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浦:決定中國未來的七大宏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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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性大變動正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越來越近,近在咫尺。它會比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國共戰爭、1976年後的政治轉型更強烈更深刻,它的矛頭直指習近平權力集團和新帝王式專制獨裁體制。它將對國家體制、對中國社會結構和人們的觀念造成巨大衝擊。醞釀中的這次民主化巨變由七大宏觀要素構成。

六大宏觀要素

第一,有能力領導現代經濟和科技的國家團隊要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科技和經濟模式的高速發展及其前景,對各國政治、經濟體制自由性、智慧性、開放性、現代化的需求,向各國(特別是“大國”)提出了新的變革任務。其自由性、智慧性、開放性、現代化特點提出的首要的和最基本要求就是:國家領袖層由一批具備現代觀念,能正確理解當代科技和經濟發展需求和領導能力的人實際主導國家政治和經濟主導權。這決定了一個國家未來的命運,要麼在固步自封中落後,要麼棄舊立新成為先進國家。這次已經在起步的變化將如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一樣,甚至比二戰更深刻地改變世界政經格局和人們的生活。各國的差距會很快拉開,而且極可能是難以追趕的差距。一旦國家領導團隊落後,時代將不會給任何落後者留下絲毫同情和悲憫。習近平及其小集團的10年所為證明,他們不但不是一個具有現代領導能力的團隊,相反,他們在把中國帶向罪惡。

第二,現代人口教育要素。大學生數量是改革開放後的一大特點,習當政前20年,教育界培養了一代有知識、能獨立思考的人。這是習近平主政前,大陸經濟和社會能夠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的思維一旦開化,其本身就會要求一個自由的環境。那種認為,只需滿足民眾的衣食住行,無需給予思維自由的封閉體制,因此被改變。習近平的黨專制教育,將不被有知識和思維活躍的人群接受,儘管習近平集團及其中宣部、教育部現在不斷地對思想開化的人們進行專制式“洗腦”。

第三,互聯網和新通訊方式造成的權利平權化要素。我們不知道新通訊方式未來還將發生什麼突破性的發展,現在的手機已經使人際溝通方式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根本變化。一方面新信息、新知識、新文化、新觀念得以快速傳播;另一方面,一種網絡中的權利平等正在改變和推進人們的基本權利意識。網絡思維中,基本不分貧富、貴賤、老少、男女、內外。實際上無禁域的特點,改變了、並促進着人們在現實中的平權觀念。質疑和批評、反對和擁戴、好惡之間將現實中的人組成沒有尊卑和思維以外原則的組合。此要素在觀念、知識、思維特質上結構着一個新的觀念社會。因而,傳統的政治模式在新通訊方式下已經運行不靈了。看看川普怎麼領導美國——互聯網;看看金正恩怎麼統治朝鮮——限制手機和通訊網絡,由此大概可以看到新信息方式要素必然會為社會引入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不再是簡單的階級關係機制。

第四,國際主流民主社會和國家構成的強大反專制獨裁壓力要素。現在關心中國變局的,不僅是國人,而且是世界。民主與專制,誰改造誰?這個在二戰後留給世界人民的沉痛課題,現在正發生在中共國與國際民主國家聯盟之間,國際民主國家沒有等閑視之的。由於中國的人口、經濟能力和政治、文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巨大,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就不再是一個“內政”問題。在聯合國舞台上,世界民主國家與專制獨裁國家形成的兩大對抗勢力,並沒有因中共的“內政論”被阻攔,相反,國際反中共國的人權迫害制裁法案一波甚於一波,彼伏此起。這是中共控制的中國對世界基本民權、人道等普世價值構成的嚴重傷害和挑戰造成的。前有二戰綏靖政策的深刻教訓,後有國際民主社會次序受到的威脅,民主世界不再保持旁觀和容忍政策,尤其是當中共成為新專制勢力的政治和經濟領頭羊。一方面,民主國家捍衛二戰以後形成的國際和平民主、講究信用的秩序格局和新風氣,對中共等獨裁政府形成約束,引起的國際規則矛盾;另一方面,由於核武器、生化科技和太空科技的發展,如果民主國家不能對那些掌握高科技的專制者在“崛起”前就清除之,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國際民主社會反對中共國、顛覆中共帝制集團的鬥爭要素,某種程度上就有了軍事對抗的特點。

