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智斌:從“布拉格之春”和“文革” 到“六四”和“天鵝絨革命”——為什麼社會主義無法帶有人性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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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憲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徵文)

 

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所留下的每個腳印,都是無法與人類歷史的整體割裂開來,孤立地存在的。 昨天發生的每個歷史細節,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到我們今天的思考和行為方式。而我們今天思考和行為的結果,也必將會對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歷史是不容遺忘的,思考和總 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任何時刻都是我們的責任。

 

 

1968年1月5日,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在他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由杜布切克一上任就提出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政治改革,卻成了當年蘇聯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陣營老大哥的心頭之患。直到該年8月20日,在蘇聯及其華約成員國的強烈武裝入侵之下才得以告終。這場政治運動,便是在東歐冷戰時期,與1953年發生的東德“六一七事件”(Uprising of 1953 in East Germany)、1956年發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同樣齊名、同樣也是被蘇聯極其華約武裝力量出動坦克鎮壓下去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

今年恰逢“布拉格之春”發生五十周年,卻鮮有海內外華文媒體再提及此事。半個世紀並不算遙遠,在人類社會文明和發展的征途中匆匆艱難前行的間隙,我們偶爾停下腳步回眸人類社會曾經走過的路徑,回憶、思索和總結歷史留下的經驗和教訓,尤其面對今天這個多極性和複雜性膠着、政治文明徘徊和冷戰思維回潮的紛繁時代而言,都具有不小的思考價值和深遠的現實意義。這段歷史,怎麼說都是不應該被輕易忘記的。

2018又是一個多事之年,五十年前的1968也是如此。這年的1月5日,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會對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進行重大改組,並通過了指導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以修正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問題、恢復在大清洗中死難者的名譽、用聯邦制解決“斯洛伐克問題”、加強企業自身的責任和採用市場制原則進行經濟改革、放鬆出版、藝術活動中的審查管制、並在外交上保持同蘇聯和華約關係的同時,通過科學技術合作加強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杜布切克認為這樣的改革非但不是削弱、反而更加強化了共產主義運動,他的政治主張是推行“人道社會主義”。

1948年“二月事件”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國家政權由多黨聯合執政落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實際控制之中,隨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加入蘇聯創建的華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標誌着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加入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改名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蘇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赫魯曉夫在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報告,對斯大林時期的個人崇拜和恐怖政策進行全面批判。消息傳出後,大清洗時期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送進勞改營和遭到處決的事實由此正式得到蘇聯官方證實而震驚世界。赫魯曉夫削弱了警察恐怖,釋放了數百萬政治犯,為近2000萬人恢復了名譽。在60年代初,執行斯大林政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安東寧·諾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1904年12月10日—1975年1月28日),同樣因為大清洗和冤假錯案問題而受到捷克斯洛伐克黨內外的指責,不得不釋放了一批關押的政治犯。1964年10月,蘇聯勃列日涅夫上台。在赫魯曉夫時期經濟改革的刺激下,蘇聯經濟正走向鼎盛時期。勃列日涅夫執政後,一面結束赫魯曉夫時期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重塑個人崇拜,另一面又積極推行對外擴張的戰略野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面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的殘酷性和不斷對外政治擴張及滲透的現實,自然不會甘願屈服於這種恐怖陰影籠罩下的強權統治。

不僅如此,捷克斯洛伐克這個面積不足13萬平方公里(比中國的安徽省略小)、當時人口才一千五百餘萬的小國,二戰前的經濟規模卻已經位列僅次於美、蘇、德、英、法的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在戰爭、僵化政治和集體經濟政策的多重作用下,捷克斯洛伐克曾經強勁的經濟被摧殘得失去活力,困難重重。1967年,一些知識分子公開對捷克斯洛伐克當局表達了不滿。在1968年這樣的春寒料峭之時,杜布切克取代了諾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推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提倡將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成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必定會得到長期遭受禁錮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

