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第二次土改」模式,文革大屠殺論之三

一、土改模式:大屠殺的中國特色

        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治國,在他執政的二十七年裏(1949-1976),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有數十個之多。但是,對大規模的法外的集體殺戮取策劃、參與和縱容態度的卻只有兩個,即作爲毛時代開端的暴力土改運動和最爲毛時代最後一場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這裏,如果我們再用上一章使用過的西方「原型批評」理論框架對文革和土改這兩場政治運動中的大屠殺做一個粗淺的比較研究,便會非常清晰地發現兩者在源流、對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驚人相似。和土改一樣,文革中最大規模的幾次集體殺戮,如北京的「大興慘案」、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事件、湖南邵陽的「黑殺風」血案、廣東和廣西的農村大屠殺以及江西瑞金的「民辦槍斃」事件,都發生在中國農村,都原型於土改模式。

        發生在19678-10月的湖南道縣大屠殺事件中,策劃和組織者的理論基礎之一便是 「第二次土改」。他們認爲:「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殺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補課。而一些農村幹部則乾脆把它稱之爲第二次土改」。在這場大屠殺的實踐中也正是如此,據《中共道縣縣委關於道縣一九六七年「文革」中殺人情況的調查》(19871130日)記載,道縣第一個被殺的受害者是朱勉(國民黨員) ,曾被劃為「反革命分子」。用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區公安特派員陳智希的話來說,殺他的理由之一是「這個土改殺脫了的人,不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還殺不了他。這次殺得好。」 據譚合成的調查,自813日殺朱勉後濫觴的大屠殺,正起源於「第二次土改」、「土改補課」等等蠱惑人心的口號中。 广西在1968年间发生的集体杀戮是从它和道县接壤的地区「被传染」而發端的。在农村的大屠杀中,「第二次土改」或「土改補課」的指導思想也都被接受了过去。比如,三江侗族自治縣到1968710日,已經殺了80人,但是,在縣革委常委會的討論會上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縣人武部副政委龐積善講:「殺幾個四類分子沒什麼了不起。三江是和平土改地區。反動勢力基礎雄厚。……對四類分子殺的還不多,只缺乏個手續」。人武部科長馮景春講:「殺幾個四類分子完全應該」……據統計:在「文革」期間,被殺害的無辜群眾954人,其中被迫自盡182人。

         

        更有甚者,原來在五十年代的土改中被中共中央甚至毛澤東本人否定了的假案和亂打亂殺的做法,竟然在文革又重新拿出來作爲大屠殺的理由。發生在19687-9月的湖南邵陽「黑殺風」事件,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血案。這裏所謂的「黑殺風」,是指地富及其子弟組織的要暗殺貧下中農的「黑殺隊」的假案。它原發生在19513月,土改高潮中的老邵陽縣七區,即今邵陽縣内酈家坪、諸家亭一帶。据當事者回憶,這一血案大致如下:

    當時,由於有些幹部的文化素質偏低,工作作風簡單粗暴,加上階級敵人混入民兵基層組織,藉機生事,興風作浪,撲風捉影,嚴刑逼供、亂捕亂殺,以致出現了聳人聽聞的「抓黑殺隊」事件,在近一個月的時間内,到處一片打人聲,抓1000人,傷100人,死10人。驚動了黨中央,毛主席,幸及時發現,及時處理,險成大禍。

       就是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土改的假案,在文化大革命中竟又被作爲集體殺戮的由頭,在黑五類及子女中再一次「抓黑殺隊」,重蹈暴力土改的舊徹:「藉機生事,興風作浪,撲風捉影,嚴刑逼供、亂捕亂殺」,結果,文革中的邵陽「黑殺風」血案,共造成了322人被杀、669人被逼自杀,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這一傷殘數字,已經是土改時邵陽「黑殺風」事件的100倍左右!

        如文革農村大屠殺源流的追溯不難發見其來源於暴力土改,那麽對兩者人員對象、組織形式和運動方法的比較則更能使人對其土改模式和階級屠殺原型的一目瞭然。

       第一,從被害對象的構成來看,暴力土改和文革大屠殺的被害者大都是黑五類及其子女。儘管不少文革慘案也帶有强烈的政治屠殺的色彩,意在鎮壓另一派群衆組織成員。但是被害者的主體,始終是傳統的階級敵人及其子女。比如,作爲文革中農村階級大屠殺起源的北京「大興慘案」(19668-9月),621名受害者都是黑五類及其子女,比例達100%。再如,約一年後,這類大屠殺發生在湖南道縣及周邊零陵地區,据機密檔案記載: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零陵全地區其餘十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含右派)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部分人因報復殺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這裏,受害者中黑五類及其子女共為7633人,占了總數9093人的84%之多!又如,1968年發生在廣西的大屠殺是一種政治和階級屠殺混合型的集體殺戮,也是迄今爲止所知道的被害人數最高的慘案。但是据官方在1974年(民政局)和1981年(自治區區委處理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領導小組辦公室)進行的兩次對被害者階級成分的統計中顯示:傳統的階級敵人(即黑五類)及其子女分別佔了受害者總數的65.62%61.36%。在其他的一些農村大屠殺中,例如湖南邵陽縣的「黑殺風」事件,江西瑞金的「民辦槍斃」慘案和廣東的大屠殺,黑五類及其子女也都是受害者的絕大多數。

        第二,可以從施害者的角度來研究一下他們的人員構成,或許更能説明問題的實質所在。這些大屠殺的凶手大都是村隊幹部和基幹民兵,不少人還都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的積極分子,被稱爲「土改根子」。根據調查道縣慘案的作家譚合成的研究,正是「這些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在土改運動中和土改運動后,紛紛入黨做官,其中很多人成爲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等基層領導幹部。他們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既無公益心,又無道德標準和是非界限的約束……他們把流氓無產者的特質自覺不自覺地帶進了農村的全部政治和生產活動之中。」這些土改根子在廣西大屠殺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例如,廣西來賓縣大灣區在19682月大開殺戒前,武裝部副部長曾祥卿就是在開了「土改根子」會議,得到大力支持后開始的。 再如,19689月中旬,在廣西邕寧縣劉墟區壇兩村發生全家被殺絕的慘案。先是由壇兩村的「土改根子」召開群眾批斗大會,以所謂的「地富分子」黃英蘭土改時莫須有的「放毒害人」為罪名進行批鬥打死。又將其丈夫劉其曉棍打腳踢當場死亡。最後,這些殺人者又以土改中斬草除根的手法,殺害了他們的兒子劉次方(13歲)和劉次主(7歲)。