第五,台灣要素。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矛盾是國際民主集團與中共專制集團鬥爭的一種延伸,其矛盾因香港民主被逆轉,新疆大規模人權迫害,西藏和內蒙古文化語言危機而激化。同時,台灣在政治民主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安定體制,經濟繁榮,就像威脅中共獨裁體制的一面鏡子。台灣經濟越繁榮,社會越自由穩定,越反映出中共專制獨裁的愚蠢、低能、落後原始和反動,引發中共國內部對中共體制的不滿。
同時,台灣事實上構成了中國的另一個政府和國家系統。它有實力、有組織,一直是中共獨裁者獨享國家權力利益的心頭之患。既然中共可以顛覆國民政府,一個民主的台灣政府取代獨裁的中共統治也不是不可能的。何況當年在中共手裡的“反獨裁”,“爭民主”旗幟,現在已經回到了一個有真正選舉權的多黨制的台灣政府手裡。在香港民主多黨制被中共獨裁化以後,台灣要素實際上就成了直指中共獨裁的利劍。

第六,嘗到了現代化甜頭的老百姓和受過迫害的老百姓。有一句話一直私下在國內坊間流傳:“誰不改革誰下台。”老百姓的私下傳言才是習近平及其小集團現在夜不能寐的要素。齊奧塞思庫不是因那一點看不見的火星燃起的一片火,葬身大海的嘛。中共獨裁小集團知道真正的危機在內部,而內部的主要威脅就是被統治者——老百姓(包括中下層非主要官員)。現在老百姓中,嘗過“改革開放”甜頭的人一旦感到“不如以前”,他們對習近平的現實專制體制就本能地不滿意,這特別在改革後成長的年青群體中。在年齡大、有歷史感的人群眼裡,習近平小集團的獨裁就是中共本性不改的反映。這兩部分人有多少呢?除了中學生以下,還不明世事的人口和仍然享受着獨裁利益的主要權貴、官僚,其他人都可以包括在內,相加至少佔總人口的65%以上。當然,權貴和既得利益官僚手裡有統治資源,他們的能力是普通百姓所不力對抗的。但所謂人心、民心、民意永遠屬於老百姓,如果獨裁統治者在政治變動被動搖,人心這個要素就會決定國家的新走向,就會成為獨裁者懼怕的滔天洪流。這反映在習近平小集團和中共權貴對中共歷史所犯的種種罪行的恐懼上。

這六大宏觀要素具有共振效應,決定了即將發生的未來中國變局和政治大趨勢。

習近平小集團在玩火

面對世界民主文明大趨勢,習近平在幹什麼?總結習獨裁集團近10年的所為,人們看到習近平對國際大趨勢的認知不但幾乎為零,而且其原則是完全反動且主觀的。他認為,憑藉自己手裡的權力資源可以阻攔上面六大要素形成的大趨勢。正是由於無知和愚昧,他才像歷史上那些狂妄的獨裁者一樣,意圖在國際上顛覆二戰以後的世界原則——聯合國憲章。細數習近平及其小集團的所作所為,人們會發現他在效仿希特勒和斯大林,他標榜的“中國夢”簡直就是對被國際法庭判罪的法西斯強權制度和帝國式崛起的複製。

 在國際社會,他不惜代價地收買、賄賂、策反民主社會中的各類高層人員;又以大撒幣方式在國際社會建立各種社會主義的、馬克思的、第三世界的、反民主的、反“資本主義”的集團和組織,目的在分裂民主社會和國家。當然,他的『大外宣』、『一帶一路』和資本滲透等計劃一再受挫;尤其是CPTTP拒絕中共國加入,鮮明地反映了中共專制體制在世界潮流中的孤立。然而,習近平竟不但毫無領悟,且,一邊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改為“國際多邊體系”,一邊繼續在國際社會組織以自己為中心的統一陣線。不光企圖把伊朗、委內瑞拉、巴基斯坦、朝鮮、俄羅斯媾合成一個政治圈,還企圖在歐洲搞“17+1”,分裂歐盟。

 在國內,他自封為“一黨之統帥”,一國之“後帝”。他的政治政策完全效仿帝王朱元璋之野蠻,力圖窒息所有人的“異議”言論和思想。思想封鎖和迫害是習近平獨裁集團專制的主要特色。

打壓黨內外所有人的正常交往,以酷帝統治的殘酷手段迫害異議者,以特務手段監督和限制知識界和高層人士往來。復辟各種製造莫須有罪名的體系,無證據地抓捕和長期拘押無辜者、控告者、政治反對者,使社會對其統治充滿恐怖,製造黨內和社會寒蟬效應。

