝產萬斤”、“三萬斤”、甚至“十萬斤”、“十三萬斤”都屢屢出現在黨的報紙上,實在是一個荒唐與瘋狂的共產年代。

當這些錯誤遭到一些人的批評和抵制時,毛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對不同意見者進行打壓,1959年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反右傾的運動,中共高層領導人彭德懷、張聞天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 全國近百萬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緊接着在農村則開展所謂“反瞞產運動”, 搜刮農民的糧食,並宣稱要繼續大躍進。

正是由於這一切荒唐與瘋狂之舉,大刮共產風,弄虛作假,使全國的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的破壞,糧食連年減產,致使從1959年下半年起至1962年共3年多的時間,全國出現了大饑荒,有近4千萬的人被活活餓死,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少有的人禍造成的特大災難。

6、 中、蘇兩黨分裂、鬥爭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大反斯大林,接着1956年出現了匈、波事件,這使中、蘇兩黨出現了矛盾,昔日的“蘇聯老大哥” 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被毛澤東丟掉了。毛為了爭當世界共運的領袖,大捧列寧和斯大林,說這是“兩把刀子”, 讓赫魯曉夫丟掉了。為此毛組織他的理論班子連續寫出《列寧主義萬歲》、《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及《九評》蘇共等多篇文章,大批特批蘇共和赫魯曉夫,指責他們是現代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

隨着兩黨關係的破裂,也影響到兩國的國家關係不正常。為此毛澤東不但用文章與蘇共論戰,在國內則狠抓階級鬥爭,並大搞“備戰、備荒”, 大搞“深挖洞,廣積糧”, 準備與蘇修開戰。這一切實際上是勞民傷財, 造成國家進一步窮困,人民困苦,給人民帶來的是人禍鑄就的一系列災難。

7、 “四清”運動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大鍊鋼鐵所造成的國內經濟極端困難,使許多人不滿並主張分田單幹。就是中共高層也出現了意見分歧,如毛仍然認為形勢是好的,困難和成績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而劉少奇則認為“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人相食,要上書的!”並且認為造成如此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則把劉少奇和那些不滿的人當作是“黑暗風”, 鼓動起了“地、富、反、壞、右” 的“ 翻案” 和“反攻倒算”, 為此毛在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大談階級鬥爭,要打退階級敵人的“翻案風” 和“反攻倒算”。

此時正值中蘇兩黨的分裂而公開論戰,由這些國內和國外形勢的影響,毛要反修防修,為了中國不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要狠抓階級鬥爭,決定在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從開始的“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 到後期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 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分散主義),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運動從1963年初開始至1966年上半年文革爆發時收場,在三年多的時間裡,為了指導運動的開展,中央先是發出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後又發出《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稱《後十條》),最後又發出《二十三條》,明確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不管指導運動的文件如何變化,但運動自始至終是挑動群眾與幹部的對立,亂批判、亂斗人,甚至出現打人、捆綁、罰跪、吊打等極端現象,個別有的被逼至死。而在整個運動中,那些已被戴帽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 自始至終都是被管制和鬥爭的對象,只准他們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對於廣大的普通民眾,則是開不完的會,進行洗腦教育,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解放軍,強制農民無償地大修水利、造田、造地,使億萬農民痛苦難言。

事實說明,所謂的“四清”運動( 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場人禍製造的災難。

8、“文革” 更是一場艮古未有的大浩劫、大災難

上列所述的一系列所謂的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倒行逆施對中國人的胡折騰,這些屢屢罪惡都是誤國害民之舉。面對這些,必然會遭到有良知的中共官員和廣大民眾的抵制與反對,他們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對毛的獨裁專制和倒行逆施進行鬥爭。加上國際上共產集團出現的分裂,毛與阿爾巴尼亞等極少數共產國家結成聯盟,與蘇共為首的多個共產國家展開論戰。在這種國內、國際錯宗複雜的背景下,毛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被進一步激活了。在國內他要清除那些反對派,以加強對民眾的奴化統治;在國際上他則要爭當國際共運的領袖,要使北京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使他的思想成為“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 以便由他來主宰世界。為了這些,他必須揮舞起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必須高舉“反帝、反修” 的大旗,在國內狠抓階級鬥爭,在國際則積極輸出革命。

