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玉:論中共土地邏輯財產權邏輯與政權邏輯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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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的發家史就是一部搶劫史,井崗山下來的土匪,從來沒有承認過人民的土地所有權,這種看似無關宏旨的強盜立法權,背後折射的是共匪一以貫之的土地邏輯,及其衍生的財產權宗主意識,簡言之,匪黨以人世間全部財產的所有人及繼承人自居。

近來本公民在家建房子,親自見識了匪黨的強盜本質,區區一個鎮級小科員,竟敢口出狂言,說要叫挖機過來把我正在施工的宅基地及建築挖掉,因我不屑滿足其利用職務之便吃拿卡要的慾望,此前村一級幹部公然向我耳提面命潛規則,要求我買好高檔點的煙接待這種小土匪。乍見之下似乎這是一個很平常的權力交易事件,其實質則恰恰完美呈現了共匪從土地邏輯生成的政治邏輯,近百年來,共匪從打土豪分田地到血腥土改運動,資改社(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運動,八九十年代的暴力計劃生育(人口計劃生產),到近十年來的強拆血拆,無不是匪黨政治邏輯的自發推動,其邏輯起點又無不以剝奪人的財產權為表徵。

其實這本不新奇,匪黨的祖宗已經在《共產黨宣言》公然宣稱要取消私有財產制,因為提不出可供替代的可選項,於是冠之以公有制的名義以期同私有制相對,雜以集體所有全民所有的名詞,究其實則乃奸黨的權貴所有。當我們明白了這才是匪黨的本質所在時,也就不難理解他們的家犬何以不必出示工作證件,卻敢於堂而皇之的要求公民出示他們單向強加的相關證件,強盜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已經先天的獲得了頒證權,卻從不需要授權。

深察之,共匪在借一畝三分地興風作浪煽動顛覆之時,已經自我加冕了分配權,即一邊搶劫一邊分贓。法無常規,分贓才是其中的主線,隨着匪黨竊國,立法權更是為分贓而設的作惡機器,即便如此他們也一邊制定法律,一邊率先踐踏之。人類的財產權本身已經包含了人的尊嚴,獨立,自由在其中,財產的性質也因此具有了契約性和繼承性,但到了強盜土匪手中,一概以紅色江山而命名,甚至於每一個不幸生於斯長於斯的個體,也成了匪黨的家業,這一點已經經由紅色精子在今年初的醜劇表演中親口宣示,婊子已經脫掉了內褲,非常自然地說,要守住“他們”的家業。家業,很顯然是一個財產權概念,既然我們每個個體不擁有與生俱來的土地權(這是與生命權一體的生存權基礎),那我們還擁有什麼?我們的生命權,人權,語言權,思想權,一切都已經被一勞永逸的從娘胎一出來就剝奪了,因為有了這種剝奪及以這種剝奪為基礎,共匪才所以成為共匪,才擁有了自我推動的歷史生存力與統治力。

土匪是既不從事生產也不從事建設的,但按照經濟學原理,任何交易皆需要提供有效產品才能保證交易有效進行下去,所以土匪也能創造出自己的一套交易產品,這就是暴力。唯有暴力是免於成本的,因為一旦有了第一次的霸佔,隨之而來的成本便來自於暴力的再生產,正如土地權的霸佔,這樁買賣是千年買賣,可以重複交易分配,為暴力提供有效的驅動力——購買力,購買打手與家丁。財政——或者說財產來路不明,或者乾脆直接宣布一切財產皆屬於單一制的政權黨,還有比這更加省事的買賣嗎?權力(來自於暴力)可以任意購買它所心儀的任何產品,包括人的肉體與靈魂。一個不提供任何有效社會財富產品的暴力機器,甚或其中的一員,也恃權而肆,反而能夠任意獲取它的對象物,權力邏輯(或者說政治邏輯)在此也就輕而易舉的取代了資本邏輯。