炮製香港『國安法』,摧毀香港100年形成的民主自由和獨立的香港司法系統。設立集中營式的“再教育培訓營”,把一個民族作為滅絕對象。以強化漢語教育,消除其他民族的民族意識和生活傳統。

得不到人心的習近平極度依賴軍警系統。他一方面以高薪和特權收買軍警;同時,另一方面出於對軍警方面的不信任,他竟搬用明王朝的西東廠,法西斯的蓋世太保,斯大林的KGB等老獨裁者的手法,在中國進行系統性的複製和“改進”。特別組建了諸多秘密督查系統:中紀委,政法委,公安部特勤局、XXX辦公室和多種秘密的對專政機構進行監控的專制系統。這些機構可以隨便抓人,損害人們的工作機會和謀生來源,不讓孩子上學,取消老人的退休金,甚至把被迫害致死的人直接送進火葬爐,銷毀罪證。

軍警和專制機構干任何迫害都可以“法律”名義,得到“政府”保護;干任何壞事都可以無名義地秘密銷毀,甚至不見公文,不留痕迹。

為了掩蓋其四面楚歌的實際處境,禁止真實信息和思想在社會中流通,習集團一面嚴格封鎖互聯網和外來信息,打壓揭露真相的人士,抓捕批評者和異議言論,關閉說實話的媒體機構。另一面,他們同時模仿法西斯和斯大林的欺騙手段,製造假數據、假信息,“誇耀”自己的政績:什麼“全面脫貧的人間奇蹟”,什麼“東升西降,時與勢在我們一邊”;宣揚什麼“千年計劃”,鼓吹什麼“兩個一百年”,2035年超越美國,……。

從他當政時起,他就與希特勒、斯大林一樣,選擇以中共專制黨的一貫“英明、偉大”為依據,把黨國稱為“國家”(祖國、中國、中華民族、家庭等),作為自己獨裁統治的思想基礎。雖然,他不敢明目張胆地將“獨裁專制”四個字寫在“國家”旗幟上,但他10年的作為證明,他所謂的“國家”就是鎮壓人民的民主自由,實行黨控經濟,盤剝人民利益的同義詞,就是法西斯國家主義。

儘管隨着經濟、教育、外交、文化、治安各方面警報聲不斷響起,各種謊言假話被揭穿,低級『輿情引導』的誠信處於崩潰狀態。人心相悖,折騰了10年的習近平已經面臨四面楚歌,內外交困的境地。儘管習近平一不小心露出了心裡的危機:湘江戰役,但他還是到處鼓吹“自信”,不改獨裁專權“初衷”。他的絕招還是老專制者的一套:一邊把悲劇美化為喜劇,一邊以外戰轉移國人的視線。在中印邊境,在Covid-19疫情(病毒戰)中,在台海,雖然他一再屢屢失敗,卻成功地實現了挑起民族情緒,轉移國內民眾視點的計謀。他真的敢玩火嗎?如果說不久前對此人們還不能確定,2021年5月的以巴衝突告訴人們,他們不敢真玩火。因為,就在他視察江西,表示不惜“血戰”後幾天,以色列展示的現代戰爭技術:精準打擊、洞穴摧毀、大規模飛行體攔截技術,特別是由無人機發射的AGM-114R9X刀片飛彈對指揮者的刀斬打擊,真正震懾了習集團一眾玩火者。

對習近平來說,回頭已經太晚了。10年劣跡,他以深重而普遍的迫害罪孽不僅給自己掘下了墳墓,也把中國大陸領到了一個與世界民主潮流對撞的境地。國內曾經的各種改革成果萌芽已經被他踐踏和毀壞。政治體制從“黨政分開”直接復闢為“一切姓黨”和“定於一尊”。所謂的“姓黨化”竟然推行到外資企業,迫使國際產業鏈大批外移。在惡警和黨法體制主導下,道德淪喪(假相、形式化、賄賂、假公濟私)和社會分化滲入到中小學,連幼兒園的兒童都把為官發財作為理想。在中央機構和軍事層面悄悄進行的戰爭準備和戰狼外交,沒有嚇到國際社會,卻把他自己的魔鬼靈魂展露無疑。習個人的無知、無智、低能、愚蠢、失德、虛偽而自作聰明地強勢,已經使國際社會把他置於一屆黑社會老大的地位,還不及他想模仿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也許,習近平可以在中共20大以謝罪的姿態懺悔,給中國人民和世界留下一份和平,給自己留一點真人性。如若棄人民、國家和世界的安寧而不顧,那麼,牆倒眾人推之下,希特勒和齊奧塞思庫的結局和歷史惡名,就不會是一種警告。