1968年7月29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Alexei Nikolayevich Kosygin,1904年2月21日-1980年12月18日,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總理)帶領了幾乎全部蘇共政治局成員來到斯洛伐克的東南邊陲小城切爾納(Cierna),與由杜布切克帶領的幾乎全部的捷共主席團成員舉行了一場分歧嚴重的閉門會談。這場原定一天就結束的會議,不得不延長到三天半才結束。原本天真的以為“我們(蘇聯)的朋友即便不在眼前,但必定會理解我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改革並不會威脅到(蘇聯陣營的)利益”的杜布切克,會後卻絕望的對切爾納的市民感嘆道:“我們與我們稱之謂兄弟的那批人打交道,但我們卻過不了他們那道關。”

1968年8月3日,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東德、波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在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被警告,捷克斯洛伐克只能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嚴格地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捷共內部的“健全勢力”則向勃列日涅夫發出了“請求軍事支援”的信件。

與1953年發生的東德“六一七事件”和1956年發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儘管“布拉格之春”這樣的政治改革並沒有主張拋棄共產主義的政治框架,但這種溫和的政治改革和自由主義傾向還是讓蘇共老大哥感到無法容忍。

1968年8月20日深夜11點,一架蘇聯民航客機飛臨布拉格魯齊涅國際機場【註:為紀念捷克民主運動領袖和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2012年該機場更名為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維爾國際機場】上空,飛機發出機械故障請求緊急迫降的信號,機場控制塔台的航管人員按照國際公約准許降落。但飛機落地後,衝出飛機機艙的卻是幾十名全副武裝、手持自動步槍的蘇聯武裝突擊隊士兵。他們迅速控制了機場塔台,並引導第103近衛空降師的30架裝載着坦克等重型武器裝備的安-12軍用運輸機降落機場。與此同時,蘇聯和華約軍隊也從各處邊境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內便控制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

面對華約對“布拉格之春”的軍事鎮壓,清醒的杜布切克號召國民採取消極抵抗政策,避免了正面的武力衝突,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但捷克斯洛伐克這場原本設想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最終卻被共產主義的夥伴們以毫無人性和不擇手段的方式用武力終結了,杜布切克本人和一些改革者也被帶到莫斯科施行監禁。

“布拉格之春”給捷克斯洛伐克帶來的結果是:50多萬捷共黨員遭到清洗,杜布切克也於1969年4月17日被迫辭職,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áv Husák,1913年1月10日-1991年11月18日)代替杜布切克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新的第一書記。隨後杜布切克短暫擔任捷克斯洛伐克駐土耳其大使幾個月後,便被召回安排到布拉迪斯拉發附近的一所伐木工場,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進行勞動——事實證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模式,在蘇聯共產主義老大哥的控制之下,也是不被允許帶有人性面孔的。

“布拉格之春”在坦克武力的壓迫下,已經成了歷史翻過去的一頁。但是“布拉格之春”遺留下來的問題,是無法用坦克和武力碾壓掉的:社會主義究竟能不能帶有人性的面孔?依靠武力和毫無人性的手段來終結“布拉格之春”,會給社會主義陣營自身帶來什麼?沒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又究竟能夠維持多久呢?

也是在1968這一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瘋狂熱度絲毫沒有減退。僅僅在這一年裡,無數的家庭和個人遭受迫害,生靈塗炭。

 