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國內,他要清除“帝、修、反在黨內的代理人”, 清除不忠於他的各級黨政幹部,對廣大民眾進一步奴化,以免在他死後不會有人像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那樣來反對他,來挖他的墳,鞭他的屍。生前在位時他要做可以號令一切的獨裁者,在死後他要所有的人對他仍要愚忠,不敢反對他。因此他要趁在世之時做好這一切,就必須要找到一種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經過認真的觀察和思考,他終於找到了一種辦法,就是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以“反修、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名義清除他的反對派,用他的思想去佔領一切,統帥一切,要全國人民在“靈魂深處鬧革命”,“ 鬥私批修”, 永遠成為他忠實的奴僕。文革運動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而爆發的。

1966年5月中共《5·16通知》的發出,這是文革運動的正式開始;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則標誌着三年文革運動的結束。文革一開始,毛在北京首先支持學生們起來造反,組織紅衛兵抄家打人,破四舊,斗黑邦和走資派。短時間內紅衛兵運動遍布全國,他則召集上千萬的學生和紅衛兵上北京接受他的檢閱,他的吹鼓手和得力幫凶林彪及江青、張春橋等一批幫凶,為毛髮動的文革推波助浪,壞事做絕。他們肉麻地吹捧毛澤東,說他的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鋒”, 他的話是“一句頂一萬句”, 是指導一切的“真理”, 使毛迅即登上了神壇。 在毛的號令下,在幫凶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動下,青年學生和紅衛兵到全國各地大串連,在各地造當權派的反,使全國工礦企業和農村也捲入文革動亂之中,生產停滯不前,派性鬥爭不止,進而出現大規模的武鬥,乃至殺人放火,一片混亂不堪。面對這一切毛則認為是“形勢大好,而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 是“亂了敵人,鍛練了群眾”, 文革運動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 毛的這些言論、思想真乃荒唐透頂的歪理邪說,所帶來的惡果是艮古未見的。

文革中幾乎所有的各級領導幹部和文化界、知識界的名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甚至連小學老師也不能倖免。這些人大多輕則受到了批判鬥爭,戴高帽遊街示眾,重則被逼至死,一些人更是被活活打死。在這場浩劫中,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開國元勛彭德懷、賀龍、陶鑄;黨政軍高級幹部李立三、張霖之、田家英、鄧拓、閻紅彥、張學思、陶勇——等等;著名作家老舍、趙樹理、楊朔、聞捷、李廣田——;學界名流吳晗夫婦、剪伯贊夫婦、傅雷夫婦——;文藝界名人嚴鳳英、舒秀文、上官雲珠——;中學校長卞仲耘及許多教師——等等;這麼一大批人,不是被逼自殺就是被暴打至死。

文革不但是一場“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 的荒唐鬧劇,更有那些廣大的青年學生和普通民眾,特別是那些被戴帽的“地、富、反、壞、右” 等所謂的“牛鬼蛇神”, 文革中因相互武鬥導致殘殺,或者是被抓、被斗而死亡者,特別是一些地區出現的亂殺人,無辜慘死者至少數以百萬計。尤以廣西、湖南、內蒙、雲南等地非法殺人最為慘烈,僅廣西1967年冬開始至1968年9月,被非法慘殺者幾近二十萬之眾,是文革中非法殺人最多的地方。這是反人類的大屠殺,但毛澤東卻說這是“無產階級專政”, 叫嚷專政“是群眾的專政”, 放手讓一些毛左分子隨意草菅人命,實在是荒唐殘忍至極。

有人把中共九大後至毛去世前發生的“批林、批孔和評《水滸》、評法批儒”、“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4·5’ 天安門事件” 等都稱之為文革中發生的大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受到批判鬥爭乃至抓捕入獄的人,不在少數,也應屬文革災難的受害者。

