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苗:美國民國共同體和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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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憲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徵文)

我在霍布斯那裡找到政治神學與社會學的關聯。好像是一個鏡子的兩個面一樣。改革開放以來的精神現象流轉,顯學從人文到經濟學,再到政治社會學和神學。社會學與神學好像成了沒有內在聯繫的兩條河。看來是可以找到社會學與政治神學的關聯,用來診斷和醫治中國改革以來的精神現象問題。
人民主權之美國道路

民族國家之人民主權在特定時期,撿起舊制度的神聖遺迹,當做皇冠戴在頭上,不過是一時之計。這個就像歷史河流中的堰塞湖,舊的石頭木料會被現代性河水帶動,在特定的地形中積累起來,形成堰塞湖,湖水越積越多,最後決堤而去,開拓出更大更寬河道。阿倫特在《論革命》中和皮埃爾.莫內在《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史》中斷定人民主權原則肯定要拋棄暫時利用的君主制,進入革命時期。當革命受挫時,再發現過去的君主制,就相當於改革已死,去再發現文革,陷在要麼改革,要麼文革的二選一選擇題里。

這種再發現與“落後的後發劣勢”有關,德國和中國都是後發劣勢的民族國家,國基未固,國體問題危機深重,如此推進現代性,則是先天不足,一推進就生病,一生病就懷念過去沒有這麼多病的時刻。就像一個人富了長胖了胖得受不了,就懷念當初很窮很瘦的時候。再發現看起來像是一種懷鄉病,毫無疑問,它是指出了問題,但其結果是加劇了憂慮,只能更加依賴於胡亂開藥下毒造成目前病症的庸醫,被害得更加依賴於害人者,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發作。害人的庸醫需要一張轉嫁自己責任的合理化解釋,指出病人的病痛加劇,正是懷疑害人醫生的結果,其解決方案是必須吃更多的毒藥。

當人民主權拋棄君主制,走向革命和人民君主制,只要有比較完善的國體建設,有國體與政體的分離,有公民宗教建制,人民主權原則可以得到更好的在場。清楚例子就是美國。法律是美國的國王,這是潘恩的創造性轉換結果。德國和中國的困難在於一個後發民族國家中,地緣政治的劣勢和民族生存的競爭劣勢由不得慢悠悠地構建國體,有着極大的緊迫性。簡單地說急迫地成為美國式國家,因此奠基過程中,就必須用非同尋常的辦法,這樣才能趕英超美。雖然很急迫,辦法卻不怎麼不尋常,也就是採取政教合一的國家極權政黨形式。英國等先發民族國家形成依賴於國王的強力塑造。中國等後發劣勢國家只能找一個替代品,葛蘭西口中的集體君主,來塑造。從一個君主到無數個君主們。

都是走向美國,可是美國是個例外,成為美國的其他國家卻沒有那麼幸運,只能按照特殊道路走。只是德(中)國特色道路到底要特色多久,到底要多特色,才能抵達美國式,真是只能摸石頭過河。撇開對反對力量的鎮壓,單純從道路爭議而言,就是當下到了可以立即與美國政制接軌的時候沒了,特殊道路者用武力和鎮壓告訴你,永遠在路上,所以就不是個辯論與說理問題,而是敵我矛盾,而是內戰問題。

托克維爾作為出生於法國貴族而擁抱民主平等的政治思想家,其對英國的推崇到對美國的推崇,已經完成了在政治科學上是否要君主制和貴族的辯論。美國立憲過程中的司法貴族制辯論,和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律師作為民主社會貴族的答案,已經經歷過各種挑戰然後做出回答。在這個高度上,沒有正視,而是不時地提出“人民主權的貴族”和文化領導權,純屬小學生1+1等於2用來挑戰愛因斯坦相對論1+1<2或>2。如果從知識競賽來說,是不是首先找托克維爾辯論,而不是回到舊紙堆里,才是智識活動。當然可以這麼講,美國和托克維爾過於先進,我們還落後着特殊着,所以要講“王制”,貴族制和文化領導權問題。
所以這種再發現必然導致一個不斷重複發生的分裂,一開始都明白是要走美國道路的,但抄小路走着走着走了邪路,邪路之所以是邪路,首先是美國圖景上的修改和塗鴉,就像孫中山腦袋一拍搞出不倫不類的“五權憲法”。現在和將來同樣會有到底走不走美國道路的爭論,這種爭論與民主和反民主的爭論糾纏在一起。在歷史的節點上,例如民國初年之後,例如中國民主化轉型之後,都會如此:美國道路與特色道路(包括學習日本,德國)之爭。
生存空間

