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從思想改造到接受再教育 ——中國特色的精神暴政如何幫助中共維持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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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金的夢魘

1987年4月17日,巴金在致冰心的信中說:我“有時忽發奇想,以為從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識分子的帽子,空歡喜一陣子。可是想來想去,還不是一場大夢?!不管有沒有‘知識’,我臉上給打上了知識分子的金印,一輩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識分子,我就彷彿看見了我家的小包弟(巴金的愛犬——引者注)。它不斷地作揖搖尾,結果還是給送進了解剖室”。

請注意,巴金這封信是寫於1987年。此時的知識分子早已脫帽加冕,脫掉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被加冕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同工人農民一樣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依靠力量”;此時的巴金身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作為非黨員知識分子,在中共體制內的地位已經達到頂端;可是他仍然難以擺脫毛時代的可怕夢魘,可見當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把他的心靈糟踐和扭曲到了何種地步。

zhonggong.jpg圖片:青年們手捧毛澤東像。(網絡資料)

思想改造運動是中共實施的精神暴政。思想改造並非中共首創,而是來自蘇聯,但是唯有在中國,思想改造被提升到制度層面,成為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度的靈魂。思想改造運動固然不像其他一些政治運動那樣充滿對人的肉體的殘害,但是它對人的靈魂的殘害卻可以造成更為嚴重的精神創傷。

(二)思想改造與接受再教育

思想改造運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思想改造運動是指從1951年秋季到1952年秋季的一場運動,中共當局發布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和《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這場運動由教育界開端,然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廣義的思想改造運動則泛指整個毛時代,從1949年中共建政就開始,直到文革結束,包括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這裡要多說幾句。

本來這次會議給我出的題目是“從思想改造到鬥私批修”。我把它改成“從思想改造到接受再教育”。

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什麼叫再教育?再教育不是繼續教育。繼續教育意味着在原先所受教育的基礎上再接受教育,繼續教育意味着對原先所受教育的肯定;再教育卻意味着對原先所受教育的否定,再教育的意思是說你原先受的教育是錯的,現在要把舊的東西去除掉,用新的、不同的東西取而代之。簡言之,再教育的意思就是思想改造。

毛澤東早在50年代就號召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1955年,毛澤東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裡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在那時,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着眼於知識分子可以發揮有知識的長處,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可是在1968年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着眼的不是知識青年發揮有知識的長處推動農村發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這就是說,從1968年年底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其實是一場思想改造運動,或者說,是一場以思想改造的名義開展的運動。

這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迅速衰減,到1979年結束。進入新世紀,中共又提出,“支援邊遠落後地區建設、向農村和邊疆輸送知識和知識分子”工作,還需進行。當局又號召和鼓勵知識分子到農村到邊疆。但這一次下農村到邊疆,是着眼於農村和邊疆的發展與建設,其性質和上世紀50年代那次知青下鄉運動比較類似,而和文革中的知青下鄉運動很不一樣,不再有接受再教育即思想改造的意義。

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里說,知青下鄉是“變相勞改”。知青下鄉不是為了發展經濟。10年下來算總賬,知青下鄉運動在經濟上的效益是負數。知青下鄉是思想改造。事實上,它是對整整一代青少年身心的嚴重摧殘。

(三)思想改造的幾宗罪

思想改造運動的第一宗罪,是它迫使知識分子背上沉重的負罪感。它讓知識分子感到,單單是因為你的知識分子身份,你就有原罪。按照中共的意識形態,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整個人類就分為兩大塊:剝削階級和勞動人民。知識分子都屬於剝削階級,起碼也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因此天生有罪。巴金那封信就深刻地揭示出“知識分子”這個身份所帶來的負罪感。

思想改造運動的第二宗罪,是它打掉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思想改造的一堂必修課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共產黨那裡,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我批評,你自我批評。在批評過程中,共產黨故意使用一些十分粗野的語言。例如它把當眾暴露錯誤思想以便得到幫助改造這件事稱為“脫褲子割尾巴”。這本身就表現出發話者對受話者的支配地位,就是對受話者人格尊嚴的公然嘲弄和侵犯。