        第三,文革大屠殺和暴力土改在組織形式上有驚人的相似。從施害者的角度,在湖南、廣西和廣東農村大屠殺時都成立了不少體制外的殺人組織,如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和「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等。 這些使人油然想起土改時的「人民法庭」和用暴民和私刑處決地主富農的「貧下中農協會」。根據譚合成的考證:在道縣慘案中湧現出來的數以百計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其實「大多沒有具體的組織形式」,基本上是土改時成立的「貧協」(貧下中農協會)的一個「代名詞」。然而,在道縣大屠殺中第一個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是清塘區,而給那裏的農民出主意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竟是該區的負責人、人民法庭的專職幹部周仁表。他在817日動員殺人的會議上公開地說:「現在公檢法癱瘓了,真正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是先不用請示,事後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如果追溯這一暴民理論的來源,不難發現它源遠流長:早在中共1947年在晉察冀土改時就已經確立了。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晉察冀中央局公開提出「真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的意見要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也不能制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衆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

        1968年後邵陽縣的「黑殺風」血案中,作爲直接策劃者和指揮者的軍隊「支左辦」負責人柴德林,也同樣是在這一理論下,到處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在全縣刮起了「黑殺風」。無論是周仁表,還是柴德林,都是中共體制内的專職的領導幹部,他們爲什麽不用體制内的軍隊和法庭的名義殺人,而非要在體制外建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呢?其實,這正是毛文革的群衆專政的中國特色。一方面,這些法制外的組織還可以給他們帶來不必為自己犯下的任何反人道的罪行負責的好處。另一方面,一旦這些體制外的殺戮過火,他們又可以以體制內的面目出面來糾正以示公正。可謂收放自如、左右逢源。

        從組織形式上來講,非但施害者有他們的法外殺人組織,受害者也大都被强行「組織」進林林總總的子虛烏有的反動組織之中。比如,在四川土改中,就發生過多起製造假的 「暗殺團」,被組織進去的成員除了四類分子,還有不同意見幹部群眾。在貴州的土改中,有過震動全國的所謂的「破壞土改同盟軍」假案──「晴隆事件」,「該案被吊打的地主305人,農民12(致死的6),錯殺7人,逮捕的269人,自殺的20(地主13、富農6、農民1) 經新華社絕密的《內部參考》報道的全國性的大案,就有浙江省桐廬的「清共政治局案」,廣西信都「反共救國會」,山西 「稷王山遊擊支隊」; 廣東羅定縣的「地下軍暴動案」等等。這一現象,不僅和文革中的階級大屠殺一脈相承,更是擴大了數倍之多。在道縣大屠殺中,全縣被查出「反共救國軍」、「新民黨」、「農民黨」等七個以黑五類及其子女爲主體的反革命組織,當然這些全部是嚴刑逼供下製造出來的假案。到了一年後的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檔案中,我們則驚嘆於這類組織發展飛速,竟達百種之多。 非但有四類分子針對對貧下中農的「暗殺團」、「暗殺隊」,還有遍佈「四·二二」中的「廣西反共救國團」、 「反共救國軍」、「農民黨」、「平民黨」 、「6955部隊賀龍同盟軍」等。 以廣西樂業縣為例,19873月的處遺檔案中統計,全縣搞出了19個大型的反革命集團,計有各區報來的所謂板洪「反共聯蘇聯美戰鬥隊」、幼平「反共救國軍一○七一團」、山洲 「反共聯蘇聯美」、「國民黨先遣軍」、福樂「反共救國團」、中學「反共救國團67125樂業縱隊」、平茂「反共救國軍」、山洲「九九聯蘇反共戰鬥隊」、幼平「反共救國團飛虎軍暗殺戰鬥隊」、平足「中蘇聯絡站」、雅長「中華民族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樂業縱隊雅長六中隊」、達福「除暴安民」、縣城「中國青年黨」、「青年近衛軍」、「地下運輸隊」、「地下軍」、「山區紅師遊擊隊」等等。 清查這些「反革命組織」致使「使300多名幹部群眾…… 被打、被關、被公判。 其中就有12人被鬥打死或開槍打死,40多人被捕關押,37人被打致傷殘。  

        文革大屠殺和暴力土改一樣,「敵人」是可以根據需要隨意製造的。 即便你歷史清白,施害者也可以羅織罪名、把你隨意地「組織」到某個「反動組織」里去。 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先把清白的群眾貼上「反革命分子」的標籤后再殺,背後是蘊含著這樣一個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的簡單的法統邏輯: 反革命分子是階級敵人,是革命要消滅的對象。 既然這些人已經被「組織」入這一行列,在法外對他們處以極刑也就合理合法了。 因此,文革中的大屠殺不過是文革前自土改以來的政治運動中的殺戮的一種延續而已。 按以往政治運動的慣例,它不僅是合法的,還是合理的,只不過它的表現形式稍稍集中和誇張了而已。 

        第四,無論是暴力土改,還是文革大屠殺,都有一個特殊的殺人途徑和方法 ── 為奪取「浮財」而殺人,即謀財害命。在中共的暴力土改中,那些「土改根子」對地主富農私人財產的興趣就大大高於他們的土地。這一是因爲這些人大都是游手好閑的農村痞子,對於耕種土地致富從來沒有興趣。二是當時的中共政策也一度認爲:「挖浮比分地重要。農民追地主浮物財寶的時候,想不出好辦法」,便自然地發生了「逼死和打死人」。當文革大屠殺的施害者實施「第二次土改」時,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集體合作化中沒收了。所以他們暴力的焦點就更集中在私人財產上。屠殺對被害者來說,無疑是最大的悲劇。但對施害者來說,卻是一個令他們手舞足蹈的發橫財的開始。不少文革大屠殺的檔案記載了這樣一個循環不已的模式:在滅門絕戶式的血跡未乾之際,施害者們即刻進入了瓜分被害者財產的高潮,而原被害者家庭所有的雞鴨豬羊和有限的糧食,在大吃大喝的盛筵中被揮霍一空。在1968年江西瑞金民辦槍斃的慘案中,據調查者記載:

    我采訪到的每一個殺了人的大隊,無一例外都對被殺者的財產進行了公開的掠奪。每個大隊殺人的當天,都要開一桌大餐,大隊幹部和執行殺人的民兵可以飽餐一頓,而糧食和肉菜則是來自被害者的家裏……劊子手們前腳剛殺了人,後腳就殺鷄宰豬來犒賞自己。

        這一謀財害命的特色,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中更爲普遍,甚至凶手們還利用暴力土改時的「規矩」,來先訛詐浮財,后下手殺戮。比如,在道縣車頭區決定先殺害地主分子何文成時,治保主任何賢富先向他交代政策:「想活命不?想活,把浮財交出來,保你不死。」鑒於「這個政策土改時就有,何文成是個過來人,自然懂得,連連表示願意交錢保命。」不料,在凶手們騙得了他全部的積蓄180元人民幣后,還是把他殺了。至於一些逼不出浮財的地主分子及其子女,便按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殺掉。例如,道縣橋頭公社大江洲大隊開會殺人時決定先把一個75嵗的地主婆(秦秀容)和她5嵗的孫子(何國新)祭刀。這是因爲公安幹部逼不出土改時漏了的「光洋和存摺」,便以「秦秀容跟孫子傳授變天帳」為名把他們一起活埋了。

