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維:社會抗爭的大陸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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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憲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徵文)

極獨下的時代表證

亞洲民主運動的特徵區別於在既有情景中進行社會改造的形態,尤其是從大陸視野的當代狀況出發,它在實際上並不能構成具有現代性的超越視野,這一點,既體現於大陸的近代政治歷史,也因其時代背景的複雜互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為削減而非遞增的政治格調。這種無法貼近的疏遠形態,在事實上產生的,與在現實進程中體現出的民主運動的本質,有着較高的契合度,但也正因為如此,大陸民主轉型與憲政精神的落點,因歷史沿革的慣性,則始終不能擺脫來自政治的糾纏,也就時刻處於尖銳且灰色的危險地帶中。這也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個極獨體系與弱民主抗爭的時代表征,但這並不能表示大陸民主具有當代的特殊性,是因為在社會遺產的行列中,民主區別於華夏歷史的自然進程。民主運動是近代文明視野中大陸軌跡與世界流向產生碰撞的結果,其中最能說明此癥候的區域,即是台灣作為華人地區對華夏歷史的全新顛覆進程。台灣以告別獨裁、賦予民眾抗爭優先權利的特徵,以民主之實,締結華人政治公平的當代線索,因此民主不是唯西方的體現,而是世界作為整體的社會創建。

重省民主化前提

當政治矛盾累積為向社會大幅度擴展的狀況時,即意味着基於意識形態的民主理想遭到了來自現實的審視,而不是說,因所屬社會機制缺乏對民主理想的關懷,從而使大陸民主運動陷入泥潭。這是因為,要想擺脫大陸現代歷史對近代史的慣性延續,就必須明確如下前提:民主並非由社會精英的思想所形成:民主最終體現於社會領域的每一個獨立個人,它是對神權政治和特權集團的最終抽離。也即,當民主運動對民眾苦難無視時,民主既不會確立也不可實現。其二,誤判既得利益集團有改良之美,這種鄉愿式的士大夫情結不僅固化了社會等級制度,同時從政治和權利的兩端,為大陸專制的謝絕落幕提供了足夠忠誠的支持。而因誤判所形成的,則又必然是對民眾無視之後,將民主和共產主義一樣送上神的舞台,神化民主的最終目的,其實不過是仍要在下一個歷史序列中尋求特別優越感,但是,這樣做的最終結果,卻恰恰是民主離開大陸,自由消失於人間。

走出並鍛造:政治批判之後

民主的生成並不依靠對革命的召喚從而形成社會張力,這是現代民主區別於大陸近代史的成熟標誌,也是基於對舊民主運動從啟蒙到革命無限循環的覺醒。當一切社會思想因過於專註對不公平現狀的抗爭時,民主運動作為早期的發展軌跡,必然會落入將民主假想為烏托邦的神話與複述(中共早期就是這麼乾的)。但是,這就是大陸民主轉型始終無法找到銜接點的真正危機所在。因為當下的區別在於,並非僅從社會批判進入政治批判,也並非是從資本批判到社會主義批判,而是民主首先需要注重的是進入社會的準備,以在極權控制下的土壤中,先行消除中共作為統治形象的道德標誌。換而言之,大陸民主運動要在此一段落中形成力量,則僅指向對中共的抗爭是不夠的,而是要將民主體現為社會的本質反映,以在同期的對比情勢之下,去除政治權力的主體實質。不能將民主反映於社會人間,批判就會顯得沒有所指,同時也缺乏誠意。由此,亞洲狀況中大陸民主的特徵即表述為,民主運動如果仍停留在民主運動的書面狀態,必然會產生的則是,社會性抗爭行動的線索將一定會超過民主運動的停滯狀態,從而導致民主在非運動情境中的意義失效。但另一個生成的陷阱是,對未來的某種模糊期望,是使民主無法成就運動的至關重要的根源。

如何從當代秩序的變動中,辨識民主行為對社會思想的作用,取決於在何種層面上,將大陸歷史處於發展與斷層的雙重矛盾進行現實決斷。須知,民主體制化的形成不僅造成了自由主義喪失了現代話語,同時也因對社會抗爭的迴避,導致了民主運動長期的停滯。而無力辨識並把握社會抗爭是民主運動所要面對的必然趨勢,則理所當然,也就使得小團體的民主不僅會被意識形態所左右,更會流失轉型邁進至成熟期的機會。大陸政治的死循環在於,革命思維始終將普羅大眾置於需要被啟蒙的忽略地位,而忘記了民主的根本即是底層利益和平民權利。一個非平民的民主既不會被引入到民主體系中,更不會成為現實的政治反映,因此,民主運動不但要走出民運,更要走出地下革命的保守形態。將社會抗爭鍛造為大社會大抗爭的超越行為,不僅有益於大陸民主化的進程,更是轉型實現和政治進入文明體系的前瞻性鋪墊。