卡爾.施密特《大地的法》,我得找到適合我的鑰匙,才能有讀出來的想法。例如納粹德國時期的“生存空間”一詞。

在現代性早期,自由至上主義時期,生存空間與司法憲政主義存在關係。與司法憲政主義配套的生存空間是,以財產為中心的自由和權利體系,以財產權保障自由和權利,財產保障自由,自由保障權利。美國的司法審查和司法權,就是在這個體系上形成的,以保障財產權為中心的公民社會的。美國延續了現代性早期乃至中世紀的框架。

“大地的法”,例如施密特描述的羅馬希臘的建城經驗,也是圍繞着生存空間,為了有生存空間而建城,而有法律,以法律來保障生存空間。城邦時期如此,民族國家時期也如此。國際法上有着國家的自衛作為使用武器和戰爭的正當依據。還有死刑或者犯罪也當做對國家共同體的攻擊,因此國家作為自衛對此懲罰,以此作為刑罰的依據。這是生存空間的。此時共同體被擬人化為生命體,有生,有成長,有死亡。以財產為中心的資產階級法權體系,財產保障的也是人身安全的四圍,城牆。因此綜合起來,生存空間是以身體為中心的,往上又可以鏈接身體為中心的政治神學,往下又可以鏈接社會學或者政治社會學。

德國的漢斯.約阿斯和沃爾夫岡.克內布爾合著的《戰爭與社會思想-霍布斯以降》中說社會理論是以霍布斯的《利維坦》為開端的。在該說法的注釋中,還說古典社會學家,從滕尼斯到帕森斯,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霍布斯。然而霍布斯的《利維坦》也是新教政治神學的里程碑。在霍布斯和《利維坦》這個連接點上,社會學與政治神學連接起來。號稱“二十世紀的霍布斯”的施密特,其成名作《政治的神學》更近於是政治社會學,雖然看起來是政治神學。而他自己在《政治神學續篇》中一條注釋中提及二者的聯繫。在劉小楓《國王的兩個身體》中譯版序言中,也以較長篇幅論述了施密特政治神學反對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我以前在評論高全喜在北京天則所關於政治經濟學講座的文章中,描述了八十年代以來顯學的變遷,從八十年代的文學到九十年代的經濟學,然後再到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和政治神學。似乎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和政治神學的衝突或者勾連,就像施密特的政治神學反對韋伯的政治社會學一樣,成為當下法西斯化歷史階段的脈動線索。在批評《讀書》雜誌爭論的一篇文章中,我說汪暉沒有政治神學,只有以大空間的想象例如東亞共同體來超越其政治社會學或者社會學底色。

美國民國共同體

生存空間一詞,具有描述總體性狀況的能力。這詞在德國法西斯時代比較常用流行。有次康國雄說,你們的方案要突出緊迫性,例如環保問題和道德問題對未來的剝奪,對子孫的剝奪。生存空間不僅是個體的緊迫性問題,還是民族的。而且在生存空間這個問題上,個體的與民族的,是一致的,直通的,民族的生存空間問題可以當做個體的放大,個體的可以當做民族的縮小。個體的與民族的直通的話,就同時具有個體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戰鬥力。納粹理論家Johan-hes Schmidt-woddor在他的一章《德國爭取空間和一種新的紮根狀態的鬥爭》中說,Volk民族-個人內在地要求統一。

地緣政治的,也為個體所感受。地方獨立,城市空間,都可以用生存空間描述。它直接訴諸於霍布斯式的恐懼和自我保存,具有自然法的氣息,同時具有政治神話的意味,甚至可以與政治神學勾連。香港新世代的獨立訴求應該也會生存空間的消失有關,所以追求獨立。環保問題和道德問題,乃至男女比例失調性資源分配都可以納入生存空間來描述。對於新世代,例如九零後零零後,生存空間的消失是緊迫的。移民海外的,也可以用在大陸生存空間的消失來描述。

國內殖民和高層掠奪大規模移民,這一事實,就足以作為異族的標誌,為個體生存空間問題所感受。敵我之分顯現。美國式的個體與國家利益同損同益,也得以支撐。

我給美國民國共同體找到一個生存空間-政治神學依據。美國為古老的民國(中國)的未來生存空間性,而中國為年輕短暫的美國提供了過去古老的生存空間想象。中華民國曾為美國最大的人口移居地。從美國政治神學已有的研究來說,很難找到依據。