在批評過程中,你的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包括和親友同學的閑談,包括私人間書信往來,包括你的全部家庭背景歷史背景以及你純個人的生活習慣,無一不受到公開盤查和追究,無一不被揭發和要求作出交代。這就使你產生一種當眾被剝光衣服的困窘與羞辱之感。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羣島》中寫道,當政治犯們被押至勞改營時,第一件事就是當眾剝光衣服全身搜查。其實在這裹,搜查是假,羞辱是真。你對當眾脫光衣服感到不安,有抵觸嗎?那正好證明你有“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知識份子的“死要面子”;那正好證明你尤其需要思想改造。黨要你“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也就是要你徹底放棄你的人格尊嚴。
批評與自我批評旨在摧毀人的尊嚴,摧毀人的恥感。既然人人皆有恥感,那麼,人們又如何會接受那旨在否定恥感的當眾自我揭發自我批判呢?原來,共產黨在這裡還巧妙地利用了人的恥感。它是利用恥感去摧毀恥感。

共產黨宣布,廣大知識份子的世界觀都是資產階級的或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就預先把知識份子擺到了一個不那麼光彩,不那麼體面的位置上。由於共產黨一手遮天,它很容易讓自己的聲音變成所謂社會輿論。我們知道,恥感具有他律性,也就是具有從眾性。恥感強的人往往最在意周圍輿論的評價,一旦“四面楚歌”,他就忍不住要“棄舊圖新”了。本來,沒有人願意否定自己,可是在現在,否定自己倒成了肯定自己的必要方式。你只有承認自己落後才能證明你自己先進,而且還是越承認自己落後便越證明自己先進。不顧羞恥反而會贏得稱許,反而會覺得光榮。這樣一來,恥感非但沒有成為自我揭發自我批評的阻力,反而倒成了它的動力。

當然,總會有些人不肯進行這種“自我批評”,不過他們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壓力一方面來自手握生殺大權的黨,另一方面則來自那些已經投身自我批評的同儕同事。費孝通寫道:“大家在鬧改造,於是發生了‘改造競賽’……於是又發生了怕落後帶累了前進,發生了‘一起丟包袱’的口號。前進應當努力,那是不錯,但是落後的如果不同樣努力,不是落後的沾光了么?”“乍一看去,此話甚是不通。落後者既然不討黨的歡心,到頭來免不了會惹上一身麻煩(起碼是得不到信任重用),怎麼還說”沾光“?其實,這表明了”前進者“對”落後者“的暗中嫉妒。這些”前進者“內心的想法無非是:”我們都當眾丟了丑,你卻還是一副清清白白的模樣,那豈不是太便宜了你?“所以,某些”前進者“往往比黨還要急於向”落後者“施加精神壓力。他們一口咬定,你之所以沒有當眾暴露自己的見不得人的思想,那決不是因為你內心更光明,那隻證明你內心更黑暗!”一起丟包袱“者,一起丟臉面也。

在那些不肯自我揭發自我批判的人方面,許多人也會困惑起來。當他們看到周圍那麼多人都在爭先恐後地當眾譴責自己,免不了會懷疑自己原先的厭噁心理是不是真的不對頭。既然眾人都講出了許多壞思想,大概我自己也好不到那裡去。楊絳小說《洗澡》里寫到,在目睹了一番群眾性的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之後,那個天真老實的知識份子許彥成真誠地說道:”我常看到別人這樣不好那樣不好,自己卻是頂美的。現在聽了許多自我檢討和群眾的批判,才看到別人和我一樣的自以為是,也就是說,我正和別人一樣地這樣不好那樣不對。我得客觀地好好檢查自己,希望能得到群眾的幫助。“恥感既是他律的,因此大家都丟臉就似乎等於大家都不丟臉。正好像大家都脫光衣服,你就不再為自己赤身裸體而那麼覺得不好意思一樣。但是,恥辱終究是恥辱。假如說在知識份子之中大家還以為彼此彼此的話,那麼在社會其他人的心目中,知識份子的形象則一潰千里,其社會地位一落千丈,而黨的形象和權威則由此大大的增加了。