        1968年廣西的農村大屠殺中,各地還出現了一種爭相把四類分子全家「斬草除根」的趨勢。其背後就是爲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因爲把受害者全家殺光,就可以徹底地瓜分他們的所有財物。比如,1968818日,大新縣桃城區松洞公社黨支書趙福和打手趙健強等在殘殺了梁超文、梁超武、梁超廷一家三兄弟和父親梁基安後「糾集多人抄搶梁家的雞6只、鴨5只、鵝2只,當晚會餐。還罰沒梁家的稻穀180斤,人民幣26元,中豬1頭(毛重80斤)布12尺,木板4塊。把梁基安一家弄得人財兩空。」再如,在賓陽縣的大屠殺中,武陵區上施公社的兇手在殺害了黃澤先全家以後,「已經是次日凌晨4點多鐘了。這幫人回家後接著黃樹鬆又帶隊抄了黃澤先家,將所抄得的財物搬到本村小學,當晚全部瓜分乾淨。」屠殺之所以常常是「斬草除根」、滅門絕戶式的,來自於蘊藏在這一殘忍背後的骯髒卑下的謀財害命的動因。

        第五,從暴力土改到文革大屠殺的許多慘案裏,都無不伴隨著殘暴下流的性暴力。有的是殺父姦女、殺夫姦妻或為奸人妻(女)而殺人的現象;有的則是充分顯示了施暴者的性虐狂和性變態的心理。中國大陸學者智效民研究中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晉綏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不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富裕中農馮萬里的閨女就分給了貧雇農。……土改時,任有蓮和母親被關押起來,要硬性​​分配給貧雇農。母女倆堅決不從,便遭受繩子抽、棒子打、烙鐵燙等酷刑。」

        据譚合成的調查:「此類殺人奪妻(或奪女)案,在道縣文革大屠殺中。屢見不鮮,僅筆者手頭資料就有四十余起……根據民不舉官不究的原則不予立案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道縣唐家公社唐家大隊有一個名叫胡祥賢的23嵗的地富子弟,人非常老實。在屠殺時,生產隊幹部都説:「這個就不殺了。」但因爲胡有一個漂亮的老婆,被一個名叫熊天苟的貧農老光棍看中了,熊就堅決要求殺了胡祥賢。在熊終於奪人妻成功,美滋滋地準備當新郎倌時,又出現了兩個光棍要和他爭奪新娘,差一點打起來。最後,「熊天苟氣不過,乾脆一刀把女的殺了,免得三個人爭起來傷了階級感情。」

        据《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共十八冊、700多萬字)中的記載,這類案例到了1968年竟達到225個之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廣西的整個「處遺」工作中,因為中共不想向世人多暴露廣西文革慘絕人寰的醜聞和罪行,對施害者的審判和處理基本上是「寬大無邊」的。在數万名和殺人有關的罪犯裡,只正式槍決了10人。但就是在這僅有的10名死刑犯裡,有3名是因強姦殺人罪被起訴的。他們是:1)李超文,原廣西容縣六美鄉(大隊)民兵營長; 2)徐善富,貴縣大岑公社柳江大隊民兵營長; 3)王德堂,原廣西凌雲縣武裝政委,現役軍人,後任凌雲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對李超文和徐善富來講,共同點是在陷害和批鬥所謂的「階級敵人」時,強姦被害者的遺屬數十人。而為了防止「階級敵人」告發,他們都還進一步策劃殺人滅口甚至滅門絕戶。有時,甚至直接走向女性受害者,以「放水」(交給群眾暴力批鬥)為威脅,在女性受害者的極度驚恐之際達倒肆意姦淫的目的。以李超文案為例,他先是誣陷歸國華僑周恆志「藏有炸藥」,將其打成重傷。又在持槍周恆志回家時,以搜查為名,強奸了年僅十六歲的周的妹妹周惠炎。為了防止周恆志和家人告發,他又策劃殺害了周和其父親周德兩人。接著,周恆志的母親也被迫自殺,其妻也被迫至神經失常。這樣李超文就達到了霸占周惠炎的目的。與上述兩案相比,王德堂案則更具有在權力鬥爭勝利後佔有失敗者的妻女的色彩。因爲這一案件我們在上面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討論,這裏就不再贅述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死刑犯在犯罪的當時都是某一層面的國家機器的代表。雖然他們並不是得到上級的指令實施的性暴力,但性暴力是有組織的大屠殺的伴生物,而他們的身份又實實在在地展示了國家機器施暴的無法分割的責任。

        如果我們對那些案例稍作挖掘,還不難發現它們常常帶有一定的前設性和預謀性。施害者或在大屠殺發生以前就對被害的性對像有著非常強烈的性幻想或占有欲,或因性關係和被害者及其家人有過嫌隙和衝突。而大屠殺則給了他們不可多得的宣洩和報復的機會。例如,廣西合浦縣白沙公社發生殘忍的殺人事件。指揮殺人者之一的宏德大隊治保主任沈春先一直對地主朱有蓮的漂亮的大媳婦垂涎欲滴,揚言:「我們貧下中農老婆都沒有一個,地主仔竟娶到這麼靚的老婆。」於是他在大屠殺中指派民兵把朱有蓮的大兒子抓去大隊部後院,以其「調皮搗蛋」為罪名,用木棍把他活活打死。爾後又傳其媳婦到大隊進行調戲騷擾,要她嫁給他。因朱有蓮的媳婦不答應,他又連續殺了她丈夫的四個兄弟,滅了他們家的門。為此,朱有蓮的媳婦趕緊逃回她馬山縣的原籍。沈還不放過,跨縣去威脅朱的媳婦。為了擺脫色狼的糾纏,朱的媳婦只得遠嫁草江大隊和一位看水磨的老人。儘管命運如此多蹇,朱的媳婦還算是幸運的。有的婦女則因此而被滅口殘殺。例如,廣西天等縣都康區多信鄉民兵黃全瑤曾於1962年向黃全秀求婚被拒絕,19683月,黃又竄入黃全秀臥房實施強姦,被黃全秀反抗未遂。此後,黃全瑤存心報復,於196842日與民兵營長黃全通通謀將已懷孕8個多月的黃全秀推下事先已挖好的土坑里去活埋,「使黃全秀在坑下掙扎慘叫一個多鐘頭才死去。」