林昭(北大學生,思想和言論自由的踐行者,文革期間被誣陷“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罪、反革命集團罪”,於1968年4月29日在獄中被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當眾宣判死刑,同日在龍華機場執行槍決。林昭被捕後,其父服藥自殺;其母精神失常,1975年死於上海外灘)、王耀武(中華民國著名抗戰將領,參加和指揮過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等許多著名戰役,“抗戰勝利勳章”和“美國金質自由勳章”的獲得者,在文革中被批鬥、毆打導致心臟病發作於1968年7月3日死亡,夫人被整瘋)、錢海岳(南明史學家,1925年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政經科,師從梁啟超、辜鴻銘等大家,1968年被造反派拉到明孝陵從高處推下摔死,其收集的數千份明代史料也被付之一炬,手稿遺失)、熊十力(著名思想家,被《大英百科全書》譽為20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哲學家之一。因反對文化大革命而絕食於1968年5月23日病故)、翦伯贊(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文革中受迫害於1968年12月18日夫妻雙雙吞安眠藥自殺,遺言上竟還在三呼“毛主席萬歲”)、趙九章(1938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著名地球物理學家和氣象學家,中國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的開拓者,文革中被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因不堪迫害於1968年10月26日自殺)、劉敦楨(中國建築史學的開拓者、古建築研究領域的先驅和現代建築學的重要奠基人,192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中科院學部委員,文革中遭受迫害,於1968年5月10日去世)、胡庶華(著名教育家和冶金學家,1920年獲德國柏林工科大學鋼鐵冶金工程師學位,成為獲得該學位的首位中國人,文革中受到衝擊。1967年5月,他兩次上書中央文革小組要求提早結束文化大革命而遭到殘酷批鬥,於1968年6月17日逝世)、姚桐斌(導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專家,1951年獲英國伯明翰大學工學博士,在文革中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受到“革命群眾”殘酷毒打,於1968年6月8日不幸離世,年僅46歲)、邵洵美(民國才子,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譯家、詩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1924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1949年其所編的半月刊《論語》因諷刺政府被勒令停刊。五十年代遷居北京後,《人民日報》連續七天批判他創辦的上海時代書局出版物的錯誤,出版社被迫停業。1958年又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獄,1962年4月釋放。文革開始後,抄家、批鬥、毒打接踵而來,1968年5月5日在貧病交加和殘酷迫害中去世)、田漢(中國話劇家、戲劇家、電影劇本作家、小說家、詩人,《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人。文革中受到專政批判,關押於秦城監獄,1968年12月10日在禁閉中冤屈死去。死後軍方人員向田漢兒子宣布:“田漢死了,罪大惡極”,嚇得家屬連骨灰都不敢領取)、楊朔(著名紅色作家,文革中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因不堪折磨,絕望中於1968年8月3日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王桂荃(梁啟超夫人、一位養育了八位非凡子女的平凡母親,卻在文革期間作為“保皇黨”的妻子,家被抄,子離散,八十多歲高齡被遣送回老家農村,不久便在一間破敗的牛棚中委屈離世。在好心的鄉親幫助下,用一條破草席把她包裹着偷偷埋葬在荒山坡上)、上官雲珠(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在《一江春水向東流》、《烏鴉與麻雀》、《麗人行》和《萬家燈火》等經典名片中塑造了豐富生動的人物形象而蜚聲影壇。文革中因遭受迫害在1968年11月23日跳樓自殺)、嚴鳳英(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文革中,嚴鳳英被指控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和“國民黨的潛伏特務”而遭受殘酷批鬥。1968年4月7日夜,嚴鳳英不堪凌辱自殺身亡。自殺後,軍代表為了尋找隱藏的“特務袖珍發報機”,讓驗屍的醫生割開其喉管,砍斷其肋骨,拉出內臟剖開檢查,結果卻只查到了殘留的安眠藥碎片)、容國團(第25屆世錦賽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體育世界冠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1968年6月20日在北京龍潭湖畔上吊自殺)……如果不受篇幅的限制,這樣的名字和悲劇還可以一頁一頁的寫下去。這一年中,無法計數的社會精英和各界人士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其中同樣也不乏為共產主義事業添磚加瓦的奮鬥者和吹鼓手。

1968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關於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其中把中共第八屆中央監委會60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37人指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同月27日,中組部又發布《關於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把全國人大常委會115名委員中的60人和全國政協常委會159名委員中的74人稱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在京召開,黨內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因“二月逆流”遭受圍攻,會議還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永久開除出黨的決定。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鄉運動由此被推向高潮。在文革期間,約佔全國城市總人口十分之一的1600多萬知識青年被發配到農村和邊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荒廢了他們一代人一身中最為寶貴和美好的青春時光,無數家庭骨肉分離——這一年裡,不但中共黨內內部鬥爭慘烈,就連無法計數、完全無辜的人民大眾都遭受着悲慘和苦難。其實,這也並不只是1968年才如此折磨人性,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反右派、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大饑荒……1949年之後,還有哪年不是如此人生慘淡?那麼,社會主義究竟能不能“帶有人性的面孔”呢?