思想改造的第三宗罪是,它使得知識分子失去了道德良知,或者說,是失去了對固有良知的信賴。

良知本來是人心所固有。一事當前,我們內心就會產生一種感覺,覺得這事是善還是惡,是正義還是不正義。然而共產黨的思想改造卻使我們失去了對固有良知的信賴。

共產黨說,人類社會是分階級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是非善惡是有階級性的。獲得正確的認識和判斷的前提是,你必須站在正確的無產階級的立場。
一說到立場,事情就不大說得清了。因為立場並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思想狀態、思想境界,所以它不是你想站對就能站對的,不是你以為你站對了就站對了。你主觀上想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可是由於你水平不高,覺悟有限,世界觀還沒徹底改造好,因而到頭來你很可能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照這樣講,我們每個人——除了那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可能陷入這樣一種可悲的困境:我們自以為是對的,其實我們錯了;然而我們又看不出自己有什麼錯和為什麼錯。照這樣講,如果我們的看法和黨的看法不一致,那當然是黨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必須順着黨的判斷找出自己的錯誤,然而由於我們的立場不對,我們很可能找不出自己的錯誤;但那決不證明我們是對的黨是錯的,那隻證明我們錯得更嚴重。

不難看出,依據這樣的邏輯,我們簡直無法對自己的判斷具有任何信心。從這裡甚至可以引出一種顛倒的思考模式。既然由於我們的立場有問題,因此我們自以為是對的實際上很可能是錯的,那麼把它顛到過來,我們把我們以為是對的說成是錯的,負負得正,這豈不就對了嗎?還真有人採取這種態度。文革初期,血統論橫行。我讀到遇羅克寫的《出身論》,深以為然。我把《出身論》給一位很聰明的也是出身黑五類的同學,殊不料他一看就說是大毒草。多年之後我問他當時何以有這樣的看法。他回答說,正因為我心底里認為《出身論》很有道理,考慮到我的出身有問題,因此立場也可能有問題,我以為是對的大概很可能是錯的,所以我就說《出身論》是錯的。

像上面這位同學那麼走極端的人也許不多,但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他們至少是對自己出於良知的判斷失去了信賴,再加上巨大的政治壓力,於是他們就只好選擇隨大流,跟黨走,放棄了社會良心的角色。

一旦知識分子對自己出自良知的獨立的判斷失去了信心,一旦知識分子放棄了社會良心的角色,作為一個群體的知識分子就不復存在了。

(四)思想改造絕不止是摧毀知識分子,它摧毀的是人類的精神

思想改造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但實際上絕不限於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被認為天生有錯,但這並不意味着勞動人民天生就對。思想改造運動所摧殘的絕不止是知識分子,而是全體國民。

思想改造,並非如中共當局所宣稱以及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是為了造就“無產階級知識份子”、“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新人”。共產黨搞思想改造的唯一目的是造成國人對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無條件效忠。要找出一個思想革命化的典範很難很難,但還是有,例如申紀蘭。

在中國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中,有一位年過九旬、曾經擔任過第一屆至第十三屆代表、66次赴北京參加兩會的老太太申紀蘭頗引人注意。中共當局把申紀蘭樹為樣板,把她樹為代表中的代表。2018年12月2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申紀蘭榮獲改革先鋒稱號。2019年9月17日還被授予共和國勳章。

申紀蘭有句“名言”。在2010年的兩會上,申紀蘭對記者說:“我非常擁護共產黨。當代表就是要聽黨的話,我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此話一出,連很多官媒、很多體制內人士都忍不住了。說她是“舉手機器”,是“人大活化石”;連共青團山西省委微博都批評說:“反右你代表,文革你代表,任何時候你都代表,可你一次也沒有代表過人民……試問你是怎樣被選舉的?你究竟代表誰?”。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作者)早就發現極權主義正統教義有一大特點,那就是多變性。他指出這種多變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奧威爾說:“在極權主義和過去所有正統學說之間,不論是歐洲的或東方的,都有好幾個至為重要的不同點。最重要的不同是,過去的正統學說並不變化,或者至少並不很快變化。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決定你該信仰什麼,但是至少它允許你從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並沒有叫你星期一信仰這個,星期二信仰那個。今天不論什麼樣的正統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或多或少都是這樣。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他的思想是有限定範圍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內度過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擾。”

