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稱謀:千年罪錯 百年紅禍——論中共命運與未來中國

0

百年赤禍

【內容提要】

上溯千年以來,華夏民族的沉淪與宋明王朝犯下了自作孽的千古罪錯有很大關係。中共之所以奪取中國大陸統治權有其歷史的深厚淵源,與蒙古帝國和紅色蘇聯兩大帝國崛起存有內在的邏輯關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頑強生命力與其多次移植嫁接有關,中共是此種嫁接培植的產物。中共無力、無法、也無意引領中國最終完成社會轉型。中國模式是披枷帶鎖,戴有緊箍咒的,改革開放是不全面、不徹底的,最後還很可能會以失敗告終。美中衝突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基督教文化與馬列文化的衝突。當下和未來中國亟需解決十大歷史問題,中國才能真正復興崛起。中國人應該認清和擺正自己在地球村的位置,才能開創和諧的內外環境,構建世界和平。

【 關 鍵 詞 】

百年中共、馬列人、文明差異、美中較量、中國命運

2021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也是中共建政七十二周年。在過去的幾年中,2018年是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周年;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2020年是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一百二十周年。2021年又是滿清朝廷簽訂《辛丑條約》一百二十年周年。毋庸置疑,這些年份都是近代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特殊歷史時刻。曾經的天朝帝國遭受喪權辱國的賠款之辱,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危機。從2018年伊始,中共黨國的內外環境再一次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回顧近代史,百年中國的發展軌跡似乎陷入了周期循環的泥潭之中。這樣的歷史怪圈,讓海內外研究社會發展和歷史演變規律的不少專家學者們感到迷惑難解。那些懷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民族精英們,面對民族命運的多蹇與苦難,由於內心的憂患意識而深沉思考,奮進不懈,吶喊不息。

隨着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而造就了中共的暴富崛起,由此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挑戰。鄧小平的改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實質是“以黨建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其實質是“肥黨是硬目標”;“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實質是“讓紅二代先富起來”。某些民營企業家的致富是有幸搭上了紅二代的順風車而已,與紅二代的群體暴富相比是小巫見大巫。如此一來,中共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腐敗的政黨。俗話說,財大才能氣粗。不管是一個政黨還是就個人而言,暴發戶式的心態容易滋生驕橫之氣,進而招惹禍患。果不其然,2018年,美中貿易戰來了, 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了。如此來判斷,鄧小平發起的第二次洋務運動,其格局還不如滿清的第一次洋務運動。老百姓剛過上幾年稍微寬鬆的日子,如今的中共官方更是認為到了應該“平視世界”的時候了。其實,正如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個自信自尊的民族,不管貧富強弱,任何時候都應該平視世界,既不要仰視更不要俯視世界。

近幾十年,隨着中共軍事勢力的增強,台海及島礁的問題也越來越白熱化。再是北韓的核訛詐使得東北亞政局一直不穩。印度在西南邊境挑釁,東海的釣魚島之爭,南海的吹沙造島等諸多問題,使得亞太地緣政治不再平靜,西北太平洋島鏈凸顯危機。自二戰以來確立的印太政治格局,越來越有單方面打破平衡的危險。2021年4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i]。這是美國第一份跨黨派共同制訂對華戰略方針的重大法案。美國試圖動員多種外交、經濟和戰略工具抗衡中國,被認為是美國兩黨在對中共政策上一致走向加強對抗的里程碑。由此看來,對印太地區特別是對中國而言,自2021年往後若干年必將進入一段非常不穩定的歷史紛爭階段。

在過去三十年中,學界對歷史的回顧和未來的展望已經有了很多的論述,包括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各類文章、公開信甚至宣言等。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如何從新的歷史視角和時空跨度來反思、審視它的百年歷程,應該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研究課題。筆者認為,如果要論述清楚如此巨大的歷史課題,就不得不把審視的角度擴展到全球範圍,把回顧的歷史時空跨越千年時空,或許只有這樣才能更清楚地做出一些有價值、有洞見的分析判斷。

一、宋明王朝犯下了自作孽的千古罪錯

曾記否,以肉麻吹捧獨裁者而遭世人鄙視的郭沫若,在1944年的抗戰期間寫過一篇《甲申三百年祭》[ii] 。郭沫若以大明王朝滅亡和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作為寫作素材,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敦促當時的國民党進行政治改革。崇禎帝朱由檢把大明兩百多年的江山給弄丟了,不僅是因為朱氏政權存在深重的歷史罪錯,更是由於中華文化存在嚴重的缺失所導致的結果。闖王李自成、驍將李岩等人的失敗,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劇,更是華夏民族的不幸。然而郭沫若的文章並沒有把脈出歷史的真正病症。與此同時,黃炎培與毛澤東的著名窯洞對話,也只是蜻蜓點水,鴨背潑水似的泛泛而談,他們都遠未觸及到歷史的真正根源。為了探尋造成這種歷史悲劇的更古老的歷史根源,歷史時空還應該追溯到大宋王朝時期。

從先秦開始,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華夏民族一直都能夠獨立建國,自強不息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秦漢晉隋唐的大一統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雖然屢犯中原,但華夏民族的政權始終堅如磐石,從來就沒有被外來民族徹底征服過。哪怕在魏晉南北朝之後的五胡亂華時期,十六國之中尚有三個漢人政權存在。大唐王朝衰敗之後,在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依然還存有幾個漢人政權。然而,自大宋王朝之後,華夏民族卻屢次遭受外族入侵,華夏政權被徹底征服、完全統治和長期蹂躪。華夏漢人遭到蒙古人屠殺、滿洲人蹂躪、日本人侵略,馬列人(共產黨人)禍害。這幾百年的恥辱歷史,真是難以啟齒,不堪回首。值得強調的是,分析近代中國史就不可能不涉及少數民族問題,而且論及的也是掌握政權的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貴族。曾經的五族共和,使得漢族和少數民族並沒有群體上的矛盾衝突,如今已經演變成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概念。

