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十郎:說“聽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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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標誌。它是近三百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我在讀中學時就聽到當時熱傳的一首匈牙利詩人的詩。詩把自由之可貴放在“生命”與“愛情”之上:“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羅伯斯庇爾1791年5月在憲法之友協會關於新聞子自由的演說中強調“通過語言、文字或出版來表達思想的權利無論如何也不能受到妨礙或限制(原文從“無論如何”到此有着重號),這就是美利堅合眾國關於新聞自由的條文。”(世界知識出版社《資產階級政治家關於人權、自由、平等、博愛言論選錄》〈供內部參考〉,1963年9月第1版,1965年4月第二次印P105)

1789年8月《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按:又譯為《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第十一條也莊嚴宣告:“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也宣稱:“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但當今中國與此標準相差甚遠。“記者無國界組織”今年2月1日發布的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中國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76位,列倒數第五。僅高於敘利亞、土庫曼、北韓和厄立特里亞(台灣名列第51位)。中國是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

雖然《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第11條有言:“但如濫用上述自由,則應依法承擔責任(按:如中傷、誹謗他人等,這就是“文責”也即“言責”自負啊!)。”這就消除了負面效應,但我們呼籲了幾十年的新聞出版法卻遲遲不能出台,中共還是怕啊!用原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陳雲的話說“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炎黃春秋》2015年第6期《新聞立法之路》引)”我們只能任中宣部說了算,中宣部就是“法”啊。

鑒於此,本文退而求其次,不談“言論自由”也罷。你不給我說的自由,那就讓我們多一點“聽”(看)的自由吧!故名之為“聽論自由”。

但恰恰在這“求其次”上也是問題。因為幾十年來我們的出版部門在中共宣傳口管控之下,嚴厲的審查之下我們不但“閉目”而且也“塞聽”。法國作家紀德的《從蘇聯歸來》(按:又譯為《訪蘇歸來》)寫成於1937年,中國詩人戴望舒早就把它譯為中文,但這譯稿卻在中國呆了六十年。1999年才由湖南的《芙蓉》刊出。2001年花城出版社才推出五卷本《紀德文集》。原因很簡單,紀德書中暴露了蘇聯專制黑暗的負面材料。)

推遲讓你“聽”(看),恐怕也是一種“穿越”吧。我們現在不是很流行一種穿越明代、穿越宋代,穿越春秋戰國的小說嗎?另一種遭遇是攝於審查手段的威逼,出版社與譯者不得不在譯文上做手腳。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推出《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三大卷),“譯者序”說 :“本書保持了俄文四卷本的原貌,雖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個別章節的個別詞句做了必要的處理。”“處理了”還能保持“原貌”,猶如今日的美容店自打耳光,我店的美容是白費功夫。

這“眾所周知”的原因——恐怕非審查莫屬。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3月推出的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的《流氓的歸來——一部回憶錄》、《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黑信封》(長篇小說),在“出版導言”中他們申言,他們是在把“世界性作家介紹給讀者,“使人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文學的精神”。但他們卻說“他(馬內阿)在部分文字的表達上,有着強烈的非客觀色彩和政治錯誤。這些問題表現了馬內阿自身的局限性。我們在進行編輯的過程中,進行了部分修改工作,但是過於頻繁和大量的修改,無疑又將大大損害其作品的文學價值和作者語言藝術的完整性,所以,我們不得不保留部分帶有個人偏見的文字。”

編者一方面以不偏不倚地以擁有公正客觀真理佔有者自居而有大言不慚,另方面似乎又“寬容”“大度”地手下留情保留了作者的“部分帶有偏見的文字”,藉此博得讀者的好感。但編者維護他們損害作者原作風貌合理性意圖又溢於言表,與其說他們在羞羞答答地不如說是明目張胆地在踐踏着侵害着讀者的“聽論自由”——另一方面也偷偷摸摸使作者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損害着作者的言論自由。

難怪今年美國筆會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審查和良心——外國作者和中國的審查挑戰》中要警告西方作家要對他們的作品在中國遭受審查的狀況保持警覺。外國書籍的中國大陸譯本可能因為政治上的敏感內容,如英文的三個“T”所代表的“台灣”“西藏”和“天安門”六四鎮壓會被審查刪減。(按:這簡直就是“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大清朝文字獄的外文版了!)

美國國家公共電台:中共審查員在充當世界電影警察的角色。這和當年馬克思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所慨嘆的不謀而合:“專司書報檢查的不是法庭而是警察機構。”

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去年在北京電影節表示,中國將永遠不會有世界級的電影文化,直到中共停止審查並允許藝術家批判性地看待中國歷史。

看來“聽論自由”也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這事兒本身就是一枚錢幣的兩面:一方面限制了“言”,另一方面必然是會損害“聽”(看)。沒有“言論自由”,“聽論自由”也必然受到損害。面對啞子或結結巴巴的人你能聽到什麼——或能聽清楚什麼呢?不但如此,其後果必然妨礙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削減中國的軟實力。

2018-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