第七大要素

上面所說的六大要素中缺一個要素:鐵掃帚。什麼是“鐵掃帚”?輿論不是鐵掃帚,開會抗議不是鐵掃帚,政治上書勸誡也不是鐵掃帚。借用中共開國領袖的話:“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能直接掃除腐朽政治獨裁權力的才是鐵掃帚。戊戌六君子不是鐵掃帚,1911年的孫中山是鐵掃帚;戈爾巴喬夫不是鐵掃帚,葉利欽和別洛韋日會議才是鐵掃帚;『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和馬其諾防線不是鐵掃帚,『反法西斯同盟』才是鐵掃帚;“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和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不是鐵掃帚,台灣中華民國國軍才是鐵掃帚。這裡沒有貶低港人大遊行的意思,而是強調反抗的第七要素的功能性。即,強調在對民意毫無尊重的強勢極權集團統治條件下,實現中國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非常非常必需的因素。從胡趙的體制內改革失敗,到六四運動民意表達被鎮壓,再看一個法制和民主機制良好的香港被專制化摧毀,如果我們還不知道鐵掃帚的關鍵性,那麼,再有見地的民主論見都可能又是一次紙上談變,墨客閑聊。

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很好的六大變革要素,但獨獨缺少了第七個要素。這個要素之所以關鍵,不光因為它能造成政治變革危機感和衝擊力,開啟民主化的困局,而且在於,只有它可以使強勢專制勢力退出政治舞台,讓國人真正有可能在建立多黨民主制時,沒有心理壓力。中共的獨裁專制有70多年了,在中國民間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的獨裁規則,否則,習近平這樣四無(無學識、無專業、無業績、無思想)的公子哥怎麼可能成為領導14億人口之國的“領袖”;9000萬黨員(其中不乏知識人士)都匍匐在習一個人的腳下,使中共自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立下的原則,竟然也成了廢紙。如果中國大陸政治在多黨競爭中運行,在民主體制下,民意和合法的投票機制才會成為鐵掃帚;但在手持刀斧的極權統治下,獨立的異議組織可能會讓當權者不舒服,或被打壓,但它們不是鐵掃帚;只有真正能讓無能、不應文明潮流的統治集團下台的組織才是鐵掃帚。

也許有人認為,現在很多國人已經失去了反抗獨裁的能力,或覺得過奴才的日子比爭取自由要太平,甚至乾脆選擇做奴才。也許有的人認為,國人現在多少都有私產,已經不可能再有鐵掃帚之類的組織了,現在的大陸連緬甸老百姓都不如,還是等待習近平集團的罪行把國際社會激怒了再說;強大的民主國家聯軍會像二戰時那樣,幫我們掃除專制獨裁。如果是這樣,請問,一個民主中國還需要等待多久?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嗎?想讓外國人以犧牲成就中國人的民主,而自己卻不想為自己的自由付出!合理嗎?!

中國人不是不敢向苛政暴政抗爭,不是不敢反專制獨裁,只是之前的中國民主變革,使善良的老百姓吃了多次假民主的虧。以為實現了民主,卻原來又是個新帝王。這種“民主革命”已經有五代人了。由於看不清抗爭領導者的未來面目,害怕又一次上當受騙,誤將一黨專政又當成了“共和國”,因此,才有遍布大陸的人保持“沉默”。然而,這並不是等待國際社會幫我們實現民主化的理由。中國人民有爭取民主制的願望,只是要有一個可消除人們顧慮,被大家信任的透明核心組織。中國總要有一代人能像喬治•華盛頓和『大陸集團軍』、像夏爾•戴高樂和『自由法國運動』、像昂山素季和『全國民主聯盟』那樣挑起國家民主化的重擔,不計個人、小集團和黨派名利,肯忍辱負重地為實現多黨民主制的中國未來而奮鬥。像無數正在為民主中國而努力的朋友們一樣,相信我們能夠在現在,而不是未來,把我們自己從封建奴才、奴隸思想下解放出來,使我們的國家從“一黨專制”和獨裁體制下解放出來。