為了揭開華夏民族遭受徹底喪權辱國的歷史根源,筆者將歷史上溯到880年前的1141辛酉年。南宋的民族英雄岳飛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岳飛名震華夏不僅是因為他的戰功神武,而更是因為他被蒙冤而死的歷史悲劇。據傳,岳母在岳飛背上刺有“盡忠報國”四個字,是中國人千古傳頌的勵志典故。宋高宗趙構在岳飛抗擊金兵節節勝利之際,卻在一日之內連發十二道金牌,將在前線作戰的岳飛強行招回臨安。岳飛乃文武雙全,在著名詞作《滿江紅·怒髮衝冠》寫道“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iii]。南宋朝廷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父子絞死在杭州西子湖畔的風波亭上。曾經以岳飛父子為代表的民族英雄們有着何等的愛國情懷,與之相反,而以趙構和秦檜為首的統治集團又是何等的卑鄙自私。

為此悲劇之長恨,明代詩人李東陽曾憤慨地寫了一首《金字牌》的詞,其指出了亡國之因:“仇虜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亡之,嗟晚矣!”[iv] 另一明代學者文徵明在《滿江紅·拂拭殘碑》詞中清晰勾勒出了宋高宗的鄙陋心態:“豈不念,疆圻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v] 正是因為宋高宗趙構害怕父親徽宗和兄長欽宗被岳家軍營救回來,而他自己就不能再做皇帝了。因為有了這樣的陰暗心理,故而殺害了岳飛父子。這兩首詞作都把趙構卑鄙陰暗的心理揭露無遺。趙氏政權有如此不顧父兄骨肉的昏聵皇帝,必遭天譴矣;華夏民族有這樣自私歹毒的皇帝,亦難逃厄運矣。此後不久,南宋就被北元所滅。後世的人們把歷史責任推卸給宰相秦檜,那只是為了替趙家皇帝洗脫罪名而已。應該說,對於至今仍長跪在西子湖畔的秦檜夫婦是不夠客觀公正的。這樣掩蓋皇帝的彌天罪責,非但不能引起華夏民族深刻的反思,反而為後世不斷發生歷史悲劇埋下了禍根。趙構因此犯下了自作孽的千古罪錯,不久後整個華夏民族為之付出了被蒙古鐵騎大肆屠殺,中原生靈塗炭,千里渺無人煙的慘痛代價。

1368年前後,蒙元統治者被朱元璋的起義軍追趕而逃竄到漠北之後,中國歷史進入了大明王朝時期。1402年明成祖朱棣篡位後,以“滅十族”的殘暴酷刑凌遲殺害了大臣方孝孺及其他無辜的873人。1449年,明朝險些被蒙古瓦剌部落所顛覆,兵部尚書于謙是京師保衛戰 [vi] 的大功臣,就是如此的民族英雄,後來卻落下被抄家棄市的結局。明朝皇帝天怒人怨的殘酷暴行必然禍及後世的朱氏子孫。歷史進入1630年,崇禎皇帝把遼東戍邊大將袁崇煥召回,以“通虜謀叛”、“擅主和議”的罪名,將其千刀萬剮在北京西南的菜市口。從袁崇煥身上凌遲割下的肉,遭到京城滿腦子愛皇主義的市民哄搶吞噬。袁崇煥刑前留有遺言“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將勇,忠魂依舊守遼東。”[vii] 這樣精忠愛國的將領落卻落得如此冤屈的悲慘結局,使得大明政權犯下了毀壞王朝命運的罪錯,也造成朱氏皇族犯下了不可豁免的罪孽。十四年後,明朝滅亡,朱氏百萬子孫遭到起義軍的屠戮。隨後滿清鐵騎入關,整個華夏民族受到蠻夷政權近三百年的殘暴統治。

自古從來,歷代統治者們就沒有把黎民百姓當作有人格尊嚴的同胞看待,他們絲毫沒有人權的概念。自秦王朝開始,中國人只敬畏皇帝,而不認識上帝,只有自私之念,而少有公義之心。 特別是宋明兩朝政權,一而再,再而三,殺忠臣,毀良將,害文人,戮同胞。明朝的文字獄泛濫,皇權登天,人權落地,使得朱棣的皇子皇孫們荒淫昏聵的程度,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無人出其右的。朱由檢和趙構一樣,把民族之英雄、王朝之棟樑冤枉錯殺,那是犯下了自作孽不可活,自毀邊塞長城的罪錯。不惜摧毀民族精神,不顧傷及王朝命運,為了一己之私的統治,家天下的皇帝犯下了太多天怒人怨的彌天罪錯。這樣的政權何以國泰民安,這樣的民族何以自由幸福,其結果是整個華夏民族後來遭受蠻狄的長期凌辱奴役。近代史的遺憾在於,辛亥革命驅逐了韃虜女真人,卻又來了迷信歪理邪說、崇尚暴力造反的蘇俄馬列人,這難道不是曾經的歷史罪錯所造成的當代苦難嗎?