然而極權主義卻不同。奧威爾指出:“在極權主義方面,情況恰恰相反。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它並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

奧威爾說得好,對當時的正統教義口頭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上跟着轉彎子,說轉就轉,那從心理學上來說就是不可能的。由於極權統治者翻雲覆雨,並強迫其信徒“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一切憑真心真情信仰的人萬萬難以做到的。

極權主義的正統教義是如此,極權主義的政治更是如此。申紀蘭之奇,不在於她永遠見風轉舵,永遠投機,而在於她居然能轉來轉去,而永遠內心不糾結不苦惱,永遠不懷疑不反思。任何正常人類,不論你信什麼主義,不論你是什麼派,只要你還有幾分真誠,你就絕不可能在65年來66次兩會上都投贊成票。所以我必須說,思想改造絕不止是摧毀知識分子,而是摧毀全體國民;它摧毀的乃是人類的精神本身。

(五)思想改造何以能進行?

思想改造有三大要件:封閉的社會,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因人的思想、言論定罪。在這三大要件中,因言治罪是最關鍵的一條。

思想改造是在中共政治高壓下進行的。恐怖是“新中國”政治舞台上唯一持續不變的背景,恐懼則是瀰漫全社會的共同心態。

應當指出的是,這種恐懼感遠比乍一看去的要廣泛得多。古人說“伴君如伴虎”,可見在君主專制下,連身居高位者(他們才是有資格“伴君”的人)也相當缺乏安全感。共產專制下的恐懼感就更普遍了。一件事足以為證。假如你在非正式的場合向一位你信賴的長者——父母、老師或領導幹部——交流思想,你談到你對當局的理論、政策持有某種不同意見,或者僅僅是有所懷疑,對方常常不是心平氣和地和你討論,而是十分緊張地警告你“你這種思想很危險!”我們都明白,這裹所說的危險,不是說你這種思想一旦付諸實施會給他人或給社會帶來甚麼災難,而是說你這種思想倘若公諸於世必將給你個人造成極大的損害。在這裹,你的觀點並非由於錯誤因而危險,而是因為危險所以錯誤;對方不是站在是非的角度反駁你,而是站在利害的角度勸阻你。可見一般人之所以拒絕非正統的思想,首先是出於恐懼,出於對受懲罰的恐懼。

恐懼感當然來自於被強制。不過有趣的是,當恐懼感強化到一定程度,當強制持續到一定階段,我們常常會在自覺的意識層面上忘掉恐懼和強制的存在。人心都有趨利避害的習慣。一旦我們意識到某種思想是被嚴格禁止的,我們就常常會置之腦後,不再去思考它。於是,被動的強制就和主動的放棄互相結合。既然我們出於恐懼而不敢涉入禁區,那麼由於我們不涉入禁區因而就不再感到恐懼。這一點在“六四”之後的近幾年表現得尤為突出。“六四”屠殺給國人造成了強烈的恐懼,出於恐懼,多數人不得不遠離政治;而一旦遠離政治,他們就不再感到壓迫的存在,因此他們就自以為生活得自在而瀟洒。這時候,你要是提醒他們說他們實際上生活在恐懼之下,許多人大概還會不承認呢。

想當年,我們都信仰過毛澤東,但是我們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產物,而是因為我們不曾懷疑。不曾懷疑的原因則是我們下意識地懂得懷疑會招致可怕的後果。也就是說,我們由於不敢懷疑而不去懷疑,由於不去懷疑而沒有懷疑,到頭來連我們自己都以為我們真是百分之百的信仰了。

乍一看去,既然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如此猜忌,如此惡劣,那豈不會把知識分子推向對立面?那倒未必。一般人只知道迫害會導致反叛,他們不知道有時候迫害也會強化忠誠。因為受害者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往往會表現得格外忠誠。正因為大多數知識分子本來並不是反黨反革命,當黨指責他們反黨反革命,他們為了表明自己不反黨不反革命,往往會表現得格外擁護黨格外擁護革命。