民主變革是一個連續過程

當下,多黨民主制度認同者之間被分裂的狀況是阻礙鐵掃帚形成的障礙。雖然,其中有中共的離間計、分化計、攪局計,但作為受到中共多年教化影響的中國人,我們本身缺乏寬容、協商、團結、合作、求同存異等素質還是最根本之所在。

中國政治的民主變革是一個連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無數多的節點,它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存在於各種各樣的地方和層面,相互影響。如果沒有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就不會有康有為的叛逆;沒有《大同書》,就不會有孫中山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沒有國民黨民主派,就沒有共產黨民主派;沒有胡趙改革,就不會有六四運動和現在的體制外民主運動和組織。儘管他們對民主和未來的認知各不相同,命運也各不相同,並且互相之間還存在矛盾,可他們都在以自己理解的目標和方式,力圖改變政治專制和思想獨裁。總之,一百多年來的民主變革是有內在聯繫的過程,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環節。這個過程中的貫串線就是反專制獨裁,實現中國民主制。變革運動中的不斷分化和組合也是由於獨裁者在變化和專制獨裁體制在變化。人們不斷看到,原來的反獨裁組織和人士在自己的處境改變後、條件變化後,變成了新專制新獨裁者;如中共領袖毛澤東和自封的二代接班人習近平。也不斷看到,在顛覆專制獨裁這個原則之下,不管這些人曾經有什麼身份,官吏、軍閥、豪紳、工人、資本家、土匪、國民黨將軍、共產黨領袖……,不斷地有人改變自己的專制立場,成為反對獨裁權力的鐵掃帚中的一個。如曾經最大的專制政府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先生和國民黨總統蔣經國先生。

中國共產黨中有沒有鐵掃帚因素?有。趙紫陽、胡耀邦等一批前中共民主派老黨員就是反獨裁專制的代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也顯示出中共一大批幹部依然具有反專制反獨裁的傾向。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1999年由笑蜀(陳敏)主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才會使中共獨裁派心驚膽戰。《歷史的先聲》彙集了中共建政前發表在中共自己報刊上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反映出1945年前後,中共主流的初衷;而它僅兩個月後即在大陸被禁,2013年在香港再版,並又一次被禁,反映的是中共最高權力性質已經在短暫民主化努力後,再次被專制獨裁化。儘管如此,也不證明所有中共黨員都是支持專制獨裁體制的,從劉斌雁、戈揚、王若望等中共高級幹部的出走,到任志強因反獨裁被判刑,中央黨校蔡霞又出走,說明以黨劃人的原則還是不正確的。

所以,民主變革者可以批評民主變革者,指出其錯誤和缺陷,但民主變革者不要以身份劃線和互相菲薄。後來者更不必對前民主改革者的缺陷和錯誤耿耿於懷,特別是那些曾經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努力和犧牲了的人。不管變革者是什麼黨人,曾經有什麼身份、頭銜和資源;不管他們曾經委身的組織發生了什麼變化,他們都是值得後面的民主改革者和組織敬重的。只有敬重民主先人,才可能團結一切民主力量;只有更多的反專制獨裁人士和組織團結起來,我們為之奮鬥的民主才能獲得最多的普通民眾信任和支持。注意,對中共民主人士的寬容還是普通民眾檢驗每個民主組織的心理標尺。如果主張多黨民主制的人和組織間一直存在對同道人士和組織的互相攻擊,民主運動本身就不具有民主素質,怎麼可能被廣大國人所信任和支持。

退一步說,主張反對獨裁和主張民主的個人和組織之間不可能沒有分歧,相互批評或批判,甚或分化,“背叛”組織和同仁,另立山頭,都是可能的。但只要他不是主張個人獨大、一黨獨大,或者以分裂、削弱反獨裁和民主運動為動機;或者,這個人或組織反對多黨制民主理念和向專制者出賣同道同仁和情報信息,都應該可以容忍,也應該得到民主運動的尊重和理解,否則,就不可能是民主運動和未來的民主黨;其民主行動也不會形成強大的民主鐵掃帚。進一步看,如果主要民運反抗組織如香港抗爭組織一樣相互尊重,遵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原則,並建立起內部聯繫渠道,那麼,中共對反抗運動的瓦解計謀和姦細也會更明顯地暴露於大家的目光下。

民主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民主運動和每一個後來者都要珍惜這份財富,只有珍惜民主運動中的每一個人,民主運動才能團結成清掃專制獨裁的偉大力量,多黨民主制才能在中國實現,並持續下去。

2021.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