歷史幾乎可以為我們回答所有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國的有識之士同樣對毛澤東執政時期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要求平反糾正,對被毀壞的國民經濟和僵硬的公有制模式表示不滿,迫切要求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各地知識分子通過類似北京西單的“民主牆”或各種自辦的民間刊物表達民意和觀點,傳播民主和法治的啟蒙思想。1982年9月12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着手對具有重大影響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和推進改革開放。八十年代中期,民眾對民主和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對官僚腐敗無法容忍。1986年10月後,國內各大城市先後爆發“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 的學生運動和遊行活動。1987年1月,胡耀邦在黨內被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去總書記職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1989年,在“布拉格之春”發生21年之後的這個春夏之交,紀念胡耀邦逝世的活動最終導致大量的中國學生和市民來到天安門廣場和街頭進行和平集會抗議和表達要民主,要自由,反腐敗,反特權的訴求。這場抗議,與“布拉格之春”所得到的結局一樣和不一樣的是,在這次抗議中,學生和市民同樣受到了慘無人道的鎮壓,不同的是,鎮壓的軍隊和坦克,卻來自自己的國家,而且更加殘暴和血腥。同情學生、不同意採取武力鎮壓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六四事件後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在軟禁中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15個年頭——其結果,與主張“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捷共第一書記杜布切克的命運,竟是如此相似!

那麼,依靠武力鎮壓所維持的社會主義制度,又能夠維持多久呢?杜布切克在《希望不死》一書中,他是這樣寫的:“你們可以摧殘鮮花,卻無法阻擋春天的腳步。”

也是在1989年。這一年中,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正在發生一系列的劇變,這對於“布拉格之春”發生21年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樣也不會例外。雖然最終的結果在今天已經廣為人知,但是“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一些細節,讀來還是感到非常耐人尋味,值得回味和思考。美國著名政論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創辦人、政治評論作家小威廉·F·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1925年11月24日-2008年2月27日)在他的書籍和作品中,就記錄過這些細節。

1989年8月21日,3000多名抗議者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廣場(Wenceslaus Square),紀念“布拉格之春”被鎮壓21周年。原本會有更多的人士去參加這場紀念集會,但是,當局早就有所準備,他們將持不同政見的人士軟禁在家,把通向廣場的道路設置了路障。在抗議的群眾高唱國歌、呼喊反蘇的口號後,警察便沖向人群揮動起警棍,並逮捕了上百名示威者。

1989年10月28日,是捷克斯洛伐克建國71周年的紀念日。在節日臨近之時,捷克斯洛伐克當局已經將布拉格的異議人士和人權衛士拘押了起來,其中就包括民主運動的領袖人物瓦茨拉夫·哈維爾,儘管此時他正由於支氣管發炎而在養病。但時代畢竟在悄悄的改變,這一次,哈維爾竟然沒有被投入監獄,取而代之的是把他關進了醫院。

國慶節這天,10,000多人聚集到瓦茨拉夫廣場。不久,人群中便高喊出“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的口號,還打出“米洛什·雅克什下台”(Milos Jakes,1922年8月12日出生,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的標語。警察忍耐了一、兩個小時後,便對不肯撤離的民眾再次揮舞起警棍。這一次,大約逮捕了350名示威者,打傷的更是不知其數,有幾十人被送進醫院需要救治。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崩塌的新聞立即傳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對捷克斯洛伐克又會產生什麼影響?幾天之後,在紐約的一家飯店裡,一位捷克裔飯店侍應生聽到這個消息後,高興極了,他興奮的對飯店裡的客人說:“這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但他突然又垂頭喪氣的感嘆道:“但這種事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不會發生的,我們的人民太懦弱了,他們永遠也不會起來反抗的。”這一幕,正好被一位在場的記者記錄了下來。確實,自10月28日瓦茨拉夫廣場的集會被當局暴力鎮壓下去後,捷克斯洛伐克全國每一條街道上,仍然還是靜悄悄的,竟然沒有一名憤怒的人民敢站出來說個“不”字。這樣的局面,其實生活在極權國家的許多人都經歷過,都深有體會,再熟悉不過了。

但是僅僅過去了一個多星期,1989年11月17日星期五,事情就發生了變化。這天,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團(Czechoslovak Youth Union)舉行一個集會,悼念55年前抗議納粹入侵捷克而被納粹殺害的兩位學生。結果紀念集會變成了呼籲民主的抗議活動,這次抗議又一次被警察鎮壓了下去。這期間,有傳言說一位名叫馬丁·斯密德(Martin Smid)的布拉格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數學和物理系學生,在抗議中被警察打死。這消息被“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報道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強烈譴責。官方一開始否認警方打死了人,後來又稱這是造謠,還安排了兩個名字都叫馬丁·斯密德的布拉格查理大學學生上電視進行闢謠。但是,此刻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經沒有人再會相信這個平時撒謊成性的捷共政權了。