        重慶大學教授、中國獨立學者譚松在調查了川東地區的土改以後所説:「土改中的那些積極分子主要就是農村中的地痞、流氓和無賴。……當他們突然擁有了可以對女人爲所欲爲的權力時,這場中共宣稱的『偉大改革運動』會呈現出怎樣的下流性和殘忍性就可想而知了。」譚松不僅列舉了那些積極分子們發明的專門針對女性乳房和生殖器的種種刑罰,還列擧了他們故意殘殺孕婦、輪奸幼女的性虐狂和性變態獸行。可惜的是:文革在暴力土改后十六年后爆發,而施害者們在這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案例更不勝枚舉。廣西大屠殺 的機密檔案就揭示了相當數量未成年幼女和少女被強姦或輪姦。在天等縣「巴覽屯殺害紅軍遺屬及姦污孫女事件」中,被兇手輪奸的老紅軍趙維奇烈士的孫女趙笑浪僅12歲!因為她們尚沒成年,這些少女的命運常常更為悲慘。浦北縣北通公社的兇手們在殺害了劉政堅父子後,9人對年僅17歲的少女劉秀蘭輪奸了19次。事後又勒死了劉秀蘭滅口,還剖腹取肝,割去她的乳房和陰部食用。

        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檔案還記錄了:施害者們即便無法姦淫,也不放過受害的女性。他們在刑訊中有意著力於故意傷殘女性的乳房和陰戶,有時直接導致被害者慘死。而被害女性死後,他們還想方設法地以性暴力來侮辱她們的屍體。如1968年秋,南丹縣車河公社龍藏大隊在製造駭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的假案時,大隊革委副主任、大隊鬥批改領導小組副組長容盛強親自拷打15歲的少女容秀梅: 「把她的衣褲脫光,用燈去照和用火去燒她的大腿和陰部,容秀梅喊爹叫娘,呼天喚地,那淒慘的叫聲,那悲痛的哭聲,使大地抽泣,使高山落淚。但人面獸心的容盛強還厚顏無恥地威脅容秀梅:『你給我搞,保險你沒問題;你若不同意,就叫你死!』」以性暴力辱屍的案例也不勝枚舉,如靈山縣陸屋公社廣江小學女教師黃少萍,年方23歲,因出身地主,被殺死後,兇手把她的衣服剝光,並用木茹棍捅入陰道,陳屍路邊。再如,19689月下旬的一天,上思縣思陽公社主任陸巨吉佈置殘殺南寧展覽館押送回來的「四·二二」的本地俘虜。從南寧押送回來的女青年陸玉江和4個男社員活活打死。陸玉江死後被裸體陳屍路旁,並把竹木插入陰部示眾。

        1967年底到1968年秋的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殺人奪妻、殺人霸女、劫色劫財害命竟成為湖南、江西、廣西和廣東某些鄉村地區的一種社會常態。這些不齒於人類的獸行決不能用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來解釋;施害者的動機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於赤裸裸的奸淫擄掠的惡欲。

二、人向獸的轉化:廣西吃人風潮

        對廣西文革中吃人風潮的公開揭露,首功當屬現居北美的華人作家鄭義。 他在19861988年兩次冒著風險到廣西調查這一吃人事件,又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躲避通緝的流亡途中寫作,終於在1993年出版了《紅色紀念碑》一書。 由於鄭義所做的是個人的調查,足跡所限,只包括上林、鐘山、武宣、賓陽、靈山等七八個縣。 而在實際上由中央調查組在「処理文革遺留問題」中編撰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 當年的吃人風潮所及,有名有姓有統計數位的就有24個縣市,分別為靈山縣、欽州縣、橫縣、大新縣、上思縣、合浦縣、天等縣、巴馬縣、忻城縣、隆安縣、都安瑤族自治縣、浦北縣、馬山縣、扶綏縣、蒼梧縣、鐘山縣、武宣縣、來賓縣、武鳴縣、崇左縣、賓陽縣、上林縣、柳州市、和容縣。 除此以外,這套檔案中提到有吃人案件發生,但沒有具體細節的還有邕寧縣、柳江縣等,共為26個縣市。 為了便於讀者瞭解這一吃人風潮的起因、性質和規模,筆者曾特意根據檔案中的材料,編撰過一個〈《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覽表 ,附錄在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紀》的專題論文后,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仔細查閲。 

        要指出的是:上述機密檔案中提到的26個縣 (市) 的地理規模也是不完整的。 如曾參與處遺工作的中央工作組成員晏樂斌在文章中就提及他當年的筆記里還有貴縣、桂平縣、凌雲縣等發生過吃人案例,亦即至少波及29個縣。 另據廣西民間的學者鍥而不捨的多年調查,發現這一吃人風潮共波及了31個縣 (市)。 文革中廣西全省的行政區域,全區轄8個專區,4 個自治區直轄市。 除了南寧市、桂林市和梧州市這3個直轄市外,其餘9個專區、市全部有案情發生,波及率為75% 按縣級單位計算,當時廣西大約只有82個縣,涉案率為38% 換句話說,就地理規模上來講,將近一半的廣西土地上發生了吃人風潮。 

另外,這一風潮的數量規模在廣西是史無前例的。 這裡的「數量規模」有兩重含義:(1)被吃者的數目;2)參與者的規模。 就被吃者而言,僅根據《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的記載,有名有姓有統計數位的被吃者就有302人(次)。 因為這套檔案意在記錄該省的文革全過程,對吃人事件大都點到為止,有意無意的遺漏是必然的。 例如,鄭義當年調查過上林縣喬賢鄉的武裝民兵屠殺「四·二二」造反派的「木山慘案」。 他提到多人被剖腹取肝,其中老遊擊隊員鄭建邦被打死後,他長子不服,被批鬥並殺害。 隨即「晚上糾察隊剖活人肝,大隊里煮熟,十餘人分食。 稱沒有結婚的肝好,壯膽治病」。 兇手還準備「斬草除根」,吃掉鄭建邦的幼子鄭啟平,但終被他逃脫。 就此事,鄭義還訪問了兇手——當時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謝錦文。 可是此事在這套檔案里就沒有任何記載。 據廣西民間學者的多年調查,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有421人之多。 應當說這一數字是比較可信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四百多人的受害者規模不是很大。 就此,我們不妨再就同類事件做一些縱向和橫向的比較。 其一,據文革中的反韋國清的「四·二二」派調查,廣西公安廳長鐘楓承認: 在大躍進、大饑荒(1959-1962)中因為韋國清積極「反瞞產」,大約餓死了五十萬人。 但是廣西在這整整三年的饑荒中出現的人吃人的事件,只有很少的記載。 其二,安徽省在大躍進、大饑荒中是重災區,餓死了400多萬人,也出現了不少人吃人的「特殊案件」。 原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回憶,據一份當時絕密的〈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的報告統計:19591961年三年裡共有1289起人吃人事件,佔整個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400多萬的比例為0.032% 而這裡的「人相食」大都是指吃餓死人的屍體,僅有5% 8%是「殺人犯」。 換句話說,在安徽的大饑荒中,殺人相食的案例僅為103起左右 。而廣西文革中的殺人而食的比例,以「非正常死亡」的最低官方數字8.6萬人計算,則為0.48%,是安徽上述比例的15倍。 更何況安徽統計的是大饑荒三年的總數,而廣西文革中的被害者人數只是從1967年冬到1968年秋,即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發生。 