二、中共為何奪取了大陸統治權

中國傳統文化比較注重前因後果的邏輯關係,歷史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着某些周期性的潛在規律。曾經的歷史罪錯已經讓中華民族千百年來飽受滄桑痛苦,歷盡艱難坎坷。二十世紀的中國,辛亥革命的共和碩果為何會蛻變成為專制苦果? 中國的社會轉型為何會如此跌宕曲折?中共為何能巧取豪奪地獲得了大陸的統治權?要回答這一連串的歷史問題,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原因也是深遠廣博,雜亂繁瑣的。這裡不僅存在上述的歷史罪錯的苦難基因,還存在地緣政治的因素和國際背景的影響。本文需要將歷史考證的視角擴大到整個歐亞板塊。

曾經筆者提到,二十世紀雄起的紅色蘇聯與十三世紀崛起的蒙古帝國有着很多相似之處。這兩個相差七百年的超級霸主都是盛極一時,橫跨歐亞大陸,地理位置和版圖範圍也很接近。如今的俄羅斯人還有相當一部分的蒙古血統,因此紅色蘇聯和蒙古帝國存在很深的歷史淵源,是歐亞板塊同一地域的兩次帝國崛起。中共紅朝與前蘇聯的宗主關係,可以比作元朝與蒙古帝國的隸屬關係。宋朝是被外來的武力所征服,成為元朝的一部分,中華民國則是被外來的思想所征服,最終中共黨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了共產國際的一部分。從地理版圖來看,中共黨國僅相當於歷史上元朝的一部分。在某些歷史階段,中共黨國可以看作是以前蘇聯為宗主的,共產世界的一個成員國。一旦釐清了這些歷史淵源,則有利於分析清楚,為何中共崛起並奪取了大陸統治權。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着天然的唯利是圖的特性,使得這些國家在面對和處理國際事務方面,往往有其功利和虛偽的多面性。比如,二戰前,美英等國對納粹德國的綏靖縱容;二戰期間,美國不顧日寇已經對中國全面侵略的殘酷事實,而繼續與日本保持貿易往來,提供能源和物質等。如果不是日本人自作孽地偷襲了珍珠港,美國大發戰爭橫財的醜陋行徑還會繼續下去。二戰臨近尾聲,美英不顧中國的利益,與蘇聯秘密簽署蘇軍對日作戰的《雅爾塔協議》[viii] [ix],默許縱容蘇軍入侵中國東北。1945年8曰9日,蘇聯倉促對關東軍宣戰,一是為了搶奪戰爭的勝利果實,洗劫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的滿洲地區 [x] ;二是為了擴大勢力範圍,導致共產勢力入侵到東北亞地區。中共則在蘇聯的默許下搶先進入東北搶奪地盤,建立根據地。蘇聯紅軍繳獲的關東軍武器和投降的日偽兵,悄然武裝了林彪的軍隊,間接促使了國共內戰的對決。可以認為,沒有日寇侵華,沒有蘇俄支持,駐紮在陝甘寧邊區的中共不可能生存壯大;再有,沒有蘇軍的入侵東北,中共不可能獲得大量武器裝備從而奪取大陸統治權。二戰蘇軍入侵東北亞的嚴重後果,使得共產勢力全面入侵東北亞,同時還導致了朝鮮半島的分裂,台海兩岸的分治。

1945年的中國是一個地理版圖比美國本土還遼闊的世界大國,美國人是不太可能會全力支持一個東方大國的真正崛起。美國可以全力支持日本、韓國、新加坡,而不會全力支持中華民國的統一和戰後重建。因為,無論這些小國家如何發展壯大,也不可能有朝一日對美國構成任何實質性的威脅,可是中華民國則大大的不同。再由於蔣介石與盟軍司令的諸多矛盾,使得美國將戰後重建的重心放在了歐洲和日本,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美國拋棄了國民黨。同樣是這個原因,1949年斯大林還妄圖肢解中國搞“劃江而治”,最後因為朝鮮戰火而使得中國成了“劃海而治”。斯大林曾經親口對蔣經國說:“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xi] 但是另一方面,斯大林為了擴展共產勢力範圍,中國又成為二戰後共產國際擴展遠東勢力範圍最主要的目標。出於這些原因,中共才獲得蘇聯的大力軍事支持。再有,國軍精銳在抗日戰爭中幾乎損耗殆盡,剩下的軍隊傷殘無數,士氣低落,還沒有來得及休整恢復。舉國上下滿目瘡痍,完全沒有來得及休養生息。共軍從1936至1946年,已經養精蓄銳,蓄勢待發逾十年之久。國軍的疲憊之師與共軍的蓄銳之軍對決,其結果可想而知了。

回顧人類的發展史,人們會驚奇地發現,人類自古以來就存在正反兩股力量的較量。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自由世界陣營,和以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為基礎的共產世界陣營,其實就是正反兩大陣營的較量。中國大陸之所以會遭受蘇俄禍害淪為烏托邦的蹂躪之地,還得歸咎於中國歷史上的龍文化與西方的幽靈文化有某些契合之處。據史書記載,有秦文公遭遇黑龍的典故 [xii]。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統治者們就開始迷信真龍天子之說了。後來,龍就逐漸成為了專制王朝的權力象徵和信仰根基。鑒於第一部分對宋明政權的分析,朱棣、朱由檢、牛金星、趙構、秦檜等都是將家族統治、個人權力凌駕於民族和國家的命運之上,由此犯下千古罪錯,成為了不可饒恕的民族罪人。雖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得滿清覆滅,帝製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只是在形式上走進了歷史。深厚的龍文化土壤,這就使得中國至今都難以走出帝制,憲政轉型難以開啟。反過來講,正因為中國現存的專制政治體制,使得專制土壤一直無法根除。 這兩者是彼此依存,共存共榮的。論述至此,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極力抵制普世價值,而抱殘守缺地信奉歪理邪說了。

