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國際 中美關係 托馬斯·弗里德曼:從反恐戰爭轉向對華戰爭?

托馬斯·弗里德曼:從反恐戰爭轉向對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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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經歷了為期20年的建國實踐失敗後,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這讓許多美國人和分析人士說,“早知如此,我們就不會走這條路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但它仍然提出了一個問題:今天,什麼樣的外交政策會讓我們可能在20年後回顧的時候說,“早知如此,我們根本不會走上這條路”?
我的答案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中國。
我的擔心可以用幾段話來概括:從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是美中關係的一個紀元。有許多起起落落,但總而言之,這是兩國經濟穩定一體化的時代。美中一體化的深度有助於推動世界經濟實現更深層次的全球化,並支撐了世界兩個大國之間40年的相對和平。請永遠記住,對穩定具有極大破壞力的世界大戰正是大國衝突帶來的。
簡而言之,如果不提美中關係,就無法解釋世界在這40年所經歷的相對和平與繁榮。
然而,過去五年里,美國和中國一直在脫離一體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甚至可能走向徹底對抗。在我看來,造成這種逆轉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在國內外日益霸道的領導風格、“無論如何都是我贏”的貿易政策以及不斷變化的經濟結構。
也就是說,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兩國——更不用說許多其他國家——很可能在20年後回顧現在的世界時會說,2020年代初美中關係的破裂,使世界變得危險起來,不再似過去那般繁榮。
起初,這兩個巨頭在檯面上來往密切,偶爾在台下使絆子,現在變成了在檯面上生意少了,台下使絆子越來越激烈——激烈得連檯面都快要打破,兩敗俱傷地離開。也就是說,面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網絡空間以及越來越多的無序地區,世界的管理應對能力大為下降。
但在我們從與中國“合作競爭”轉向與中國對抗之前,我們應該問一問自己一些尖銳的問題。中國也需要這樣做。因為一旦這段關係不復存在,這兩個國家可能會非常懷念它。
首先,我們需要問:在一個崛起的大國和一個維持現狀的大國之間,我們與中國的競爭/衝突在哪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哪些方面可以通過明智的政策起到抑制作用?
讓我們從不可避免的部分開始。在經濟一體化40年的前30年左右,中國向我們出售了我所說的“淺層商品”——我們身上穿的襯衫、腳上穿的網球鞋和屋頂上的太陽能電池板。相比之下,美國向中國出售“深層商品”——深入系統的軟件和計算機,中國需要並且只能從我們這裡購買。
那到了今天,中國現在可以製造越來越多的“深層商品”,比如華為5G電信系統,但我們之間缺乏互信,無法在我們的家庭、卧室和企業中安裝其深層次的技術產品,甚至不再向中國出售我們最深層次的商品,例如先進的邏輯芯片。當中國賣給我們“淺層商品”時,我們不在乎它的政府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還是素食主義。但當談到我們購買中國的“深層商品”時,共同價值觀念很重要,但它們卻並不存在。
然後是習近平主席的領導戰略,即把共產黨的控制延伸到中國社會、文化和商業的每一個角落。這扭轉了自1979年以來中國逐漸向世界開放的趨勢。再加上習近平讓中國絕不能再依賴美國的先進技術的決心,以及北京願意不惜一切代價——購買、竊取、複製、發明或恐嚇——以達到這一目的,所有這些都讓中國變得更具侵略性。
但習近平這一手玩得過頭了。竊取美國技術和對美國機構的滲透程度已經變得令人無法容忍——更不用說中國決定扼殺香港民主、消滅中國西部的維吾爾穆斯林文化,並利用其經濟實力和戰狼外交官恐嚇要求對武漢新冠病毒起源進行適當調查的鄰國,例如澳大利亞。
習近平正在讓整個西方世界反對中國——反對到什麼程度 ,我們將在中國舉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時看到——並促使美國總統及其前任將對抗中國確定為美國的第一戰略目標。
地緣政治諮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納德·穆薩維扎德(Nader Mousavizadeh)建議,如果我們現在要將關注點從中東轉移到對抗中國的不可逆轉的戰略上,我們應該先問三個基本問題:
首先,穆薩維扎德說:“中國社會巨大且不斷變化,我們是否對其動態有真正足夠的了解,就決定說在全球傳播威權主義是它不可避免的使命?尤其是當它需要美國將反對的決心代際傳遞下去,反過來又會導致一個更加民族主義的中國?”
長期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高級顧問的穆薩維扎德說:其次,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的聯盟網絡是“美國獨有的資產,那麼在與我們的亞歐盟友講述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新現實時,是否也同樣做到了傾聽——確保在對待中國的共同方針中包含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因為做不到這一點的話,任何聯盟都會瓦解”。
毫無疑問,美國對抗中國的最佳方式是做中國最討厭的一件事——這個聯盟的建立基於法治、自由貿易、人權和基本會計標準等共同的普世價值基礎上,與中國進行廣泛的跨國聯盟對抗。
當我們把與中國的對抗變成美國總統與中國主席的對抗時,習近平可以輕鬆地利用中國所有的民族主義者,讓他們站在他一邊。當我們讓世界與中國在何為最好和最公正的國際規範對立時,我們就可以孤立北京的強硬派,並讓中國更多的改革派站在我們這邊。
但即使面對一個全球聯盟,中國也不會只對國際規範的高姿態談話作出回應。這種談話必須得到經濟和軍事影響力的支持。許多美國企業現在正在推動取消特朗普對中國徵收的第一階段關稅——而不是要求中國首先取消導致這些關稅的補貼。不能這樣做。與中國打交道時,說話要溫柔,但手裡始終要有大額關稅(和一艘航空母艦)。
穆薩維扎德認為,第三個問題是,如果我們認為,在經過了20年的反恐戰爭之後,我們的首要任務現在必須是“國內修復——通過解決基礎設施、教育、收入和種族平等方面的巨大赤字”——強調中國威脅是更有用還是更危險?它也許能點燃美國人對國家復興的激情。但這也可能點燃整個美中關係,影響從供應鏈到學生交流,再到中國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方方面面。
無論如何,在我們從反恐戰爭轉向對華戰爭之前,以上是我會先考慮的事情。讓我們認真思考一下。
我們的子孫會在2041年感謝我們。