最後,三年大饑荒中的人吃人案件大都是個體性的,即隱蔽的個人行為。 連盜竊屍體都常常偷偷進行,還透露出人類起碼的羞恥感。 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帶有明顯的群體作案的鮮明特點,即大都是公開的、瘋狂的群眾運動 ──在光天化日之下群起剖腹、取肝、割肉、進食(下詳)。 就參與吃人的數量規模而言,更為前所未有。 據當年去現場採訪的鄭義的估計,其規模應當是「萬人吃人運動」。 這樣的食人群體的規模,恐怕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見的,至少在廣西是空前的。 這裏,我們不妨從吃人最多的武宣縣的檔案中摘錄一段,來看一下當年「革命群眾」殺人而食的瘋狂:

縣城游鬥打死湯展輝肉被割盡吃光。

6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龍鳳桂等人拿湯展輝上街游鬥,走到新華書店門前,龍基用步槍將湯打傷。 王春榮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心肝,圍觀群眾蜂擁而上動手割肉。 肉割完後,有一個老媽子割要生殖器,縣副食品加工廠會計黃恩范砍下一條腿骨,拿回單位給工人鍾桂華等剔肉煨燉吃。 當時在殘殺現場的縣革委副主任,縣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目睹這一殘忍暴行而一言不發。 當時正在召開四級幹部會,參加縣四級幹部會議的個別代表也參加吃人肉,造成極壞的影響。 

        武宣縣在文革中有二十二萬人口,縣城的每周或十天一次舉辦集市(圩日),每一次都有成千上萬人參加。就是在這樣的藍天白雲之下、人山人海之中,發生了成百上千、甚至上萬人的革命群眾把個別活人的肉「割盡吃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而現役軍人、革委會副主任和武裝部副部長竟然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以「目睹這一殘忍暴行而一言不發」的態度來縱容鼓勵。 從此,全武宣各地都掀起了新一輪吃人的群眾運動高潮。 在武宣縣的文明的最高學府武宣中學和桐嶺中學里還發生了學生吃掉老師、學生吃掉校長的血腥事件。 下面是檔案里的兩則記載:

武中師生批鬥打死教師,剖腹取肝,投屍江中。

  618日,武宣中學吳樹芳、覃昌蘭、王著尤、黃寧群、韋天社等5位教師被付屏堃、何培賢、李漢南等幾十個學生輪流批鬥。 到晚上8點批鬥吳樹芳,韋解安第一個用木棍打。 跟著陳恆軒、何少海、韋英瑜、蘇炳定、韋習實、覃家飛、覃允雅、黃東明、廖承、廖田保、何開朗、韋世銳、蘇崇富、李漢南、何建國、蘇就堅、林國 柱、黃海初、付屏堃等20人對吳樹芳進行毒打。 …… 過了一個多小時。 吳樹芳死於床上。 廖承到總務門前對總務廖振坤(東方紅軍區司令部頭頭)說:吳樹芳已經死了。 廖振坤答:「當狗死」。 廖振坤又對付屏堃說:「聽人說肝可以做藥,搞點回來」。  …… 覃馳能動刀,韋天社、吳宏泰、何凱生幫扶著屍體,剖腹取肝,付又責令覃馳能再割幾斤肉,都裝在塑膠袋裡,拋屍江中,轉回單位後。 潘茂蘭將人心、肝、肉放在廚房菜板上,由陳瑞陽動手分割,在場的還有付屏堃、廖承、陳志升、何開朗、韋解安、蘇崇富、蘇就堅、廖田保、何少海、何建國、林國柱、龔 培宜、韋英瑜、龍城等17人,他們分別在廚房和黃元樓房間煮吃,還有在走廊等處烘烤人肉人肝,整個學校,血跡斑斑,焦味充溢,滿目悲涼,令人觸目驚心,鬧得學校烏煙瘴氣。 

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敲死且被割肉挖肝。

71日晚8時,在桐嶺中學十丙班教室批鬥黃家憑同志,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會議並講了話,批鬥會持續約一小時后,謝東宣佈散會。 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押解黃 出會場,行至電話室門前時,覃廷多喝令「打」。 聲落棍下,朝黃打了一棍,其他人不約而同地蜂擁而上,將黃家憑亂棍打死。  2日上午,屍被學生黃佩農剖腹取肝,張繼鋒(女)等人將肉割下,只剩骨骼。 當天午後,在桐中廚房周圍,宿舍區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的情景,舉目可見,血跡斑斑,腥風飄蕩,火煙繚繞,焦味充溢,陰森慘狀,令人不寒而慄。 黃家憑同志,早年參加革命,曾任一二一縱隊第一支隊直屬中隊政治指導員和桂中支隊十八大隊長,廣西解放后,任過蒼梧縣副縣長、桐嶺中學副校長等職,「文革」中慘遭殺害,令人痛惜。 

        綜上所述,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數量規模上都是空前的。 同時,它在挑戰我們的認知和理解上也是空前的。 文明世界的人實在是難以想像歷史中的「惡」可能發展到何等瘋狂的地步,它甚至會在瞬間凍結和顛倒我們作為人的正常思維 ── 因為這類獸行實在太難以使人置信了。 著名義大利作家萊維(Primo Levi)在談到納粹大屠殺的時候說:在一開始聽到這些消息時,人們都是無法相信的: 「在1942年這個關鍵的年頭,關於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消息開始流傳開來。 雖然只是些模糊的隻言片語,但這些消息相互印證,勾勒出一場大規模屠殺的輪廓。 面對這些如此窮凶極惡的殘忍,如此錯綜複雜的動機,如此罪大惡極的罪行,人們往往難以相信它的真實性。」筆者以為,廣西文革中割肉挖肝的「群眾專政」與德國納粹的黨衛軍們在對猶太人大屠殺中使用的煤氣室和焚燒爐相比更為殘酷!       