三、如何界定百年中共的性質

既然中共的專政根基是建立在東西方兩種劣質文化的基礎之上,那麼不管它的GDP是世界第二,還是將來能達到第一,國家都不可能和平崛起,民族仍不可能偉大復興,人民也不可能安康幸福。因為,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復興,人民的幸福,與GDP多少沒有必然的關係。根據人口學家易富賢的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嚴重問題,使得未來中國難以趕超美國。在中國歷史上,強盛的朝代有之,經濟繁榮的時期更有之。例如,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據研究,北宋時中國 GDP 總量為 265.5 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 22.7%,而清朝在鴉片戰爭之前的 1820 年,中國 GDP 總量為 2286 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 32.9%,這是中國 GDP 佔世界比重最高峰。北宋時中國人均 GDP 為 450 美元,西歐人均 GDP 為 427 美元,而 1820 年清朝時中國人均 GDP 為 600 美元,當時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人均 GDP 為1,250 美元。目前,中國所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和人均 GDP 的對比都還遠遠達不到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時期。因此,當今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一點也不足以炫耀,中共渲染所謂大國崛起的強勢局面能持續多久難以樂觀。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了中國。清末民初,民族已經整體失去了自信。於是,五四運動時期,知識界掀起一股反傳統的風潮,一棍子籠統地打倒孔家店,一刀切地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一股腦地將歪理邪說當真理信奉。由於政治局勢動蕩等多方原因,而西方真正的優質文化卻沒有來得及在中華大地播種、生根、發芽,結果,隨後又很快爆發了決定民族存亡的抗日戰爭。馬列主義此時乘虛而入在傳統龍文化的土壤上紮根發芽,爆炸式的發展。新組建的中共受到雙重劣質文化的毒害培育,它的成立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最大不幸。由此而來,使得中國的社會轉型受到了雙重的阻力與禍害。

筆者在幾年前就指出:當西方的馬列主義和中國的道統相互碰撞時,馬列主義的理論體系破了,變成了修正主義;而中國的道統坍塌了,文化結構也破了,孔家店被打倒了,文革期間又破四舊了。兩者都是破而不立,其結果是變異形成了一種新極權主義。由此,中共作為一個權力集團,它既不同於傳統中國的貴族統治階層,也有異於現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政黨。面對至今都沒有完成從馬上得天下到下馬治天下的執政黨,它怎麼可能具有引領中國社會轉型的能力呢?中共曾經通過暴力造反起家,必然依賴暴力維護其統治,由此很難通過“和理非”的途徑實現中國的大轉型。當社會矛盾和內外壓力達到臨界點,就必然會引發激烈社會衝突,而且引爆點極可能會出自共軍內部。比如,明朝的徹底滅亡是清兵入關,清朝的最終覆滅是緣於新兵起義。

有鑒於大自然物種繁衍的奧秘,但凡經過嫁接或移植的雜交物種,其生命力往往更加頑強。如果運用這個理論來分析歷史和社會規律,似乎也同樣有其道理。比如,基督教起源於地中海東岸,但其後來發展壯大卻是在亞美尼亞地區。如今,基督教已傳播遍布全世界,而以色列人信奉的依舊是古老的猶太教。基督新教起源於歐洲,卻弘揚壯大於北美。再如,佛教起源於印度,但如今的印度佛教早已消亡。佛教發揚光大的主要地區是經過文化融會、嫁接移植後的東土中國。同理,馬克思主義起源於西歐,但這個學說在西歐並不流行,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更無人信奉。非常奇怪的是,後來它卻在東歐的蘇俄大行其道。如今馬恩列斯主義在蘇俄早視之若草芥,棄之如敝屣。但是,馬克思主義從西歐起源,經過東歐的發展壯大,再嫁接移植到東亞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孕育出了超乎尋常的生命力。讓人難以理喻的是,當西方國家拋棄馬克思主義多年後,中共至今仍奉為至聖之思想,無上之真理。馬克思主義被多次嫁接移植後,已經在幾代中國人的心中播種發芽,如今已是枝葉繁茂,毒果累累。中華民族要徹底清除這個思想毒根,恐怕需要幾代人經過上百年的努力。

時至今日,全世界只有中共顧影自憐地堅守所謂的初心。為了守護它曾經巧取豪奪而來的權力,只好撐着早已廢棄的馬克思主義招牌不敢放下。毛澤東發動文革就已經打爛了原教旨主義的中共;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已經沒有共產主義的靈魂,只好說一套做一套了。中共建黨之時的初心,追尋的應該就是辛亥革命先賢們的初心,同樣還是晚清進行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民族精英們的初心。近現代革命先賢們的初心應該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人民自由幸福,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人權平等,民主法治的現代化國家。如果中共始終如一都是為這個革命目標而努力,那麼後來共產黨人堅持的才是真正的初心。遺憾的是,從中共百年的歷程來分析,在1949年以前,中共就有了摧毀民國共和制度,搞蘇維埃專政的野心;從1949年建政伊始,中共就暴露了搞一黨獨裁的私心;1957年反右開始後,中共徹底公開了將黨的私利凌駕於民族和國家公利之上的梟心;2018年戊戌修憲後,中共再次退回到個人獨裁,已顯露蠱惑世界,侵蝕憲政文明的禍心。