依託於中國資產階級的美國夢和未來幾十年內大規模對外移民,以及必然引起的挫折。遭遇挫折,一定回鄉或者思鄉,那麼一定尋找回國家認同,對大陸的挫敗和傷害的回憶猶在,所以國家認同只能歸於民國,由現在的中國人,到假裝美國人,再到民國人。

城邦的組成人員是從鄉土流亡出來的流民,其生存根基在於流亡,流亡的另外一面是對故土的抵抗,所以即使成為市民,其根基上,還在於流亡於家園。城邦和市民身份,不外乎故土家園的替代品,即使好於家園故土。生存空間的更替而已。城邦有着故土家園的影子和美好目標的承載,移情投射。民族國家亦然,是一個放大的城邦。如此城邦和民族國家是故土家園進行批判的政治,為了批判和擺脫父權的政治,體現為擺脫父權的不斷革命。與故土家園之間,就像弒父情劫中的父子,殺死父權成為新父權,雖然有新或者乾脆舊的,但還是父權。就像毛澤東反抗他父親的一生,最後還是在他父親的窠臼里。父子之間,以抵抗的方式重建了更新了父權。城邦和民族國家,是另外一種方式故土家園,只有流民,其生存形式與之吻合。

在美國做中國人,就是美國為民國(中國)提供的生存空間的“自然權利”,不是法權。移民於其他國家的中國人,似乎都沒有那麼大程度地彰顯自己的中國維度,至少不是如美國式“被縱容”這種程度。一個歷史和現實中有個“美國民國共同體”,另外一個美國的自由大熔爐機制,允許文化意義上的非美國性和最大程度上的異質性,最大的張力為之留出最大空間。在美國做中國人,好像理所當然,就像在兄弟家裡還當自家裡,這是一種“自然權利”。

登雲莊主蔡凌說,我們福建福州、亭江、長樂、去紐約就象去自己另外的家一樣哪怕是偷渡,你的論述就是正解,我的家族生於福建上一、二代多定居於北京在民國時期和中共建政後和林長民林微因、冰心、一樣的移居路線,中國改開後的我這一代百分九十即移居美國,但是感覺只是到另外一個家一樣。

蔡凌還說,美國民國共同體將成為今後五十年中國自由、繁榮、富裕的方向、正路。其實一百年前做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就是以美國為模板開啟中國人的美國夢和東亞夢的。

卡爾.施密特在《大地的法》其中《西半球》一文中這樣評價“門戶開放”政策,他說,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現在美洲大陸與新出現的東亞空間的關係,就像一百年前老歐洲由於美洲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擠出東半球一樣。在思想地理學的意義上講,這樣一種顯著變化會成為極其轟動性的主題。在其影響下,1930年以凱澤林克的《美洲:新世界的入口》宣告了一個新世界的崛起,從此美洲與中國聯繫在一起。

歐洲是美國的“父國”,美國與歐洲的關係,在其中也在其外。在歐洲之外,也在歐洲之中,或者說,屬於歐洲文明,但不在歐洲。美國作為衰落的歐洲文明的崛起特區,斷奶,反過來因為與中國的聯繫,可以甩掉歐洲的沉重包袱,自己成為新的領導者,不僅是歐洲的領導者,還是世界的領導者。這個臨界點,不僅僅在於美國自身的,大約先於世界五百年的政體實驗的成功(漢密爾頓的大概意思),而且也和古老中國的聯盟有關,似乎以美國民國共同體,美國藉助於比歐洲文明更古老的中國文明,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借力打力,擺脫歐洲幽靈的糾纏。這個就像日本的“脫亞入歐”,藉助於歐洲文明的高端先進,擺脫華夏文明幽靈的糾纏,要讓日本凌駕於中國之上,成為亞洲或東亞的領導者一樣。

顧維鈞與羅斯福有過一次交談。據顧維鈞回憶,羅斯福如此表述了他支持中國成為四強的理由:

“他說,他希望在世界各地都看到和平。由於有了中國這個地處亞洲的強大盟國,美國就可以將全部注意力放到歐洲。他說,‘顧,到目前為止,所有大規模的戰爭都起源於歐洲。這些戰爭使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得安寧,並使人民生命和國家財產遭到了駭人聽聞的損失。’就人口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就領土而言,中國是亞洲最大的國家;綜觀中國歷史,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人民。因此他決心使中國成為負責維持世界和平的四大國之一。”

從歐洲啟蒙時期來看,中華文明是歐洲文明的父輩,藉助於父輩的權威和工業革命,歐洲文明成為當家人。美國於歐洲,就像弒父情劫的兒子,取而代之,需要越過父親,尋回爺爺。

2018-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