        一般說來,國家機器在維持社會穩定上有其一定的中立性。 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的國家機器,都是某種社會法律和秩序的維護者。 在人類進入二十世紀的文明后,防止和制止人吃人罪惡的發生更應當是一種共識。 但在廣西文革中策劃、行兇和嗜血的,卻大都是國家機器的代表。 700多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經筆者閱讀時目數,有大約2000名有名有姓的直接殺人犯(剖腹取肝的兇手)和直接或間接策劃犯(殺人吃人的策劃和主持人)被點名,他們的政治身份和比例如下:

1 廣西文革吃人風潮中直接或間接殺人吃人的政治身份和比例

身份

人數

備註

武裝部長

7

包括縣、區、公社的人民武裝部部長、副部長

武裝民兵指揮員

17

包括民兵營長、排長、糾察隊長等

武裝民兵

78

幹部

18

包括革委會主任、治保主任和一般的隊幹部

總計/比例

120

占所有被點名的殺人犯(200人)的60%

資料來源:據《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整理。 

如上所述,絕大部分的吃人案不僅是中共國家機器的代表的親歷親為,還是他們推波助瀾的直接後果。 對吃人風潮的間接支援和直接縱容還來自權力的更高層面。 上一節中提到的武宣縣縣武裝部副部長和革委會副主任嚴玉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說,後來有人批評他不當面制止群眾性的吃人風潮,他還大言不慚地回答:「群眾的事,管不了哦! 換句話說,他認為這一 「群眾運動」並無大錯,不值得他挺身而出去阻止。 另外,給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指令去組織殺人,進而使他有機會搞出吃人的「共同專政」實踐的是他的上司、縣武裝部領導人段振邦。 

絕密版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的大量史實告訴我們:吃人風潮一般發生在省革委會(或省革籌小組)、省軍區發動的所謂的全省性的「對敵鬥爭」的運動中,諸如「刮十二級颱風」(對階級敵人)、「揪出反共救國團」、「落實『七· 三』佈告」等。在廣西各地的機密檔案中還可以看到:該地在成立了革委會後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吃人)的人數都要大大超過成立革委會之前。 比如武宣縣的縣革委會成立於1968415日,而幾乎所有的惡性的吃人案件則全部發生在縣革委會成立后。 據檔案不完全的記載:縣革委會成立前還沒有吃人事件發生,成立以後,自512日到717日,就有15起吃人的事件發生,27人被害。 612日,縣革委會主任、武裝部長文龍俊指示:「對敵鬥爭要刮十二級颱風。 方法是: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專政,把政策交給群眾。 搞階級鬥爭不能手軟,在批鬥中可採取多種形式,加上控訴會,訴苦會,遊街等等」以後,僅618日就在全縣發生三起吃人事件。 此外,好幾起惡性的吃人案件甚至都和各級革委會的成立有關。 例如,同年326日,都安瑤族自治縣拉仁區二譚鄉發生農民張旭被打死並被挖肝取膽的事件,就是「在召開會議研究成立革委會的時候佈置殺人」樹威引起的。 再如,415日,扶綏縣東門區卜葛公社的地主子弟黃緒川被民兵營長農邦信等人剖腹取肝煎吃的事件,就發生在當地革委會的成立大會上。 簡言之,革委會成立前,要殺人食人向紅色政權獻禮。 革委會成立后,又要給它樹威。 由此,這些所謂的「新生的紅色政權」嗜血性就表現了出來。 

對吃人罪行的縱容乃至褒揚,還表現在廣西國家機器的上層代表人物對兇手和吃人者的提拔上。 在武宣縣的檔案里,有一節是關於女民兵黃文留的。 據檔案記載:

   女,壯族,高小文化,194712月生於廣西武宣縣東鄉遵頭村。 …… 19685月參加東鄉區糾察隊任隊員。1968710日,東鄉區糾察隊在駕馬山圍捕刁其棠等人時,刁被擊斃,羅先全挖刁其棠的心肝,晚 上拿到東鄉區公所廚房煮好後,黃文留、羅先全等一幫人,結夥搭伴在鍋邊吃刁的心肝,黃文留還拿兩片回家給其母吃用。 19706月參加革命工作,197062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1225日中共柳州地委批准為中共武宣縣常務委員會、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因黃文留「文革」期間參與吃人肉,群眾反映強烈,為此中共柳州地委免去其縣常委委員、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職務,同時任她為中共武宣縣桐嶺公社黨委副書記。  19796月免去其桐嶺公社黨委副書記職務,調任柳州地區沙浦河水利工程管理局倉庫保管員。 對黃文留參與吃人肉一事,「處遺」期間,根據「處遺」政策再次處理,由中共武宣縣紀檢會整理材料,中共柳城縣委紀檢會履行手續上報審批,中共柳州地委於19831212日批准對黃文留的處分決定是:「清除出黨,撤銷干籍,分配當工人」。 

        一個積極參與殺人的女兇手和吃人者,竟然被韋國清的紅色政權提拔為「中共武宣縣常務委員會、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這不是向整個廣西社會發出「殺人有功」和「吃人有功」的鮮明信號嗎? 即便「群眾反映強烈」,中共柳州地委還是「任她為中共武宣縣桐嶺公社黨委副書記」。 直到1980年代「處遺」時才被開除黨籍。 據鄭義指出,韋國清對中央「處遺」中把吃人肉者一律開除黨籍和幹籍非常不滿,竟然反問道:「為什麼吃過人的人不能繼續當幹部? 」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上層代表人物對兇手和吃人者的縱容。 

行文至此,相信讀者會有這樣的疑問:當年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主要領導人是否知道廣西吃人的真相? 是否採取過什麼決然的措施立即制止? 答案是:他們應當知道,但並沒有看到他們採取的任何制止措施。 武宣縣老幹部王組鑒等人在1968年盛夏吃人風潮如火如荼之際,就通過北京的七八位老幹部的「內線」向中央直接送去了有關武宣吃人風潮的調查報告,中央 應當非常及時地瞭解真相。當然,毛等中共領導人絕沒有提倡過吃人,但是毛在文革前後刻意製造階級鬥爭、長期批判人道主義的一系列「最高指示」,諸如「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殘忍」等等,卻都在廣西的吃人風潮裡被兇手廣泛地引用,成為他們吃人的最高理論依據。 198665日,當鄭義在採訪鐘山縣「鄧記芳被活活剖腹,挖肝食用的慘案」的主要兇手易晚生時,這位老民兵就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護道:「幹革命,心紅紅的! 毛主席不是說:不是他們殺了我們,就是他們來殺了我們! 你死我活,階級鬥爭! 」聽了這一話語,鄭義「不禁感謂萬千…… 確實,這是一個觸及了吃人風潮下潛埋的體制基因的問題,實在值得人們深入反省。 在筆者看來,儘管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集團從沒有支持過吃人,也確實有過反對極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們仍難咎其責。 正是他們所建立的崇尚暴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所提倡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所發動的文革中一波波的殘忍的政治運動,在群體暴力事件中被極端化和異化,結出了廣西的吃人風潮的惡之果。 