四、如何判斷中共的專政模式

時至當下,美中兩國從原來的較量無聲到如今的較量有聲,已經從曾經的檯面之下升級到了檯面之上。世界政治格局發展至今日,不管美中雙方再有多大的誠意或期待,談判都不會有滿意的結果。哪怕再有十個基辛格似的人物參與斡旋,也必然會無濟於事的。這種退而不休且兩頭通吃的姦猾政客,不僅成事不足,往往敗事有餘。因為雙方都似乎無利可讓,無路可退,無話可談了。時過境遷,美中關係已經不可能回到2018年以前了。中共的戰狼外交猶如曾經的虎狼秦國對六國的政治霸凌。曾經最有名的外交事件是“完璧歸趙”的歷史典故,如今疫苗外交成為新的政治籌碼和角逐手段。中共恃財傲物的驕橫心態是很有害的,非常不利於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崛起。如今的關鍵問題是,中共黨國已經完全崛起了嗎?真的足夠強大了嗎?中共模式有長久的生命力嗎?這既不是新鮮的話題,也不會是已過時的問題。

過去四十年,中共的猛然超級富有,使得它成為了一個暴發戶式的政黨。然而,有錢就等於強大了嗎?顯然不能劃等號。有錢就軍事厲害、科技先進了嗎?當然也不是。秦朝的虎狼之師,遠勝於大澤鄉饑寒交迫的八百勞役,也強於項羽和劉邦的雜牌軍,最後不是滅亡了嗎?明末,朱氏政權的軍事力量遠強於李闖王的農民軍,也強大於後金政權的八旗軍,結果明朝不是滅亡了嗎?曾經滿清的北洋水師是世界第四、亞洲第一,甲午戰爭的結果不是徹底覆滅了嗎?伊拉克曾經號稱世界第四軍事強國,海灣戰爭爆發後幾周就滅亡了。同理,就算中共有九千多萬黨員的超大群體,同樣不能說明它就是強大的。既然靠武力的強弱和黨員的多寡無法評判中共專政模式的強大,那麼不妨再來分析一下科技勢力的優劣和持續性。

在一個迷信金錢,學術腐敗,崇拜權力的浮華社會,如何會培養出大量頂尖優秀的科研人才?沒有寬鬆的社會環境,沒有獨立的學術研究,沒有免於恐懼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如何會萌發出強勁而可持續的創新能力? 政治環境嚴酷,學術環境就不會寬鬆,科研環境也不可能優越。過去四十年,中共靠投機取巧獲得一些先進的科研成果,一旦切斷技術來源,就如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科技創新勢力很快會一落千丈。面臨芯片之傷的華為、中興等企業就是慘痛的例證。再如,當下中共的疫苗質量遠不如某些西方國家的疫苗,也同樣充分說明了問題。 財富似流水,易漲又易落;科技似競賽,優劣世人皆知。如果這樣下去,不出十年時間,中共黨國的科技水平必定會與世界先進水平相差甚遠。

中共政權表面上從過去的家天下演變成為了當今的黨天下,但權力架構沿襲了帝制模式的某些特點。少數的滿人為統治眾多的漢人和其他族裔,這就使得它不得不實行愚民、弱民、虜民的政策,於是有了文字獄和禁海令。同樣,中共為了實現一黨獨裁,也必須要實行和滿清類似的“三民政策”。不僅如此,中共還有洗腦教育,仇恨宣傳,信息封鎖,篡改歷史等手段。因為權力不是來自人民,所以必然會出現上述現象,這是中華民族的巨大不幸。有學者認為,毛澤東專政的前三十年,背後有依靠於蘇聯的力量,以共產世界作為靠山。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背後依靠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有自由世界作為輸送資源的支撐。習近平開啟的下一個三十年,毛鄧時期兩個主要的依託力量都不存在了,國際環境又空前惡化,各種資源開始枯竭。前十年似乎可以勉強維持,一旦將過去幾十年積累的老本消耗殆盡,真正的苦日子就開始了。

滿清第一次洋務運動是半途而廢的,戊戌變法則是扼殺在搖籃里了。時隔120年後,中共開啟的第二次洋務運動,一開始就是披枷帶鎖,戴有緊箍咒的,因而改革開放註定是不全面、不徹底的,最後很可能會失敗的。特別是中共從2018走回頭路後,可以預見,由於內部自主創新能力低下,再加上外部的節流和封鎖,不久後中國大陸的科技競爭力會大大削弱,中共黨國體制的生命力必將越來越萎縮低迷。另外,某些科技進步卻阻礙了民族的健康發展。比如,中共把電子監控技術的成果,用在了如何監控老百姓,如何管控獨裁政權的方面,對社會轉型帶來了嚴重的阻礙效果。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由於防疫失控,既封閉了貿易之門,又全球天怒人怨。從而打斷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路徑,也葬送了中國實現真正富裕的歷史契機。中國人民本應該獲得的美好福祉被新冠病毒無情地折損了。

五、推論百年之後的中共命運

如果論證百年之後的中共命運,首先不妨簡單回顧其百年歷程。中共百年歷程的跌宕起伏始終與外部因素息息相關的。早期中共因獲得蘇俄支持和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策略而逐漸發展壯大;延安時期的中共,因為國難當頭而獲得生存的喘息機會,得以佔據一定的地盤,等於間接獲得了日寇的支持(這是毛澤東公開承認並感謝的);國共內戰,中共獲得入侵東北的蘇軍武力支持,才得以奪取大陸地區;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共與美蘇兩個超級國都鬧僵,而和亞非拉等窮國吆喝為伍(向亞非拉窮國對外開放),結果內外交困,差點崩潰垮台。從八十年代開始與美國及西方國家改善關係,中共才又起死回生,暴發致富,目前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黨。

中共既是東西方劣質文化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中共在1949年建政以前,對內得益於中國傳統糟粕和流氓文化的支撐,對外受益於共產主義的滋養培育,共產國際的滲透資助。只要查看中共黨媒新華社,在1945年前後發表的一些社論與報道,只要比較中共七大和八大兩次會議的巨大反差,就可以看出中共宣傳上的虛偽鼓噪和政治上的出爾反爾。一個沒有民主理念的權力集團,怎麼可能完成中國社會轉型?一個沒有誠信和公義的政黨組織,怎麼可能領導建設成一個文明健康的國家?一個尚未開啟民智,消除權力恐懼的民族,如何能自尊自愛地過上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一個把黨的私利凌駕於民族與國家公利之上的集團,怎麼可能指望其主動放棄權力而進行政改呢?