二、毛死後中國的人禍災難也仍是不斷發生的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他的餘黨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 被新執政者華國鋒聯合葉劍英等一批高層領導人一舉粉碎,使中國進入到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雖然其後不久華國鋒被鄧小平逼下台,但先後繼任的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把華國鋒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並平反毛時代製造的冤假錯案,同時在思想領域裡一個民主啟蒙運動正在興起,政治上出現了“寬厚、寬容、寬鬆” 的局面,人民開始有了自由言說的機會,經濟上也實行了改革開放,使經濟快速發展。可以說自1978年以來至1989年前的整個八十年代,是共產黨執政的最好時代。此一時期內不但經濟發展,也少見有因人禍而出現的災難,廣大民眾對此一時期是十分滿意和難忘的。

然而好景不長,自1989年的“六四” 屠殺開始,人禍這種災難又重新降臨在中國人的身上;雖然這些災難的危害程度不及毛時代人禍造成的災難,但許多人所遭受的磨難也是痛苦不堪的。最主要的因人禍而造成的災難如:

1、對“八九民運” 的鎮壓與屠殺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職期間因積極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倡導民主,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1986年被鄧小平以所謂的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逼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胡在參加中央的會議中突然病逝,北京的大學生和知識精英們利用“移情投影” 的辦法發起天安們鬥爭。他們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由此而演變成和平的民主請願與罷課,要求為胡耀邦平反,恢復明譽,並提出“反腐敗,反官倒,要民主,開放言論” 等正確的主張,尤以4月22日、27日與5月4日三次均有近百萬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並迅即得到了全國許多城市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呼應,給整個中國社會帶來了民主思潮的大衝擊。這是中國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的思想啟蒙運動的延續,也是對“五四” 民主和科學精神的繼承,它回應了十八世紀歐洲思想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理念,是覺醒的一代對中共獨裁者鄧小平家長專制權威——指令控制的挑戰。它的內涵和社會影響,要超過了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1979年的“北京之春” 和1986年的學潮,是中國思想啟蒙運動光輝的里程碑。

然而就是這樣的和平民主理性的抗議運動,卻被鄧小平、李鵬等一小撮獨裁者誣之為“受境內外敵對勢力操縱,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最後被誣指為一場“反革命爆亂”,這完全是居心險惡和別有用心地政治陷害。為此他們陰謀策劃,非法搞掉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和其它一批主張改革開放的高層領導人的職務,並調動20多萬正規軍對北京實行戒嚴,狂叫“殺20萬人保20年平安也值得”,於6月3日晚命令全付武裝的軍人開進天安門廣場。軍人們以坦克和裝甲車為先導,沿途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掃射,6月4日凌晨清理天安門廣場靜坐抗議的學生。從6月3日晚至6月4日、5日,短短兩天多的時間裡,致使數千名學生和市民死、傷,數千人被抓埔或被逼逃亡海外,造成了震驚海內外的“六四” 大鎮壓大屠殺慘案,北京和全國許多地方都處在白色恐怖之中。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場人禍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

2、 法輪功被鎮壓事件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在中國掀起了一股氣功熱,認為它能強身健體,許多人熱衷於各種功法,這本是不足為怪的。在這種背景下,吉林省長春市糧油公司保衛科停薪留職人員李洪志於1992年5月創立了法輪功,並迅即在全國開始傳播推廣。那時許多城鎮中的離退休人員,農村中的中、老年男女,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經濟收入低,看不起病,轉而迷信練功能強身健體治病,使他們逐步加入到了修練法輪功的隊伍中來。就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甚至大學生,教授、專家學者,一些黨政幹部也有修練法輪功的。有人估計練功者幾年間就達數千萬人、乃至近億人的。

法輪功提倡的是“真、善、忍”, 目的是強身健體,這本是無可指責的,信與不信那是個人的自由,別人是不能強迫的。但,1999年4月19日,天津師範大學校刊《青少年科技搏覽》刊登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何作庥撰寫的《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引起了天津市部分法輪功修練者的不滿而到該校聚集、靜坐,要求給個說法。然而幾天過去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4月25日,一萬多名法輪功人員到北京中南海周圍聚集,此事引起了那時的中共最高當權者江澤民的恐慌。