人類花了數百萬年的時間,才最終從類同於動物的獸,逐漸地進化為文明的人。 在遠古時代,可能因為蛋白質的緊缺和生存的必需,除了其他動物,人類也常常食用自己的同類。 被中國人引為祖先的約五十萬年前北京周口店中國猿人,就曾被西方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推測為史前的「食人者」,因為在他身邊有「被砸開的頭蓋骨」和「燒烤」同種的「骨頭」。 這一類的食人習俗被美國學者鄭麒來稱為「求生性食人行為」。 但作者同時又指出,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即便這種「純粹是由於環境所迫而產生的絕望行為,而非預謀」的食人行為,仍為文明人所譴責,甚至還包括靠食人而活下來倖存者的自責。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千萬年文明所陶冶出來的人性和只知食慾所需的獸性的區別。 

如果說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吃人現象尚可以歸納入「求生性食人行為」,那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絕對不屬此類。 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出現的「人相食」現象,其動機都比較單純,大都是中國農民在樹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極端絕望的生死線上,一種迫不得已的人性向獸性的返祖沉淪。 如果我們把它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現象做一對比,便不難發現它們有很大不同。 除了吃人者(國家機器的代表軍人、武裝民兵等)和被吃者(黑五類及其子女、造反派)的鮮明的階級屬性不同外,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出現的「人相食」中,吃的是一切人肉,即求生的蛋白質的需求。 而廣西的吃人者吃的是受害人的心、肝和生殖器,因為據說這可以「壯膽、大補」。很明顯,這種吃人絕非饑荒所迫,而是蓄意謀殺。 

今天的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在研究人類某些返祖的獸行時,常常把原因之一歸結為歷史的「無意識積澱」。 就此,美國學者鄭麒來指出: 相比較其他民族,中國人自古代始,便有比較多的仇恨食人、養生滋補食人等「習得性食人」的風俗。 但對廣西吃人的兇手來說,原因並不需要追溯到年代湮遠的史前,因為他們的吃人來自有意識的、不遠的革命戰爭記憶。 作家鄭義和當年組織上林縣「木山慘案」吃人的兇手謝錦文有過一段如下的訪談:

他是當時的革委會主任,后又任大隊支書。 …… 見我只問吃人細節,頓時輕鬆起來,主動談起他光榮的吃人歷史。 謝參加過中共遊擊隊。 一九四八年,一奸細帶國民黨員警來抓人,他們殺了奸細,剖腹取肝分而食之。 (有史料記載:井岡山紅軍亦殺人吃心,尤其是新戰士。 原由與謝錦文一般:壯膽壯身)…… 我突發異想,問道:「過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還是這次煮的好吃? 答:「好是烤得好吃,香,這次是腥的。 」除了心理生理的極端厭惡之外,對這位食人者我還有幾分謝意。 感謝他點透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吃人是歷史的繼續。

        從謝錦文的回答中倒是透露了一個秘密:對敵人的「剖腹取肝分而食之」原來是一種革命傳統或革命遺風。 上文提到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照騰熟門熟路地參與剖腹取肝,並以和謝錦文同樣的理由(「他鼓勵大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讓群眾共食以示「共同專政」。可以推測,他們在以往的革命戰爭中,完全可能有過和謝錦文同樣的殺人食肝的經歷,而文革又給了他們製造了另一個機會。 鄭義遂有如下的感嘆:

可以吃奸細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種人」的肝,可以吃國民黨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對立派和「走資派」的肝。 紅軍、遊擊隊可以吃人肝,「革委會」、「貧下中農」、「革命群眾」自然同樣可以吃人肝。 只要是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便可!

廣西的吃人風潮似乎可以歸納為所謂的「吃人為革命型」,即革命群眾出於對階級敵人的仇恨的大義而吃敵人。 其實不然,當我們對一個個案例做進一步分析時,便會發現兇手的暗藏動機絕不是出於純粹的意識形態 ──「階級鬥爭」的理論。 首先,在被吃掉的敵人中有不少並不是四類份子,而只是四類份子的子女。 即便按中共文革中紙面上的階級路線,也應當反對「血統論」,即不能把他們錯誤地划入到階級敵人的範圍。 其次,被吃者當中有不少既非四類份子,又非四類分子女,有不少還是響噹噹的紅五類; 吃掉他們不過是因為他們有反韋的「四·二二」派的觀點而已。 在這套檔案里記載的武宣第一起吃人事件發生在1968512日。 被害者是兩名「四·二二」派的紅衛兵覃守珍、韋國榮,他們的階級成分並沒有問題。 但還是被「打死,爾後割肉挖肝,割完肉後將骨骼掛在會場周圍的樹上。 顯然,兇手的目的是蓄意製造紅色恐怖來鎮壓反對派。 

        1968524日,馬山縣林墟區興隆公社發生了一起「殺父食子」的滅門案。 先是大隊負責人、民兵營長覃振興宣布農民黃永勝(父親)「階級鬥爭表現不好」的「罪狀」,造成他的被害。 然後「白天殺父,晚上殺子,當天晚上又把未成年的黃少奇(11歲)、黃月明(14歲)押到水庫旁用繩子絞死並剖腹取肝,…… 當晚參加吃人肝」。這裡值得分析的是: 這些兇手為什麼不吃已死的父親的肝,而偏要向兩位未成年的青少年下手? 前面引述上林縣「木山慘案」中鄭建邦的兒子被剖腹食肝,鄭義在採訪中得悉兇手吃青少年心肝的真實動機是:「沒有結婚的肝好,壯膽治病」。 這一馬山縣的「殺父食子」案,很可能也出於同樣的動機。 

通過這些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吃人者的深層動因是功利性的變態私慾:活人的心肝可以延年益壽、治病養生。 在上述謝錦文、王照騰等的吃人案已經表露了這一陰暗企圖。 

然而,參與這一風潮的還遠不止上述的那些兇手,更有成千上萬的普通農民。 這些人和被吃者並沒有個人恩怨或財產糾紛,平日也絕非是兇神惡煞之輩,這裡就很難用簡單的「從眾心理」來做全部的解釋。 吃人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噁心的事,這些民眾的參與又不是被人用武器逼迫的,他也可以選擇不參與,因此我們需要更深入地解釋這些普通人人性中的惡為什麼被如此觸目驚心地激發出來? 