目前,中共是掌控中國大陸一切資源的超級政黨,中共的命運必然決定到未來中國的命運。中共黨內零星冒出的開明人士,既沒有形成什麼派別,更沒有形成氣候。人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正因為它有上述的先天不良基因,可以斷言當前中共自我革新的內在動力幾乎為零。由於中共自身的先天不足決定了它的落後性和局限性,使得它始終無力、無法,也無意將中國社會轉型的革命進行到底。在近代史上,國共兩黨或許可以視作為孿生兄弟。然而國民黨的性質則大不相同,而且國民黨有着與美國和日本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因而國民黨後來實現了自我變革,完成了政治轉型。當然,國民黨的轉型還有其它原因,此處就不細分析了。中共曾經依靠槍杆子和筆杆子奪取天下,而至今無法拋棄槍杆子的暴力,放下筆杆子的宣傳來治理天下。中共最初是由一群小知識分子組成的權力集團,先天的嚴重缺陷使得它最終只能等待內外的多重壓力,多層次、多領域、多回合的共同作用下,引爆突發性的事變,才有可能改變它和中國的命運。

 

此外有學者指出,在國共兩黨領導人裡面,只有毛澤東沒有出國勤工儉學。正因為毛在年青時沒有出重洋看世界,不管是他的人生經歷,知識結構,眼界視野,都有嚴重欠缺的。當下的習近平,青少年的時候受到文革的迫害,其實他既是文革中的受害者,但又是文革後的受益者。他在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青年時期,在洪荒村野的黃土高坡做了七年農民。在人類文明的大洋之中,毛澤東和習近平卻成了浸泡蝸居在黃土文明之中的井底之蛙,其知識結構和思想境界有嚴重缺陷。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最高執政者的腦子裡面,如果沒有民主自由的種子,沒有憲政思想的理念,沒有開明豁達的境界,他們怎麼可能建立或管理具有現代政治理念的國家呢?歷史錯誤選擇了毛澤東和習近平做中共黨魁並成為中共黨國的最高統治者,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兩次巨大遺憾。

六、文明差異與大國衝突

早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了 “文明的衝突”的文章。此文問世後曾經轟動一時,引起了全世界廣泛而激烈的爭論。在此基礎上出版的《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更是風靡東西方的學術界。亨廷頓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xiv]

其實不然,文明的差異不一定會帶來衝突。在過去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不同文明之間雖然偶爾有戰爭衝突,但交流與融合畢竟是歷史的主流。比如,最近古蜀國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證明,三星堆文明與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xv] 有着千絲萬縷的神秘聯繫。再者,亨廷頓把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拆分開是不對的。中華文明涵蓋大東亞漢文化圈,包含南北韓、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地區。比如,日語和韓語中就使用了大量的漢字,韓國、日本、新加坡有很多的漢文化元素等。另外,兩個相鄰的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並無大的衝突。相反,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文明反而更加的輝煌燦爛。中國文明通過絲綢之路和蒙古騎兵影響了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近代開始,因為邊界領土的原因,中印之間才出現一些爭執,但這與文明衝突無關。未來影響全球產生衝突的依舊是意識形態和極端信仰等因素。

這就充分論證了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嚴格來說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論是錯誤的,進而推論中美之間必然發生衝突是主觀性的,也是誤導性的,更是非常有害的。中國文明的本質特點是“和而不同、兼容並包”。為什麼一百多年前的滿清政府會與西方列強發生了衝突,中華民國政府卻能與西方國家友好相處,並獲得大量援助呢?為什麼共產黨政府出現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 從毛澤東時期的仇恨,到鄧小平時期的友好,再到習近平時期衝突的反覆演變呢?其實,這不是中國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差異起的決定作用,而是統治集團企圖固守獨統天下的私慾,乃至中共朝令夕改的政策所造成的。假設,滿清是個君主立憲的政府,和日本一樣維新變法,實行全面開放,還會和西方列強發生衝突嗎?如果中國大陸不是黨國體制,而是真正的民主共和體制,還會和美國發生嚴重衝突嗎?假如,中共不走回頭路,不刪任期制,不改弦易轍,當今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會如此糟糕嗎?

中國人應該認識到,這些矛盾衝突背後的深層根源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衝突,是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終極較量,而與中國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異沒有多大關係。中共利用馬克思主義凌駕、綁架、裹挾了中國文明來與西方文明進行對抗。其本質是西方嬗變出來的馬列異質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較量,只不過是這種異質文化嫁接移植到了中華大地,經過易容化妝,改頭換面後,以中國文明的面孔猙獰於世界。就如中共動輒以全體九千萬黨員說事,甚至以全體國人相要挾一樣,其實他們既不能代表全體黨員,更無法代表全體國人的意志 。七十多年來,這種強姦民意的做法,使得太多的人們受其蠱惑,被其蒙蔽。如今的東北亞成為了共產主義禍害的重災區,築起了極權主義的老窩,復活了皇權文化的老根。正如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經濟自由的毀滅,無可避免地導致個人和政治自由的毀滅” “若將經濟計划進一步擴展到國際尺度,同樣的失敗和衝突一樣會產生,只不過這次帶來的會是國際性戰爭和極權”[xvi]。如今的中共和朝鮮勞動黨在國際上剛愎好鬥的姿態,不正被哈耶克早就預言了嗎?

