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傲霜:萬馬齊喑中的當頭棒喝——為李沉簡教授拍案而起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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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1957年的“反右” 運動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樑。而十年文革的浩刼,更讓全中國民眾都仆伏在暴君的腳下。終於毛澤東死了,鄧小平上台,宣稱停止階級鬥爭,進行“改革開放”。在胡耀邦、趙紫陽當政的十年中,中國大陸雖然仍是一黨專政,不是民主政權,但比之毛年代的專制有所放鬆。民眾有了一點極其有限的表達訴求與意願的自由。但這種暫時的進步,隨着6.4屠殺槍聲的響起,瞬間便化為烏有。而在中共十八大以後,對思想意識、文字、言論的管控壓制與日俱增,日甚一日。特別近年來,政治冤獄已遍於國中。異見人士,普通公民,甚至依法維護公民人權的律師都不斷遭受迫害監禁。尤其是許多異議人士在監獄或拘禁中竟被當局迫害致死。除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外,中國維權人士曹順利。2013年因前往日內瓦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普遍定期審議而被當局攔截拘留,並於2014年初因得不到醫療照顧死於監禁中。其他如李旺陽,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異議作家楊同彥、伊斯蘭學者穆罕默德•薩利赫•哈吉姆等等。如此殘暴令人髮指!

更有甚者,反對流氓對婦女進行性騷擾的惡行,要求維護婦女正當權利的訴求也橫遭打壓不許發聲, 武嶸嶸、李婷婷、王曼、韋婷婷、鄭楚然等人甚至為此鎯鐺入獄。一時之間神州大地民眾重足而立,萬馬齊喑。而阿諛逢迎,則大行其道。表揚與自我表場成了天朝的第一流行時尚。什麼“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什麼“中國已經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甚至連中國所處的時代,都要在前面以最高領導人的名字加以命名。這是當年“毛太祖”都未曽達到的“高度”。 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社會就只能呈現出一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悲慘景象。

然而就在如此令人窒息、絕望的氣氛里,終於像在寒冬的夜裡聽到了一聲驚蟄的春雷一樣,一位知識人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聲怒吼。2018年3月22日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教授,借戊戌變法、北京大學建校120年以及紀念前校長蔡元培等事為契機,發表了一篇題為《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的文章,大義凜然地怒斥:“高級知識分子里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 接着又稱“自由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但歷史上“有脊樑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軟骨頭甚至為虎作倀”,“多少人是精明地昧着良心、為自保而誣陷同事、為加官進爵而落井下石”。李沉簡在文章中還大力點贊了民國時代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指出,“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傳,外表謙謙君子的蔡元培,早年組織反抗清朝,暗殺清官,任校長後先後8次辭職以示不滿”, 因而認為這才是“一個挺直脊樑、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 這篇文章在該學院的微博公眾號《大帥直通車》上發出, 李教授發文後隨即宣布辭職以示抗爭到底的決心。接着,副院長張旭東、院長鄂維南亦一同辭職。而當局也立即採取行動,文章迅速被“河蟹”(屏蔽刪除)。李教授所在的學院更遭秋後清洗算賬,不僅公眾號被關閉,更有3名教師被迫辭職,而校內學生則逐一被要求刪除已經轉發的文章。

自從八九六四以後好多年來,再也沒聽到如此酣暢淋漓、擲地有聲的快人快語了。六四慘案以後,當局左手拿着鮮血淋淋的屠刀,右手拿着鈔票、黨票與官票,逼着中國的知識份子做一道“二選一” 的“選擇題”,即要麼低眉折腰事權貴,唱頌聖讚歌;要麼失業下崗甚至進監獄去賞鉄窗風光,等着“非正常死亡”。當局正是利用人性中這樣的弱點和趨利避害的本能。便把廣大知識人群盡置於黨國的管控之下。這是一黨專政霸國的極權主義政府具有的特殊功能。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個極權專制政權它把國家與民眾的一切生產與生活的資源,通通都抓在“手”上據為己有,幾乎到了離開了這個“黨和政府”, 人們就無法生存的地步。這在毛澤東統治的近三十年中更被發揮到了極致。當時任何一個中國人都被“劃地為牢”地圈定在一個極小的生活空間里。農民被“圈定”在本鄉本土一塊極狹小的土地上,只能在那兒“土裡刨食”。而且“刨”出之“食”,還得由當地從公社到生產隊的各級幹部來“分配”,給你多少你才有多少。這比中共當年斥為 “地主剝削” 的“封建經濟”,更黑暗、萬惡百倍不止。無以名之,只能叫“極權專制下的農奴經濟”。說這些農民是農奴,不僅因為他們被剝奪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而且連起碼的人身自由也沒有。1960年前後全國大饑荒餓殍遍地。河南等地農民外出逃荒要飯,竟然還得必須由他們所在的大隊批准並開具“證明”。主要是“證明”此人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之類的“階級敵人”,然後才有“資格”去外地要飯逃荒。換言之,地、富、反、壞之類的“階級敵人”那就連討飯當乞丐的“資格”也沒有了。