對這樣的事件,如果通過正常的疏導和教育,事情本來是很容易和平解決的;但1999年7月22日,在江澤民的指令下,以政府的名義宣布“法輪功是邪教組織”, 同時宣布取締法輪功組織,各種宣傳媒體一致申討法輪功,中央及各地都成立了“610辦公室”, 專門用於打壓法輪功。據稱江澤民密令對法輪功要“名譽上搞臭”,“ 經濟上搞垮”,“ 肉體上(用酷刑)消滅”,“ 打死算自殺”。 在這種“斬盡殺絕” 方針的指導下,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打壓法輪功的瘋狂運動,使許多法輪功修練者遭受到無情的打擊與鎮壓。有的人被逼寫檢討,停止修練;有的被送進勞教所,有的被判刑入監,都受盡了殘酷地毒打;更有的被折磨致死,器官被摘除,屍體和器官被販賣。這都是反人類的大罪,是20世紀中國人所遭受最後一次因人禍而造成的災難。

筆者雖不信仰法輪功和其它任何一種功法,但認為別人信仰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不違法亂紀,是任何人也不能橫加指責干涉的。然而江澤民卻瘋狂地打壓法輪功則是根本錯誤的,他侵犯了公民的人權,剝奪了人們的信仰自由和人權、民主的權利,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是極大的犯罪。

3、 新世紀開始種種人禍鑄就的災難仍是不斷的

從2000年開始,世界人類進入到了一個新的世紀,這本是一個人類社會更加文明、全面實現人權和民主的普世價值、過上和平幸福生活的新時代。然而在中國,因人禍而造成的災難卻是不斷發生。最突出的表現是:

人為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嚴重地危及子孫後代的生存;假冒偽劣產品(特別是假藥、假食品)坑害國人;強征土地、強制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發,使國家財產和公民生命遭受巨大損失;城管的暴力執法或小販的暴力抗法而引發的衝突,受害的多是弱勢的小販一方;箝制言論,打壓維權和呼籲憲政民主的不同意見人士;各種豆付渣工程、礦難、車禍等大多是人為造成的安全事故,在各地頻頻發生,許多人為此而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各種冤假錯案屢屢發生;由於社會的不公、不義,加之貪官們利用權勢大肆貪污受賄,造成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底層民眾住房難,看病難,升學難,生活苦不堪言;薄熙來這樣的腐敗官員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 實際上是搞文革的一套,製造冤假錯案,勞民傷財——等等,這一切從江澤民時代開始就是時有發生的事,可以說都是因人禍給國人帶來的災難。

以上的這些因人禍造成的災難,地球人都是知道的,具體的事例是舉不勝舉的。限於本文的篇幅,在此就無須再贅述了。

三、頻頻發生人禍災難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綜上所述,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毛澤東當政以來人禍這種災難一直連續不斷,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這是為什麼呢?個中的許多問題不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么?

筆者認為,縱觀歷次人禍造成的災難,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是獨裁專制的社會制度才使得人禍這種災難屢屢發生。

近世以前的中國社會,自古代以來就是封建皇權專制的社會,皇帝主宰一切,各級封建官員都可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老百姓成了被壓在最底層的奴僕,受盡各種人禍造成的災難就是難免的事。

到了二十世紀的現代社會,人類早已進入到了文明時代。但自毛澤東當政以來,他自我標榜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他“ 不相信憲法”, 從不“迷信選舉”; 早把他在奪得政權前關於“民主、民選政府領導人”,“ 讓人民監督政府”,“ 我們不反對美國式的民主”——等等動聽的許諾拋到了九宵雲外。他所施行的是比封建帝王更為殘酷的封建法西斯專制,他自己成了新式的帝王,步入了神壇,是任何一個封建帝王都不能與之相比的,老百姓則成了他的新式奴僕,成了他製造種種人禍的最大承受者。——這些就是人禍災難不斷產生的根本原因。

結束語

中國人要徹底改變自己免遭人禍災難的處境,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要進行社會的變革,徹底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要深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祛除黨治、人治,施行憲政民主才是社會變革的目的所在。當然這種社會的變革要和平理性的進行,要反對歷代社會農民革命和近世以來共產革命的暴力行為,那對國家和人民都是無好處可言的。只有這樣,憲政民主的社會才能建成,所有的中國人必須要清楚地看到這些,才能徹底去掉人禍這種災難。

作於2021年6月初、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