中國人必須明白,中日、中印、中菲、中俄之間存在領土和領海爭端,而不存在文明衝突。中共一旦有勇氣公開正視馬列共運的失敗事實,拋棄禍國殃民的馬克思主義招牌,不做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美中的很多衝突自然就可化解了。這是中國走出地緣政治的重圍,融入世界的錦囊妙招,可謂是治國安邦的上上策。曾經的滿清王朝應該是世界東方最大的王朝,曾經蘇聯也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可就在不經意間轟然倒塌了。歷史上沒有永久的王朝,同樣世界上也絕對不會有永久的執政黨。不要以一小擢甚至某人的意志來綁架民意而與世界潮流對抗,不要以文明的差異為借口,不要以特色國情為說辭,不要蓄意挑起大國衝突,藉以關起國門來搞個人獨裁。

七、當下需要面對的十大問題

綜合上述分析,當下的中國是不可能會主動發生社會轉型的,起碼在習近平的任期內是不可能發生。除非出現不可預見,不可掌控的突發事變。因此,民族復興和社會轉型需要從長計議。在可能的情況下,從歷史根源着手,慢慢解除一些不利因素,才能為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做好預備。 如果仍舊局限在過去百年的框架內,是難以分析把握歷史脈絡,無法找尋出歷史規律的。如果依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就事論事,則會陷入繁瑣的歷史細節而無法透析。這就是筆者為什麼要花大量篇幅講述宋明兩朝犯下的罪錯造成華夏民族後世苦難歷程的初衷了。

從延安開始,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紅禍,進一步傷害到了中華民族的精魂。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包袱非常沉重,只有穿越千年地把各種罪錯根源找尋出來,才能從文化的根上進行基因修補和重新嫁接,從而為中國的美好未來締結出祥瑞氣象。

1. 提倡上帝信仰。解除信仰上帝的觀念禁錮,剷除龍文化的專制土壤,進而根除中國人是“龍的傳人”的錯誤認知。重新回歸到中國人最初始本真的先秦信仰。
2. 追溯血脈之根。國人更應該祭奠人文始祖羲皇,而不只是祭祀炎黃二帝。炎黃二帝是互為仇敵的部落首領,故而要淡化“炎黃子孫”的提法,以便根除國人窩裡斗的陋習。
3. 設立中華忠烈祠。在全國各地設立國家級別的廟祠,祭奠歷史上的愛國將士、忠臣、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傑出人物等。讓英靈有安息之所,英名有祭奠之祠。
4. 正確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毛澤東成為了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大障礙之一。只有正確評價毛,才能釐清中共百年歷史,才能解開民眾的思想枷鎖。
5. 拋棄馬克思主義。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形成中國本土的文化和理論體系。這樣既可以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和解,又還可以回歸民族自信,開創和諧的內外環境。
6. 實行政治和解。中共政府應該向全體國民真誠道歉。效仿台灣政府向土著居民道歉;效仿美國政府向印第安人和為排華法案道歉。
7. 進行政治切割。未來的中國領導人要想有突破性的政治作為,不僅應將毛鄧的前後三十年進行切割,而且還要對中共前面的歷史進行切割。
8. 軍隊國家化。國家公器不應淪落為一黨私器。只有軍隊國家化,才能穩妥而有保障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9. 廢除民族自治制度。不再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搞種族隔離。各民族自由遷徙,平等對待,和諧相處,重新劃分行政區域。
10. 海峽兩岸和統。以中華聯邦或中華第三共和國的政治架構,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

結 語

筆者認為,中共百年可以細分為五個階段:從1921年~1956年,屬於原教旨主義的中共;從1957~1978年,屬於毛主義的中共;從1979~1991年,屬於修正主義的中共;從1992~2017年,屬於資本主義的中共。從2018年始,屬於後毛主義的中共。當然,整個中共百年伴隨的都是極權主義。

中共吹噓有四個自信,即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毫不客氣地說,中共一個自信都沒有。相反,中共至少有三個迷信:一是迷信軍警暴力;二是迷信洗腦宣傳;二是迷信金錢魅力。不僅如此,中共還有兩條毒根,一是帝王文化;二是馬列主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經有過三次戰爭打斷了中國走向富強,邁向文明,融入世界的歷史進程。1895年的甲午戰爭,如果中國勝利了,則很可能走通了洋務維新的道路。一旦中國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成功了,則不會喪失民族自信,從而不會深受共產主義的禍害,也不會出現後來軍閥混戰的局面;1931-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如果沒有那場曠日持久且戰役縱深的戰爭,中國的自由開放、富強文明之路,民國政府早就走通了。1951年的朝鮮戰爭,如果中共不出兵參戰,中國大陸則可以提前三十年對西方世界開放,那樣中國早就富裕發達了。前兩次的戰爭似乎無法避免,但第三次戰爭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惜毛澤東飛蛾撲火似的一頭撞了上去,結果是損了兒子又折兵。