至於當時住在城市中的人們,同樣衣食住行都握在一個個“單位領導”的手裡。甚至你要討老婆、生孩子也得“單位領導”同意批准才行。而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買塊餅乾要糖果票。最後甚至還弄出了什麼肥皂票、牙膏票……總之民眾的一切的經濟來源、生計命脈都掌握在當局的手裡。只要你敢稍逆當局之意,便可叫你明天就有斷炊之虞,就無房可住。因此難怪有人感嘆:為什麼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那些記者、文人、教授,就敢與國民政府據理力爭,甚至對蔣總統也公開嘲諷、笑罵。而同樣也是這些人,到了毛太祖年代,一個個便像得了“軟骨病”似的。不但章伯鈞、羅隆基這些至少“名義上”是“在野黨”的領導,只要太祖一瞪眼,一拍桌就嚇得連忙檢討認罪。這世上有誰見過共和黨的領袖會向民主黨的總統認錯?保守黨的主席會向工黨的首相檢討的?而堂堂大學教授,知名作家、記者、文人不但讓當局任意潑“反黨”、“反社會主義”之類的污水,不但不敢據理力爭,且爭相自辱、自罵,幾乎眾口一詞“聖上英明”,“臣罪當誅”。猶嫌不足,還互相揭發亂咬,爭取“立功贖罪”。最後,民族精英,全軍覆沒;知識階層,斯文掃地。實自中華有史以來從未見過之怪現相,丑現象。究其因由,除極權專制的暴力鎮壓手段的殘酷之外,人們被剝奪得比《資本論》中定義的“無產階級”還更“無產”,而且一切的社會與維繫生存的資源,一切求生的途徑都掌握在專制極權者的手中,使全中國民眾陷入一個不作臣奴便無法生存的境地。哪怕你作販夫運腳,隱於山林也不可得。

雖然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搞“改革開放”,這種情況有了一定的鬆動。但當局控制全社會資源的總格局並無多大改變。當年曾有人調侃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別處不留人,我當個體戶”。話,可以如此輕鬆調侃,真正作起來則是另一碼事。如果你只是與某單位領導不睦,也許還可另覓“留人處”。但如果你一旦得罪了“我們偉大的黨” 誰還敢“留”你?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著名作家余傑,北大教授夏業良,還有著名記者笑蜀、昝愛宗、焦國標、包月陽、王克勤……以及南方報業集團中許多優秀編輯、記者,一且被當局在政治上打入“另冊”, 就沒有哪一個新聞單位或學校敢用他們。

這些人在他們的專業領域毫無疑義是精英,但若去當“個體戶”肯定不合格,年紀都不小了,這個“轉型”談何容易?而且你即便當成了“個體戶”,當局也可通過城管、工商、稅務、警察來天天騷擾你,直到你關張大吉。所以這些朋友除了“學習”孔老夫子“道不行,乘槎浮於海”遠渡重洋流亡異國外,留在國內就只好沉默甚至屈服。有的人甚至便去為虎作倀,或出賣良知當馬屁精。或人曰“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些被當局整治的“負面榜樣”,不言而喻就會釋放出大量的對當局“維穩”十分有利的“正能量”。說得直白點就叫“殺雞儆猴”。你們看見夏業良、余傑、笑蜀等人的“下場”了嗎?誰敢不聽話,明天你們的“飯碗”就會被砸!不要忘了,一切的社會資源和生活途徑都掌握在“我黨和政府”的手裡。所以你們還是最好不要去談什麼普世價值,民主憲政,更不可批評“我黨”,否則,能有“好果子”給你吃?這就是當今中國為什麼會如此萬馬齊喑,沒人敢說真話,敢表真態,逢迎拍馬大行其道的原因。

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李教授拍案而起的這一聲怒吼,終於證明,還是有人不怕進監獄,不怕丟飯碗。極權統治再霸道,人類良知的火種是撲滅不了的,必然還會薪火相傳,繼續頑強地燃燒。因而有不少網民,在看過這篇文章後,都大讚李沉簡教授的高風亮節,感嘆“又見知識人的骨氣”!“終究有人豁出命去講幾句真話了”! 更有人指出:在漫長的歷史中總有火種頑強地燃燒。在北大,蔡元培、馬寅初、胡適、林昭……承載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嚴。在民間,遇羅克,張志新,吳淦,陳雲飛,譚作人……不怕遭打擊迫害的維權律師以及千萬個聯署支持並踐行《零八憲章》的公民。這就是民心,民意。許多人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或以筆為旗的抗爭,也至少要做到不出賣人的起碼尊嚴和思想獨立。

中國人正在覺醒,專制必然滅亡。冬天既然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2018年3月3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