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玉:論國家與人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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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共和政體開創了現代共和國之雛形,但假共和國之名的現代極權國家,在國家哲學的思想品質上,已經墮落至奴隸國家也不如的卑劣狀態,這一現代文明的異數,正在以“隱形的內戰” 的方式,對其治下的平民不宣而戰,濫殺無辜。中共極權治下的血拆強拆所逼迫出來的幾千萬訪民,以他們的血淚史見證了這一段歷史。

歷史上的國家形態分為奴隸主國家,君主國家,民主國家三種形態,但現代極權政體所形成的,則已脫出以上三種歷史形態,根據其權力運行邏輯,採用黨主國家的名稱,雖尚不足以見識其全部本質,或能大致察其端倪。政體要討論的是技術性的權力制衡,三權分立,國體要討論的則是聯邦——地方的關係結構,垂直的等級關係與水平的平衡關係,反映了國體認知的兩個方向,追根溯源,則是國家觀的認識論問題。

自由主義國家觀認識到個體生命來源於最高造物主,地上之國低於上帝之國。神諭之國,神所啟示的國度是屬靈魂的,由此推出的現代國家是一個政教分立的國度,一個屬物質的國度,它本身是人的罪性的受造物,即國家所具有的最深刻的本質在於:它是人造產品,而且是罪的受造物。當此時也,國家的神聖性已經被全盤解構,它所具有的世俗功能,便是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能,為榮耀上帝之聖名的入世工作。

奴隸主國家的法權結構中,人是一種低級商品,奴隸標誌就出賣了上帝賜予人的榮耀,奴隸和奴隸主的關係屬於人身依附的財產關係,奴隸主擁有對造物主的受造物——人的處置權,人的生命權,身體自主權,人身自由權,後世的人權體系所承認的個體權利,全部繫於奴隸主之手,奴隸主之間通過贈送,買賣,賞賜奴隸的行為建立等級關係,分配物質財富,人——奴隸既是其中最基本的勞動力產品,又是最重要的交易商品。顯然,剛剛從原始社會擺脫了獵物身份的叢林人,按照人自身的罪性所設計的奴隸主國家,絲毫不脫其罪惡之邦的叢林本性。

“國家本質上是一種契約共同體” ,契約關係為君主制奠基之時,假設了君主本身代表國家及其物質形態的財產關係,君民之間相對解除了奴隸社會中奴隸主對奴隸的任意生殺權——雖然只是粗糙的保護,君主個人的殺戮之威猶不亞於奴隸主,但對契約的重視已經推出了另一種社會結構圖,封建領主領有土地權,僱傭平民進行勞動,僱傭勞動取代了奴隸勞動,個人財富或稱私有財產開始確立,人類開始進入追求平等的時代。

遺憾的是以平等為集體訴求的中國歷史國家觀,從來只是王朝政治的輪迴,集體吞噬個體,這已非一日之功,實乃中國傳統文化內因,宗法制社會本身孕含了自組織性,從中足以產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威脅王權的財政力量和獨立的組織功能,這種社會結構相對鼓勵了王朝革命的暴力泛濫和輪迴。持君主共和制觀念的政治學者認為,君主本身更有道德節制和榮譽義務,承擔國家監護人的角色,國家的倫理角色及價值守護者的角色意識,尤其是進入到民主契約時代,選舉就是一種立約,選民通過選舉投票僱傭行政技術官僚進行公共管理,到期自動解約或續約,君主所擔負的倫理角色接受議會主權的制約,要求更加崇高的審慎品質,為共同體保守根本的信仰傳承。

所謂的黨主國家有自身一套亂倫的國家學說,“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政府則是實施階級統治的暴力機器。” 持此僭主國家觀的極權政黨,悍然宣布其國家理論之時,已然預定了自身超然的壟斷地位,單一制的排他性的真理黨宣布自身意識形態為最高宇宙真理,在思想,行為,教育,傳媒,文化領域,實施總體性的絕對干預,所有價值中立的自由權利一概被拔除,社會結構被全盤打散,重新組織在以黨的意志為絕對意志之下,黨的僭主以血腥的權力鬥爭模式實行猴王之戰,私相授受的派系挾國家之名義,彼此輪迴清洗,二元社會結構中的內核——黨組織,以對經濟基礎及絕對資源的絕對壟斷,凌駕於普通社會之上,貪腐作為唯一的執政動機與政治推動力,為亂倫的極權政黨喊出了最無恥的口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政教合一的現代政治巫術,集神權,君權,黨權於一身,腐朽的現代權力巫師發展出了系統的政治強姦術。