如今台海島鏈危機的升溫,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肆虐,使得美中的較量升級。未來中國要避免出現分裂混亂的局面,就要防止有可能發生第四次的中美戰爭。論述至此,似乎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要迫使中共破局變革,就必須要有強大的外部壓力;另一方面,民族要和平復興崛起,又必須要避免爆發激烈的戰爭。因此,如何把握適當的競爭張力是維護亞太平衡的關鍵。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命運,希望不要再次發生在共軍航母和美軍航母的對決上。曾經號稱世界第四軍事強國的伊拉克,在海灣戰爭中慘敗的教訓,那些禍國殃民鼓吹戰爭的愛國賊們,應該好好汲取借鑒才是。《道德經》曰: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xvii] 老子的話,真是千古至理哲言。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世界的地理和政治格局發生了深遠變化,由此中國人必須要從傳統中央大國的自大迷夢中走出來。從1840年開始,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災難挫折,與沒有認清楚自己,沒有擺正在整個世界的位置有很大關係。如今,中共不僅要將自己的地位置於民族和國家之下,中共黨國還應該擺正在地球村裡的位置。作為一個生活在北美的華人學者,當然是希望祖國能夠真正強大。但是,必須冷靜而理性地指出,如果未來中國文明不能在文化、科技、制度等領域比西方文明更有優越性,那麼中國是不可能超越美國的。由此,中共黨國不要浩音響四邊,牛皮吹上天;勿要戰狼奔四方,傲氣溢滿腔。

縱觀亞太諸國,其實日本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能恰如其分地且不卑不亢地擺好自己位置的國家。從地圖來看,整個日本國一隻飛翔的巨大海鳥,而東京恰恰在海鳥的頭部位置。因此,日本雖小,但地理格局精緻天成,故而有着大國的風範。在過去,日本心悅誠服地朝貢唐朝。兩個世紀前,日本又緊隨歐洲,成功實行了明治維新,成為東亞強國,如今脫亞入歐。二戰慘敗,日本又心甘情願地接受美國的改造,它不僅沒有亡國反而起死回生地再次強大,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超級經濟大國。如今,日本再次心悅誠服地緊隨美國,不做雞頭寧做鳳尾的姿態,使得日美關係和諧融洽。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也得以保持穩定。過去,日本心悅誠服地來到中國取經;如今,中國應該虛懷若谷地向日本學習。

過去百年,中共的興衰不僅與蘇聯存在重大瓜葛,而且還與美國存在很大關係;未來中共的存亡與否,必然會與美國有擺脫不了的干係。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政府並不在乎中國政權是專制還是民主,它只在乎是否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人永遠不可能像蘇聯人曾經支持別國共產黨人那樣,支持中國人民實現民主憲政。曾經的蘇聯人一度有着巨大的革命理想和階級熱情,有着超現實的理想主義。如今相當一部分的美國人有着自由過了火的觀念紊亂,他們只有唯利是圖的現實主義。從整個歷史發展階段來判斷,美國已經處在自身變革的調整期。由此,海內外致力於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精英們,對於美中關係及各自角色應該要有更多的冷靜判斷和清醒認識。

中共百年史是百年中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客觀地說,中共在某些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是中國發生滄桑巨變的發展過程。當然,中共自身存在很多的致命痼疾,而且還面臨大量無法迴避的尖銳問題。一名真誠而理性的批判者才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過去幾十年來,不少學者之所以不斷地分析論證、諫言批判,也是為了中國在力爭保住發展成果的同時,能推動社會全面而健康的變革。多少年來,不少人一直期待政治體制改革的發生,結果是從期望到失望,再趨絕望,然後憤怒,或公開咒罵,或陷於頹廢,最後多半歸於沉寂。更有晚節不保者,由於經不住誘惑,熬不住寂寞,公然為獨裁專制唱起了讚歌,充當了吹鼓手,成為了辯護者,為天下人所不齒。

如今,海內外學界對中共歷史的成敗與中國未來的轉型已經有很多的論述了,包括建立第三共和國的設想,告別馬克思主義,再來一次文化運動等。不管怎樣,不找尋出千年的罪錯 ,不梳理清百年的紅禍,而妄論百年中共的成敗,恐怕會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如果在中共百年的歷史時刻,能激發起更多的體制內外以及海內外的民族精英反思探索,則未來中國的美好命運必定來日可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6847588 ,《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
[ii] https://baike.baidu.com/item/ 甲申三百年祭
[iii] https://www.gushiwen.org/GuShiWen滿江紅·怒髮衝冠
[iv] https://www.wikiwand.com/zh-cn/金字牌, 李東陽的詞《金字牌》:“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回,士氣鬱怒聲如雷。震邊陲,幽薊已覆無江淮。仇虜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亡之,嗟晚矣!”。
[v] https://so.gushiwen.org/ 古詩文網
[v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京師保衛戰
[vii] 同上
[vii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alta_Conference,《雅爾塔協議》
[ix] https://zh.wikipedia.org 蘇佔滿洲
[x] Manchukuo’s wealth was plundered by Soviet troops “蘇軍入侵滿洲”
[xi] https://history.sohu.com/20141021/n405283139.shtml,《蔣經國憶斯大林割走外蒙古》
[xii] 《漢書·律曆志》記載:“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xiii] http://www.ustianwen.com/2017/02/ ;https://hqsbnet.wordpress.com/2017/02/14/ ,《反右與當代中國命運》文集序
[xiv]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880109, 亨廷頓的10大預言–重溫《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xv]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3/22/c_1211077282.htm,《3000年前的三星堆,竟與世界有着這樣的神奇“互動”》
[xv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xvii] 《道德經》第3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