資本的生產尚且需要遵守一個公共的市場邏輯,市場正義,但權力則大謬不然,按照政治哲學對權力的深刻認識,權力的原罪完全繼承了人類原罪的遺產,只要有需要,它自己就是邏輯,它自己也是正義,所以它所圈養的役從,可以毫無廉恥的公然宣布,叫挖機來挖掉我的私有財產,侵犯他者的財產權不再是一種犯罪,反而是一種彰顯榮耀的手段,目的則直指霸佔他者財產——索要好煙。

現在我們已經不難看出,只要私有財產得不到尊重,必然引發的兩個後果是:其一,官僚的財產來源不明具有了自我賦予的正當性。其二,公民的財產權處於被隨時隨地遭受侵犯,剝奪,霸佔,搶劫,掠奪的位置。這一個從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以搶劫為生存動力的強盜政黨,它的動員機制必然是以貪腐為目標的,它的執政邏輯必然是反人類的,它的財產邏輯必然是掠奪性的,它的話語系統必然是反文明的,它的外交邏輯必然是以利相交,它的統治邏輯必然是利益統治,為了利益,它必然踐踏人類最基本的普遍倫理。

早在共產黨誕生萬萬年前,上帝已經創造了這個世界,但不幸上帝又因人類之罪而降下了共產黨這一邪惡的異教,以剝奪與摧毀人類價值體系為目的,通過對財產權的踐踏進而踐踏人權,它的罪惡正是為了集人類全部罪惡於一身而走向自我滅絕。

土地財富是上帝所賜的基本財富,因為土地財富才產生了財產權,因為財產權才產生了人權,因為人權才產生了信仰權,因為信仰權才產生了現代憲政文明,憲政文明又進一步拓展了人權價值體系的普世性,因此可以說土地邏輯確立了現代政治邏輯。

土地財產在歷史上往往以暴力血腥的衝突出現,尤其是在中國的宗法制社會,遺傳了原始部落社會對土地權的堅守,歷史上家族衝突有所謂墳山屋場之說,集體的土地權往往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但遺憾的是,在個體意義上而言,這塊土地上的土地所有權從來只是權力及其附庸的副產品,個體也沒有誕生過殖民性質的強悍主權意志,東方在集體權利上和歐洲莊園相類似,集體抗暴與自衛的歷史過去了,西方迎來了清教徒殖民美洲的歷史,個體主權伴隨着自治理念開始生成,在物質上,他依靠持槍權支撐起了個體獨立,在精神上,《聖經》為他們提供了永恆的信仰,人在這個世界的地位再一次發生了歷史變革。

最根本的一點在於,上帝才是根本的賜予者,政府或者相關的政治邏輯只是世俗設置的附屬物,在最高主宰者之下的存在,不再承認外來的權威,人權在信仰的支撐下誕生了不朽的生命力,

愛成為其中的關鍵價值,人的可能更加優美而優雅了。

上帝之下的財產權也呈現出另一種歷史面相,“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凱撒已經被從上帝的歷史踢了出來。人的財產權以上帝的名義領受,使用持槍權來加以捍衛,持槍權——人權的另一個重要外在表達,其內涵已經推翻了政治邏輯對暴力的絕對壟斷,人從土地上開始的獨立,現在以主體性的武力使用權再次加以奠基。

暴力和壟斷是共產黨的兩大遺傳基因,顯然這很符合人類的原始慾望層次,財物佔有慾通過政權的霸佔而霸佔,原始人或野蠻人也不如的土匪結社,在共產黨歷史中稱為黨史,進而取代國史,國家共同體終於借他們的手得以打破,代之黨組織的名稱。

今天的共匪,面臨財政危機的必然宿命,土地財政的轉向,在農村則轉向宅基地產權拍賣,城市轉向徵收房產稅,被稱為財富之母的土地,共匪可謂運用得嫻熟自如,農村土地確權,宅基地和舊房產回收,如何最大限度的榨取利益最大化,黨國深諳此道,經久不違也。

新一拔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邏輯,城市化向農村迴流,只要土地操之彼手,共黨生殺予奪,予取予求,終不改土匪本色。你有房我收稅,農村裡的農民心知肚明,物議四起,正當其時。

2018/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