這是一個單方面宣布的強姦概念。世界上只有父母可以宣布的一件事,由共產黨親口宣布了出來,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來說,或許父母可以宣布沒有自己就沒有孩子,但在更高的意義上來說,沒有上帝的安排和計劃,不僅僅沒有孩子也不會有父母。當共產黨的政治倫理已經墮落到不得不通過生物學上的遺傳基因學來自證合法性來源之時,它的道德危機已經達到了被恐懼所綁架的層面,至於統治者本人所極力推崇與推廣的紅色基因,更加精確的鎖定了精子在其政治傳承中的道德地位,至此國家成為公然亂倫的強姦對象。

人的主體性要求個體的獨立存在,國家對他而言唯一的意義便是服務於自身的公共存在,至於人類內心深處所不可或缺的團體歸宿感,若然為一個自由社會的自治秩序所覆蓋,上帝的公義與愛將在基督的服侍精神中,提升人類精神生命的高度。另一方面,現代法律治理所設置的服務門檻,要求社會救濟及法律救濟與公益慈善更加沉潛於普通的平民社會,尤其是社會的公平正義要求一種博愛的普遍人性,投身於對社會肌體的自愈治理,行政權力與國家意志必須取消其頑固的集體歷史觀念,自由市場——私有財產——社會自治,這三駕馬車重新確定了新的分權制度:個體,社會,國家,權利與權力的歷史再分配重構了人類生存意義及價值。

國家的暴力本性決定了個體的人受到干預乃至侵犯的程度越高,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也更加可疑,個體的反抗權利越真實分明的把握在自己的手上,國家的共同體價值越高。對於這一點,持槍權來自於上帝所賦予,並且由歷史作出了見證,也就顯得更加彌足珍貴。選票是個體捍衛自我主權的第一道屏障,還有更加不可逾越的第二道屏障,當初為了逃避宗教迫害跨海遠航至北美洲開創殖民地的清教徒,他們手中所握有的槍正是上帝賜予人類獨立自治的武器,以此顛覆了國家對暴力的絕對壟斷之後,國家這一包含了人類深刻原罪的人造產品才得到了第一次永久性的馴服。

只有國家對個體永久性的規訓與轄制,主體由於不具備反制能力而被打入了客體世界,強姦——一幕幕歷史悲劇及醜劇正因為此得以生成。人類創造國家的初衷是為了尋求集體保護,但再明顯不過的歷史事實不過是,凡是以集體——國家作為目標而存在的共同體,迫害則是必然的,保護則未必如此,在國家保護之前,自我保護的主權已經保護了主體自身,國家憑空而來的主體性,如果不尊重人權——人的主權,國家主權是毫無意義的。

哪怕是以獨立名義呼喊出來的國家意志——無論它是民族國家或者地理意義上的國家,涉及獨立的國家主權一旦徵召個人為之獻身,這個尚未成型的國家實體,已經在實施邪惡的國家犯罪。請問我作為主權的主體法人,為什麼要為你的國家而獻身?在此意義上此處躁動着一個國體論的國家問題:國家若是為個人而存在的客體,則該國家共同體不得超出於此前的主權限制:自由遷徙,就業,就醫,就學,旅遊,諸項權利一旦為新國家體所壟斷,則獨立無意義,統一亦無意義,個體的主權才是人的意義所在。

至此,國家無權改變個人生存的根本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法律環境,僅僅在保守此前的自由權利並提供更多的自由權利時,它才具有合理的政治倫理價值,在此取消獨立乃至統一的可能性,唯有人的更高的發展才是可尋求的國家倫理。

201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