人的觀點、態度可以影響人的行為;反過來,人的行為也可以影響人的觀點和態度。起初,你是想反抗而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所以你沒有反抗。然後你就會努力說服自己不必反抗,不值得反抗。人常常有一種把自身行為合理化的傾向。這就是強權能夠扭曲人性、改造人心的原因。強權控制了你的外部行為,然後你就會改變內心的態度以便和自己的外部行為相一致。

我在《哲思手則》裹寫過這樣一段話: “雍正乾隆之後,文字獄少了。那不是皇上開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見馬戲團的老獸,很少挨鞭子。”

有一個看上去很奇怪的現象。有不少80後、90後真的不了解“六四”。按說這是很不應該的,因為當事人都還健在,包括他們的父母。不過據我所知,是很多當父母的不肯向孩子講,怕孩子禍從口出。 先前從網上看到一篇國內學者的文章,講述他做了父親之後的糾結:“哈姆雷特開場曰‘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那是經典。但在中國這種灰不溜秋環境下,只能矮化為:‘說,還是不說,這是個問題。’即使說,什麼時候對孩子說,說到什麼程度?也同樣讓人為難。”“網上曾討論顧准生前對孩子教育的失誤,他是出於愛子之心,刻意隱瞞已經看到的真相與他真實的思想,為避禍,不忍對婦雛言,以致上下兩代人精神隔絕,終成悲劇。顧准尚如此,千千萬萬如我之普通家庭則更感為難。現在的情況好一些,即使為父不言,孩子們在網絡上也能看到,但問題還是存在,估計還要傳代,真不知還要傳多少代?”

對80後、90後這一代年輕人,陳丹青批評說:“80後、90後是我見過最乖、最被動、最有悖青春本能、最缺乏表達意識的兩代人。和‘垮掉的一代’比,和‘嬉皮士’比,更是笑話。”錢理群說,我們的大學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在《犬儒病》一文里寫道:“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們還不曾追求,就已然放棄,他們還沒有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麼都不相信了。”導致年輕一代犬儒化的背後原因,依然是恐懼。

(六)為什麼很多人都無法抵抗洗腦?

在過去,尤其是在毛時代,我們看到,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打了敗仗。其間原因何在?

簡單說來就是:面對一個龐大的、靠武力取勝的獨佔性權力,面對一場場殘酷的殺一儆百、殺雞嚇猴的政治運動,面對當年一度席捲了小半個世界的紅色浪潮,面對共產黨那套包羅萬象、以最新科學自命的意識形態以及眾口一詞、眾口鑠金的“輿論一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只是缺少勇氣,而且缺少底氣,即缺少單獨的立場,缺少獨立的、足以和官方相抗衡的精神資源或曰精神支柱,因而到頭來自己都以為自己真是“錯誤的、反動的”,至少也是陷入迷茫,陷入自我懷疑,失去了自信。美國碼頭工人思想家、《狂熱分子》一書作者埃利克.霍弗指出:當個人面對巨大的壓力時,如果他只是孤零零的個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唯一的源泉在於,他不只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種強大的、光榮的、不可戰勝的東西的一部分”。“在這裡,信念問題首先是個認同的問題”。如果你在打擊面前深信自己與主同在,與神同在,與人民同在,與歷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會有力量感。反過來要是你無法相信這種種”同在“,你就會發現自己極其軟弱無力。因為在這時,你感到你已經”從那構成生命本質的每一樣事物中孤立了出來“(布哈林語)。

好在這種情況已經成為過去。國際共產陣營早已土崩瓦解,共產黨那套意識形態早已徹底破產。在今天,一個異議人士可能迫於外部壓力而不得不放棄公開抗爭,但是他不會在內心放棄對自由理念的認同。他或許缺少足夠的勇氣公開表達自己的理念,但是他有足夠的底氣相信他秉持的理念乃普世價值。他或許懷疑自己堅持的理念能在短期內實現,但是他不懷疑這套理念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

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思想改造就是壓制言論自由,爭取言論自由就是粉粹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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