死灰復燃的蘇維埃政權

在事實上,當代大陸政治的區分其重點不在於精緻的極權主義而在於龐大的專制混合,它帶有一種看起來強盛的壓迫性質,但這僅僅相對於其統治區域而言,在世界秩序的陣營中,中共在政治格局上並不佔任何優勢,它深知自身後繼無力的先天缺陷。正因為如此,也就有了要拚命鼓吹共產大同美夢,以先於民主世界填平在權力和社會分配之間的絕對不公平。而這又正好造成了改良派追求以穩定和漸進為秩序的社會步驟的空想,同時又使得大陸民主不得不背負要麼改革、要麼革命的沉重包袱,二選一的狀態所導致的其實卻是兩者皆不能選的事實悖論。它在另一層面上所形成的直接結果是,中共對社會及民眾所進行的利益割據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這種影響又通過全球化步調擴展至海外,此種特徵,即可被描述為蘇維埃政權死灰復燃之後,中共式的國際共產主義打破自由秩序的進程。但是,不要忘記,其中最深刻的地方在於,改良體系已先於革命體系受到了中共的迫害,這也就是長久以來,所謂溫和必死的現實。是在於,中共是一種極端的暴力混合體系,它絕不容許改良以緩和刻意要製造的社會矛盾係數,因為只有通過增加社會矛盾的撕裂強度,才能掩蓋自身作為掠奪屬性的政治本質。

確立社會與政治的民主本質

社會運動是一種區別於由啟蒙到確立革命的途徑。它不依靠精英視野和知識性階層的介入,也不再服從於某種團體的遙控操縱。須知,要在近代歷史的版圖上重新引入的,不再是對社會公平的原始慾望,而是首先要明確,在現代思維中對平民確證民主本質的概述,這是從日漸迷失的民運走向社會抗爭的真正開始。因為極權對政治公正的消除,和民運對社會底層的漠視,造成的不僅是抵抗力量的消失,而是這兩種不對稱的表徵構成的僅僅是在政治層面上的角逐,然而,憲章一詞的本意則要求應對普遍民眾及底層意願,由此,對政治權利的解讀,也就不再從至高無上的絕對服從,變更為異議和反對。但是,這絕非民運僅指出反對和作為反對的屬性,而是說,現代民主的基石,既要解除一切特別權力,也要為民主服務於社會提供現實機會,否則,無論是憲政和轉型,則依然在歷史的死循環中難以突圍。更何況,中共對神化自身的嗜好一直存在,中共不僅將自身引申為大陸救星,亦無限放大,視自身為宇宙真理。

維權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對極小權利的爭取,它始終處於退踞狀態的表徵明確了維護一詞的被動性,在另一方面,因受制于思想禁錮的體制下對下一秒的恐懼,由此導致的就是維權的發展無緣於對政治格局的改變。也即,維權的後時期狀況和民主運動的特徵之間存在着某種關係,它們共同地在社會抗爭此一領域中出現了空白和盲點。而如果無法將民運和維權推向對社會抵抗的開拓,那麼,這種與現實社會不多的關聯就會被完全切斷,也就是,一切為了社會公平的思想和行為,恰恰在此一階段以令人意外的方式,主動地切割了對政治公正的意願,從而不得不繼續掙扎於中共極權的碾壓中。而現代民主之所以具備當代元素,其原因在於,它不以幻想公平為基點,而是要重塑社會與政治之間的時代關係,以更改亞洲大陸無法存放民主體系的歷史宿命,同時也將致力於更改社會階層的分離制度,以融合併進入平民權利的民主屬性。又正是在這一點上,並且也只有通過對民權的現實確證,有關大陸的民主運動和憲政轉型才具備真實性。是在於,它首先消除了特權和特權意識的霸道性,更重要的是,它是對虛妄民主和共產美夢的雙重揭示。

轉型驗證

產生社會性民主凝聚力的根源,不僅取決於民主抗爭運動其確立的願景是否具備真實性,同時也受制於運動作為現代要素的不同反應。而理解運動一詞的本質,則又將能夠形成的是對既有框架的突破,這就是從舊制度到民主確立的當代線索,它是在擺脫了既不能改良也不可革命的困境後的現代重建,區別於民主運動作為上層建築的意識障礙。當社會抗爭以細微的生命力度被引入民主視野時,這種確立將會作用於自由話語的發展。如同現代民主是對政治屬性的世俗開拓一樣,平民民權時代就會構成對虛無民眾政權的顛覆場域。也即:中共的為人民服務和解放全人類,所依據的對底層的利用(實質是特權吸附)不僅會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也因此從反向邏輯的改造中,為民主運動進入社會潮流,提供必要而充分的途徑。

啟蒙思想的社會變動將作為一種終極性質退出當代大陸的舞台,並且從政治秩序的絕對性一面,折射着中共和大陸歷史的不同區塊。就實際而言,所有的一切民主運動都充溢着對獨裁者自我假設的美好願望,但時代和事實卻極其清晰,大陸底層民眾的苦難一日不結束,民主浪潮的轉型和實現就一日不能得到驗證。習近平以窮凶極惡之勢,再次發動社會文革,說到底,其實不過是驗證着國際共產主義流毒只能給人類帶來災難和血腥屠殺。因此,與其幻想說服獨裁者放下屠刀,不如投身並邁入現代民主的時代潮流,視社會民眾為一切民主的源泉和推動力量。唯其如此,民主運動的場域才能在現實和批判的困境之後重返自由的大地,以終結共產意識形態所統治的黑暗紀元。

2018-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