研究突發性的群體暴力事件的犯罪心理學告訴我們: 這些惡性事件的發生屬於「社會系統在一定環境條件下多種因素綜合作用所產生的複雜性後果」,這些環境和因素包括「場景和導火索」、「核心成員和圍觀群體」、「異常行為和雪崩效應」等等。 說到「核心成員」,我們在上一節裡列舉了國家機器的代表人物(如支左軍人、武裝部長、民兵指揮員、革委會主任等人)在這一吃人風潮中的具體的策劃、組織和親自行兇的「榜樣」作用。 此外,由他們在「圍觀群體」中散播的人肝可以「壯膽養生」的說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還可以補充的是:往往是這些「核心成員」 的上級領導首先製造了「場景和導火索」,使得後來吃人的「異常行為」水到渠成地發生。 

在《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讀者可以看到這些吃人風潮的背景基本上是規模大小不等的群眾性集會:(1)基層鬥爭會和宣判會,常常由公社書記和大隊革委會召開,鬥、殺黑五類;2)縣區級的「復仇」的追悼會和遊鬥會,大都為縣區革委會舉行的上萬人的會議,目的是為本派「烈士」復仇而血祭階級敵人;3)席捲全省的「十二級颱風」、「揪反共救國團」等運動,為省革委會、省軍區直接發動,由地區和縣的「四級幹部會議」層層貫徹。 除了煽動極端的仇恨心理,這些由執政者一手組織的群眾會議起了如下的催發作用:(1)通過革命權威向所有的「圍觀群體」 顯示了殺戮的正統性,以便「圍觀群體」無思想顧慮地緊跟;2)製造和編織敵情,煽起群情激昂的鬥、殺階級敵人的狂潮,以便「圍觀群體」失去自己的個性思考;3)通過宣判、侮辱、鬥、 毆打被害者把他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妖魔化和非人化,以便「圍觀群體」參與施暴時無道德負擔,因為他們的施虐對象已經不再是「人」。。 在這樣的群魔亂舞的場景氛圍下,當「核心人物」的「異常行為」(剖腹剜心取肝)發生時,「圍觀群體」衝破人性的臨界點,出於也想「養生治病長壽」等功利目的,發生非理性跟隨的「雪崩效應」就不足為奇了。 於是,這些普通人和代表國家機器的執政者和兇手一起製造了這一史無前例的吃人風潮。 

研究文革暴力的美國華裔學者喬晞華就人性的變異,介紹過西方心理學的三個著名實驗。 第一個是1950年代的「阿希從眾實驗」 Ash Conformity Experiments),它表明由於社會規範和社會資訊的影響,人在多數情況下會自然地選擇從眾。 第二個是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61年的「權力服從實驗」(The Milgram Experiment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Figures),它表明當普通人面對違背良知的命令時,人性並不能發揮太大的作用。 也就是說:人們會選擇聽從命令而不是跟隨良知。 第三個是辛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進行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它顯示惡劣的系統和環境所產生的毒害,能夠讓好人輕易地做出有違本性的病態行為。  這些實驗或可反映出複雜的人格世界:善和惡之間的界限並不是牢不可破的,邪惡也從來不是暴君和惡棍的專利。 

無論在地理規模還是數量規模上,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都是史無前例的。 經過我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惡性事件都是由政權的代表人物策劃和推動的,是有組織的群體暴力。 因此,它完全是一種國家機器行為。 當然。 我們也不能忽視群體暴力事件中所顯露的人性的缺陷:人與獸之間沒有絕對不能逾越的界限,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發和釋放了人性中的惡,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獸」的返祖轉化。 

三、無法結束的結束語

        根據迄今爲止所披露的機密檔案和經歷者的回憶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規模的集體殺戮事件大約有十多起。如果按國際學界流行的「群體滅絕/大屠殺」(genocide)的概念,它們又可以分爲四種類型:1)階級屠殺(如北京「大興」慘案、瑞金「民辦槍斃」事件、湖南邵陽「黑殺風」慘案等),2)政治屠殺(如青海2.23事件和寧夏青銅峽事件),3)種族屠殺或宗教清洗(如内蒙古「内人黨」事件或「挖肅」運動和雲南沙甸事件),4)階級屠殺和政治屠殺混合型(如湖南道縣血案和廣東、廣西的大屠殺慘案等)。這些對於基本上無自衛能力的人類群體進行的惡意的集體殺戮,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最黑暗和殘忍的最反人類的篇章。

        發生在中國文革中的這十多起大屠殺慘案,無一不是各級國家機器行爲。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爲共產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文革中,凡動用一個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須有中央軍委甚至主席毛澤東的親自批准。如中共黨内關於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文件,也承認:「(1)廣西殺人多是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2)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當然在每一個集體殺戮事件裏,施害的國家機器的級別層次和它們發揮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劃和組織;有的是積極參與;有的則是縱容默認。

        文化大革命中,在各級黨組織一時癱瘓的情況下,中共的軍隊幾乎承擔了國家機器的全部職責。軍隊幹部紛紛成了各級革委會 ── 新的國家機器的主要負責人。軍隊還軍管了公安、法院、監獄等其他重要的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中共的軍隊歷來是其國家機器中最保守、最黑暗又最腐敗的組成部份。在階級鬥爭中這支軍隊所有的,只是五十年代亂打亂殺的「鎮反」和「武裝平叛」的經驗。而毛澤東卻在19671月異想天開地號召他們去「支左」,同時又賦予他們開槍「鎮反」的權力。如果我們再用上面用過的西方「原型批評」的方法來研究文革中由軍隊直接執行的大屠殺,便不難發現它們其實都逃不脫五十年代初期「鎮反」運動的原型。

          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治國。但是,對大規模的法外的集體殺戮取策劃、參與和縱容態度的卻只有兩個,即作爲毛時代開端的暴力土改運動和最爲毛時代最後一場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對這兩場政治運動中的大屠殺做一個粗淺的比較研究,便會非常清晰地發現兩者在源流、對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脈相連和驚人相似。和土改一樣,文革中最大規模的幾次集體殺戮,如北京的「大興慘案」、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事件、湖南邵陽的「黑殺風」血案、廣東和廣西的農村大屠殺以及江西瑞金的「民辦槍斃」事件,都發生在中國農村,都塑型於土改模式。

        作爲文革大屠殺的惡性衍生物,廣西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狂潮。毫無疑問,這是一種人類返祖的獸行,標志著由「人」向「獸」的可恥退化。然而,根據機密檔案的記載:絕大部分的吃人案不僅是中共國家機器的代表的親歷親為,還是他們推波助瀾的直接後果。 對人吃人風潮的間接支援和直接縱容還來自權力的更高層面。儘管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集團從沒有支持過吃人,也確實有過反對極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們仍難咎其責。 正是他們所建立的崇尚暴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所提倡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所發動的文革中一波波的殘忍的政治運動,在群體暴力事件中被極端化和異化,結出了廣西的吃人風潮的惡之果。

        可悲的是:目下的中共領導人還在極盡全力地在政治上返回毛澤東時代。這樣,文革大屠殺這一頁就不可能永遠地翻過去。本文的結束語也就不可能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