真相究竟是什麼?人們開始抗議和罷工。1989年11月20日星期一,200,000名示威市民走上了布拉格的街頭。要知道當時布拉格市連同周邊地區總人口才約1,200,000,在僅僅三個月的時間裡,面對着捷克斯洛伐克當局不斷升級的暴力鎮壓和抓捕,首都布拉格示威抗議的人數卻從8月21日的3,000名迅速上升到11月20日的200,000名。更為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其它城市也出現了示威抗議活動,這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後,還從未出現過這樣的景象。

1989年11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總理拉吉斯拉夫·阿達麥茨(Ladislav Adamec)不得不與主要反對派“公民論壇”(Civic Forum)的領袖瓦茨拉夫·哈維爾會談。會談結束後,哈維爾站立在面向瓦茨拉夫廣場一座建築的陽台上,向這個狹長的廣場上擠得水泄不通的150,000名等候消息的公眾宣布:阿達麥茨已經保證放棄實施《戒嚴法》(Martial Law),並保證讓共產黨之外的黨外人士進入政府。另一位名叫瓦茨拉夫·馬里的神父(Father Vaclav Maly)則當眾宣讀了弗朗蒂塞克·托馬塞克大主教(Frantisek Cardinal Tomasek)的信函:“我們周邊的國家已經打破了極權主義的柵欄,我們時不我待,我們需要一個民主的政權……”

1989年11月23日星期四,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發麵對70,000名民眾發表了演說(1989年布拉迪斯拉發總人口才約40萬),這是杜布切克因為“布拉格之春”事件,在1969年被解除捷共第一書記的職務之後,第一次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公眾場合。次日, 再過三天就將是他68周歲生日的杜布切克來到布拉格,在瓦茨拉夫廣場上,他面對着廣場上200,000名沸騰的市民,再次發表了演說。杜布切克以一位老共產主義者的口吻,向廣場上的人們激情高呼道:“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萬歲!我們的新生代萬歲!”

但是,一個背負着沉重歷史債務的“社會主義”一旦被允許帶有人性的面孔,它就立即被人民拋棄而分崩離析了,這個社會也就不會再是社會主義了。就在杜布切克向布拉格瓦茨拉夫廣場上200,000市民振臂高呼的同一天——1989年11月24日星期五,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米洛什·雅克什帶領全體主席團人員宣布辭職。

1989年12月10日,一個由非共產黨成員占多數席位的聯合政府終於在捷克斯洛伐克宣誓就職。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和瓦茨拉夫·哈維爾宣布競選總統。這一天,布拉格瓦茨拉夫廣場上再一次擠滿了人群,但這一次,人們臉上洋溢和灑滿的,是燦爛的笑容和激動的淚花,而不再是過去那種憤怒的神情和悲哀的淚水。

1989年12月28日,聯邦議會選舉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為議會發言人。

1989年12月29日,聯邦議會選舉瓦茨拉夫·哈維爾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這是自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之後,41年來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上第一位由選舉產生的總統。

半個世紀彷彿白駒過隙,時間已經為我們回答了絕大部分的問題,也為我們解釋和揭示了眼前這個時代的許多現象和本質。

如果說50年前的“布拉格之春”向世人昭示了社會主義是不允許帶有人性面孔的,這使得東歐國家的人民對共產主義徹底放棄了幻想的話,那麼“文化大革命”運動又進一步告誡了人們,一個沒有人性的制度才會與狂熱、愚蠢、野蠻、殘暴和悲慘的災難相隨相伴。如果說將近30年前的“天安門慘案”再次警示人們,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維持一個冷酷無情的制度只能依靠殘酷的暴力和血腥鎮壓的話,那麼柏林牆的倒塌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又說明了這種沒有人性的社會制度,即便是在精美的謊言和血腥的暴力雙重驅動之下,也是無法長久維持的。

歷史的經驗已經不斷重複地回答了世人:任何一種沒有人性的社會制度,必然會被覺醒後的人民所拋棄。

2018-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